北歐犯罪文學題材還是很值得關注和玩一下的_風聞

歐美各國的現代暢銷書榜上都不乏犯罪文學題材的作品，但將這一類型系統化、理論化，並且能發展為一種蔚為大觀的文學流派的，北歐是獨一檔。隨着網絡時代傳播手段的多元化，北歐犯罪文學也以各種軟件平台為載體被改編為電影、話劇和網絡遊戲。文學界、史學界和社會學界等各國人文科學的相關研究圈子，對這個發端於90年代初的現代文學流派已經做出了相關程度的研究。涉及到本文的主題，可以説這是對現實中北歐警察以及社會治安問題的藝術化的反映。

問題是，北歐60年代就有Maj Sjöwall 和Per Wahlöö這兩位犯罪文學的開山祖（代表作：Den skrattande polisen 大笑的警察），但真正被圈內廣泛認定為一種特殊流派，要追溯到更晚的90年代初，這正是思想上後個人主義、經濟上新自由主義、政治上歐洲去中心化在北歐橫行的時候，也恰恰是北歐犯罪數量開始顯現激增態勢的時候。

對比同類型的英美犯罪文學，來自北歐的犯罪“敍述範式”確實是獨樹一幟的。在數量眾多的北歐犯罪文學作品中，警察的羣體形象不再是單純的國家機器中一環，更多地充當了“平民”與“罪犯”角色互換的媒介，於是，“警匪”對立而引發的善與惡等道德因素被大幅度弱化，作者把這一塊“留白”給讀者做進一步的社會倫理價值的評判，在Stieg Larsson的千禧年三部曲中，讀者們可以發現警察、受害者、罪犯三者之間頻繁地以隱喻的（metonymy）的方式互換角色，如果視角放在警察身上，很難説這一方在作品中還承擔着“懲惡揚善”的社會教化功能。

警察在作品中不但被消解了社會倫理的擔當，而且他們的“職業存在感”也被邊緣化，取而代之的是崛起的民間調查團或者私家偵探，於是小説中窩囊廢物的警察形象比比皆是。而且相比警方，民間偵探團更易於和檢察官和法官做利益交換。有興趣的讀者可以把北歐犯罪片和美國同類型的大片做一個對比。美國犯罪題材的藝術作品要麼是能塑造責任心十足、敢打敢拼的所謂“現實”的英雄警察，要麼是作者不滿於現實的犯罪率上升和警察破案無能，不得不假託一種“超現實”形象的塑造作為替代品，比如超人、蝙蝠俠、蜘蛛俠等漫威主角作為一種“精神鴉片”風靡全球。但北歐犯罪文學走的是另一個路徑，直接把犯罪過程的血腥殘酷做一種白描（melodramatic narration），有一種近乎變態的反社會美學的戲劇效果，而且赤裸裸地展現犯罪調查結果的絕望無力感，絕不去試圖填補一種大團圓結局麻痹讀者。在這些作家看來，讀者對“惡有惡報”的期許本身也是一種“心理結構的罪”。他們的筆調就如同北歐深冬一樣有一種深入骨髓的冷峻，被公檢法判定的“罪”其實並不是世俗的“罪”，因為所謂的受害者往往給人一種自我犧牲的獻祭感（難怪現實中有“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既然如此，也就無所謂“罰” 了。

那麼，警察無論作為“自我”還是“他者”，應該如何定位？小説中的警察，在現實中，具體實化為了一種“冗餘”的社會存在。尤其是在當下的北歐社會轉型期，這一“冗餘”感進一步被放大，雖然在打擊犯罪，守一方平安方面無法真正做到衝鋒陷陣，但是在北歐的學者和民眾反思他們的“福利社會”的治理模式時，他們卻經常“衝到第一線”，成為批判的標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