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勇鵬、寒竹、文揚、王文、房寧、李波： 為何階級分析理論難以解釋這次美國大選？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範勇鵬、寒竹、文揚、王文、房寧、李波】

【12月30日，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與觀察者網共同舉辦了《特朗普的美國vs崛起ing的中國》研討會。範勇鵬研究員在主題演講中提到，從2016年美國大選的辯論議題和選民兩極分化來看，美國似乎出現了“階級政治的迴歸”，階級問題重新冒了出來。這一話題立即引起了專家們的激烈討論，那麼“階級”這一概念能否準確地概括社會分野？階級分析理論能否適用於美國大選？使用階級分析法又該如何把握好“度”？觀察者網根據現場錄音整理成文，為讀者們奉上專家們對這些問題的深刻解讀。文字已經過各位專家校正與完善。】

從階級視角看美國大選——一場無望的掙扎

在歷次美國大選中，真正的“高政治”議題（指涉及利益分配的政治議題，諸如税收、政府支出、轉移支付等，涉及的利益越核心，政治性越高）總是被一帶而過，一些“低政治”議題（如槍支、墮胎和同性戀等）反而成為關注的焦點。

然而，在2016年大選中，移民和全球化意外地成了辯論的中心，二者都非常具體地指向了美國工人的就業和經濟利益問題，涉及最核心的利益關切，屬於“高政治”議題。

因而，可以説這次大選出現了“政治的迴歸”。因為受到移民與全球化消極影響的主要是美國社會中下層人羣，所以這種“政治的迴歸”又可更具體化為“階級政治的迴歸”。在“政治正確”話語掩蓋階級政治幾十年後，階級問題終於又一次冒了出來。

世人總以為美國是無階級社會，中產階級發達，是橄欖形社會結構。美國在南北戰爭之前，的確存在着一個龐大的“中產階級”，即擁有土地或小產業的白人業主。所以在那個時期，馬克思講的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對立的情況尚不明顯。

隨着美國在19世紀末進入壟斷資本主義時期，這個羣體迅速縮小，慘遭資本的剝削，成為不折不扣的僱傭勞動者，無疑屬於無產階級。但是，美國社會科學用一個“新中產階級”概念，偷換了擁有生產資料的“老中產階級”概念，造成了概念和現實之間的混亂。

20世紀，在去階級化的中產社會假象下，美國工人階級成了温水中的青蛙。雖然70年代以來長達30多年收入增長停滯，他們卻遲遲未能覺醒。直到全球化造成的惡果已經覆水難收，才開始表達不滿。他們在2008年、2012年投票給奧巴馬，期望能改變局面，但結果卻是失望。

於是2016年他們憤怒地把票投給特朗普。可是，在制度不發生革命性改變的情況下，他們註定還是會失望。兩黨都試過了，還能依賴誰？

我們也可以判定特朗普宣稱的那些保障白人工人階級利益的政策也不可能實現。就拿就業崗位迴流和貿易戰這兩個政策來説吧。

資本逐利的本性決定了跨國公司不可能為保障國內就業崗位而蒙受損失，它們要麼會以崗位為籌碼向聯邦政府索取更多的補貼，要麼會加快應用機器人和人工智能，使傳統工人從“相對剩餘人口”加速淪為“絕對剩餘人口”，從而喪失與資本博弈的任何機會。

如果搞貿易戰或保護主義，則會陡然提高國內生活成本，導致中等階層的激烈反彈，這顯然不符合“温水煮青蛙”的長期策略。

如今，美國工人階層意識到了自己不可挽回的沒落，絕望地抓住普選制這根救命稻草。但是，美國是個被資本俘獲的國家，同時產業工人階級也已經處於沒落階段，階級政治的迴歸只能是一場無望的掙扎。

“階級”可以談，但還是用“精英—大眾”比較準確

階級分析還是需要，但是在分析美國大選的時候，卻很難用階級分析的方法。根據馬克思主義理論，“階級”是與生產資料所有權直接相關的概念。工人階級在美國政治圈，應該只是一個“自在階級”，而非“自為階級”。

工人階級雖然人數不少，但並沒有形成一種獨立的階級力量，更沒有組織成為工人階級的政黨。對於2016年美國大選來説，現實中的選民分野還是用“精英—大眾”這樣的概念比較符合事實。

在美國社會，“精英”與“大眾”，“資本”與“勞工”，是兩對錯位很大的概念，完全談不上對應，這跟19世紀、20世紀上半葉的西方社會的分層有很大不同。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資本主義全球化與科技進步。

近幾十年的經濟全球化催生了兩個“兩極分化”：一個是企業規模的兩極分化，另一個是勞動力市場的兩級分化。這兩種“兩極分化”雖然在資本主義社會初期就在一定程度存在着，但直到全球化的今天，才日顯突出。

美國當下的資本家集團事實上也已經分裂為兩部分：國際性的跨國大企業與地方性的中小企業，前者是全球化的獲益者，所以投入希拉里的普世主義陣營；而資本家集團中大量沒有或很少在全球化中獲利的地方性中小資本家，也是資本家階級中的大多數，他們則站在特朗普的本土主義一邊。

