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諾登是中國間諜？一本美國新書真論述了這種可能
據《紐約時報》1月9日報道，美國資深的間諜題材作家愛德華·傑伊·愛普斯坦(Edward Jay Epstein)最近出版了一本名為《美國是如何失去自己的秘密的——愛德華·斯諾登其人其事》(HOW AMERICA LOST ITS SECRETS Edward Snowden, the Man and the Theft)的書。
愛普斯坦在這本書中稱，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前奧巴馬總統內閣成員”曾經告訴他，“斯諾登竊密一事只有三種可能的解釋：1）是俄羅斯的一次間諜行動；2）是中國的一次間諜行動；3）是中俄的一次聯合行動。”
由此，愛普斯坦做出揣測：也許斯諾登不是俄羅斯就是中國或是兩國共同安插在美國國家安全局（NSA）的；也許在NSA工作期間，他還和其他尚未被發現的、同樣服務於外國勢力的內奸合作過；也許在香港期間，他讓中方顧問保護自己。
《紐約時報》網站截圖
以下為《紐約時報》全文翻譯（譯文來自紐約時報中文網）：
泄密的人不是英雄就是叛徒，具體取決於秘密的內容和聽到秘密的人的意圖。
2013年，愛德華·斯諾登獲取並公佈了美國國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簡稱NSA）的大量內部數據。
他的崇拜者四處活動，希望奧巴馬總統能在最後一刻赦免他，但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表示處決他恐怕更合適。
以斯諾登泄密事件為基礎的新聞報道獲得了2014年的普利策公共服務獎，2015年一部關於他的紀錄片獲得了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獎。
另一方面，美國很多政府官員認為，應該將現居俄羅斯的斯諾登帶回國，並對他泄露機密情報的行為進行起訴。
2014年，資深的間諜題材作家愛德華·傑伊·愛普斯坦在《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上發表了一篇引起爭議的文章，建議換一種方式看待斯諾登：把他當成間諜。
愛普斯坦寫道，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前奧巴馬總統內閣成員”告訴他，“斯諾登竊密一事只有三種可能的解釋：1）是俄羅斯的一次間諜行動；2）是中國的一次間諜行動；3）是中俄的一次聯合行動。”
現在，愛普斯坦完成了一部長篇鉅著，詳細闡述他的理論。斯諾登為人所知的是他透露NSA非法監視美國公民，但愛普斯坦表示，斯諾登實際上帶走了近100萬份與此無關的文件。他並沒有將這些文件交給記者。
這些文件後來怎麼樣了？首先，一個地位相對較低、沒有太大信息獲取權的國家安全局非正式員工是如何獲得那些資料的？他為何選擇在香港向全世界介紹自己，又為何在離開香港後一直留在莫斯科？
在《美國是如何失去自己的秘密的》一書中，讀者能看到一個連貫一致的假設的輪廓。
也許斯諾登不是俄羅斯就是中國或是兩國共同安插在NSA的。
也許在NSA工作期間，他還和其他尚未被發現的、同樣服務於外國勢力的內奸合作過。
也許在香港期間，他讓中方顧問保護自己，在他從抵達香港到主動曝光的近兩週時間裏，對方對他進行了全面地盤問。
也許在他抵達莫斯科後的前37天裏，同樣的事情再次上演。在那期間，他似乎藏身於機場安全區裏的某個地方。
也許他叛逃的回報是在俄羅斯過上隱蔽的受保護的生活，金·菲爾比(Kim Philby)和蓋伊·伯吉斯(Guy Burgess)等著名間諜以前都過着這種生活。
也許他在媒體的推波助瀾下成為告密者的角色，只是一種有違常理（因為太公開了）的新幌子。
2016年9月，斯諾登通過視頻召開新聞發佈會，解釋他為什麼應該獲得總統特赦。
對於這些，愛普斯坦沒有給出證明。
《美國是如何失去自己的秘密的》是一塊由猜測做成的非常鬆軟的、顫動的金黃色蛋奶酥，書中滿是匿名消息來源和假設性的語句，如“似乎可以認為”或“無需費力多想便可斷定”。
愛普斯坦50多年前出版的首部著作的主人公也是一名生活在莫斯科的神秘年輕人李·哈維·奧斯瓦爾德(Lee Harvey Oswald)。
這次的這本書給人一種精選集的感覺，因為它觸及愛普斯坦長期關注的多個方面：俄羅斯、電影和媒體、自由主義者的輕聽輕信，尤其是打入內部、潛出、冒充和其他反間諜策略所構成的那個世界。
