辯證的社會歷史發展觀_風聞

    本篇從人的主觀動機的角度説一下歷史發展的動力問題。按當代話語來説，這是一個唯心史觀的視角。現在我國的主流歷史觀是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是典型的、徹底的唯物史觀，從客觀的角度論證了物質生產方式是社會發展的基礎，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矛盾、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是社會發展的基本矛盾和基本動力。但現實世界是多元複雜且不斷變化與發展的，推動社會歷史發展的動力也是多方面的，構成人類社會的一切要素和矛盾，都可以構成社會歷史發展的動力。人類社會歷史既包含客觀物質存在的一面，也包含有主觀意識形態的一面，我覺得唯物史觀有唯物史觀的客觀視角，唯心史觀也有唯心史觀的主觀視角。本篇暫時擱置唯物與唯心的糾紛，只從能不能正確的反映和説明現實世界的問題的角度出發，從人的主觀動機的視角來探討一下歷史發展的動力問題。

     人類社會是有一個個具體的人組成，人類社會的發展歸根到底是有一個個具體的人的活動推動的。人是物質與意識、主觀與客觀的統一。正常的人的行為活動既受客觀環境的制約，也受到人的主觀意願的支配和約束，所以我覺得考察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動力，除了客觀的視角，主觀的角度同樣的不可或缺，從人的主觀意願的視角來考察社會歷史發展的動力問題是具有客觀的現實基礎的，也是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的。

     人的行為活動的主觀動機，同樣既受到客觀現實條件的制約，也受到主觀認識和道德水平的約束。從客觀的角度來説，人處在現實的客觀環境中，人的一切活動都是和客觀環境相聯繫的，人的活動的主觀目的自然也都是在現實客觀的物質基礎上展開的。從主觀的角度來説，人的主觀目的和價值取向受到人的主觀認知和道德水平的制約。人對其身處的現實客觀世界的認知程度總是有限的，不可能對世界已經發生了什麼、正在發生着什麼和即將發生什麼做到百分百的認知，不然人就是全知全能的神了。同時不同的人主觀上的道德價值取向和對現實世界的認知水平也是不同的，所以不同的人身處相同的客觀環境時會產生不同的主觀認識和主觀動機。最後人的主觀動機本身也是可以被人的主觀意識所反映和認識到，並被主觀加以取捨和制約的。正是由於這些因素的存在，現實世界中才會發生出“好心辦壞事”，“無知者無畏”和“利慾薰心”或是“台獨”等類似的事情來。我覺得唯物史觀和唯物主義忽略了這些問題的存在，單純的從物質決定意識的角度出發是不能完全的説明現實世界的問題的。

     分析人的主觀動機，可以從兩個維度展開，一個是為什麼，一個是做什麼。為什麼是目的，做什麼是內容，內容服從目的，目的體現於內容。內容偏重於客觀，目的偏重於主觀，本篇就分析主觀的東西，即人的行為活動的主觀動機為什麼的問題。

     分析考察人們行為活動的主觀動機的為什麼的問題，也可以從兩個維度展開，一個是為公和為私的問題，一個是向善和向惡的問題。前者是價值取向的問題，後者是道德層面的問題，這兩個問題是相互關聯的，也有所不同的。根據其關聯性，可以將人的主觀動機分為兩種，一種是為公或為善，一種是為私或為惡。圍繞兩種動機，在意識領域形成不同的思維邏輯和認知思想，比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俠之大者，為國為民”，以及“人為財死鳥為食亡”、“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等。在這裏把以為公和向善為動機的意識，稱之為“陽性意識”，為私和為惡為動機的意識稱之為“陰性意識”，來分別表述圍繞兩種主觀動機展開的意識或思維。

     兩種主觀動機本身是對立的，所以兩種思維也是相互對立的矛盾關係。但同時兩者也是相統一的，兩者的關係是辯證的對立統一的關係。不論是從個人的主觀意識的角度來説，還是從集體或社會意識的角度來説，兩種意識都是客觀存在的，只是因不同的個人，在不同的時刻，面對不同的環境時，兩種思維經過相互矛盾的活動，最終在個人的意識中只會呈現出一種形態，在社會意識中呈現出以一種意識處於主導的顯性地位，一種意識處於隱性次要地位的狀態。比如當個人利益和社會利益相矛盾時，個人的主觀意識的在兩者之間的取捨最終只能選擇一種，是爭取自己的利益或是捨己為人；在社會意識形態領域，我國強調個人利益服從集體利益，而西方社會則強調私人財產神聖不可侵犯。

