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強：如何有效推進市場化改革：田國強林毅夫爭論思考之四
一、引言
田國強反對“有為政府”概念最為重要和根本的原因在於，他認為，由於迄今為止成熟的市場機制還沒有建立起來，當前一些政府存在大量的事前和事後亂為，因而提倡“有為政府”往往就會強化政府的亂為而忽視市場化改革的緊迫性。
田國強寫道：“在此政府在經濟活動中已經出現大量過位、在維護市場秩序和提供公共服務方面缺位並存的情況下，仍強調這種通過政府幹預經濟活動、用政策手段尤其是產業政策手段來解決短期發展問題，仍然鼓吹積極參與經濟活動和制定產業政策的有為政府，有可能會造成誤導，將中國經濟帶入‘重政府輕市場、重國富輕民富、重發展輕服務’的舊模式和無限邊界的有為政府，甚至可能走向全能型政府。”
問題是，如果沒有對市場機制缺陷的剖析，如果沒有建立起真正的有為政府，能夠推進合理的市場化改革嗎？很大程度上，新古典經濟學及其派生出的華盛頓共識都是在照搬書本上的抽象理論和西方社會的獨特經驗。
但是，市場本身卻是特定時空下的創設之物，並隨社會發展而演變，這就產生了多樣化的市場類型。因此，這就涉及到我們究竟應該建設怎樣的市場問題，關鍵是要與我們獨特的社會環境相適應。相反，在缺乏對市場特性及其適應條件的足夠認識下，卻機械地模仿和搬用他國尤其是歐美國家的市場模式，那麼，歐美社會已有的那種效果往往也難以達到。因此，本文繼續就如何有效推進市場化改革這一重大問題作一探究。
二、富民強國是否必然導出有限政府
田國強認為，建立有限政府是富民強國的必然要求，其內在邏輯是：欲強國，必先富民；欲富民，必賦私權；保私權，必限公權。為了論證這一點，田國強結合國內外幾千年的歷史實踐和現代經濟學理論。
(1)在實踐上，田國強説，“遍覽古今中外，我們找不到一個忽視富民卻取得國家富強的成功例子，比如蘇俄、東歐的計劃經濟體制實踐，中國近代的洋務運動……一味追求國家的強大而忽視民富，最後無一不以失敗告終”；
(2)在理論上，田國強認為，“由於受到個體逐利的約束、資源的約束、信息非對稱的約束，一個經濟社會要實現富民，首先要賦予公民基本的私權，最核心的是基本生存權、經濟自由選擇權、私有產權”；
(3)田國強進而指出，要保護私權，就要“建立有限政府，關鍵是要讓公共權力的行使受到法律的約束和民眾的監督”；
(4)最後，田國強得出結論：“中國改革實踐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也正是由於遵循了這一基本內在邏輯，而發展過程中出現的種種問題恰恰是源自對內在邏輯的違背。”
那麼，我們究竟該如何認識田國強的這一論證邏輯呢？不可否認，國家的強盛依賴於全體人民的努力，從而必須給予一定的物質刺激以激發人民的勞動投入或創新意識，進而也就必須對私權給予相當的保障。
但是，如果由此將強國與富民對立起來，進而將強國與有為政府等同起來，將富民與有為政府對立起來，以至徹底否定有為政府，甚至否定有為政府在特定時空下的積極作用，這個邏輯就有點扯遠了，也太教材説教化了。
首先，國家的繁榮和人們福祉的提高根本上體現在民富上，因而政府就應該積極推行富民之策；但問題是，富民和強國之間是否存在矛盾關係，甚至存在根本性的對立？
