説説常識：天則研究所不配推崇自由主義理論_風聞

         天則經濟研究所所長盛洪在FT中文網發表了一篇文章《中國的兩種經濟》，開篇就説【無論是政府還是百姓，都有責任推進新經濟】。

        眾所周知，天則經濟研究所是以推崇自由主義思想為己任的。自由主義是什麼？從百度上搜來的定義是：【主張個人自由發展、自由表現的看法或人生觀】。另外，毛澤東對自由主義有一個解釋就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

        這兩個定義或解釋都是對的：每個人都只從個人利益關係與要求出發，決定自己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因此，作為自由主義理論的推崇者，居然對從自身利益要求出發，未必需要推進新經濟的百姓們提出倫理要求，説他們【都有責任推進新經濟】，很明顯是違背了自由主義倫理觀的。

        因為只有集體主義者與理想主義者，才會從自認為的社會共同目標出發，要求其他人承擔起社會責任。盛洪在這裏要求政府與百姓承擔起【推進新經濟】的責任，很明顯有了集體主義或者理想主義者的嫌疑。

        他之所以會以“自由主義者”的身份，而表現出集體主義者與理想主義者的形象，原因就在於他其實根本不懂，什麼才是自由主義。也就是説他骨子裏其實就是集體主義者與理想主義者，打着“自由主義”的旗號而已。

        其實至少在天則研究所，像他這樣的人也不止一個。作為他們的精神領袖的茅於軾先生，也同樣如此。

        茅於軾先生為了宣揚他們的自由主義思想，發明了一個命題，叫做【起點公平與終點公平不能兼顧】。

        所有的人都應該知道，在“自由競爭”環境下，優勝者必定只會是少數人。於是這個命題的實質意思就是説，少數人的自由與多數人的自由不能兼顧，並且應該以少數人的自由為主。於是我們看到，在這裏，他們所宣揚的自由制度，是讓多數人缺乏自由的制度。

       這與盛洪在《中國的兩種經濟》中説的【新制度最終會代替舊制度】，要求政府與百姓推動新制度的形成，以實現他們的“自由主義”理想，是一樣的思維邏輯，那就是把某種特定的制度當做了自由。

        這就是天則研究所的自由觀！這個自由觀的錯誤很明顯：

        1、把人類追求自由過程中必須遵循的規律當做了自由本身；

        2、沒有明白人類的自由不在於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規定，而在於人與自然界的關係的要求。

        人們應該知道的是，人類不自由的根本原因在於資源貧乏。因為資源貧乏，會造成人與人之間的資源佔有矛盾。這樣的矛盾在沒有制度的約束下，會引起人與人之間的衝突，導致社會再生產的被破壞與中斷。所以才必須根據不同的資源狀況建立不同的社會制度。如果資源充分豐富，人們不會因為資源佔有而發生矛盾了，就可以不需要任何制度的約束了。

        人類在追求自由的過程中，必須忍受不自由的各種現象，適應客觀規律的要求，從而提高生產力水平，使人類生活所需要的資源越來越豐富，於是人類的自由才會越來越多。而不是把少數人有自由，而多數人沒有自由的制度——儘管這個制度也許是客觀規律要求下的必須——當做自由。

        茅於軾先生在他的《2012年弗裏德曼促進自由獎獲獎感言》中説：【在一個自然狀態下人本來也是自由的。只不過隨着社會的發展，人的自由被剝奪。其原因很簡單，某些人的自由比別人的自由更重要，一般人的自由要讓位於他們這些特權者的自由。於是歷史上追求自由的運動就開始了】。

    這個話，説明茅於軾先生沒有把資源缺乏當作人類的不自由。相反的，在邏輯上，他是把人類社會的進步當做了人類的不自由進程：

    【自然狀態下】的人類只能是人類最原始時期的狀態。那時候人類整個的都被資源缺乏導致的生存壓力控制着，卻被茅於軾先生説成【是自由的】！而隨着人類生產力的進步，人類生活所需要的資源短缺現象的逐漸得到緩解，人類社會也從而得到發展，應該被理解為人類的自由在增多，卻被茅於軾先生表述為【隨着社會的發展，人的自由被剝奪】！