書中貫穿着詹姆斯·傑西·安格爾頓(James Jesus Angleton)的精神。後者是冷戰巔峯時期的中央情報局(CIA)局長，總認為有內奸。他顯然是愛普斯坦的導師（在書中數次被提到）。
有時候，愛普斯坦似乎非常樂於探索斯諾登一事中的一波三折——他在莫斯科偶遇斯諾登的神秘律師阿納託利·庫切連納(Anatoly Kucherena)的經歷特別難忘——以至他沒有迫切地覺得需要回答自己提出的問題。
上文中引自《華爾街日報》的那句話，幾乎一字不差地出現在了本書中，但它後面緊跟着：“這些嚴厲的指控導致了大量的強烈感情，但啓發卻很少。沒有相應的證據證明斯諾登與任何外國勢力聯手竊取文件，或他的行動不是出於自己的個人信念，不管那些信仰可能受到了多麼嚴重的誤導。”
但之後，愛普斯坦並沒有駁斥它們，而是用了更多的篇幅來思考那些嚴厲的指控，並在結尾時説，“斯諾登盜竊國家機密……無論有意與否，已經不可避免地演變成了一項向外國勢力透露關鍵國家機密的任務。”
愛普斯坦的主要結論就是：即便美國公眾部分上是斯諾登泄密的受益者，俄羅斯卻是最大的受益者，他認為俄羅斯肯定掌握了斯諾登從NSA拿到的所有材料。
無論做出怎樣的告誡，或者他是否有牢靠的證據，愛普斯坦顯然希望給讀者留下這樣一種印象：斯諾登能留在俄羅斯，是因為用情報來交換俄羅斯對他的保護。
他一再暗示，他有更多的理由來支持這個結論，只是不能把這些理由印在書上；有一個例子讓人很感興趣，在感謝他人閲讀部分手稿後提供“見解、學識和批評意見”的致謝名單中，包括即將卸任的國防部阿什·卡特(Ash Carter)。
（資料圖）
斯諾登、維基解密的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及其源自一種激進自由主義黑客文化的那個緊密的盟友圈，在大多數時候都不相信NSA應該存在，無論NSA是否在其法律規章的範圍內開展行動。
相反，愛普斯坦是該機構官方使命“通訊攔截”的堅定支持者，他認為這是美國參與“國家遊戲”能力的一個基本要素。
在他看來，斯諾登事件的教訓在於，NSA依賴斯諾登這樣的私人承包商，而不是其職業僱員，使得它的安全漏洞非常容易遭受攻擊。
這是對里根革命之後那些年的一個嘲諷：美國一股懷疑大政府的政治潛流導致了對支出和人員的限制，推動NSA依靠安全性較低的的私人市場，來執行其不斷擴大的使命（僱傭斯諾登的承包商被一傢俬募股權公司收購，在公司的壓力下削減成本，而背景檢查的成本又太高）。
而這又與支持維繫龐大國家安全機器的現代保守主義潛流相沖突。
無論斯諾登的動機如何，他都找到了一種從那種矛盾中套利的辦法。
在互聯網時代，弗拉基米爾·普京(Vladimir Putin)、斯諾登和維基解密以一種特殊的形式衝擊了我們對政府機密泄露事件的認識。
如今傳統的間諜看上去遠沒有那麼重要了，因為那些不善交際、精通技術的人可以更有效地完成這類工作。
在信息披露的生態中，媒體承擔了更大的角色，至少現在是如此，因為相比於單純由自己發佈信息，黑客更願意在主流媒體中尋找合作伙伴。
但這種新的安排讓記者看起來更像一種渠道和背景，而不太像信息的原創者。
記者本不該自己當黑客（看看五年前倫敦發生的《世界新聞報》[News of the World]醜聞），但他們無法拒絕其他人非法獲取的有料的信息，不管其目的有多麼不堪（比如去年秋天大選期間，媒體對俄羅斯黑客獲取的約翰·波德斯塔[John Podesta]私人郵件進行的密集報道。）
讓新聞媒體去揭露政府原本就不該掩蓋的秘密，是記者可以欣然接受的想法。
但這一角色或許已經時日無多。信息量太大，流動太自由，在曝光這場遊戲中的參與者也太多——政治活動人士、外國政府、騙子、自媒體人——記者難以擔當信息披露的裁決者。
如果社會上不再有一個值得信任的機構，也就是老牌媒體，來對過多的政府機密起到良性督察作用，那麼關於哪些該是秘密、哪些不該是秘密的討論，就會混亂許多。
長久以來，愛普斯坦一直反對讓媒體成為揭秘事件中的關鍵角色，負責挖掘公眾應該知道但沒有被曝光的所有一切。
早在1984年，他就曾在《評論》(Commentary)發表過一篇名為《是媒體曝光了水門事件嗎？》(Did the Press Uncover Watergate?)的文章。（他的答案：不是。）
這一次，他關心的似乎一半是斯諾登和報道他的記者之間的惺惺相惜，一半是NSA出現重大安全漏洞的原因與後果。此事的實質被放在了第二位而非第一位上。在斯諾登事件中，決定哪些信息繼續保密的既不是媒體，也不是國會、白宮或NSA，而是斯諾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