要知道，斯密的《國富論》就同時關注這兩大目標：“第一，給人民提供充足的收入或生計，或者更確切地説，使人民能給自己提供這樣的收入和生計；其次，為國家和社會提供公共服務所需的充分收入，使公務得以進行。總之，其目的在於富國裕民。” 更不要説，在面臨激烈的國家爭鬥時期，往往都是先強國才富民的，這已為大量的歷史事件所證實。
明顯的例子是，近現代日本迅速崛起並在甲午戰爭中戰勝中國，恰恰在於它當時的國強而非民富。同樣，在崛起過程中，英國長期實行的都是軍事工業主義，也是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軍事國家：在1688至1815年期間英國至少有52%的時間是處於戰爭狀態，1715至1815年的國防費用幾乎是1850至1913年期間的300%，甚至也超過了1914至1980年期間的費用總和（包括兩次世界大戰），是1850至1913年期間所有公共開支的兩倍。
有鑑於此，彭慕蘭（美國歷史學家）就指出，英國和其他歐洲國家的確有制度上的優勢，“但是在1800年以前的世界中，它們似乎僅僅適用於戰爭、武裝的遠程貿易和殖民。”
張夏準在《踢掉梯子：資本主義的經濟和智力史如何被重寫以合理化新古典自由主義的資本主義的》一文中也指出：“如今的發達國家在其早期的制度發展水平遠低於如今的發展中國家。
例如，收入水平測量表明，1820年的英國處於比現在的印度更高的發展水平，但它甚至沒有那些印度如今已經具有的諸多‘基本’制度”。
講這些，並不是要否定富民的最終意義，只是想表明，在發展過程中將強國和富民對立起來並沒有什麼嚴格的邏輯和依據。
其次，私有財產只有得到一定程度的保護，才能維持社會的穩定，才能促進展開生產投資等經濟活動；但問題是，私權是否應該被絕對化和神聖化，乃至任何調整私權的制度和政策都可以被視為不正義？這涉及了兩方面的問題：（1）私有財產的取得本身是否合理？（2）私有財產的調整對社會影響如何？
第一，就前一問題而言，新古典經濟學以及奧地利學派之所以堅持“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信條，就在於它們基於邊際生產力分配論而將市場收入與各生產要素及其主體的勞動貢獻對應起來，從而是合理和正義的。
問題是，市場收入果真體現人們的勞動貢獻或應得權利了嗎？顯然，如果現實市場的收入與其貢獻不相稱，那麼，從社會正義或分配正義角度講，這種私有財產也就不是神聖不可侵犯的。
為此，我們可以審視一下現實收入分配機制：基於邊際生產力的生產要素分配淨盡定理依賴於各種強條件，而這些強條件在現實市場中並不能得到滿足；相反，考慮到市場主體的異質性和市場力量的不均等性，現實市場收入更主要由特定的分配規則和社會制度進而其背後的是力量結構所決定。
第二，就後一問題而言，田國強認為最核心的公民私權包括基本生存權、經濟自由選擇權、私有產權，但這三者往往並不相容；顯然，在不相容時，天賦人權觀要求首先保障第一項。
同時，隨着社會的發展，人們對社會權利和自由的關注逐漸從個人財產權轉向了免於匱乏和保障安全的自由；因此，儘管財產權自啓蒙運動始就被視為人類最基本的權利，但西方社會目前卻逐漸轉向了，以至財產已不再屬於絕對的私人領域，對財產所徵收的税率卻在不斷提高。
譬如，一個美國人死後留有遺產2000萬美元，但其中近1000萬美元要上交給政府，試問，這又如何有“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之説？這與部分沒收有什麼不同嗎?
