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親是老革命，兒子是“包工頭”：現役上將王建平落馬記
在2016年的倒數第二個工作日，12月29日下午，國防部新聞發言人楊宇軍在例行記者會上證實，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武警部隊原司令員王建平因涉嫌受賄犯罪，軍事檢察機關已對其立案偵查。
從時間節點上看，這是2016年反腐的收官之“虎”；從軍隊反腐來看，這刷新了兩項“紀錄”：十八大後第一個落馬的現役上將，中央軍委聯合參謀部成立後第一個被查的“軍老虎”。
當年熱鬧的王家小院如今一片蕭瑟
公開報道中，王建平最後一次現身是在2016年6月召開的全軍實戰化軍事訓練座談會上，他做了題為《教戰練將，大力抓好戰略戰役訓練》的發言。兩個月後，香港媒體《南華早報》率先曝出王建平被查的消息，稱8月25日王建平在成都被帶走，其妻子和秘書同時在北京被帶走。隨後，10月底的十八屆六中全會上，身為中央委員的王建平並未露面，進一步引發人們的猜測。
王建平是現役上將，在他之前還有3名退役上將落馬，分別是徐才厚、郭伯雄和田修思。
曾有軍方人士對媒體表示，王建平是早晚要出事的，軍隊裏流傳已久。同樣有此預感的，還有王建平父親王振海的老鄰居們。
王建平之父王振海位於遼寧撫順的家。
王振海在遼寧省撫順市住了近60年。“我們撫順有個説法，在南台、北台住的都是達官貴人。”撫順當地人介紹道。南台、北台最早都是日本人建的小洋樓。新中國成立後，撫順市委辦公地點設在附近，不少市領導就近住了進來。後來小洋樓大多拆了重建。曾擔任撫順礦務局黨委書記兼局長、撫順市委副書記的王振海也住在這裏。
如今看來，這片小洋樓已有些老舊。王振海在礦務局的老部下崔載述對《環球人物》記者説：“這房子的居住條件並不好，雖是兩層小樓，但房間面積不大，佈局不合理，甚至沒有客廳。市裏曾提議給王振海換房子，但他沒有同意。每到10月，房子的光線會被前面的樓房擋住，家裏就很冷。”於是大約從2010年起，王振海夫婦每年10月都前往北京過冬，來年5月再回到撫順。王振海於2015年去世，他的老伴商秀蘭（音）也在一年後離世。
據知情人士説，王振海在河北石家莊市贊皇縣老家原有一個妻子，生了一兒一女。後來王振海離開家鄉，參加革命工作，工作中又與商秀蘭相識、結合，又生了三子三女。王建平是商秀蘭生的第二個兒子，他的哥哥已去世，弟弟原來在撫順的媒體工作，後來去了北京一家媒體。
王振海夫婦同子女合影，後排右二為王建平。
王振海住在撫順的時候喜歡在院子裏種菜、種花，一片生機盎然的樣子。如今已人去樓空，王振海當年搭起來的葡萄架，了無生氣地立在寒風中。偶爾也有人出入小院，那是王振海小兒媳家的親戚。一位鄰居説：“之前他家小兒子的岳母曾經在這裏住過一段時間，現在也不來住了。”
這處小院從熱鬧到蕭瑟，只花了幾年時間。幾年前，當王建平還是武警部隊司令員的時候，這裏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當時小院鮮花盛開，門口車來車往，葡萄架下人來人往，從早到晚都不消停。市裏的武警戰士、省裏的武警戰士、地方上的領導，都常來走動。據説王建平曾放話，誰再去就撤誰的職，但也沒起作用。”王振海家的鄰居對《環球人物》記者説，“他們今天來送苗，明天來鬆土，後天再來找別的活兒幹。有時候不等王振海從北京回到撫順，小院的一畦菜地早已被翻好地、種好苗，收拾得極規整。”
但商秀蘭不願拿好處、收東西。送東西的人因此要頗費一番心思。“院子裏擺過一條武警戰士送來的靠背長椅，是破舊的椅子上面刷了一層新漆，這樣商秀蘭才收了，要是新椅子她肯定不要。”當地住户透露，“她還不同意王振海接受宴請，於是不少人就帶上吃食來找王振海，坐在院子裏吃，商秀蘭覺得這不是請客，才稍微能接受。王建平氣勢最盛的時候，這院子裏真是熱鬧非凡。”