      另外兩種意識的統一性還表現在，兩種意識都是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主觀動力，在推動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兩者的結果是一致的。下面具體分析。

     從人類社會層面來説，在不同的歷史時期，兩種思維的矛盾運動分別呈現不同的狀態，這種矛盾運動在政治領域呈現的最為顯著。下面以我們國家政治領域中在不同歷史時期內兩種思維的矛盾運動來分析兩種思維意識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推動作用。（外國的暫且不論）

      首先説明一點，在政治意識領域，論陽性意識和陰性意識，以為公和為私為第一視角，向善和向惡是第二視角。為公或為私的是價值取向問題，向善或是作惡的道德層面的問題，兩者相互關聯，但還是有所區別的，有些情況下甚至是相矛盾的，比如我們説的好人辦壞事。對政治人物來説，以起了推動或是阻礙社會歷史發展的作用定功名，而不以個人道德品質的善惡論英雄。古代著名的政治人物，那個不是殺人盈野。當然也不是説就完全不看善惡了，道德品質的高低直接影響個人的人格魅力。所以評價政治人物公私是第一視角，善惡是第二視角，陽性意識偏向於為公的意識，陰性意識偏向於為私的意識。

      在我國自古以來的歷史中，陽性思維演化出的政治認識和思想，大概有“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天下為公”，“天下大同”“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為人民服務”，以及政治領袖交替的“禪讓制”，“換屆制”等。陰性思維的政治認識和思想有“家天下”，“朕即國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侯將相，寧有種乎”，“建功立業，光宗耀祖，封妻廕子”，“千里做官只為財”“官僚主義”，和領袖交替的“世襲罔替制”等等。兩者在主觀意識上的矛盾運動深刻影響着現實世界的變化與發展。

        縱觀從人類誕生到現在，**以兩種意識在政治上的矛盾運動為主線，來分析我國自古以來的歷史，在整個人類歷史中產生了五個重要的歷史節點，由此形成了五段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階段，並且完成了一次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大週期，大輪迴。**簡單來説，五個歷史節點分別為：一是人類和人類社會的誕生；二是原始社會主義的頂點，同時也是人類社會階層分化的始點；三是上古三王時代到夏朝的轉折點；四是秦王朝統一中國；五是共產黨建立新中國。五個歷史節點的分割形成了五段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階段，並且第五段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剛剛展開。歷史節點可以精細到具體的歷史時刻，也可以擴展為一小段歷史時期，比如上古三王時代，春秋戰國時代，以及近代民族獨立和解放時代。前兩個歷史節點都沒有具體的客觀器物的記錄，只能是根據人類現有的認識加以推演。第三個節點已經有了具體的文字記錄，但也較為簡略。第四和第五個節點都有了較為完整的歷史記錄。陰性和陽性意識的矛盾運動在五個歷史節點和五段歷史時期具有不同的狀態表現。

     第一個歷史節點是人類的誕生時期。根據進化論的表述，人類是由高級哺乳動物猿進化而來的，而人的形成與誕生是人類歷史的起點，自然也是人類歷史的第一個節點。根據現有的出土的早期人類的化石表明，在由猿到人的轉變中，客觀形體的變化並不大，原始人與猿的形體特徵十分相似。表明人的誕生的本質屬性應該是人的主觀意識的形成。

     關於人的意識的誕生，馬克思曾描述説用手“勞動”對這一進程起到了極大的促進作用，認為勞動使猿腦變為人腦，為意識的產生提供了物質器官；勞動還產生了語言，為意識的內容提供了物質外殼，所以社會性勞動是意識的物質器官和物質外殼形成和完善的基礎，是由動物心理發展到人類意識的決定性力量。

     但我不完全同意馬克思的表述，我覺得單單隻有社會性勞動是不足以促使人的意識的形成的，**還必須同時具有另一個必要因素——婚姻習俗或者叫固定兩性伴侶習俗的形成。**因為人的意識不僅包含有理性的成分，還包含感性的成分，人的意識是理性和感性的對立統一，只有理性和只有感性都不能形成人的意識。社會性勞動對意識的理性的發展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但對意識的感性的發展作用不大，而固定兩性伴侶關係的形成對人的感性的發展具有較大的促進作用。

