芳華散盡戰場老兵：最可敬、最偉大、也最危險的人_風聞

今天，本文將以戰場老兵作為範本，向大家講述，什麼才是政治上最具破壞力的羣體？

本文摘自《無可匹敵的力量，羣眾運動》之《何謂險民？一、戰爭老兵》

毫無疑問，在戰場上為國流血犧牲的老兵們，無疑是最可敬、最可愛的人。然而，一個常常令人苦惱的現象就是，當戰爭結束，那些經歷過戰爭磨洗的老兵們歸國之後，卻往往會成為一個社會最不穩定、最激進，同時也是最危險的羣體。

從一戰結束前後的俄國革命、德國革命、匈牙利革命，到20世紀20年代的土耳其大國民運動、意大利法西斯運動、波蘭畢蘇斯基政變、德國納粹運動、法國“火十字運動”，再到30年代的美國酬卹金大進軍，以及二戰後的各國反殖民運動、國共內戰，甚至90年代的蘇聯解體的過程中，退伍軍人都發揮着非穩定性的作用，且往往在動盪中扮演關鍵的破壞性角色。若以實驗範本的研究態度來看，這些現象無論如何都不應該是一個巧合。

法國殖民地阿爾及利亞獨立運動的中堅領導力量，二戰法軍中的阿爾及利亞老兵，阿爾及利亞國父艾哈邁德·本·貝拉（左）即是法軍二戰老兵

按理説，那些在戰場上鏖戰多年的老兵們，無疑是最忠貞、最愛國的羣體，卻為何會在歸來之後，成為一個國家政治穩定的隱患？這無疑是一個值得深究的問題。

若單純從道德輿論和學院教育的角度來審視的話，這肯定會是一個永恆的不解之謎。但是，若能從現代羣眾政治的視野來看的話，那麼，戰場歸來的退伍老兵們，在一個市場化的和平社會里面，幾乎肯定會淪為動盪革命的火種。

最不滿的羣體：付出與回報最不匹配

（參考鏈接：《探尋的革命本源：不滿何以形成？》）

一個社會最容易出問題的羣體，即是那些對現有秩序最不滿的羣體。那麼，什麼樣的人最容易不滿？在此之前，首先需要理解什麼樣的人不會產生不滿。

窮人並一定會感到不滿，因為只要窮人覺得貧窮是理所應當的，只要窮人感受不到富人優渥的刺激，貧窮就不會導致不滿。印度的低種姓人生活極為貧窮，朝鮮的鄉下百姓遠不如都市，但是隻要低種姓的印度民眾認為貧窮只是神靈的考驗，只要朝鮮的鄉下百姓感受不到富裕的美好。他們就不會有一絲一毫的不滿。腐朽的觀念和狹隘的視野，能夠急劇降低人民對自己未來的期望，如果貧窮的生活完全符合他們的預期，那麼，一切就會理所應當。

真正可怕的情況是，一個人因為付出很多，因而催生了較高的預期，卻得不到與預期契合的回報，那麼，他就必然會產生不滿。在大多數現代道德的觀念裏，在戰場上為國犧牲的軍人，無疑是付出最多的羣體。按照付出的程度，他們理應享受足夠的尊重和認可。然而，在大多數國家裏，一旦戰爭結束，戰場老兵們返歸和平社會之後，卻很難適應非軍事化的生活，他們在經濟上常常淪為失敗者，而輿論的“推崇、尊敬和安撫”只能增高他們的預期，加深他們的恥辱感，卻並不能彌補他們現實中的痛苦。

以蘇聯末期的阿富汗戰爭為例，習慣於戰場殺戮的俄國老兵們回國之後，發現自己已完全不能適應國內改革之後的和平生活，他們“學會了開槍，習慣輕易出手殺人”，變得易怒，兇狠，有殺人傾向，以至於難以勝任和平崗位，俄警察部門曾對“戰場老兵”們開放，但這些戰爭勇士們當上警察之後，往往將戰場習慣帶回，肆意行兇、施暴，反而成為社會公害。據當時的調查顯示，75%的“戰場老兵”離婚或家庭矛盾尖鋭；60%以上的“戰場老兵”對工作極不滿意，經常跳槽。以至於竟有50%到70%的“戰場老兵”，認為兇險的阿富汗戰場也要比安寧的國內好受。

