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強：突破“高收入陷阱”，特朗普做得到嗎？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朱富強】
當前社會上廣為流傳着“中等收入陷阱”説，但實際上，“中等收入陷阱”主要源自一國經濟和產業政策的失誤，並且可以通過產業結構升級以及需求結構轉換而得以擺脱，從而不具有必然性。
與此不同，發達國家面臨着更為一般的經濟增長逐漸下降和收入水平停滯的困境，經濟長期衰退不僅已經或正在成為發達國家的新常態，而且也反映了一種更為普遍的經濟現象乃至一般規律，這就是“高收入陷阱”。
事實上，美國新當選總統特朗普採取積極的和非積極的保護主義政策，試圖重建美國製造業進而維持美國的強大，這只不過是對突破“高收入陷阱”所做的掙扎，儘管可能會產生一些短期效果，但長期上根本無濟於事。
究其原因，“高收入陷阱”具有很強的必然性，因為它受困於發達國家政策的兩難困境。不僅美國如此，其他發達國家近年來都在不同程度上轉向保護主義，但幾乎都無法扭轉困局。這裏就其中的邏輯機理作一解説。
富裕國家為何趨向經濟保護主義
一般來説，經濟的快速增長需要有不斷增長的市場需求，而這往往又依賴一個不斷擴展的海外市場。這已經為世界各國的發展實踐所證實。
當然，不同時期以及不同國家在海外市場的擴張和掠奪中所採取的手段存在不同：
有的依靠強大的軍事力量為先導，如西歐各國在重商主義時期就是如此；有的則依靠自身的經濟競爭力，“二戰”後新興市場國家大致如此；有的則依靠兩種力量的相互補充，美國目前使用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就是如此。
不過，在一個自由貿易的國際環境中，經濟競爭力往往成為一個國家推展海外市場程度主要依據。進而，一國經濟競爭力水平又體現為其產品或產業的競爭優勢，這由參與國際貿易商品的價格水平決定。
這樣，在資本要素就有高度流動性的全球化中，經濟競爭力或者競爭優勢就主要取決於兩大要素：工資水平和勞動生產率水平。
一般地，勞動生產率水平與工資水平之間的比率越大，國際競爭力就越大。進一步地，考慮到全球化下技術流動越來越大，這導致世界各國的生產率水平出現逐漸接近的趨勢。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發達國家的生產者試圖維持其較高的工資水平或社會福利（甚至試圖維持與發展中國家的相對勞動工資水平不變），那麼，就必然會導致其產品或產業缺乏國際競爭力，資本或工廠就會外移。
此時，發達國家往往就只有依賴保護政策才可以維持穩定的工資體系，才能維持本國生產和就業崗位，從而就必然會走向保護主義。
發達國家的保守傾向 歷史上比比皆是
關於發達國家的保守主義傾向，我們可以從歷史上發現大量的例子，甚至可以被視為一般規律。
最明顯的例子是美國，在建國之後的一個多世紀裏，地廣人稀使得美國的勞動工資比西歐要高很多，幾乎是歐洲平均工資的4倍。
究其原因，絕大多數人都可以獲得幾乎免費的土地，如果沒有很高的工資，人們寧願到鄉下去建立自己的農場而不是在工廠工作。
在這種情況下，除非受到保護，美國製造業根本無法與歐洲競爭。
為此，當時美國學派代表如凱里父子、雷蒙德、約翰.雷、埃弗雷特、漢密爾頓以及富蘭克林等人都反對當時主流經濟學和高等教育中的自由貿易偏見，而主張實行高關税政策，以避免本國市場受到歐洲低成本的傾銷。（參見赫德森：《保護主義：美國經濟崛起的秘訣（1815-1914）》，賈根良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事實上，美國第一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在1791年提交給國會的《關於製造業的報告》中就提出了一系列促成工業發展和保護制度的綱領和措施，這包括保護性關税和進口禁令、補貼、主要原料的出口禁令、工業投入品的進口自由化和關税退讓、發明獎勵、生產標準的管制、發展金融和交通基礎設施。
