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親身經歷的計劃經濟時代（八）_風聞

談談親身經歷的計劃經濟時代（八）

                         李非

沒想到這個系列貼反響較大，無數跟帖討論。有人提到了現在市場經濟的產品過剩問題，有人提到計劃經濟是新路還是老路問題，有人還談到計劃經濟的原創權問題。對這幾個問題我是這樣考慮的。

正是有了市場經濟的產品過剩，貧富兩極分化，智者們才有了搞計劃經濟的念頭。最早是英國的歐文，在自己的工廠搞計劃經濟，公平分配。結果工廠生產效率大增，工人生活愉快，自我消費能力提高，所以成功了一段時間。但後來在市場經濟大環境下還是失敗了。失敗的具體過程，我們已經不知道了。但現在看到的失敗的計劃經濟國家、失敗的國營大型企業，可以推測，還是失敗在人的私心上。

文革時有個樣板戲《海港》，其中老碼頭工人馬洪亮有個勸青工小強的唱段很好聽，至今還能哼哼。其中一段是“生勞病殘有依靠，共產黨毛主席，恩比天高”。計劃經濟時代，工人們確實是“生勞病殘”有依靠，國營企業的工人，看病全部報銷，直系親屬看病，不管大病小病，門診還是住院，可以報銷一半。剛從舊社會出來的工人，對此有親身的體會，當然要唱“恩比天高”，但久而久之，失去比較，特別是解放後的工人，就覺得這是理所應當的，也就不存在什麼珍惜的思想了。所以文革中，工廠停工照發工資，大家樂得清閒，不少人在廠裏還幹私活，別人要説他，他就説這是“管卡壓”。那個時候流行用玻璃罐頭瓶當茶杯，不少工人就用廠裏杯口粗的不鏽鋼棒在車牀上車出不鏽鋼杯蓋，蓋在自己的茶杯上。可見，私心造成了計劃經濟失去動力和執行中紀律廢馳，從而導致效率降低。對於這個，蘇聯斯大林的辦法是“計劃就是法律”，完不成計劃的，輕者撤職，重者法辦坐牢。到了安德羅波夫時期，這個克格勃頭子，則只能動用警察到酒館去抓上班時間跑出來酗酒的工人們了。但這反而更引發眾怒。而市場經濟的紀律則是“飢餓”的紀律，不好好幹就失業丟飯碗。有個無形的“看不見”的飢餓規則，你恨誰去。

計劃經濟從理論上講，是不應該有過剩產品的。因為計劃就避免了重複建設，多餘的生產。但實際情況是，生產計劃產品的工廠良莠不齊，同樣規格型號的產品，有的工廠產品質量高，有的工廠產品質量低。所以儘管按計劃分配訂貨，大家卻都搶先到產品質量高的廠家訂貨，質量低的廠家貨就訂不出去，只能等到再安排。這和現在高考招生時，高校選人的道理是一樣的。好學生都被名校挑走了，剩下的差生只能上那些爛學校。最終，產品積壓過剩的情況還是出現了。這一部分過剩積壓的產品一般都安排市場中出售，所以這裏計劃經濟中公開的市場又出現了。特別是規格種類繁多的電子產品，在大城市形成很大，並且較集中的積壓產品處理市場。如現在成都的城隍廟電子批發市場，最初就是文革期間四川的國防軍工廠在那裏開了許多店面，處理積壓或次品的電子元器件。

對於計劃經濟是新路還是老路問題，我認為是新路，不是老路。老路就是純粹的自然市場經濟，但這其實在任何國家都不存在了。國際大型壟斷企業組織已經左右了幾乎所有國家的主要商品市場，他們實際上是制訂計劃的，而且是全球性大計劃。這本來就是一個工業生產力發展的必然現象，不存在什麼政治標籤。所以實際上計劃悄悄存在於我們的市場經濟之中。中國就更不用説，什麼十三五規劃、國家扶貧攻堅計劃、國家棚户區改造計劃、國家精準扶貧計劃等等，還有現在的高鐵走出去、一路一帶建設設想，最終都需要有計劃的支持和配套。在市場經濟的過剩中，這些計劃都是緩解過剩的重要手段。去年初我就寫過一個貼子，預測國家將實行四大計劃：資本市場建設計劃、海外開拓計劃、國防軍工提升計劃、城市化建設計劃。我當時的帖認為這四大計劃如果實行，至少能夠帶動我國經濟再高速發展幾十年。該帖也是個熱帖，可以在此壇查找。

關於計劃經濟的原創權，我已經説過了。這個原創過程在蘇聯新經濟政策後的斯大林時期。1932年，蘇聯就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通過這個五年計劃，使得蘇聯避開了世界經濟大危機，工業品生產從全球第五躍升到全球第二，僅次於美國。當然，我已經寫過，計劃經濟不可能是斯大林靈機一動就想出來的，而是馬克思提供了基本的原則，列寧在勝利的蘇聯立即論證了其可能性，通過斯大林的認可，具體由蘇聯政府機關的“會計”羣體制訂和實施的。這個“會計”羣體裏就有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列昂惕夫。這個通過查找斯大林選集，發現關於計劃經濟，斯大林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並沒有太多的文章就可以得到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