2014年12月，王建平調任解放軍副總參謀長，級別沒變，但離開了武警部隊司令員的崗位。而在半年前，中央決定開除原軍委副主席徐才厚黨籍、軍籍、取消其上將軍銜，軍中反腐的大幕已拉開，撫順當地人對王建平的調任也高度敏感，“拿掉王建平的實權是為了揭武警部隊貪腐的蓋子”的傳聞漸漸多起來，王家小院的熱鬧勁兒馬上煙消雲散。
“原來有鄰居常跑去王振海家幫忙收拾菜地，這時也不去了。其他鄰居就調侃道，瞧這眼力見兒。”王振海的鄰居回憶，“武警戰士更是沒人來了。以前一下雪，王家門前一整條街都被掃得乾乾淨淨；2015年元旦後的第一場雪，沒人來掃，我們開玩笑説：‘再也借不上王家的光了。’”
如此明顯的變化，王振海夫婦多少有所察覺。在崔載述的印象中，王振海的身體不錯，但王建平調任副總參謀長不到一年，王振海就在北京去世了。崔載述覺得，“王振海乾過革命，一輩子經歷過多次政治起落，心裏該是明白的”。他到北京參加王振海的葬禮，見到了王建平，“參加葬禮的人並不多。”鄰居也發現，商秀蘭的情緒低落。“以前鄰里之間紅白喜事的份子錢，她都找理由把錢還了回去。老兩口這麼快就前後腳去世了，跟王建平的事肯定有關係。”
老革命的家風斷代了
其實在撫順，王振海的名氣要遠大於王建平。
王振海1920年出生於贊皇縣的一個農民家庭，“七七事變”後參加了當地的抗日鬥爭，後來又參加過解放石家莊、太原的戰鬥以及平津戰役等。之後，按照中央解放全中國的統一部署，他隨大軍渡江南下，先後任福建惠安縣縣長、福建省軍區第五分區武裝部副部長、泉州地委副專員等職。1954年，王振海作為支援東北建設的幹部，奉調到遼寧工作。此前一年，王建平出生。
王振海到撫順後，擔任老虎台礦黨委書記、礦長。“那時老虎台礦就是1萬職工的大礦了，是全國規模最大的煤礦之一。王振海剛上任時對煤礦一竅不通，但他好學，每天早上六七點，就讓礦上的工程師給他上課，後來熟練掌握了各種技術知識。”
崔載述回憶道，“他給人的印象頗好，為人正派。工人對王振海很擁護。1958年大躍進期間，王振海抵制破壞生產規律的做法，被錯劃為右派，調到了龍鳳礦。後來老虎台礦多次發生事故，工人再三呼籲王振海調回來，覺得他是一個能帶頭、有作為、按規律辦事的領導。1962年王振海又回到了老虎台礦。”
王振海曾見證了撫順煤礦產業的鼎盛時期。圖為撫順西露天煤礦。
上世紀60年代，王振海被調到撫順市礦務局工作。當地有句話，“先有礦務局，後有撫順市”。撫順市檔案局前局長金鐸對《環球人物》記者解釋説：“撫順是座因煤而興的城市，撫順礦務局的歷史超過百年。從上世紀五六十年代起，慣例就是礦務局黨委書記兼市委常委。”王振海在撫順礦務局先後任第一副局長、局長、黨委書記等職，繼而出任撫順市委常委、市委副書記。1980年，王振海調任中國煤炭地質總局黨委書記，兩年後退休，回到撫順養老。
在鄰居的眼裏，王振海沒什麼官架子。有鄰居曾想借用兩家宅院間的公共區域，王振海二話沒説就讓了出來，“他特別能為別人着想，還時常拿錢資助貧困學生”。
王振海退休後也像個老頑童，喜歡開玩笑。“他還喜歡寫字，常送給我們。下次再見到，就會問：‘你把我的字裱起來了沒有啊？’”金鐸説，“王振海去世前幾年，將自己收藏的一些字畫捐給了撫順市檔案館，他説，‘小毛（小兒子）和建平也都想要，我講你們想要你們自己去弄，我的要捐給檔案館。’”
當然，王振海對自己這個上將兒子是很引以為傲的。崔載述記得他去王振海家時，“他會特意給我看王建平與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合影，以及印有王建平形象的掛曆。”鄰居們説，王建平很少回撫順，“但每次要回來，王振海就特別高興，會忍不住和別人講，‘我兒子要回來了！’這時老伴商秀蘭就出來責備他，‘不是説了不要講嗎？’如果王振海拿王建平的照片給別人看，商秀蘭也會阻止他，‘不是説了不要看嗎？’”