另一方面，現代經濟的知識化和技術化造成了勞動力市場的兩極分化。在勞動力市場中，企業高管人員、專業服務人員（包括金融、會計、保險、法律、醫療、新聞、教育等行業的部分高收入人員）與普通勞工逐漸成為兩個經濟地位差異極大的社會羣體。

所以，儘管美國社會高度貧富兩極化，但階級鬥爭並沒有成為美國社會的政治主軸，更沒有形成真正的工人階級政黨。當前，美國政治鬥爭的主角，是民主黨和共和黨，是希拉里的支持者和特朗普的支持者。他們雖然在大選中立場分明，相互指責，但這種政爭只能界定為精英與大眾的對壘。

就階級性質而言，美國社會的兩黨之爭仍屬於資產階級內部的黨派之爭；就民主共和兩黨的利益傾向而言，特朗普更傾向於資本家集團，希拉里更傾向於知識精英集團。對於特朗普與資本集團的關係，長期批評新自由主義的美國經濟學家斯蒂克里茨講得很透徹：“特朗普上台對美國藍領來説絕對不是一個好消息”。

階級問題被種族問題掩蓋，二者具有一定替代性

我認為，用種族問題替代階級問題，具有一定的可替代性。直到現在，我仍認為可以將特朗普當作一個種族主義者來分析問題。2016年初，特朗普剛有可能出位的時候，各方面相關文章都指出了這一點。

美國有一個很重要的現象，即很多統計數據顯示，非西裔的白人羣體的自殺率、患病率、吸毒率都在上升，而黑人和西裔羣體反而下降。這個對立是很鮮明的。

也就是説，在某種程度上，特朗普的崛起的確折射了白人種族羣體在美國社會中相對淪落的境況。在相當長的時間內，美國社會一直用種族間的問題來掩蓋階級問題，所以，我認為這説明二者之間在解釋力上具有一定的相互替代性。

另外，用階級分析法剖析美國社會，説到底還要跟未來中國形勢聯繫起來。如何用這個分析工具解讀未來中美關係？中國現在是怎樣的一個社會？這個階級分析的方法能不能當作統一的理論框架使用？當初，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法既適用於國內階級鬥爭，也適用於世界範圍內的階級間的較量。

階級分析這裏面的確有些文章可作。但是，這個方法不能使用過度，過了一定界限之後，它就可能變得越來越荒謬。在中國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階級鬥爭最走火入魔的時候，就出現過這情況。凡事都用階級分析，結果就是災難。所以説，這個方法一過了，就會出問題。但是，不可否認，階級分析作為一種政治學分析工具，仍然具有一定的價值。

階級分析法可以用，但要講究與時俱進

用“階級”分析這次美國大選，意思可以理解，階級分析法也可以用，但是直接用這個概念是不行的。

我在研究美國2012年大選時意識到了這個問題。“階級”這個概念，是一個傳統的區分社會身份的標準，可以稱之為社會斷層線。但階級是一個單一概念，即以與生產資料的關係劃分人們的社會身份，比如資產者與無產者。

然而，隨着現代社會關係日益複雜化、社會結構發生鉅變，決定與區別人們社會身份乃至政治立場的不再是過去那種單一因素。

現代社會里，人們的社會身份具有複合性特徵，社會羣體是由多種因素共同區別與劃分的。從這個意義上説，現代社會羣體基本上都是複合主體。從美國大選中人們的立場和態度可以辨識出，決定或影響美國人社會身份和政治立場的至少有六個比較重要的因素，如種族、性別、地區、宗教、受教程度和年齡等。

以“年齡”因素為例，18、19世紀歐洲工業化時代是“階級”盛行的年代，那時還沒有社會福利和社會保障，所以人們的利益更多是和職業以及有無資產聯繫在一起的。而現代社會擁有了完備的社會福利和保障體系，人們的利益很大程度上受到社會福利和保障體系的影響，相應地年齡等因素就凸顯出來了，代際利益差別十分明顯。這也是對現代社會羣體結構的一個政治經濟學的解釋。那個韓寒不是説中國有兩大“階級”：房東、房奴嗎？代際差異造成羣體的訴求和認知大不相同。

我們在亞洲國家政治發展比較研究中認識到，各國社會分層因素並不一樣，而且處於變化之中。比如，在美國，我們能識別出六個會影響人的政治立場和態度的因素，但這六個因素的組合與權重每次都不太一樣。

2016年大選，美國有人講這是“紅脖子造反”，是白人種族主義復歸。可見無論如何種族是美國社會分層權重最大的因素，但是在別的國家就不一樣了。比如在菲律賓最重要的因素是“家族”，在中國，可能有人會説是“圈子”。

分析美國大選，我們作為馬克思主義者，不能忘了“老祖宗”，階級分析方法還是能給我們很多啓發，但我們要從新的社會現實情況出發，階級分析法也要與時俱進。

有人説特朗普贏得大選，代表“99%草根打敗了1%華爾街大富豪”。但大家沒有很好地分析，特朗普是1%還是99%？實際上他是屬於99%的。因為經濟全球化、金融化，華爾街的金融巨頭才是美國最強勢的利益集團，甚至損害了傳統的工商集團的利益，所以才會出現佔領華爾街運動。

