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產税開徵：中國的人口老齡化與財政困境_風聞

有句古話叫“一葉落而知天下秋”，現在想來，先賢誠不欺我。

三年之前，筆者還在內地某省做村鎮幹部，突然得知鄰縣幾個吃財政飯的事業單位已拖欠數月工資，後來瞭解到，因地方財政缺錢，這幾個單位的工資就只能延遲發放了。這在當時給我造成了很大沖擊，讓我意識到，“鐵桿莊稼”的財政飯怕是不能再吃了，因為地方缺錢了。當然，我也相信當地政府也會盡力提升我這些村鎮幹部的待遇，但是如果地方缺錢，這種提升的幅度恐怕會比較有限，所以，在與家人溝通之後，我就辭去了公職。

在內地大多數省份，地方財政無疑要靠中央的轉移支付，因此，地方的缺錢實際上反映了中央財政的狀況。在2016年，國有企業大規模的債轉股，某種程度上也顯示出中國財政的緊張程度，要知道，上一次如此大規模的債轉股發生在1999年，當時中央政府的財政赤字為1503億元，恰恰是1949年以來的最高紀錄。

筆者並不是經濟學者，也不敢自詡財政專家，但筆者對現代政治史卻極為熟悉，西歐、蘇聯、日本和台灣等地活生生的現代政治史告訴我一個縈繞已久的預期：一個年輕人口（即納税人口）越來越少、老年人口（即食税人口）越來越多的國家，政府的財政必將承受越來越大的壓力。因為，一方面，納税人的持續減少，意味着政府的税收很難避免不斷減少，另一方面，食税人的逐年增加，昭示着政府的開支很難避免不斷增加（養老金、社保、醫保等支出）。在一個人口基數極其巨大的老齡化國家，這幾乎是一個無解的治理難題。

人口老齡化與財政困境

以日本為例，1990年，日本未成年人人口約為2000萬，人口比率為18%，政府的一般税收高達60萬億（日元）；到了2015年，日本未成年人下降到1360多萬，比率為12.9%，該年日本的一般税收收入下降到了56萬億，要知道這還是發生在2015年的税率遠高於1990年的情況下（未成年人比例的持續下降，意味着將來納税人口的不斷縮減）；與之相反的是，1990年，65歲以上的老齡人口約1200萬，比率為10%左右，政府的財政支出為69萬億日元；到了2015年，日本的老齡人口達3300萬，比率高達26.7%，政府的財政支出則急劇飆升到96.7萬億日元（其中絕大部分增長源於老人食税人口的增加）。

日本歷年未成年人與老年人的人口比例圖，與這種死亡交叉趨勢相伴的，是日本國財政支出的急劇增長和收入的鋭減，人口危機導致的財政危機使得日本國走向衰敗

中國財政可能出現的困境

那麼，中國未來的人口年齡結構，將會以怎樣的趨勢對政府財政產生壓力呢？筆者認為，中國人口老齡化產生的財政壓力，將會在近幾年內急劇攀升，這是由兩個很現實的原因導致的。

一方面，隨着中國計劃生育一代進入勞動力市場，成為納税人的主體，中國的税收收入將毫無疑問地受到影響。從1984年起，中國開始在全國範圍內實行計劃生育政策，這使得中國的85後年輕人人數從該年開始大幅降低，這也意味着，隨着時間的推移，人口相對較少的計劃生育85後將不斷接替此前人口相對較多的嬰兒潮一代，承擔納税義務，中國的税收收入將不可避免地出現年際減少。這種現象，已經在日本、台灣、歐洲等老齡化的地區發生過。

由上圖可以看到，中國財政未來將面臨人口龐大的60後從納税人變成食税人的巨大財政衝擊，同時，這個國家的新納税人（85後、90後）也在逐年減少

另一方面，中國的新生人口在1961年之後迅速增加。這股上世紀60年代的巨大人口潮將在2020年及以後相繼由納税人口變成食税人口，這種改變將會逐年增加中國政府的財政支出額度，這是完全可以預見的。

因此，在納税人口逐年降低，食税人口逐年上漲的情況下，中國的財政壓力將在未來數年內迎來真正的、持久的洪峯，這一前景無疑應當引起決策層、投資者和行業人員的警惕。

財政困境的後果

財政困境將會導致什麼後果？

常識告訴我們，當政府陷入財政困境後，在努力借債的同時，她將不得不採取加税和減支的措施，這些都是政治上極為痛苦的政策。這也意味着，那些財源豐厚的税種必然會被徵收，某些能夠加大徵税比率的税項必然會加大，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與此同時，那些非必須的、政治效應或經濟效益低下的企業和單位，將不可避免的被減少甚至裁撤——這關乎很多人的命運。總而言之，財政困境將會逼迫政府提高效率，無論是通過改革，還是通過甩包袱。

因此，那些依託財政的低效單位或虧損企業，無疑需要努力改善效益，以免未來成為包袱；那些冗餘的行政人員，無疑需要提升自己，以免無法適應新的未來。畢竟，只有未雨，才談得上綢繆，只有慮遠，才可能排除近憂。

同樣，現代政治史告訴我們，財政問題有可能導致政治動盪和不穩定，國家無疑應對此深以為警，以備不虞。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會和1987年的戈爾巴喬夫改革，都是因政府為了解決財政困境的改革所致。

其中的教訓，不可不慎，這是一個很少談論中國事務之愛國者的一點揣揣愛國之心。我也深信，我們中國人能夠克服這一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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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通過財政預判政策

一個真正理解政治的人，必然能夠意識到，通過理解一個國家的財政狀況和風險，必然要比通過揣測人事更能預見其政策的變動。因為，在政治上，處境要比人更能決定決策者的政策取向。這種區別決定了所謂的政治觀察家，到底是街頭侃大山還是真正的預見者。

王安石變法，法國杜爾哥改革，內克改革，卡隆改革，清末改革、斯托雷平改革、朴正熙改革、中國79年的改革開放、戈爾巴喬夫改革等等，都是因為財政困境。

因此，基辛格之所以能夠預料到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不是因為他理解了戈爾巴喬夫的軟弱，而是因為*“我們（基辛格）意識到俄國的政治目標已經傷害了她的財政基礎”（《大外交》，基辛格）。*

*“帝國使克里姆林宮變得更窮而非更富了，越南使得蘇聯每年支出35億美元以上，古巴49億美元，安哥拉、莫桑比克和埃塞俄比亞30多億，尼加拉瓜10億，大國雄心每天使得克里姆林宮耗資3500萬美元，更不用説阿富汗戰爭了。”**——美國前總統尼克松《1999：不戰而勝》*推薦收聽語音節目，鏈接：《如何通過財政預判政府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