     人的意識中感性的體現——感情，有兩種基本表現形式，即親情和愛情。動物界中也有親情和愛情，但是表現形式和人類有所不同。動物界的親情一般只表現為單親的形式，普遍的只有母子間的親情關係。愛情在動物界的存在也不普遍，只在部分物種內有表現，具有固定的兩性伴侶關係，好像只多見於鳥類，比如天鵝等。（可視之為愛情的低等意識階段）。在高等哺乳動物中這一現象也不多見，而且在人類的近親——猩猩中也沒有這一現象，所以在由猿到人的進化過程中必然是同步形成了這一現象，並在此過程中促進了人的感情與感性思維的發展。

        自然界中的物種為了生存和繁衍，即要面對外部生存環境和其他物種的壓力，也要面對物種內部食物的爭奪和繁衍的機會與權力的鬥爭。固定兩性伴侶的習俗能夠促進親情和愛情的發展，進而對減少物種內部為繁衍產生的鬥爭，促進高等動物族羣中按需分配食物的形成，改變動物界普遍存在的幼兒單親撫養的狀況，提高幼兒存活率，照顧年老個體的生存，形成幼有所教老有所依的習俗，具有重大的促進作用。而族羣內部矛盾的減少，幼兒存活率的提高，對族羣的發展壯大提供了重要的內部基礎。

      另外，感性的發展與理性的發展一樣，對語言的產生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人類的幼兒來到這個世界上之後開口説的第一個人類的語言都是“媽媽”、“爸爸”等親人之間的稱呼，從這個角度講我覺得親子之間的呼喚與稱謂是人類語言誕生的第一推動力。另外，人類的語言之中不僅具有對客觀事物的理性描述與認識，同樣也包含有“喜、怒、哀、樂、愛、恨、情、仇”等感性的內容與表達。

      感性意識發展到一定階段，還會促進族羣首領的政治意識由“動物性”的維護“我”在族羣中的統治，向“人性”的維護族羣羣體的生存與發展的跨越與轉變，即由陰性思維向陽性思維的轉折。單單隻有理性的話，族羣首領本能的以維護自己的地位為先，是不可能完成這種主觀意識的轉折的。這種政治意識由陰性意識到陽性意識的對立與轉折，促使意識中“自我”的概念和“族羣”的概念的形成，並標誌着“人”的意識和人類的正式誕生。同時，陽性的政治意識也是動物性的族羣跳出自然界，向人類的部落社羣轉變的主觀意識基礎，也是在與同類族羣的競爭中取得最終勝利的法寶。

      總之，人類的誕生是人類歷史的第一個節點。人類誕生的本質是人的主觀意識的形成，人和人類社羣的誕生是一個同步的過程。人的意識是感性和理性的對立與統一，社會性的勞動和婚姻習俗的形成促進了動物意識中理性思維和感性思維的發展，為人的意識的產生提供了必要的基礎條件。

**這一歷史節點政治意識的特徵是完成了由以陰性意識為主導到以陽性思維為主導的轉折，用易經的話來説，就是由陰在上而陽在下，轉變成了陽在上而陰在下。**兩種意識的對立與鬥爭，促使“自我”與“族羣”的概念意識形成，最終促使人和人類部落社羣的誕生。

      **再説人類歷史的第一個階段。**這一階段處在第一和第二個歷史節點之間，是人類誕生之後的社會歷史初步發展階段，根據社會歷史特徵，可稱之為原始共產主義階段。

     簡單説這個階段的特徵。從客觀上來講，此時人類只是剛剛從自然界中走出來，“人”的智慧的力量剛剛萌芽，生產力低下，受自然環境的制約仍然較重，生產資料匱乏，按需分配。在與自然生存環境的抗爭中使人類部落更好的生存且發展壯大是這一歷史階段的主題。

     從主觀意識上來説，在這一階段中越來越強調部落的集體利益，削弱個體對集體的不當訴求，最終使整個部落的集體利益與個體利益形成高度的統一，集體利益就代表個體利益，以“為了部落”為核心理念使整個部落的力量凝聚在一起。

     陰陽兩種意識的矛盾運動在這一歷史時期的特徵，簡單説就是代表集體的陽性意識在政治乃至社會意識中處於主導地位，代表個體的陰性思維處於次要地位。隨着歷史的發展，陽性意識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推動力越來越大，陰性意識的推動力越來越小，兩者的作用和地位此消彼長。