在外人眼裏，商秀蘭嚴謹、低調。“她多年疾病纏身，但凡事儘量親力親為。有一年商秀蘭拎了壺開水，上樓給王振海灌熱水袋，一步沒站穩，整壺開水澆在胳膊和身上，嚴重燙傷，休養了好久才痊癒。”她對孩子管教很嚴，據説王建平兒時頗為頑劣，有一次偷了老鄉家的黃瓜，邊走邊吃，剩下的裝在書包裏。商秀蘭發現後當場打了他，帶着他把黃瓜送回去，吃掉的還另付了錢。
王建平步步高昇，商秀蘭卻是處處小心，生怕給兒子帶來不好的影響。“小兒子夫婦原來與兩位老人同住。小兒子愛喝酒，商秀蘭便經常告誡他不要老去外面喝，影響不好。”鄰居們説，“在商秀蘭的打理下，家中基本上見不到與王建平相關的物品。有人上門求辦事，王振海都會撂一句‘去找老商，我説了不算’。商秀蘭要是也推脱不了，就會和王建平的妻子聯繫。”
王振海的一個鄰居清楚地記得：“王建平的母親商秀蘭跟我聊天時，曾提到不喜歡孫子做生意。我隨口問了句，‘他做什麼生意？’商秀蘭就嘆氣：‘我也搞不清做的什麼，反正各地都有生意，我覺得做生意不好。’”
王建平有一個兒子，在王建平被調查後，媒體報道稱，他的兒子包攬了不少武警部隊的工程，還有一些工程由他兒子“發配”給承建商，王建平對此明知故縱，使兒子大發其財。老人的預感何其準確，優良的家風不在了，麻煩也就來了。
從乙種師走出來的優秀師長
王建平曾經是一名優秀士兵。1969年，16歲的他參了軍，先後在錦州任炮兵42團團長，第四十集團軍炮兵旅參謀長、副旅長、旅長。1992年，他擔任第四十集團軍120師師長，駐紮在興城郊外。
《環球人物》記者接觸到的撫順人，大多認為王家在部隊並沒什麼影響力，王建平的升遷應該不是依靠王振海的關係。當地流傳着一個傳奇故事來解釋他的升遷——傳説王建平在1969年入伍後，作為新兵參加了珍寶島自衞反擊戰。他半夜外出尋冰解渴，卻發現了一輛蘇軍坦克，立即上報，我軍俘獲這輛坦克，並推進了我國坦克的研製，王建平因此立功。但瞭解王建平的人説，這個傳説不可信，王建平沒有上過戰場。
還有人把王建平的快速升遷歸因於他的岳父，稱王建平在錦州服役期間被部隊領導看中，領導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了他。這一婚姻細節得到知情人士的確認：“王建平的岳父曾是瀋陽部隊裏級別較高的領導，但在上世紀80年代初已經退休，那時王建平的職位還不高，談不上岳父提攜。他後來的迅速升遷應該是憑藉自身過硬的素質。他當連長的時候，帶的連就是非常好的連；當營長的時候，帶的營就是非常好的營。而且那時候部隊提幹標準很嚴，不存在買官賣官的情況，優秀的戰士才能當班長，優秀的班長才能當排長。實事求是地説，那時的王建平表現確實非常不錯。”
120師誕生於抗日戰爭的烽火硝煙中，由抗日游擊隊發展而來。後來與118師、119師同屬第四十集團軍。“當時只有118師是甲種師，也就是主力部隊；120師是乙種師，並不是第四十集團軍着重培養的對象，提幹也往往從118師選，而不是從120師選。”知情人士介紹説，“但王建平任120師師長期間，狠抓部隊建設，提出要克服乙種師難作為的思想，乙種師也要創造像甲種師一樣的工作成績，要做到部隊像部隊的樣子，營區像營區的樣子，軍人像軍人的樣子。此後，120師在軍事訓練、營房建設等方面都有了很大變化，也獲得了不少獎。”
那時王建平在部隊的口碑也不錯，“除了過硬的工作作風和敬業精神外，大部分士兵覺得他很務實，私底下評價他平易近人，有人情味。”據説他當團長時，一次坐着吉普車回營房，路上看到認識的老幹部家屬，就命令立即停車，讓車上的人徒步回去，讓老幹部家屬坐車回家。
位於興城的120師駐地。
1996年10月，120師轉隸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兩個月後，王建平調任武警西藏總隊總隊長。有知情人士對《環球人物》記者説，西藏工作任務艱鉅、條件艱苦，當時調王建平去可能是鍛鍊他。其間，王建平的妻子一直在錦州某部隊醫院任職。後來王建平進京工作，妻子也跟着去了北京。
2009年，王建平出任武警部隊司令員，3年後晉升為上將。據媒體分析，王建平的問題就出在他主政武警部隊期間。他早年的優良作風此時顯然已蕩然無存，他帶給家人的榮耀也變成苦澀。
