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丁楠：為緩解難民壓力，德國開始“統戰”敍利亞精英了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丁楠】

這兩年，國內媒體關於德國難民危機的介紹已經很多，但對於德國在敍利亞的長遠規劃則關注不足。2014年10月，柏林正式啓動致力於“統戰”敍利亞青年精英、構建未來德敍特殊關係的“敍利亞領導力”（Leadership for Syria）計劃。如今，該項目從提出、招考到引進、培訓，已歷時兩年有餘，各方面工作正在穩步推進。在非法移民湧入帶來的負面效應未能有效化解的情況下，德國外事和教育部門能不為國內氣候所動，將預定計劃持續執行下去，表現了較強的耐心和定力。德國發起和實施“領導力”計劃，引起其他西方國家的關注甚至警覺。對於希望在敍戰後重建發揮一定作用的中國而言，德國的經驗和教訓值得我們持續追蹤。

基於歷史原因，德國政府羞於談國家利益。從阿拉伯革命爆發至今，德國自始至終沒有像英法一樣在外交上出頭，甚至不時與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唱唱反調。然而表面上的中立和保守並不意味着柏林沒有拓展國家利益的野心。經營海外，德國採取的方式常常是“民間”（或半官方機構）先行，政府隱於幕後。兩年前發起的“敍利亞領導力”計劃就是一例。

政府藉助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一次性選拔資助200名（後擴展至近300人）各行業敍利亞青年精英赴德攻讀本科、碩士、博士學位。表面上看，這不過是教育交流；但事實上，圍繞該助學計劃展開的活動帶有很強的政治內涵。聯邦外交部和地方政府為“領導力”項目撥款近一千萬歐元，一部分是獎學金，一部門用作對學員的思想政治和技能培訓。項目啓動伊始，外交和教育官員就明確提出，設置“領導力”項目，目的就是着眼敍戰後重建，為敍利亞未來發展輸送精英人才，在政治、社會、學術、科技、經貿等各方面為德敍緊密合作鋪路搭橋。

敍利亞難民在德國接受培訓

對敍利亞青年的選拔和錄取正是本着這種“面向未來、拓展利益”的宗旨展開的。從2014年底至2015年上半年，德意志學術交流中心在審核近5000份網上申請後，會同其他部門到約旦、土耳其、黎巴嫩和埃及面試初選過關的敍利亞學生，最終選擇了約220人。除此之外，政府決定將每年按常規配給敍利亞的獎學金名額翻番。常規渠道學生雖非受“領導力”計劃資助，但來到德國後也劃歸該項目，與其他同學一起接受政治指導和技能培訓。至此，“領導力”項目人數擴展至近300人。

觀察被招錄的敍利亞學生，我們可以發現如下特點。首先，男女比例非常均衡，但在年齡上，男生歲數普遍偏大：30歲以上、已讀完碩士——甚至博士——卻仍選擇繼續進修的大有人在。女孩子申請赴德往往比較單純地看重海外的教育和就業機會。

相比之下，男生的考慮要更為複雜。和許多阿拉伯國家相似，逃避兵役是一個重要因素。敍危機爆發後，正在部隊服役的男子被要求無限期留在軍中。而此前已服過役的也極有可能被隨意拎去“回爐”。為避免成為內戰中的炮灰，許多男子一旦離開部隊、獲得申請護照和簽證的資格，便千方百計逃離家園。對於那些學業、事業有成的年輕人，家長們更是傾盡全力把他們送去國外。“領導力”項目招錄時，敍危機已逾三年。該計劃所選中的男生大多已在敍周邊國家生活定居，而女孩子們則往往來自敍利亞境內。

或許人們會問，區區300個學生，能對敍未來發展和德敍關係產生多大影響？需提及的是，敍總人口1700萬，但在內戰中，各行業精英流失極其嚴重。僅就醫療領域來説，2015年底，敍全國近一半的註冊醫師都已逃亡國外。更為惡劣的是，醫療資源的稀缺導致在內戰中，醫務工作者成為各派襲擊的重點目標：誰能殺掉對方更多的醫生、摧毀更多的醫院，誰就找到了殲滅敵人的捷徑。

類似地，對於西方國家而言，誰能在內戰中吸納大批逃亡的敍利亞精英，誰就在很大程度上抓住了未來對敍工作（不一定是政治，德國並沒有強烈意願在敍政治談判中出人頭地）的主導權。

在啓動“領導力”項目後，德國現在已有約1500名敍利亞留學生，超過了敍傳統留學大國法國。德國的行動引發一些西方國家的不安。有分析者擔心，柏林現在又要拋開西方陣營，暗度陳倉另搞一套，將其在對華、對俄、對伊（朗）外交上的慣用手段搬上敍利亞舞台。

的確，“敍利亞領導力”規劃一經推出，便讓我想起了這幾年一直關注的德國與伊朗特殊關係。德伊之間經貿人文交流之密切、人員往來之頻繁、伊朗人對德國的崇拜，堪稱西方世界的奇景。作為全面制裁以前伊朗最大的進口國，德國為了保護自身經濟利益，百般拖延、極力削弱歐盟對伊制裁效力；表面上和盟友們談着民主、人權、核不擴散，實質舉動卻和中、俄如出一轍。這樣的“兩面派”做法自然引起其他西方國家的警惕。