美國的伊拉克、阿富汗戰爭老兵們同樣如此，兇猛善戰的戰場勇者們載譽歸來之後，卻常常成為和平時代的孬種。在幾乎完全與戰車相反的和平社會評價體系下，他們曾經的特長和優點很容易變成缺陷，心理的落差、失望和不滿是可以理解的。

作為一個付出與回報最不匹配、對和平社會最不適應的羣體，戰場老兵們幾乎肯定是最容易產生不滿的社會羣體，因此，他們也最容易對現有秩序產生抵制和反抗情緒。對於政治家們來説，這就是風險所在。

1982年的美國電影《第一滴血》，塑造了一個因多年參加越戰，回國後無法適應和平生活，被迫反抗當地體制的戰爭英雄角色

最有組織的社會羣體之一

（參考鏈接：《強大的組織如何構造：從宗教來看》）

戰場老兵們的政治破壞性，不僅僅體現在他們的不滿程度上，更體現在他們令人生畏的組織能力上。

作為戰場老兵，軍隊的經歷，教會了他們紀律和組織的重要性，使得他們更容易習慣於作為組織的分子而存在；而殘酷戰爭中的休慼與共，又使得戰場老兵們之間往往具有一種超出常人的血脈友誼；更重要的是，曾經的戰爭英雄們，迴歸和平生活後的巨大不適應感，又使得他們更傾向於在感同身受的自己戰友羣體中尋求慰藉和共鳴，這種無可替代的情緒使得他們相比於其他人更容易保持集體的親和感與向心力。

對越自衞反擊戰時間並不長，但戰爭帶來的參戰老兵團體卻對時間具有相當強的抵抗力

就像歷史經驗顯示的那樣，哪怕是到了1932年，美國國內的一戰老兵羣體（一戰1918年結束），依然保持着緊密且獨特的聯繫，並在該年6月份製造出轟動世界的衝擊國會事件；同樣，在1923年11月，當曾經的戰場老手阿道夫希特勒邁開腳步，決定發動慕尼黑政變的時候，巴伐利亞地區的戰爭老兵羣體立刻展現出步調一致的行動力。

所以，無論過去，還是現代，無論是中國，還是西方，戰場歸來的老兵們永遠是一個社會最有組織能力的羣體，也是最具政治動員能力的羣體，他們註定是大革命家眼裏的寵兒。

戰爭規模和時間、社會結構決定了破壞性

既然戰爭老兵往往是和平社會中最不滿、最有組織能力的羣體，那麼在怎樣的情況下，這些戰爭老兵才最有可能製造出大規模的動盪呢？

在我看來，戰爭老兵的破壞力往往與以下三個因素有關。

一、戰爭持續的時間和規模。

戰爭持續得越久，老兵們在戰場上呆的時間就可能越久，戰爭結束後，老兵們迴歸和平生活的不適應感就會越強，他們對現行秩序的牴觸情緒就會越強烈，被激進勢力裹挾的可能性就越大；戰爭的規模越大，戰爭老兵的規模就越大，戰爭結束之後，隨着裁軍工作的進行，他們對社會的潛在破壞能量可能就越大。

二、國家的體制

作為一個相對不善於製造利潤的羣體，戰場老兵歸國之後的待遇，很大程度上也取決於一個國家的體制。

國家若是掌控了大多數社會資源和崗位，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按照軍功安置戰場歸來的軍人們，從而消弭戰爭老兵的不滿，並贏得其進一步的忠誠。以蘇聯為例，二戰結束之後，蘇聯的數百萬戰爭老兵大多都得到了與其表現相應的安置，這些軍人反而成為蘇聯體制的堅決擁護者，蘇聯解體時自殺的阿赫羅梅耶夫元帥就是如此。