     在政治意識上這一特徵的表現更為突出。部落首領越來越需要以部落利益為重，自己個人的首領地位和利益為輕，最終在部落中形成對成為部落首領一個標準和規定。延續着高等哺乳動物羣落時期的習俗，此時部落內首領的產生應該還是由部落中最強壯或是最聰明的人擔任，但首領的輪換會慢慢的擺脱了動物性的新老首領之間的直接鬥爭對抗，漸漸的發展出首領的“終身制”和新首領產生的“推舉制”。

      **隨着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發展，人類歷史來到第二個節點。**這個歷史節點的特徵，從客觀上來説，人類發展出了人口較多的強大部落，生活技能和生產力得到發展，初步擺脱了自然界的制約。生產資料開始出現富裕，部落中以由婚姻和血緣關係為紐帶組成的家庭為單位，開始出現了貧富的階層分化。

     從主觀上來説，以部落集體利益為主導，形成了部落集體利益和個體利益的高度統一，公就是私，私就是公。陽性意識對社會歷史發展的推動力達到了歷史的最高點，陰性意識的推動力低到了歷史的最低點。

     **之後的人類歷史的第二個階段，根據其社會特徵，可稱之為共產奴隸時代。**在這個歷史時期內，隨着人類的智能的發展和積累，生活技能和生產力越來越高，生活生產資料越來越豐富，越來越出現更多的剩餘，社會階層分化越來越深。以及不同部落間農、牧、漁、獵等不同主要生產技能的分化，相互之間開始出現越來越多的物品交換。不同部落之間越來越多的表現出強弱的分化，通過戰爭或聯姻等手段，到中後期開始出現部落聯盟和兼併。

     在主觀意識上，仍然代表部落整體利益的陽性意識居於主導地位，但代表個體利益的訴求的陰性意識開始越來越強。**陽性意識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推動力由歷史的最高點開始逐漸下降，陰性意識的推動力由最低開始逐漸上升。**在政治上，部落首領為自己的地位、權力和榮耀而奮鬥的陰性意識開始逐漸變強，為部落人民的整體利益而奮鬥的陽性意識逐漸減弱。在首領的更替上，隨着社會階層的加深，開始形成政治家族，出現親子相傳的現象，並逐漸變成主流和習俗。

     這一歷史的最後期，已有不少文字記載，包括神話傳説和正史記錄等。《史記》就較為具體的記載了從黃帝到夏朝的“天子”的事蹟和更替順序。從黃帝開始，黃帝之後是他的孫子高陽，即帝顓頊；帝顓頊之後是他大伯玄囂的孫子，即他的侄子高辛，是為帝嚳；帝嚳之後是他兒子摯，但是摯沒能力，不能服眾，結果被撤下，換了他弟弟放勳當天子，即為帝堯。從堯開始，即為這一歷史階段最後時刻的堯舜禹的三王時代。

     堯舜禹之所以和之前有所不同，除了高尚的品德和出眾的能力，一個重要原因就是相互之間沒有直接的血緣關係，天子的更替打破了之前形成的直系血緣後代接位的傳統習俗。堯知其子丹硃不肖，不足授天下。若是非要傳位給丹硃，則是對天下不利而只對丹硃一人有利。堯最終以“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傳位給舜，開創了天子更替的“禪讓制”。舜由身為庶人開始，因其孝，被推舉給堯，終被堯授天子位。舜的兒子商均亦不肖，所以舜傳位給因治水有大功於天下的大禹。大禹同樣按照這一習俗而傳位給了益。只是益未能服眾，而大禹的兒子啓為人賢明，被諸侯推舉為天子，取代了益。夏啓由此正式開啓了我國曆史上的第一個奴隸王朝——夏王朝。（我覺的從大禹到夏啓的記錄值得懷疑，但是堯和舜應該是可信的。）

      三王時代的歷史表明，政治領域的陽性思維和陰性思維的矛盾運動，在兩者主導之勢易位的時候，不是簡單的自然而然的一帆風順的此消彼長的，而是需要經過一番反覆的鬥爭的，這一點在我們之後的歷史中也有體現。

      在第二段歷史的最後時期，政治上陰性意識已經崛起為可與陽性意識勢均力敵的程度，只差在社會層面上取而代之，完成兩者主導地位的反轉。在此情況下，陽性意識也必然會對此進行反擊，從而爆發出被反轉前的最後輝光，形成了歷史上的“三王時代”。