講這些，也不是説不需要保護私有財產，尤其是當前社會，但確實要強調，私有財產的保護不是絕對的，富人對財產的使用在任何時期都會受到一定的限制，而且這種限制隨着社會發展而加強，這也是複雜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
第三，私權的保護有賴於健全而透明的制度安排，需要“以預先制定的規則來劃分政府和個人的權利範圍及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治理邊界”；但問題是，這是否就如田國強所宣稱的，“要成為一個有效的政府，必須是一個定位恰當的有限政府”？
事實上，一個有效的市場必須存在糾正市場失靈的機制，有為政府的主旨就在於此。例如，由於一些技術和產業創新領域的高度不確定性以及配套設施的不完善，導致民企沒有能力或不敢進入，那麼，好的有為政府就能夠提供相關支持。
再比如，由於個人價值和社會價值的衝突，一些個人或企業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時可能會損害一個社會的整體利益，那麼，好的有為政府就要設定一些規範來制約相關行為。
從這個意義上説，有效的政府也就是有為政府，如何又要規定為一個先驗的有限政府呢？田國強強調：“政府要在維護和服務方面發揮好的作用，而不是在經濟活動中發揮過多的作用。” 問題是，什麼叫“過多”呢？
要界定這一點，就首先必須搞清楚市場機制的缺陷和市場失靈的表現，從而確定政府的作用範圍。同時，在政府的應有功能確定後，就要保障政府做它該做的事，這種制度安排也有賴於一個有為政府。
所以，加爾佈雷思指出，“政府扮演着一種雙重角色。政府是問題產生的一個重要來源，它也是解決方案的重要組成部分。
在不平衡的發展、不平衡的收入分配、不合理的公共資源分配，以及在環境破壞和有名無實的規章制度方面，政府都難逃其咎。因此，它自身就是問題的一部分。而且，要解決這些問題，還不得不依賴政府自身的努力。”
通過上面的分析，我們至少可以得出如下幾點。
（1）有為政府與強國富民並沒有邏輯矛盾，如西方民族國家興起之初首先注重的就是富國，並由此推動了經濟大發展，併產生了相應的重商主義和歷史主義思考和政策主張。（2）私權和公權之間也並存在截然對立關係，兩者的集中都會危害個人自由和社會發展，從而良善社會需要在私權和公權之間取得平衡。
（3）不同時代對私權和公權的享有和限制存在差異，這與社會權利的拓展程度密切相關，這也是自由主義複雜化發展的基本趨勢。（4）有為政府並不意味着公權集中在少數人手中，而是要形成真正體現人們訴求的公意，這才是民主的真正本質。
當然，不可否認，迄今為止還沒有建立起成熟而高效的有為政府，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政府常常亂為。即使如此，針對目前社會經濟的混亂狀況，我們也需要對原因仔細加以辨析：有多少是政府亂為造成的？又有多少是市場固有缺陷造成的失靈問題？有多少是因為特定時空下市場不完善而政府卻無為造成的？又有多少是源自政府“亂為”和市場缺陷這兩者的惡惡相加？
所有這些都有賴於在建設有為政府時詳加探究，有為政府絕不是一個口號，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工作，而是需要鍥而不捨的探討和努力；同時，有為政府也絕不等同於包含了“亂為”的全能型政府，而是非常強調有所為和有所不為，必然有作用邊界。
與此相反，流行的有限政府往往也是先驗的和絕對的，甚至退化為相對於傳統全能型政府的另一個極端；顯然，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在實踐中往往更容易也更經常發生，但潛含的問題可能同樣的大，因為有限政府的“無為”往往會放任市場的破壞能量。
三、模仿式市場化改革是否有效可行
田國強認為，中國的大改革方向必須明確，這就是經濟自由化、市場化和民營化的鬆綁放權。為了論證這一改革方向的極度重要性和必要性，田國強分別從理論內在邏輯分析、歷史比較分析及量化實證分析三大視角切入。