   至於説【某些人的自由比別人的自由更重要，一般人的自由要讓位於他們這些特權者的自由】，與他所主張的【起點公平與終點公平不能兼顧】，在邏輯上，其實不就是一樣的嗎？只不過他批判的是有政治權力的人的自由，不應該比別人的自由更重要；而主張有經濟權力的人的自由，應該比別的人的自由更重要。

   這就是説，用政治權力控制社會就是壞的，用經濟權力控制社會就是好的。反正老百姓就是應該被控制的。這是在主張自由嗎？也算，不過不是在主張人民的自由，而只是【某些人的自由比別人的自由更重要】。

    同樣是在《2012年弗裏德曼促進自由獎獲獎感言》中，茅於軾先生説，【自由的本義並不是“為所欲為”，而是能夠生活在一個沒有人干涉你的自由的環境中】。

    我不明白茅於軾先生的邏輯思維是怎樣的，【在一個沒有人干涉你的自由的環境中】，你可不就是能夠“為所欲為”了嗎？於是【自由的本義】不就是“為所欲為”嗎？就這一句話裏面，就把自相矛盾演繹得的這麼突出，沒有相當高的糊塗度，是做不來的。

    就這麼一個邏輯思維嚴重糊塗的人，茅於軾先生的自由觀當然不會是正確的。那麼，以他為精神領袖的天則研究所的自由觀，當然也就不會是正確的。於是我們在這裏又看到了盛洪的錯誤自由觀。

    正確的自由觀應該是，自由就是人類生活資源的不斷豐富。因為，只要資源豐富了，資源的稀缺度越來越小了，人們生活中對於資源享受的限制越來越少了，自由也就越來越實現了。而資源的豐富只能是生產力進步的結果。

    生產力進步除了要適應自然規律的客觀要求以外，還要適應人類社會的客觀規律要求。

    也就是説，在經濟社會里，對於“終點公平”的追求必須有所約束，卻絕不能説【不能兼顧】。因為，如果“終點公平”缺失嚴重，不但會導致社會動盪、生產力被破壞；而且從邏輯上來説，這個階段的終點不公平，必然成為下個階段的起點不公平。於是不兼顧“終點公平”的結果，必然導致起點不公平。

    生產力進步必須在合適的社會秩序中進行。而不同的社會秩序就需要不同的社會制度來維護。預示不同的生產力階段就需要不同的的社會制度。但是任何社會制度都會有有利於生產力進步的一面，也有不利於生產力進步的一面。 因此任何社會制度都必須隨着生產力進步的要求而不斷改進。

    任何一個社會制度，如果適應了生產力進步的要求，就是對的；反之就是錯的。沒有一種社會制度是自由；當然也沒有一種社會制度是不自由。人們要選擇的是適應生產力進步的社會制度，而不是自由不自由的制度。

    今天的中國，因為生產力進步較快，人民生活需要的資源稀缺度降低很快，社會自由空間也增加的很快。

    對於這一點茅於軾先生並不否定，總算比其他一些公共知識分子表現得理性很多。可是他依然把西方國家的社會制度等同於自由，要求中國實行西方國家的社會制度，全然不顧西方國家人民的自由正在減少——我這裏不是説中國人民的自由已經比西方國家多了——的事實。這樣的自由觀是不可取的。

   天則研究所以推崇自由主義理論為己任，它的精神領袖茅於軾與所長盛洪的自由觀，卻違背了自由主義原理。這樣的研究所還配推崇自由主義思想嗎？

    在盛洪的《中國的兩種經濟》這篇文章裏，更多的是在批判中國的國企現象。文章又臭又長，我懶得多看。以前我在國企問題方面，對類似的觀點批判過多次。這裏就不再對之深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