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我在智庫高峯論壇看到了什麼?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新年伊始,幾年來蓬勃甚至是爆炸式發展的中國智庫迎來了一場空前盛事:中國智庫國際影響力論壇在人民大學隆重召開。傳統的黨政智庫、高校智庫、新興的社會智庫以及在傳播上具有重大影響力的媒體三百餘人齊聚一堂。更值的一提的是,一向在此領域鮮有亮相的企業界也同樣成為重要的參與者。
客觀而言,中國智庫的迅猛發展不過是近幾年來的事。從全球特別是和西方比較的角度看,多年來智庫一直是中國全面發展的短板。這除了理念、傳統的影響外,更主要的還是經濟實力。智庫雖然堪稱人類智力活動的頂端皇冠,為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等各領域的決策者提供最佳理論、策略、方法、思想,但它本身卻並不直接產生經濟效益,相反還需要鉅額、持久的物質投入。這絕非一個貧弱的國家所能承受。
所以,今天智庫在中國的興盛和強勢崛起,從根本上就是中國經濟高速發展的結果和折射。尤其是社會智庫的崛起,更是這種強大經濟力量的寫照。由於智庫的建立和運作的高成本,過去只能是國家獨專。但現在,個人和企業都躋身智庫行列。特別值的一提的是企業資本與高校智力優勢結合的模式。這典型的代表就是本次論壇的主要承辦者人大重陽。
以我本人多年在法國和歐洲的生活體驗,西方的智庫雖然仍能維持其過去的優勢地位,但發展的勢頭卻已停滯,進取精神也在逐漸喪失。特別是美國智庫對2016年本土大選預測紛紛失誤,不僅顯示其日益脱離社會,更表明其整體綜合能力的下降。雖然中國仍然處於奮力趕超的地位,但此長彼消的歷史趨勢無容置疑。
其次,本次高峯論壇主題是國際影響力,分論壇則是全球治理、國家形象與國家戰略。這種高大上的議題自然體現了今天中國智庫的眼界、水準。儘管在我看來,這本就是智庫研究的應有之責,並不意外。但令人驚喜的卻是在如此宏大主題之下,還有另一個主旋律,即:雖然中國智庫高歌猛進,成效斐然,但卻充滿了自我批評和自我檢視。大家把相當大的精力聚焦到了存在的問題和解決之道。

中國智庫國際影響力論壇
應該説,在任何一個文明中,公開的自我批評和檢討都不是容易的事情,這是正常人性使然。尤其是在東方這種含蓄、內斂、注重禮的文化。但此次論壇卻打破了文化和人性的雙重藩籬。開幕式上,北大國際戰略研究院王緝思院長率先提出智庫要考慮長遠和戰略,不能跟風。隨後在互動環節,人大重陽執行院長王文就尖鋭的提問:對於冷門領域,需要長期坐冷板凳的議題,如何才能使得學者專心、安心於研究?
類似的討論和剖析不絕於整個論壇。比如多位學者提到當前中國智庫繁榮的背後卻是缺乏有深刻洞見的思想產品、現行管理體制對智庫海內外交流存在制約。還有部分學者提出如何確保智庫的獨立性、智庫要與現時政治保持距離。其實智庫的獨立性一直是全球爭論不休的話題。美國認為政府對智庫不能干預和支持,否則就喪失獨立性。但德國就認為只在政府扶持才能保持獨立性。無獨有偶,中國也有的民間智庫就為了保持自己的獨立性而拒絕任何財團的資金。以我所在的法國而言,智庫為了保持獨立性也大都拒絕企業的捐款。同時為了保持效率只接受一定比例的政府撥款。
至於長期存在的人才缺乏流動性,“旋轉門”制度嚴重不暢、智庫參與決策機制缺失,難以有效發揮智囊作用以及開放度不夠等,都是不少學者的話題。
我這次是代表復旦中國研究院和春秋戰略研究院幸臨盛會,受此感染,也是坦率指出中國智庫在理論創新、對外傳播上的不足。實際上,今天貴為堂堂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講的話整個世界聽不懂、聽不到的情況是極少了,更多的是不願意聽。這除了西方殘存的偏見和傲慢外,也和我們的理論創新、表達方式有關。
智庫羣體的強烈自醒和自我苛責無不令人肅然起敬,然而更令人動容的是,中國的智庫人們就是在有着如此之多困難的條件下,經過多年的不懈共同努力,實現了中國智庫在全球的崛起,為國家話語權的初步建立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這背後就是今天中國智庫羣體面對時代挑戰和壓力下的自覺、責任與擔當。他們既被時代推動也在推動時代。這一點,在此次論壇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中國智庫發展到今天,已經有些成功的經驗值得總結。以人大重陽為例,它成立於2013年,距今不過四年。而它成立僅僅一年之後即2014年就入圍由美國賓州大學推出的、國際公認度最高的《全球智庫報告2014》的“全球頂級智庫150強”,是與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並行入圍的七家中國智庫之一。過去的2016年,人大重陽更是進入井噴期:公開發表論文1800篇(國外主流期刊30多篇)、出版專著18本、4上央視《新聞聯播》、5上《人民日報》——而且是整版篇幅、國內外舉行21場國際研究會、與一百多家國際智庫實質合作、唯一一家榮獲“影響中國2016年度智庫”稱號。2016年5月,人大重陽的王文作為全國十位學者代表之一,參加了習近平主席主持召開的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
