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攻愚：從“八年抗戰”到“十四年抗戰”概念的內在理路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潘攻愚】

網傳教育部基礎教育二司下發2017年1號函件《關於在中小學地方課程教材中全面落實“十四年抗戰”概念的函》。此函甫一出台，就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討論。

讓我們先把歷史的鏡頭拉向70多年前的1942年。這一年，對曾經“引刀成一快”的汪精衞來説格外的忙碌。1938年他離開陪都重慶逃往河內之前，據説留給政壇老對手蔣中正一封信，內有“君為其易,我任其難”之語，給自己的附逆投敵之舉描上了一種公孫杵臼式的悲愴感。在河內扭捏的糾結之後，第二年他隨日本説客犬養健，半推半就地坐船取道上海，前往南京，開啓了他行屍走肉般的最後五年。

1942年的春夏之交，他和著名民國文壇精英周作人老師率南京政府代表團飛往“滿洲國”的“國都”新京（長春），一場盛大的典禮正在等待着他：“滿洲國”成立10週年。

這一南一北兩個傀儡能站到一起也是緣分，溥儀自從被馮玉祥的西北軍趕出北京城之後，經過短暫的人生低落，在東北又找到了皇帝的感覺；而汪精衞在“寧漢合流”之後，在和蔣介石的鬥法中逐漸敗下陣來，在南京找到了國民黨總裁的感覺，二人的政治生命起起伏伏，卻在新京找到了交匯點，觥籌交錯談笑風生中，呈現出了一種別樣的政治風景。

“滿洲國”打出歡迎汪主席的標語

汪精衞在“滿洲國”參觀展覽

5月11日回南京之後，還有一場“喜慶”之事在等待着他：六十大壽的壽宴。幾個月後，他又馬不停蹄地奔赴東京，參加“日本對華戰爭一週年”紀念日。

筆者之所以從汪精衞這條線入手，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1942年的他帶出了兩個時間關節點：“偽滿洲國”成立十週年，和日本“對華開戰”一週年（蔣委員長在珍珠港事件之後才對日宣戰，之前日本只是把侵華戰爭定性為“支那事變”），這兩點能分別映射“十四年抗戰”和“八年抗戰”的題中之意。

汪精衞把“程嬰”的角色拋給了蔣介石，可是他不明白，中華民族雖然多災多難，可畢竟不是“趙氏孤兒”。

九一八之後，名實而體虛的中華民國的政治生態，以及整個東亞的軍事和外交格局都為之一變。中華民族衣冠所睹，神器之重，伴隨着逃往關內的東北同胞的悲鳴，岌岌可危。

有些喜好餖飣之學的史學家們耙梳故紙堆，以證明日本少壯派軍官當年在瀋陽柳條湖的動作不過是衝動的冒險主義賭博，同一批人也論證過六年後的盧溝橋事變本該是獨斷的、無預謀的孤立事件。其實即便拋開19世紀末福澤諭吉的脱亞論，從20世紀初的所謂“大正浪漫時代”那裏，稍有素養的政論者都會嗅到即將破殼而出的日本軍國主義氣息。

然而日本畢竟是沐浴過朱子陽明學的所謂“唐宋遺脈”，它對昔日恩師的征服策略並不像俄國人對波蘭那樣陷於“技術”上的粗暴，而是有一套精巧的“民族發明”理論：既然倡導共和的革命主義者們在清末曾打出“驅除韃虜”的口號，那麼當滿清皇帝退位，共和規模已具備雛形的時候，也就是日本政治理論家跳上前台，將“腐朽反動的滿清統治者”和“滿族同胞”做一個隱秘代換的時候，這一點在打着“泛亞主義”的日本黑龍會和中華革命黨的來往中也能見微知著。

這就是日本帝國主義者在侵佔東北後，將沫猴而冠的溥儀推向前台的理論支撐。塗在滿洲國合法性上的厚厚脂粉，灑滿了白山黑水間的膏腴之地。

另一例也頗能説明這個問題。1933年日本侵華“理論家”們曾秘密來到香港，和當時正準備掀起新一輪反蔣運動的國民黨另一大佬胡漢民接觸，許以“反蔣總統”的頭銜誘使胡漢民投日，胡漢民當場拍案而起：“先來談談你們在東北對我們三千萬同胞的罪行！”日本人則訕訕狡辯：“滿洲國乃是應滿洲人民族自決而立，和我們日本人沒有關係。”

是這樣嗎？正所謂反者道之動，數倍於日本本土面積的東三省淪陷之後，隨後華北被劃為“非軍事區”也瀕於淪陷的邊緣，中華民族的凝聚力和民族意識卻真正被點燃了起來，從上海的一二八到北平的一二九，抵禦外侮團結抗戰已經成為全民共識，從這個意義上講，九一八的屈辱是一個嶄新的民族精神淬火再生的起點。

一度退到蘇聯境內的東北抗聯某教導旅

筆者在敬觀抗戰史料時，最不忍卒讀的就是東北抗聯的禦寇事蹟，在幾乎喪失外援，無法建立有效規模的根據地的情況下，抗聯的英雄們鬥爭條件之艱苦，戰況之慘烈，落於筆上，字字泣血，紙紙鎮魂。趙一曼寧死不屈，楊靖宇孤身戰死，八烈女投江殉國……在時間序列上，他們先於佟麟閣、趙登禹們開始了抗日救亡圖存之壯舉，在空間序列上，他們也和左權、張自忠們一同祭奠於民族精神的祠堂中。

“抗戰十四年概念”的提出，不僅能在學術界從“局部抗戰”與“全國性抗戰”的爭論的窠臼中解放出來，而且可以對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啓蒙救亡這兩大主題做重新梳理。如果改編一下史學家陳寅恪論魏晉隋唐史的著名史論，在此問題上可以這樣説：中華民族之所以崛興，蓋取九一八全民抗戰之血，注入民國政府頹廢之軀，舊染既除，新機重啓，擴大恢張，遂能別創民族復興之世局。

君不見，高盧雄雞沒有把他們現代民族主義成型的里程碑放在二戰之淪陷，而是上溯到1871年對普魯士之喪師失地；君不見，德意志論近代民族主義思潮之開端，並不始於鐵血宰相俾斯麥的“小德意志”創制，而是上溯到哲學家費希特論德意志民族復興的系列講演；君不見，波蘭國歌《波蘭決不滅亡》的創作時間並不在20世紀後被瓜分之後，而是在浸滿血與火的18世紀末；君不見，《義勇軍進行曲》在盧溝橋事變前，就在不願做奴隸的國人中爭相傳唱……

同樣，“抗戰十四年”的概念並不完全是對原有歷史文本敍事的詮釋重構。如果説在九一八抗戰之前，中華民族奮進不屈之精神尚還是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還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那麼在之後，朝日已經烈焰中天可以燎原，嬰兒也呱呱墜地蹣跚起步。從盧溝橋回望柳條湖的壯懷激烈中，讓楊靖宇將軍生命中的最後時刻對日寇招降的回話來結束本文吧：

“我珍惜自己的生命，但不可能如你所願。很多我的部下都犧牲了，我如今只剩了自己一個人。雖臨難，但我的同志們在各地轉戰，帝國主義滅亡之日必將到來。我將抵抗到底，無須多説，開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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