（1）在理論基礎上，田國強援用哈特的不完全合約理論而強調，“政府不要試圖建立面向市場、社會的全面合約，將剩餘控制權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裏，這不能很好解決信息和激勵的問題，從而其資源配置效率也是極低的”。
（2）在歷史實踐上，田國強認為，“中國的鬆綁放權改革就是對不完全合約的確認和產權的再劃分，把激勵搞對”，“從計劃經濟到商品經濟，隨後到市場經濟的跨越，是中國在市場化改革中的關鍵一躍……是依靠市場化改革和民營經濟的大發展”。
（3）在計量分析上，田國強借用四位俄羅斯裔經濟學家的工作論文證明，“改革與不改革，其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差別巨大”。由此，田國強強調了“堅持還是不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市場化的改革到位不到位”對經濟發展的影響。
不可否認，中國社會的市場化改革還有待進一步推進，但是，由此來否定有為政府卻是有問題的。事實上，我的理解，有為政府從來沒有打算成為改革的絆腳石，反而積極推動改革；也從來不否定現實世界中還存在大量的政府亂為現象，反而積極推動相關領域的市場化。
也就是説，有為政府與有效市場根本不矛盾，相反，正如林毅夫指出的，有為政府和有效市場是互補關係，儘管有為政府與有限政府所理解的有效市場也存在內涵上的差異。
同時，有為政府與有限政府在改革路向上也不存在本質性不同，兩者的差別主要在於：如何理解市場化改革？“三化”本身是否應有個界定或限度？根本上，這又源於對現實市場機制缺陷的認識上存在差異。
首先，我們對田國強的上述論證邏輯作一辨析。
（1）田國強以哈特的不完全合約理論來否定有為政府，但這種批判實際上樹錯了靶子；因為，它將有為政府等同於以前的統制政府，將有為政府的產業政策當成了統制政府下的經濟計劃。
其實，有為政府從來不會尋求佔有更不要説獨佔剩餘控制權，也不是要擴建所謂的國有企業；相反，有為政府一直致力於建設和完善市場機制，希望建立一個有效的市場體制，或者説構建市場和政府兩大機制互補的市場社會主義。
（2）田國強將中國改革成就歸功於“三化”改革並以此來主張“三化”改革的維持和繼續，但這顯然無視市場化改革中已經暴露出的嚴重問題。事實上，即使在市場化改革帶來了快速的經濟增長，這種增長也呈現出明顯的無序式，集中體現為：經濟增長是粗放投入型的，收入分配是勢力博弈型的。
在很大程度上，社會制度的有序程度與經濟增長速度之間的存在一種倒U型關係，並最終將難以維持這種高速增長態勢。因此，有為政府從來未否認過去幾十年改革的總體成就，但強調目前也應該到了審視市場機制內在缺陷的時候了。
（3）田國強借計量分析而將現實社會問題從市場化改革中排除出去，但這種做法是缺乏説服力的。事實上，按照同樣的計量邏輯，我們也可以將很多現實問題（如農業凋敝、農民困頓、收入拉大、貪污腐敗、看病困難、社保解體、環境惡化）歸咎於市場化改革問題。
進一步地，針對市場化改革的總體路向，我們還可以進一步思考：是否存在一種不變的市場？如果市場是可變的，那麼，就需要進一步審視現實市場是否合理的問題。
其次，我們對田國強的科學研究邏輯作一拷問。田國強在很多場合強調論斷的得出應該以科學方法為基礎。那麼，何為科學的方法呢？現代經濟學認為最為重要的方法就是計量分析，認為計量分析結論以大量數據為基礎，從而是客觀的，也就是科學的。
但是，實證分析的客觀性實際上只是一種虛構：無論從數據資料的選擇還是從分析工具的選擇都充滿了主觀性。 基於數據比較的計量分析也是如此，因為不同時空下的其他變量根本是無法得到控制而穩定不變的。
試問：迄今有什麼計量文章真正控制住了其他擾動因素？有多少計量文章真正滿足了穆勒170年前提出的五大比較邏輯方法：一致方法、差異方法、剩餘方法、伴隨變化方法和契合差異並用法？
我們回到田國強的研究邏輯：
（1）“所謂科學，其核心就是通過控制實驗，即將其他影響因子固定”；
（2）分析中國改革成就的成因也“應該通過控制實驗的科學方法，以辨析出哪些改革舉措和政府政策是中國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差異因素，而不是拿其他國家的經驗來作對比”；