      “三王時代”是原始社會階段的陽性意識的最後輝光的反映，雖然這段歷史相對於我國五千多年的文明歷史來説只是短短一瞬間，但是在我國文明歷史中的地位極其重要。對過去，它把過去原始共產主義階段的由陽性意識引領形成的經驗和習俗等，第一次正式的形成主觀意識層面的概念和認知，比如“天子”應當以天下為重，為人要孝敬父母等。對後來它是之後陽性意識對抗陰性意識的認知源泉和標杆，也是春秋戰國時代陽性意識觸底反彈從新開始崛起時產生的儒法墨等各派思想家心中的理想時代，並且給後世樹立了“聖王”典範的參照標準。對我們今天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追求共產主義最高理想，也仍具有借鑑意義。

      三王時代之後，是**人類歷史的第三個節點——夏啓正式建立夏王朝，這一我國曆史上的第一個奴隸封建王朝。**在這個歷史節點上，政治領域陰性意識真正完成對陽性意識的反轉，在社會層面上佔據主導地位。用易經的話説，就是由陽在上陰在下轉變成了陰在上而陽在下，人類歷史進入以陰性意識為主要的主觀動力推動社會歷史發展的的歷史時代。

     從夏王朝開啓到秦帝國建立的第三個歷史階段，按其社會特徵，可以稱之為奴隸封建時代。這一時期政治領域兩種意識矛盾運動的總體特徵是陰性意識處於主導的顯性地位，陽性意識處於次要的隱性地位。且隨着歷史的推進，陰性意識對社會歷史發展的推動力越來越大，陽性意識的推動力越來越小。

      在這段客觀生產力未發生質的提升的歷史階段內，政治上陰陽兩種意識的矛盾運動形成了夏商周三個奴隸王朝的更替。

      這個歷史階段的最後時期——春秋戰國時代，陰性政治意識逐漸達到歷史頂點，陽性政治意識逐漸接近最低點。客觀生產力和兩者政治意識的發展最終使得周王朝分崩離析，各諸侯國紛紛脱離周天子的管轄，形成事實上各自的獨立政權，進而開始相互征戰，意圖爭霸天下。

      陽性意識開始觸底反彈，首先表現在社會文化領域對社會現狀的反思，對和平盛世的嚮往，由此產生了思想文化上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局面。但受時代侷限，陽性政治思想在此時只能對陰性政治意識有所觸動，不可能形成對陰性政治意識的反轉。這也是為什麼孔子、孟子等典型的陽性政治意識思想家在這個時代始終不能被各國重用的原因。

      到人類歷史的第四個節點，大秦帝國的建立，陰性政治意識對社會歷史發展的推動力達到歷史最高點，開始盛極而衰；陽性政治意識達到歷史最低點，開始觸底反彈。

     秦國從商鞅變法開始，**在客觀現實基礎之上，以極端的陰性意識的追求個人利益為理念核心和主導思想，以耕戰制度體系為紐帶，形成了個人利益和國家集體利益的高度統一，私既是公，公也是私，從而凝聚了社會中的每一個人的力量，**到秦王嬴政在位時，終橫掃六合，一統八荒，建立我國曆史的第一個大一統封建王朝。秦王嬴政成為我國曆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的君王，稱曰秦始皇，其蓋世功德與威名，照耀千古。

     從大秦帝國建立到新中國成立，是人類歷史發展的第四個階段，根據這一歷史時期的社會特性，可以稱之為封建專制社會。

     這段歷史的政治領域陰陽兩種意識的主要特徵為，總體上，陰性意識仍然處於顯性的主導地位，陽性意識處於次要的隱性地位；同時兩者對社會的推動力此消彼長，直到兩者的力量對比再次反轉的臨界點。

     在這段客觀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本質特徵保持基本一致的歷史時期內，兩種政治意識的此消彼長也不是自然平順的進行的，而是彼此的矛盾鬥爭形成了從秦朝到清朝等大大小小十多個王朝的更替。每個王朝建立初期，面對爭奪天下的客觀現實局面，創建者們都能夠理性的以陰性意識為內在核心主導，以陽性意識為外在理念口號，調和兩者的矛盾性，達成兩者的統一性，最大程度的凝聚人心，聚集力量，以建立新的王朝。到王朝中後期，社會和平穩定，王朝生存發展的外部壓力大大緩解，社會沒了明確的可預期的發展目標，陽性意識自然消退，陰性意識自然抬頭，兩者的統一性縮減，矛盾性擴大，造成帝王的意識認知與現實的脱離，最終人心渙散，王朝分崩離析。