因蘇聯崩潰而自殺的阿赫羅梅耶夫元帥，就是二戰老兵的出身，他因戰功而晉升，事實上，蘇聯的保守派大多都是二戰戰場歸來的老兵羣體

三、財政與政策

一個政府的財政實力足夠強悍，有能力為戰場老兵提供保障，或者在戰後軍隊的裁撤上較為保守，也能夠緩解戰爭老兵帶來的衝擊，比如二戰後的美國。

與之相反的是，一戰結束之後，魏瑪政府將高達1000萬的德軍裁減得只剩十萬人，大多數習慣戰場生活的德軍老兵被無情地丟給了社會，變成了和平的累贅，這實際上就是阿道夫希特勒崛起的階層基礎。

一戰後，哪怕是德軍王牌飛行聯隊“JG 1”指揮官戈林，也只能跑到瑞典，靠危險的特技飛行餬口，其他戰場老兵的遭遇可想而知

需要注意的是，隨着現代民族國家的出現，大國間的全面戰爭往往變得規模越來越大，持續時間越來越長。這也使得戰爭結束之後的因戰爭老兵而引發的政治破壞效應，越來越強烈。這一點，在20世紀體現得極為明顯：

1917年裏，布爾什維克運動之所以如此洶湧不可遏制，就在於當時從戰場上撤退的士兵，形成了一股巨大的不穩定洪流布爾什維克革命家托洛茨基正在煽動戰場老兵——這些不能適應和平生活的戰場老手們在革命及內戰中，迅速成為革命的先驅及中堅力量1919年，匈牙利退伍老兵、布爾什維克革命家庫恩貝拉，開始鼓動匈牙利的戰場老兵，要求這些驍勇善戰卻無處謀生的好漢們，加入布爾什維克的革命洪流1920年，凱末爾將軍領導的土耳其大國民運動的主要革命力量，恰恰來自於戰後被裁編遣返、不能適應和平之數量龐大的老兵1922年，意大利退伍老兵墨索里尼的法西斯革命事業，建立在一戰之後數百萬歸國卻生活潦倒退伍老兵的不滿之上一戰中的墨索里尼納粹黨領袖，一戰老兵希特勒（坐排最右）。事實上，一戰後的歸國老兵團體不但是德國十一月革命的主要力量，也是納粹黨和自由兵團等激進政治團體壯大自己的主要資源Adolf Hitler giving a speech - mid 1920s，從周圍人散漫的神情來看，當時希特勒的黨內權威還沒有完全確立下來，納粹黨初期的中堅力量源於一戰老兵1932年6月17日，來自美國各地約一萬二千至二萬名一戰軍人，在前陸軍中士華德·W·瓦特斯（Walter W. Waters）的帶領下到達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華府），衝擊美國國會大廈，這次事件是自謝司起義之後（謝司起義也是獨立戰爭老兵為主），美國曆史上規模最嚴重的羣體事件1947年5月，戰後被國民政府裁撤的國民黨軍人，因不滿而集體到中山陵前哭訴遊行 ，這些人在內戰中成為掀翻國民政府的重要因素，當時裁撤軍人口中流行着一首出了名的打油詩：“此路走不通，去投毛澤東；此處無人要，延安去報到”1990年，以蘇聯阿富汗戰爭英雄魯茨科伊為代表的蘇聯阿富汗戰爭歸國軍人（右二），大多不能適應戈爾巴喬夫改革之後和平生活，成為蘇聯體制垮台過程中的激進掘墓人，這些人隨後又在1993年的俄羅斯憲政危機中扮演了極端反對派的角色

所以，戰爭比和平容易，擴軍比裁軍容易，製造動盪比締造太平容易。願世間少一點戰爭，因為，一場大規模的戰爭，往往會在短暫的和平之後帶來新的動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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