（3）中國改革前後，“除了固定的因素之外，新的因素是：較大程度的經濟上的選擇自由、鬆綁放權的改革、引入競爭機制（包括中央與地方政府、對內對外的競爭）、對外開放、民營經濟大發展”，由此可以得出“中國巨大成是因為‘三化’改革”這一結論；
（4）相反，“如不採用控制實驗的方法來分析中國改革，只是認為固有的因素重要，又不恰當地拿他國進行比較”，就會犯拿雞和鴨比較的類比錯誤，因而林毅夫拿其他國家對比就得不出科學結論。 也就是説，田國強認為只有通過控制實驗才能得到因果關係的推斷，並由此駁斥林毅夫從中國和蘇東轉型績效的對比所獲得的結論。
問題是，田國強將中國轉型成功歸功於“三化”改革就通過控制實驗了嗎？實際上，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安格斯·迪頓以及羅德里克等人都指出，隨機控制實驗並不適用於全國性的政策和制度變革，因為不可能將全國的人隨機分成有變革和沒有變革兩組來檢驗變革的作用。
同時，比較分析本來就有橫向比較和縱向比較，尤其是，如果縱向比較由於變量眾多以及變動而無法控制，那麼，橫向比較也就是一個重要的替代手段。
其三，我們市場化改革的當前方向作一探究。田國強強調，當前中國社會的問題根本上是由於市場化不到位所造成的，因而突破這一困境的根本途徑也就在於進一步深化市場化制度改革。
這裏的問題是：何為市場化改革不到位？是指總量上的比例不足還是結構上的不合理？從現實表現來看，市場化改革不到位應該包括這兩方面。
但是，新古典經濟和奧地利學派的學者往往只關注總量上的比例不足，從而一個勁地鼓吹“市場化”，卻不去認真辨析哪些方面的市場化有待加強，哪些方面的市場化則需要加以規範和遏制。
很大程度上，這也正是源於新古典自由主義的抽象思維，以致在實踐中它往往不再將“三化”僅僅當成手段，而是將之作為不變的目標；相應地，新古典自由主義者往往就不會正視迄今為止的市場化改革過程中所暴露出來的問題，反而以其他因素進行辯解。
而且，在改革過程中，確實總是存在各種複雜的因素，因而新古典自由主義者往往總能找到辯解的理由和依據。也正因如此，田國強説，“長期以來中國改革所堅持的鬆綁放權經濟自由化（經濟主體自主化）和市場化的方向，被一些經濟學家簡單地貼上新自由主義、華盛頓共識或休克療法的標籤給予否定。”
顯然，如果推進優化目前市場化結構的改革，那麼就要防止和突破新古典自由主義的思想和政策禁錮，就需要對市場機制的優劣以及現實表現作更深入的剖析。然而，新古典自由主義者往往把歐美市場當成理想的存在，從而傾向於模仿和引進歐美的市場模式。
問題是，歐美的市場機制就是我們所想建設嗎？難道歐美市場經濟所暴露出的問題還不明顯和嚴重嗎？即使目前美國社會還有很強的經濟活力，我們也需要清楚美國所具有的獨特條件，而這些獨特條件在當前中國往往並不存在，筆者在一篇文章中也做了初步説明。
其四，我們對模仿式“三化”改革的結果進行審視。基於華盛頓共識的“三化”政策主要來自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學説和歐美社會的現實制度，因而“三化”政策在發展中國家的引用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成是一種模仿或照搬。
但任何制度都隸屬於整個社會相容的一整套制度體系，如果直接照搬，那麼往往就會出現與本國其他制度不相容的情形；尤其是，如果缺乏對市場內在缺陷的足夠認識，基於“三化”所引進和發展的市場往往也會是彰顯其惡，並與本國就有制度的惡結合在一起而產生惡惡相加亂象。
正是受到華盛頓共識的影響，很多原社會主義國家都將原本為提高效率而推進的市場化改革當成了目的本身，變成了“為改革而改革”，“為市場化而市場化”， 乃至工具和手段蜕變成了改革的根本目的。
同時，正如林毅夫指出的，一些學者將“三化”作為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把改革的目標當作改革的手段，不僅忽視了許多問題的內生性和發展的階段性，也無視“三化”發揮作用的條件性，從而往往將現實問題簡單化，而找不到真正的問題。