漢密爾頓的政治遺產為後來的亞伯拉罕.林肯和西奧多.羅斯福等充分實施。相應地，從獨立建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的150多年期間，美國一直都在實行保護主義政策，工業品進口關税一直保持在40%-50%。（張夏準：《富國的偽善：自由貿易的迷思與資本主義秘史》，嚴榮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年版，第40-41頁。）
不僅處於落後的美國如此，即使在躍居世界第一經濟強國地位之後，在英國古典經濟學開始宣揚自由主義的貿易政策之後，英國在實踐中依然實行保護政策。
例如，英國議會在1701年通過的《棉布法案》及其在1721年的修正案，對英國從印度進口的棉紡織產品就徵收極高的關税，甚至禁止穿着以印度紡織品（棉布）製作的服裝，直到1774年穿着全棉服裝才成為合法的事情。
而且，在斯密《國富論》出版後的一個多世紀裏，英國依舊實行了比絕大多數國家都高得多的關税，見下表。
所以，戈德斯通就指出，“發生工業革命並高速增長的英國，同時也正是歐洲甚至全世界税收最高，關税最高和對貿易、航運管制最為嚴格的國家。”（ 戈德斯通：《為什麼是歐洲？》，關永強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34頁。）
事實上，英國實行自由貿易政策只是在19世紀中期以後的事，此時的英國經濟實力和企業競爭能力已經遠遠高於其他國家。而且，也僅僅是30年左右的時間，英國就開始遭遇新興經濟體德國、美國的嚴重挑戰，乃至又轉而回到以前的保護主義政策上。
技術水平優勢快速喪失 工資水平成為各國貿易競爭關鍵
最後，就當今世界現實看，由於生產技術具有較強的擴散性，世界各國的勞動生產率都呈現出快速接近的趨勢，發達國家的技術優勢也正快速喪失。
在這種情況下，工資水平就越來越成為決定各國在國際貿易中競爭力的關鍵因素。
同時，由於發達國家的勞動工資水平依然比發展中國家高很多，因而除非在一些技術水平和生產力遙遙領先的特定行業（如新技術行業），西方國家在國際貿易中優勢也逐漸喪失，乃至在自由競爭環境中開始落於競爭劣勢。
進而，隨着國際競爭優勢的下降，西方發達國家的貿易逆差就不斷擴大，製造業則加速外流，進而導致經濟發展的整體停滯。
在這種情況下，西方國家就越來越訴諸於市場保護政策來來維持其製造業的生存和發展。確實，進入21世紀以來，保護主義思潮在西方迅速崛起，尤其是，在選舉期間往往充斥着保護主義論調。
譬如，2016年12日歐洲議會全體會議通過一項決議反對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從而維持以市場經濟第三國的相似商品價格而非中國商品的實際成本數據為依據對進口中國的產品進行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
究其原因就在於，歐盟一些企業和工會組織擔心歐盟承認中國市場經濟地位後，將有更多中國商品進入歐盟市場，從而威脅歐盟企業生存、影響歐盟就業。
同樣，美國總統奧巴馬領頭打造的TP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Agreement），目的就在於將中國產品排擠出佔全球經濟40%的市場之外。
問題是，即使將中國擠出了國際市場，發達國家也不能保證自己就能夠佔有這些市場，只不過以其他發展中國家更貴的產品來取代中國產品，這反過來又會進一步損害本國國民的福利。
正因如此，就TPP而言，不僅加拿大、日本、韓國、泰國的輿論都持強烈的反對態度，甚至最大的反對聲音還是來自於美國國內，美國兩黨準總統候選人希拉里和特朗普都已表示反對。
當選總統特朗普之所以反對TPP，在於它不僅要將中國擠出美國市場，而且要讓美國自己的產品佔領本國市場。
因此，他一方面通過關税壁壘來阻止中國產品的流入，另一方面則加大基礎設施投資和減税政策來吸引製造業迴流。
不過，這種全面的貿易保護主義必然會使得發達國家之間的衝突越來越尖鋭，究其原因，它們的產品具有更強的競爭性而非互補性。