     之後來到人類歷史的第五個節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陽性政治意識完成對陰性政治意識的反轉，成為社會顯性的主導意識，陰性意識再次退居次要的隱性地位。

     兩種意識的鬥爭，在那段中華民族國破家亡的歷史時期，經歷了從清末戊戌變法失敗，到孫中山發動辛亥革命推翻清政府，到袁世凱竊取革命果實復辟稱帝，再到國共兩黨合作北伐，再到蔣介石叛變革命，**再到之後在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和毛主席領導的共產黨之間展開的兩者的最後一戰。**兩種意識經過如此反覆的鬥爭與較量，最終由共產黨戰勝了國民黨，建立了新中國，標誌着陽性政治意識完成了對陰性政治意識的反轉，再一次在人類社會歷史上佔據了顯性的主導地位。同時，也標誌着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上一個大週期的結束，下一個大週期的開始，開啓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新紀元。

     在那個民族危亡的歷史時刻，中華民族的最優秀分子，以極大地危機感，崇高的使命感和責任感，為挽救家國命運，進行了長達一個世紀的堅持不懈的探索和艱苦卓絕的鬥爭。從清末變法開始，向西方學習工業，教育，科學，民主等等，到發動暴力革命等等，最終都不敵社會意識的反面力量，一一失敗。直到從西方傳來了**馬克思主義——這一西方文明中陽性社會政治意識思想的精華，**與我們東方文明中一貫的陽性政治意識思想和當時的歷史使命及要求產生了強烈的共鳴，新一代的中華民族優秀分子以此為綱領，成立中國共產黨，並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最終取得了革命的勝利，扭轉了國家與民族的歷史。

      中國共產黨是陽性政治意識的政黨，在當時那個國際國內錯綜複雜的客觀形勢下，以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建立社會主義新中國為理念，形成了一種公而忘私，至公無私的極端的陽性意識思想形態，抑制了或剋制了甚至消除了人自私為己的陰性意識本能，達到了在一個更高層面的，為中國人民之公，為中華民族之私的公私合一。以己之為公，以達國家之為私，形成陰陽兩種意識的高度統一，對黨內黨外人士形成了強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在客觀條件極端不利的條件下，由小到大，由弱到強，最終掃滅一切反動力量，取得革命的最終勝利。

      中國共產黨這種極陽性意識形態特徵，與秦帝國的耕戰體系下的極陰性意識 形態特徵正相反，但是兩者都同樣最大程度的減少了兩者的矛盾，形成了兩種意識的高度統一，形成強大的凝聚力，爆發出強大了力量。但是兩者還有一個不同，在內部以不同特性的意識為主導，表現在外自然也會延續各自意識的特性，秦國以陰性意識為主導，對外充滿進攻性和擴張慾望；共產黨建立的新中國，以陽性意識為主導，對外趨於保守性和和平意願。

      兩種極端的意識形態，都是在特定的歷史時代條件下形成的，脱離了特定的歷史時代條件自然會產生變化。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取得了政權，人的自私自利的陰性意識開始自然的抬頭和壯大，形成腐敗頻發的現象。新的歷史條件下，需要我們根據新的社會時代特徵，運用我們的智慧，尋找新的方法，調和兩種意識的矛盾性，追求兩者最大的統一性。

      新時代的中國共產黨，仍然是保持着陽性意識思想的本色，同時也是整個國家和社會乃至整個世界的陽性意識思想的核心，引領着整個國家乃至世界的發展。

     本篇就先説這些，對於我想表述的辯證的社會歷史發展觀來説，客觀角度的部分馬克思主義都講了，所以本篇是重點從主觀的角度來説的。我覺得我的表述應該是把我的觀點和想法説清楚了。後面再接着説我們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意識形態特徵，以及經濟，道德，文化等社會其他領域的意識特徵，還有社會歷史的線性發展與週期性或輪迴性發展的問題，東西方歷史的共性與差異性，和最重要的唯物與唯心的問題等等。如何把他們都辯證的對立統一起來，都不是一兩句甚至一兩篇能説完的，也不是一時半會能寫出來的，但是這些問題又都是有內在的邏輯聯繫的，所以只能是一篇篇慢慢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