顯然，現在談敍利亞重建和經濟合作都還為時尚早。但大家心照不宣的是，在敍利亞國內精英高度流失的背景下，誰掌握了敍人才資源、和他們建立起不分彼此的聯繫，誰就抓住了在敍拓展利益的線索和紐帶。這樣的長期收效，哪怕等上十年，也為時不晚。

2015年下半年，敍利亞學生陸續抵達德國，馬上被接到一些原汁原味的德國小鎮，開始封閉的語言培訓。10月，大學學習正式開始。11月，學生們集體到外交部參加外長舉行的歡迎會。不過，在外交部會見時，德國人太急於求成，險些釀成風波。

主持人和記者們非常生硬地問學生：“你們目前從德國的政治體制、文化價值和社會運行中學到了什麼？哪些東西可以用來改造敍利亞？”學生們很多是剛剛逃離戰亂，心中的忐忑和波瀾還未得平復，於是在現場情緒激動地講了許多敍利亞目前的惡劣狀況：從教派衝突、民族仇視到缺乏自由和尊嚴，甚至上升到批判阿拉伯文化的落後和宗教對生活的壓制。

大家的發言一經擴散，引發本國和海外敍利亞人的批評。他們指責學生們缺乏愛國心，質疑“領導力”計劃培養出來的人能否真正為敍利亞作出貢獻。德國方面似乎也意識到冒進所導致的被動，在以後的活動中壓低了調門，表達方式也含蓄了很多。

從2016年11月開始，系統的政治教育和技能培訓開始了。這些課程與大學學期同步，為期超過半年。學習任務分三部分：網上教學和討論（佔比25%）、現場授課和團隊項目（50%）以及心得報告和短文（25%）。課程的參與和完成情況與學生的獎學金髮放掛鈎。

網上教學部分，學生需從“政治”、“經社”和“個人能力”三大類課程中各選兩個科目研修。政治類課程包括政治談判、和平協定的設計與執行、安全觀、政府機構設置、多民族政治、民主制度等等。經社類包括：跨國經濟合作的組織與原則、歐洲睦鄰政策概論、公共政策設計、構建民主公正的教育制度等。個人能力方面，學生可選擇的課程有公共管理倫理學、企業社會責任、領導力的效力和責任、團隊合作、人口遷移和災後援助等等。

作為歐洲對難民最“友好”的國家，德國實際已經不堪重負

面對面的培訓和授課共三次，在不同城市舉行，總計十天左右。我看了主講和導師名單，主辦方顯然是花了心思安排的。導師幾乎涵蓋了各層級政治機構和社團組織的從業人員，包括聯合國德籍高官、歐盟官員、德國駐外大使、聯邦政府代表、州政府官員、市政府官員、大學教授、NGO負責人等。

第一次培訓於2016年11月在德國南部小城康斯坦茨舉行。在開場白中，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德籍官員介紹了德國對敍利亞的投入，進而引出演講的主題：忠誠。按他的説法，忠誠包括多重內含——對“領導力”項目的成員來説，學生要忠實地按照規定完成學業和培訓；要尊重德國風俗，融入當地社會；要忠於自己的祖國，待局勢趨穩後，為敍利亞建設貢獻力量；當然，還要忠實致力於拓展德國與敍利亞之間的交往和友誼。

不過，第一次培訓的主題卻並非是這些大道理的灌輸。這次講座和團隊活動是圍繞“產品設計與推廣”展開的，目的是教授學生市場調研、產品設計、推廣營銷等環節的基本原理。講座以食品產業為例。學生被分為小組，在培訓結束時要依次展示本組的產品設計和營銷策略。

三天培訓後，學生作課程評估。大家的意見五花八門。有的抱怨太簡單，浪費時間。有的打趣道：“你這麼自以為是，恰恰是需要接受社交能力培訓的典型！”還有人提出，“Leadership for Syria”這個名字應該改改：“我國的問題不是領導太少，而是太多。黨政軍情、反對武裝、極端組織，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最棒，是當之無愧的領導。我們應該學習團隊合作，而不是突出個人的權威。”助理們將大家的意見詳細記錄，向主管彙報，用於改進今後的培訓。

總之，近300人，年齡不同，學力不一，專業五花八門，人生軌跡更是多種多樣。主辦方想要把這些未來精英們聚合起來，就一個共同課題開展集體學習，不得不面對眾口難調的現狀。

而對學生而言，他們需持續考慮的長遠問題是：如何利用在德國和敍利亞的雙重背景，最大限度發揮個人價值。有學生指出：“在西方，敍利亞國籍好像我們身上的污點。無論你怎麼優秀，一旦對方得知你來自敍利亞，求學、工作、會議、旅遊，一切都與你無緣，哪怕是阿拉伯國家都會把你拒之門外。”“而另一方面，幾年後回到敍利亞，我們雖然是業界精英，但遭遇又能好到哪兒去呢？許多國內的敍利亞人會嫉妒、鄙視我們。他們會説，當國家有難時，你跑到歐洲去吃麪包黃油了，現在想回來搶佔我們的資源，沒門！”可見這些流亡海外的敍利亞精英，要想在戰後返回祖國、施展抱負，道路也遠不是一帆風順的。

如今，“敍利亞領導力”培訓才剛剛開頭。可以預見的是，德國在未來依然不會高調介入敍利亞政局，但會嘗試利用商業和人文紐帶，拓展自己的“非官方”影響力。敍利亞有望和伊朗一道，成為雖與德國政治理念不合，卻又關係曖昧的特殊夥伴。不過，這是長線投入，或許要經歷一兩代人方見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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