譬如，在當前中國社會，傳統的公權力濫用和新近的市場失靈就畸形地結合在一起，乃至出現了這樣的怪現象：“今天的農民在無需找‘市長’的場合，‘市長’卻非要找他們不可，而在需要‘市長’之時，‘市長’卻往往拂袖不管，還振振有詞地要人們‘不找市長找市場’。”
正是基於這種現象，有為政府的建設也就需要提到改革日程上來：必須建立良好的制度安排以確保政府承擔起應盡職責。然而，針對這些嚴重的失職或卸責行為，一些經濟學人卻樂於為之進行辯護，以至這些“無為”官員往往被吹捧為真正懂得經濟規律的管理者，是自由主義和市場經濟的捍衞者。
事實上，我們應該思考這樣一個問題：究竟應該捍衞何種市場經濟？究其原因，現實市場往往並非合理，因而我們不能簡單地捍衞現實市場經濟。
其五，我們對看待市場化改革的態度作一説明。缺乏對市場機制的深入理解而簡單照搬歐美國家，往往會造成比歐美國更為混亂的社會秩序。當然，田國強否認目前中國的問題是照搬式的“三化”改革造成的，他質問道：“世界上有照搬的例子嗎，誰照搬了？誰能做到照搬？不是該不該照搬，而是根本就做不到照搬，因為所謂‘照搬’就是原封不動地複製造。” 這可以從兩方面作一辨析。
（1）不可否認，絕大多部分的市場化改革都在照搬，而且，很多經濟學人也極力主張照搬。例如，文貫中就説，“對新自由主義來説，共識是其濃縮，‘三化’是其提倡的部分內容……共識提煉出了決定發達市場經濟的10條共同的規律性特徵，因而對深化市場經濟的本質屬性的認識做出了自己獨特的貢獻。
單獨討論其中的每一條，包括林毅夫在內的絕大部分經濟學家都確認無誤，認為是完全正確的和必要的。” 問題是，豐富複雜並在不斷演化的市場經濟果真可以簡化為這10條“共識”嗎？將市場機制如此簡單化究竟是對市場認知的貢獻還是對市場改革的誤導？如果説“共識”的化，又是誰的共識呢？為何還有如此多的人包括大量的經濟學家反對呢？
（2）儘管“華盛頓共識”一直在鼓吹照搬，而且照搬已經成了風潮；但是，受各種條件所限，完全徹底的照搬往往又幾乎不可能，從而“三化”的市場改革也帶有強烈的選擇性。正因如此，在逆向選擇效應的驅動下，現實世界所呈現往往是“畫虎不成反類犬”式照搬，往往是捨棄精華取其糟粕的學習，從而必然會比所模仿的國家產生更大的困境。
有鑑於此，文貫中又説，將這種問題歸咎於照搬並以此宣稱新（古典）自由主義的破產是“令人十分不解。這猶如説，美聲唱法學通的人固然達到餘音裊繞，美不勝收的境界。但是，既然有那麼多人學了很久，仍然五音不全，鬼哭狼嚎，美聲唱法顯然破產了？
常識要求我們問一聲，是學的人自身方法和技巧有問題呢，還是美聲唱法本身有問題？” 固然美聲唱法的道理和價值不可抹殺，難道就因此要求每個人不管他的先天條件如何都來學習美聲唱法？
進而，我們從很多人學習美聲唱法的失敗中得出結論：要求每個人都學美聲唱法這一共識破產了。試問，這種説法有什麼邏輯問題嗎？
回到市場化改革這一議題，現實市場的混亂固然不能説市場破產了，但我們卻可以説，要求所有國家都照搬西方市場模式的新（古典）自由主義共識破產了。
最後，“劣幣驅逐良幣”也是人類社會的一般學習規律。從人類歷史經驗看，在爭鬥中被打敗的弱勢者往往會採取激進方式來學習乃至模仿優勝者，但他們所學習和模仿的往往都是那些表面的且糟糕的東西。
例如，當被美國強行打開國門的日本開始向歐美學習時，不是學習它的人道、寬容、博愛以及創新精神，而是學習和仿效它的擴張、掠奪和征服，不是引入基於宗教傳統的精神文明，而是強化基於功利傳統的物質文明，以至日本很快就變得比歐美還具有侵略性和擴張性，中國以及其他亞洲國家都深受其害。羅素就説，“只要是歐洲人對中國所犯的罪行，日本人都犯過，並且有過之而無不及。”
同樣，在當前中國經濟學界，中國經濟學人往往不是誠心學習西方學者對學術的執着和求真精神，不是努力借鑑西方高校的學術風氣和學術制度，而是極力照搬主流刊物中的形式規範，機械模仿展示智力的數理方法，這導致中國經濟學界形式主義和功利主義盛行。弱勢者的學習和模仿往往是具有高度的選擇性，而且往往是逆進步的。
究其原因在於以下幾點。
（1）失去自信的人或羣體往往機械地模仿優勝者的顯性特徵，而這些顯性特徵恰恰體現了優勝者的低層次的而非高層次的特質，往往不能代表它的精髓反而更可能是糟粕。