那不是傳統意義上的階級對立。如果是那樣就不是佔領華爾街，而是要佔領華盛頓了。至少也不是1%對99%，怎麼也是20%對80%，或30%對70%。

特朗普在大選時，成功地將希拉里塑造成華爾街的代言人，要打倒她，他就是利用了1%和99%的對立。所以我們還是得回到現實中，回到美國社會發生的變化中，實事求是地去分析，然後得出結論。

美國的新政治階層矛盾

“階級”這個詞，在中國的話語體系裏是有特殊含義的。所以，不如換個詞，比如“階層”。其實“階級”跟“階層”英文差不多，都是class，或許也可以用“group”這一概念。

正如皮凱蒂在《21世紀資本論》一書中顯示的，21世紀有個非常重要的現象，即羣體之間的財產性收入的增長大大超過工資性收入的增長。近十幾年來，歐美國家的工資性收入增長開始減緩，但是固有財產的增長大大超過工資性增長的速度，這就導致了羣體之間極其嚴重的分化。

羣體之間的裂變很難彌合。從這個角度看，2017年，特別是上半年，美國將迎來一段政治混亂期。中國有堅強的領導核心，但是美國沒有。在華盛頓，90%左右的選民是反對特朗普的，未來半年，華盛頓會陷入“押錯寶”這一悲傷情緒的康復期。特朗普現在無人可用，他招徠的部級幹部多是財閥、“軍閥”，未來階層之間的摩擦會加劇，美國巨大的中低層公務階層和高層行政團隊間的磨合過程將會非常艱難。

由羣體再説到世界歷史的演化，就能發現，目前正處在全球羣體重組、世界權力重構和國際經濟重啓的關鍵節點。

2016年曆史重要性可能會與1991年有些相似：1991年社會主義陣營瓦解，2016年很有可能是資本主義陣營的瓦解。特蕾莎·梅在歐盟開會，沒人理她，德國對特朗普也不感冒。如果1991年是“歷史的終結”，2016年便是世界歷史的重新開始。

用階級分析法分析美國大選，還要加上種族、宗教因素

我同意階級分析的觀點，但分析美國大選，必須要加上種族、宗教維度不可。這次信仰基督教白人的80%以上，不分男性女性、收入高低，都投票給了特朗普。

去世的亨廷頓幾乎是有些憤世嫉俗地寫完了他的最後一本書《我們是誰？》，書中強烈呼籲美國恢復WASP（觀察者網注：White Anglo-Saxon Protestant的簡稱，意為新教徒的盎格魯撒克遜裔美國人）白人的主導價值觀。

二十年後，特朗普成為把亨廷頓的意識形態帶到華盛頓的那個人，“把美國還給白人”的這樣不“政治正確”的口號公開化了，這可是一個巨大變化。

剛才提到工資佔國民收入比例下降，其實是回到了馬克思階級分析框架。我倒是不認為創新經濟中的“知本家”這個概念能夠替代金融資本家，我認為這個概念的功能，也是發明用來模糊階級鬥爭意識形態的。

美國社會學家佛羅里達在二十多年前寫的一本The Creative Class書中指出，美國社會的創意階層/階級包括了管理者、律師、醫生、軟件設計師、程序開發員等，約佔美國人口的40%左右，而真正的Working Class在消失。

但究竟能不能構成一個較為同質化的階級，我們還不好説。階級分析一直是關於社會宏觀動力的，使用不當容易造成結論大偏差，需要格外小心。

我從7月份開始認真看特朗普的競選演説，發現他變得越來越有信心，越來越有激情，政治人物在歷史的風暴中會改變自身。就像羅斯福，在進入白宮前很多人也不看好他。特朗普現在還沒有進入白宮，但從他找的團隊來看，所有人從能力到價值觀取向，和他都很般配。

2016年1月，特朗普還沒有得到黨內提名時，政治分析家托馬斯·懷特就呼籲大家重視特朗普的主張。同時，他還指出，凡是有意志力的美國總統，在總統位子上會有強大力量，不是周圍人輕易能撼動的。

克林頓、布什、奧巴馬身上傳統政客的習性比較多，而由商人出身的特朗普落實他承諾選民的“革命”倒很有可能。一個來自1%階級的億萬富豪，在為製造業的中產階級利益奮鬥，這事很奇葩，但我覺得他是認真在做。當然，特朗普最終能不能打破金融資本精英控制的這個格局、推動美國政治體制的創新？還不好判斷。

王文院長做了一個好的比喻，2016年可能是作為帝國的美國真正走下坡路的年份。雖然約瑟夫·奈（觀察者網注：美國新自由主義學派代表人物，著作有《軟實力》、《美國世紀結束了嗎？》）挺不情願承認這一點的，可這個選舉結果就是證明，美國正在交出權力，特朗普要走終結全球化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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