相應地，保護主義將使得發達國家之間的相互貿易壁壘得以不斷創設，如德國輿論大幅轉向反對與美國達成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貿易協定。
正因如此，發達國家往往難以形成統一同盟來對抗中國，相反，中國可以利用它們之間的競爭性採取相應對策，從而必然瓦解特朗普的保護政策尤其是針對中國的經濟政策。
此外，特朗普振興製造業的兩大措施——加大基礎設施投資和減税——之間也會存在衝突，這最終將會擴大美國的財政赤字和貿易赤字，這已為里根時期的相似政策得到證實。
富裕國家保護主義政策是否有效
上面的分析指出了富裕的發達國家必然會走向保護主義，問題是，這種保護政策在全球化經濟中是否行得通？答案是否定的。
究其原因在於，在技術急速擴散的經濟全球化時代，保護主義政策對富人和企業主是很不利的，他們必然會通過各種策略來反對或抵消這種保護政策。
去年特朗普當選總統後不久，跟庫克通電話説蘋果應將工廠設在美國而不是中國、越南。庫克答：嗯，是的，這事我理解。
更進一步的原因在於，在製造業受到政策保護的環境中，儘管發達國家的產品可以免受外來競爭而在國內維持生產，但是，企業主卻只能獲得低微的利潤。
從兩方面加以説明：一方面，發達國家中的普通勞動生產力並不比發展中國家高多少，因為機器設備和生產技術等具有高度流動性，而且發展中國家的教育水平也在迅速提高；另一方面，發達國家中的工人工資卻數十倍於發展中國家，如瑞典人的工資幾乎是印度人的50倍。
更不要説，如果沒有外來競爭的壓力，發達國家國內的勞工運動將會進一步高漲；如果資本外流受到限制，那麼，發達國家國內的國內資本積累相對於勞動力也會有更快的增長。所有這些都必然會導致工資水平的不斷上升和利潤率的不斷下降。
實際上，在古典經濟學時期中，無論是斯密、李嘉圖、馬爾薩斯、穆勒、馬克思還是巴斯夏、凱里等，都充分認識到利潤率具有下降的傾向。
當然，後來大量的實證分析也表明，利潤率下降並不是一個必然規律，相反，發達國家的資本利潤率長期保持了穩定，甚至還常常呈現上升勢頭。
如何理解這種理論與現實的背反？其實，古典經濟學有關利潤率下降的論斷基本都是基於一國封閉經濟而言的，而在開放經濟中，對外貿易、資本輸出等都會提高利潤率。
尤其是，資本的本性就在於追逐更高利潤，因而只要一有機會，資本就會努力尋找新的投資點和利潤源。
例如，穆勒就曾指出，“一國如果長期以來生產規模一直很大，一直有鉅額純收入供人們藉以進行儲蓄，因而長期以來一直有能力年年大大增加資本（但不象美國那樣擁有大量未耕種的肥沃土地），那麼該國的特徵之一便是，利潤率實際上總是接近於最低點，因而該國總是處於停滯狀態的邊緣。” （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在社會哲學上的若干應用》（下卷），趙榮潛等譯，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299頁。）
因此，在國內利潤率呈現出不斷下降的情勢下，逐利的資本就必然會在全球流動，流向那些資本短缺而利潤更高的地區。這意味着，在開放經濟體系中尤其是在經濟全球化中，就必然會引發大規模的資本輸出。
這樣，現代發達國家就會遇到一個兩難困境。
一方面，在自由開放的經濟全球化中，日益激烈的外來競爭將會抑制本國工資水平的上升，至少工資水平長期無法提高，甚至還會出現實質性下降。
顯然，這種情形必然會引發廣大工薪階層的不滿和抱怨，與發展中國家不斷上升的收入相對照更加會強化這種不滿情緒，從而會出現不斷升級的社會抗議和街頭運動。
另一方面，在推行保護主義政策的情況下，國內高昂的生產成本必然嚴重削弱企業和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利潤率的下降也會刺激資本外流。
顯然，這種情形必然會造成國內產業空心化和經濟虛擬化，製造業的萎縮還會進一步影響就業人數，最終導致經濟的全面崩潰。
進而，從社會階層來看：為稻粱計較的社會大眾和工薪階層往往更關注日常生活，更關注當下的生活水準；相反，為長遠謀劃的政府官僚和企業家則更關注經濟發展，更關注提高競爭力的全球佈局。