（2）精髓的東西根本上體現了社會文明以及社會合作的價值取向，這需要具有“克己”私慾或“節制”短視的理性，而主導這種模仿的社會大眾往往不具有這種能力。
（3）由於失敗者曾被擁有這些顯性特性的優勝者所打敗，這些顯性特性在失敗者眼裏就潛含了野性的魅力，失敗者也希望通過學習和仿效這些特性而有一天不再受欺侮，甚至可以成為優勝者而欺侮他人。
由此觀之，在當前中國的市場化改革以及有為政府的建設中，我們也必須充分考慮這種逆進步的學習規律或現象，必須對事物的糟粕和精華有清楚的剖析。
四、改革路向紛爭背後的意識形態
上面的分析論斷基本上都是建立在邏輯思辨的基礎之上，邏輯思辨的特點是多元、開放和綜合，因為它不會執着於特定的形式邏輯，也不固守一元主義的態度；因此，這也應該是一種科學的方法，有助於我們深化我們對有為政府和有限政府的深刻認知。
當然，長期以來，受過嚴格訓練的經濟學人往往習慣於特定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思維，沿着一元主義的封閉路徑展開理論研究，並由此獲得堅信不疑的結論。
實際上，這反而在創造一個教條和神話，費耶阿本德寫道：“信仰神話的人們其心理態度可以概括為完全和毫無遲疑的接受態度，神話敍述着真理，並且不可能錯誤。假如將神話應用於現實或理解現實時出現問題，這並不表明神話自身有缺陷，而是應用神話的人們自身有缺陷，他們沒有理解神話所傳遞的明顯信息或者沒有遵循神話的要求，神話自身是毫無錯誤的。”
同時，這個教條或神話往往也有大量的數據作為支撐，甚至也來自經驗，但這個經驗往往是殘缺的。例如費耶阿本德寫道：“神話並不是與現實世界明顯對立的虛構想象，而是被無數直接和有力經驗所支持的系統思想，並且，這種經驗似乎比用於建立現代科學的精密實驗結果還更有吸引力。” 目前的政府功能和產業政策之爭中也潛含了這種神話困境，這裏繼續作一説明。
林毅夫強調，“中國道路的成功秘訣，就在於打破新自由主義所謂自由化、私有化、市場化的神話”。 田國強認為，林毅夫這種提法是在給主張市場改革的人貼政治標籤，將使人不敢再談市場改革。田國強寫道：“這已經上升到政治高度、上升到新自由主義或華盛頓共識的高度了”，從而泛意識形態了。
田國強又強調，“上綱上線是大家都害怕的事情，如果動不動就貼上一個標籤，誰還敢或還能談出自己的學術觀點和改革建議。一旦用一種貼政治標籤的意識形態化做法將其否定，很可能會招致顛覆性的錯誤。”
確實，學術爭論應該侷限在“道統”範圍內，不應該上升到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層面，更不應該藉助“政統”來壓制學術爭論，否則，失去獨立性的“道統”必然會解體。
實際上，維持“道統”相對於“政統”的獨立性是筆者長期以來的堅持，堅信真正的學者絕不會故意地將學術與政治混為一談，必然會謹遵韋伯有關學術與政治分業的教導。
事實上，筆者也相信，林毅夫和田國強等人都是有志於學的學者，因而他們之間的政策差異就主要源自不同的學説基礎。
譬如，林毅夫在同一篇文章中也強調，“中國經濟發展之所以能取得舉世矚目的成績，就在於中國從實際出發，找到了一條把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的道路，形成了充滿活力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並在持續深化改革中不斷理順政府與市場關係，實現了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有機結合”；並且，還積極主張通過深化市場改革，將雙軌制改革遺留下來的干預扭曲取消掉，從而完成從雙軌制向市場單軌的過渡。
從多元主義的學術視角來看，筆者認為，“打破新古典自由主義”這一提法與其説是一種政治宣誓，不如説是一種致力於擺脱傳統思想禁錮的學術態度，它強調無論是對市場認知還是市場化改革都不能有唯“三化”是從的教條傾向，而更應該以開放多元的視角加以辨析。