最令人難忘也最具震撼力的則是人大重陽是國內少數公開預測特朗普獲勝的智庫。可以想像,在公佈這種正確的研究成果時需要多大的勇氣。畢竟,當多數智庫預測錯的時候,即使人大重陽也跟着預測錯了,對於一個智庫中的後來者,並不算什麼事。但假如多數智庫都預測對了,而它預測錯了,對於一個年輕的智庫而言風險和代價是多麼的高。
簡短的回顧可以令人很容易理解何以一箇中國智庫的後來者能夠成為首屆智庫高峯論壇的擔綱者。
要理解人大重陽取得的成績,有三個維度。一是它的成功再次驗證了中國體制的調適和變革能力。這個體制既能產生人大重陽,也能給予它發展發揮的空間。重陽成立之初就是嶄新的模式:企業與高校聯手。成立之後也是盡顯新型智庫優勢。比如2016年人大重陽四度訪美,這為把準美國大選脈搏奠定了基礎。當南海衝突升級時,人大重陽立即在美國舉辦南海問題研討會。這種新型智庫的機制是人大重陽迅速崛起的重要原因。
其實人大重陽模式的產生,其思路也是中國改革開放一以貫之的。改革之初,並不針對傳統的領域,而是放手發展其他經濟,逐步形成競爭、替代。如果打造新型智庫從傳統的黨政智庫進行變革開始,則難度大、週期長,見效更是需要一定的時間。但一個新智庫直接採用新機制,則成效立竿見影。哪怕是失敗了,也不會有什麼後果。儘管如此,中國傳統智庫的改革仍然在持續推進。無論是中國社科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還是各高校的智庫,都在以改革迎接新時代的來臨,以改革來承擔國家發展的需要和重任。

中國人民大學黨委書記靳諾、中國人民大學黨委副書記鄭水泉會見光明日報總編輯杜飛進和前外交部副部長、人大重陽高級研究員何亞非。
中國的制度優勢並不僅僅體現在人大重陽的成功,這次大會也同樣是這種制度優勢的結果。這種能夠把黨政智庫、高校智庫、民間智庫、媒體界、企業界、官員集合在一起共同來一場燒腦風暴,恐怕也就只有中國才能辦的到。在美國,不同立場、屬性也不同的智庫要想一起組織類似的智庫高端峯會是完全不可能的。在大會的開幕式上,國家發改委西部司巡視員歐曉理先生講了這樣一個例子:在2016年中國共產黨與世界對話會上,來自匈牙利的代表感嘆道:我們中東歐的不同政黨在國內都不可能坐到一起溝通,但中國共產黨卻做到了這一點。
第二個維度則是時代背景。21世紀以來,國際形勢複雜多變、全球性問題層出不窮,國內經濟社會結構進一步發生深刻而複雜的整體性變遷,國家和社會對政府科學決策、高效決策以及決策正確度的要求越來越高。面對這種挑戰,國際事務上需要出現“中國聲音”,國內事務上則急需提升國家治理能力、建立現代國家的治理體系。這個背景令對智庫的需求側大幅提升。智庫不僅日益對外成為國家軟實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更成為內部解決問題必不可少的要件。
第三個維度自然是歸功於得到各方大力支持的人大重陽團隊。關於這個團隊和它的支持者的故事已經太多了,我就不再贅言。此次論壇開幕式上,北大教授王緝思開口就讚許得到各方鼎力相助的人大重陽,在執行院長王文表率下的衝勁和幹勁,就已經點明瞭他們成功的奧秘。
當然,中國人民大學是共產黨在抗日烽火中創立的第一所大學,也是新中國創立的第一所正規大學。它的特殊地位和影響力以及高度重視也同樣是人大重陽成功的重要條件。人大重陽能夠迅速打開局面,贏得各方支持,取得驚人的成就,是與人大這個平台與背景密不可分。
可以説適當的機制、時代的強烈需求、人大重陽團隊對事業的投入、良好的平台形成了完美的組合,從而在短短四年內就創造了中國特色的智庫成就。
事實上,類似的案例並非只有人大重陽,復旦大學中國研究院以及來自民間的上海春秋發展戰略研究院都是如此。這些並非個案和例外,都是多方因素聚合的自然結果。
我經常往返於中國和法國,東方和西方。如果要問有什麼區別的話,那就是中國有信心,西方則是悲觀一片。平心而論,迅速前行的中國依然問題叢生。但其旺盛的生命力、不可遏制的進取精神和反思批判意識使得中國能夠跨過一切險灘、克服所有難題。我在本次智庫高峯論壇看到的一切都可用一個詞來總結:信心。如果用温總理在西方經濟危機時説過的一句話就是“比金子還寶貴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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