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鋒：美國《反宣傳法》是個惡法

美國總統奧巴馬不久前簽署通過《波特曼-墨菲反宣傳法案》。如提案人之一的共和黨參議員波特曼所言，提出該法案就是為了創造一種“能打贏思想戰的更全面、更積極的方式”。冷戰重要理論奠基人喬治·坎南曾言，即便在蘇聯首次發射人造衞星、出現所謂蘇聯核導彈壓倒美國的時刻，他也從未失去過贏得冷戰的信心，因為他堅信美國“思想、制度和價值”永遠不會被蘇聯打敗。冷戰結束20多年後，美國竟然開始擔心有可能輸掉“思想戰”了麼？

美國《反宣傳法》的通過有兩個重要背景。第一是技術性的，網絡信息傳播技術飛速發展，使國家系統通過主流媒體進行信息傳播和思想塑造的傳統方式正被打破。美國政府雖無宣傳部門，但其思想控制同樣嚴格。只是美國進行的是一種社會性的思想控制。例如，好萊塢大片永遠謳歌美國式的英雄主義；美國政治、法律與學術言論永遠強調，美國的強大是基於對自由與人權信仰的尊重。但互聯網的發展，使美國也開始擔心“美國價值”遭遇挑戰和瓦解。

第二個背景是2016年美國大選對美國社會和世界的震動。特朗普勝選但也撕裂了美國社會，其內政與外交主張透着反全球化、反精英主義、反建制派的民粹主義性質，美國主流社會擔心特朗普政府今後的施政會威脅到美國主導的自由主義國家秩序。可以肯定的是，美國人歷來自傲的“思想戰線”正在出現前所未有的晃動，這是奧巴馬政府在即將下台之際急於批准《反宣傳法》的又一重大原因。

不過，這個法案從取名到內容都太“美國化”了。美國國內出了問題，互聯網在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普及給人類穩定與繁榮帶來“雙刃劍”效應，美國政府為此加強管制無可厚非，但它偏偏要給這一法案加上“反宣傳”的主題，將其內容定為“提升美國和盟國的整體防衞能力，反制來自俄羅斯、中國和其他國家的政治宣傳與謠言”。

美國指責俄羅斯干預和影響了今年美國大選，因此要針對俄羅斯“反宣傳”或許“情有可原”。但把中國也硬生生拉入“反宣傳”對象行列，這究竟是美國面對中國崛起的心虛，還是看着中國在走自己道路時的不淡定呢？

2016年美國大選確實飽受假新聞或所謂“虛假政治宣傳”的苦，但那些假新聞大都源自美國內部。美國政府在毫無證據的情況下急於通過《反宣傳法》，明顯是把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當成“替罪羊”，政治偏見顯而易見。

事實情況是，中國的對外宣傳和公共外交始終公開透明，從來沒有也不需要如美國所臆想的那樣對其製造假新聞或政治謠言。假新聞是公害，中國對此一直加強監管、嚴厲打擊。更何況，中國網民其實也是美國大選假新聞的受害者，大量假新聞對他們的認知和判斷形成了誤導。

美國《反宣傳法》指名道姓將中俄拉進所謂的防範對象行列，不能不説是個惡法。冷戰爆發的根本原因是意識形態衝突和對抗。冷戰結束已快26年，中美兩國儘管有着不同制度和價值特色，但雙邊關係在方方面面都取得了歷史性進展。但美國《反宣傳法》還是把中國與俄羅斯都列為需要防範的“思想戰”首要對象，企圖在21世紀的今天將美國自由主義燈塔重新放射光芒的希望，寄託在與中俄意識形態衝突的勝利上，這既是美國權力的傲慢，更是美國總是“需要尋找敵人”這種傳統邏輯的延續。

互聯網既是今天人類社會生活的公共領域，也是世界經濟進步的有效技術載體。中國政府敏鋭地意識到了互聯網在思想影響上的複雜性，在世界各國中最早提出“互聯網空間同時應該是主權空間”的論斷。美國其實應向中國學習，在互聯網的自由開放和健康共享中，推進國家基於主權的制度建設和管理能力建設，而不是發現互聯網自由和開放之餘的潛在威脅，就拉別國當“替罪羊”。

思想永遠是人類進步的階梯。各國在自身國家與社會實踐中創造和發展出來的制度、觀念與道路，豐富了人類思想的盛宴，也是世界得以繁榮與和平的保障。如果説美國或整個世界真的是在遭遇某種“思想戰”的話，那也應是為了追求和平和有秩序生活而與各種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思想的戰鬥。可是，美國《反宣傳法》非要給中美之間不同的制度和道路選擇硬生生掛上所謂“反宣傳”和“思想戰”的牌子，這不僅是對中國的輕慢，更是對人類社會發展大勢的歪曲。

事實上，即便要發動“思想戰”，那也應是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社會應對美國。看看特朗普對“一中原則”的挑釁，看看美國和歐洲民粹主義的泛濫，看看美國對世界開放、包容、聯通的忌憚，看看美國不但不想加入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甚至還想阻止別國加入，難道防止即將上台的特朗普政府引發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倒退，不正是需要我們共同進行的“思想戰”嗎？

(作者是南京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院長，觀察者網已獲作者授權轉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