因此，在民主時代，政府在選擇和推行經濟政策時也就會面臨這種短期和長期的抉擇困境：
一方面，基於選票的近視考慮，在野政黨往往會發表種種保守主義的鎖國政策宣誓，那些爭取連任的政府也不得不努力遷就聲勢浩大的民粹聲音。
另一方面，基於經濟發展的長遠考慮，在野政黨也不得不接受大公司、大商人通過各種隱秘途徑所施加的影響，現任政府更是不願意公開實行會受到大公司反對和抵制的的封閉政策。根本上，這種困境無法徹底擺脱，至多取得一個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暫時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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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經濟全球化中的發達國家就會面臨着一個嚴峻的“高收入陷阱”：一個社會進入高收入階段後，國際競爭力就會逐漸下降，從而導致高收入水平難以為繼。
具體表現為：國內投資低迷、製造業不斷萎縮、產業空心化嚴重、失業率不斷攀高、收入不增反降、社會兩極分化、創新能力下降、產業升級不暢、出口能力下降，外貿赤字劇增、政府債務膨脹、經濟停滯不前。（何自力：“發達經濟體或將掉入‘高收入陷阱’”，《中國社會科學報》2015年6月8日。）
從現實情形看，歐美和日本都已經在不同程度上陷入了“高收入陷阱”。
例如，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工人的工資就實際上處於一種停滯狀態：就美國工人的小時工資而言，從1973年到2006年的年增長率為0.4%；就美國工人的平均收入而言，從1983年到1989年的年增長率是0.2%，從1992年到2000年的年增長率是0.1%，從2002年到2007年則根本沒有任何增長。（張夏準：《經濟學的謊言：為什麼不能迷信自由市場主義》，孫建中譯，新華出版社2015年版，第148頁。）
與此同時，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卻從經濟全球化中獲得大量利潤，這些收益往往為少數大資本家和企業高管所瓜分，這使得發達國家內部的收入分配不斷拉大，進而滋生出日益尖鋭的社會矛盾。
同樣，這種情形也出現在東亞的日本、韓國以及中國的香港和台灣地區，這可以這些國家和地區近年來所爆發出的反經濟一體化的民粹主義運動中窺見一斑。
H-O-S定理已經表明，生產要素的價格具有均等化的傾向。這意味着，在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工資差距也將會不斷縮小。
試想：發展中國家的工人付出同樣甚至更高的努力，並以相近的勞動生產率創造了同樣乃至更大的財富，為何就應一直拿比發達國家工人低得多的工資，享有低得多的福利生活呢？
但是，目前發達國家或地區（也包括香港和台灣地區）的人們往往將過去所享有的富足和富人視為理所當然的，而無法正視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不斷提升的工資和生活水平。
相反，一些激進人士還由此滋生出日益強烈的不平衡情緒，甚至轉化為反中國、反全球化的民粹主義運動。
但是，這些行動只會破壞國際社會的分工合作，卻無法阻止本國或本地區製造業的外移和經濟衰落。
就美國的特朗普主義政策而言，貿易保護政策並不能阻止資本和製造業外流，除非資本所得到的減税足夠強，以致資本在本國可以獲得與海外相近的利潤率，而這又必然以壓低勞動工資為代價。
這意味着，特朗普政策將會進一步拉大美國國內收入差距，進而產生更大的社會矛盾和衝突。由此觀之，無論特朗普如何推行他的保護主義政策，都無法改變美國不斷乃至加速衰落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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