同樣，筆者相信，田國強也絕不樂於進行政治宣誓和意識形態論戰，他所有的論斷也都努力根基於邏輯的和數據的分析，這也是他強調的科學的方法。
但是，從神話的一元主義特性看，強調堅持新古典自由主義和堅持“三化”不動搖，卻帶有很強的僵化性和保守性，也可以看作是在塑造一種神話；同時，這種神話通過學術共同體的建立而產生一種橫向的自我強化效應，通過課堂上灌輸式的傳導而產生一種縱向的路徑依賴效應。
費耶阿本德寫道：“要成為一名優秀的經驗主義者，只有當你寧願用多種可供選擇的備選理論而不是用單一理論或‘經驗’進行工作。
這種理論的多樣性必須被認為是知識的最初階段，這一的階段在後來的某些時候會被一種真理所取代”；“一名優秀的經驗主義者並不會滿足於人們關注的理論以及用一種直接的方式對理論進行檢測。既然知道了最為基本的和一般的批判是藉助於備選理論來完成的，那麼他就會試着去發明這樣一些備選理論……成為一名優秀的經驗主義者也即意味着他是批判的。批判不僅在懷疑主義的抽象原則上，而且是在具體的各種學説之上進行的，這些學説表示在每一個案例中已被接受的思想怎樣被進行進一步檢測和研究，它因此而為我們只是發展的下一步做好了準備。”
在某種程度上，基於特定邏輯形成的教條式論斷往往更近似於一種政治性口號而非學理性探索，儘管提倡者本人並不一定會意識到。所以，當田國強説，“理論探索一定離不開一個開明、寬鬆的輿論氛圍和社會環境。理論探索無禁區，思想解放要先行……理論探索必須要超前，對現有改革的不足之處進行理論剖析，通過內在邏輯的推演指明下一步改革的方向和可能結果。”這顯然是對的。
但是，當田國強又説，“有限政府和有為政府的本質差別在於，是着眼中長期發展還是着眼短期發展，是強調改革還是不強調改革，是落腳於國家治理還是不落腳於國家治理。”
在某種程度上，這就帶有某種教條性，甚至上升到了某種政治立場和意識形態的層面，因為它通過將有限政府和有為政府的差別定性為強調改革還是不強調而上升到了政治正確性問題，並通過未來方向確定性的判斷而凸顯己方主張的合乎時代性和他方立場的落伍性，乃至把市場化、有限政府等都神聖化了。
文貫中宣稱，“正當中國成為自由貿易和全球化的最大獲益者和最新旗手的時候，國內外出現一股反市場化、貿易自由化和全球化的逆流。一些人更無端猜測新自由主義和華盛頓共識的倡導者的動機，認為他們不懷好意，目的要搞垮發展中國家。這種思想混亂的逆流如果不及時阻止，不但有害中國自身改革的深化，以自由貿易和全球化為旗幟的中國要走出亞洲，走向世界，也將面臨極大的意識形態阻力。”
顯然，其中所使用的諸如“旗手”“逆流”“旗幟”“反市場化”“無端猜測”等強化自己立場的措辭顯示了強烈的意識形態因素。
當然，現代學術爭論中意識形態和上綱上線的威脅往往不是來自政治權力的壓制，而主要是來自那些被視為不言自明的信念，而這種信念往往體現為學術的主流趨勢；正是依靠這種主流信念，一些經濟學人往往傾向於漠視、壓制和扼殺那些批判和反對傳統智慧的聲音，乃至就形成了一種基於“多數民主”的極權主義。
相應地，意識形態在學術研究和討論中的滲入往往就不再以命令或説教等傳統形式呈現出來，反而越來越以科學和理性邏輯的面貌出現。事實上，正如麥克羅斯基所説，大多數貌似科學的方法實際上就是一種增加説服力的措辭。
而且，這些論斷還總是會以案例或經驗事實作為依據，在很大程度上，數據和案例也成為增加説服力的一種措辭，因為這些東西往往顯得客觀，從而滿足當前科學主義的要求。
費耶阿本德就寫道：“神話絕不是強加在同它們沒有關係的事實上的夢想，相反，一個好的神話能夠引用許多對它有利的事實，它有時甚至比今天受到高度讚譽的科學理論更堅定地根植於事實。”
有鑑於此，我們在審視一個觀點或論斷時，就需要警惕陷入以特定案例或證據所構設的陷阱，而要展開充分的思辨式考問。譬如，田國強説，科學的核心在於通過控制實驗將其他影響因子固定後進行比較。
但實際上，無論是計量經濟學還是實驗經濟學根本上都沒能滿足這一條件。再如，田國強認為通過控制實驗科學方法就可以得出中國的巨大成就歸功於市場化改革。但實際上，當宏觀環境很不穩定時，根本就無法通過控制實驗得出所謂的“科學”結論。
未完待續
（文章轉載自第一財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