青丘挽郎解讀
“而且那時候部隊提幹標準很嚴，不存在買官賣官的情況，優秀的戰士才能當班長，優秀的班長才能當排長。”這句話説的真是讓人傷感啊
誰來監督一把手
《環球人物》記者在遼寧省走訪期間，不少人向我們提起正在熱播的電視專題片《打鐵還需自身硬》，這部掐着點在本屆中央紀委七次全會召開前播放的反腐大片，再次掀起了人們對反腐的關注熱潮。片中，廣東省政協原主席朱明國一語道破了一把手權力運行的邏輯：“最後都是組織通過、組織決定、集體通過。但是誰先提？用人的提名權是最至關重要的，沒人提名，你是進不了那個圈子的。當一把手35年，我的體會是，如果你一把手開口了，基本上沒有人反對。”
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王建平一路從團長、旅長，做到師長、司令員，不可能沒有體會過一把手的種種特權。一位部隊內部人士舉了個例子：“要提一個團長，管人事的人去問師長的意見，師長一句‘提誰還用我説嗎？’管人事的就明白了師長的意思，到下面去徵求意見時，就可能直接問，你覺得某某某當團長怎麼樣。而在早年，候選人都要經過士兵委員會投票才能當選。一旦一把手意願成了風氣，也就沒有投票了。”
“30多年來，我們在經濟領域裏摒棄了蘇聯模式，但在政治領域還殘留着影子。”中國紀檢監察學院原副院長李永忠對《環球人物》記者説。幾年前，他出版了《蘇共亡黨之謎》一書，書中剖析了“蘇聯模式”的兩個根本性弊端，一是集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於一體的權力結構；二是用等級授職制代替普選制的選人用人體制，也就是從上往下層層任命幹部，而非從下往上層層選舉幹部，這在短期內可以，長期就要出問題。
因此有個奇怪的現象，黨政軍一把手都是各級黨委和組織部門千挑萬選的，而他們往往是最易腐敗的。李永忠認為：“王建平也是在這種情況下腐敗的，權力不受監督制約，權力沒有科學地分解。所以不僅要看到王建平自身素質的問題，更要看到權力運行機制內在的問題。我在20年前創造了一個詞——異體監督，就是要解決這種權力結構的問題，因為再鋒利的刀刃也砍不了自己的刀把。目前推進的改革，如讓解放軍審計署脱離總後勤部，直歸中央軍委管；紀委對各大戰區派駐紀檢組，加強巡視等，都是發揮異體監督的作用。”
武警部隊又有其特殊性。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廉潔研究與教育中心主任任建明説：“一方面，它受國務院和中央軍委雙重領導。到底誰主要領導和監管？這就有點模糊了。”另一方面，武警由內衞、黃金、森林、水電、交通等部隊以及公安邊防、消防、警衞等部隊組成。“和地方的聯繫比較緊密，參與的經濟活動不少，這是武警比別的部隊更容易產生腐敗的原因。”李永忠説。
在王建平落馬前，武警部隊就有一批“老虎”被查處，包括武警交通指揮部原司令員劉佔琪、原政委王信、原總工程師繆貴榮、原副司令員瞿木田，以及武警部隊原副司令員牛志忠。武警交通部隊主要承擔公路、港口及城建等施工任務。
知情人士説：“王建平的兒子能接到武警的工程，很可能就與劉佔琪有關。未必是王建平主動找的劉佔琪，可能劉佔琪給他兒子好處，他也就默許了。”
王建平的落馬與其他“大老虎”也有關聯——周永康曾主政公安部，與王建平的工作關係密切；徐才厚曾在瀋陽軍區任職，可能與王建平有交集，且他出任軍委副主席後也是王建平的上級；同時王建平的上級領導還包括原軍委副主席郭伯雄。
“如果權力的頂層得不到監督，形成了一個個圈子，那頂層以下的人勢必要選擇：我是進圈子，還是遊離在圈子之外？團團夥夥就這樣嚴重起來。”任建明説，“這個問題要自上而下地解決。習總書記講，‘在黨內，誰有資格犯大錯誤？我看還是高級幹部。高級幹部一旦犯錯誤，造成的危害大，對黨的形象和威信損害大。’對高級領導人和高級將領，怎麼能建立有效的監督？正在試點的監察委員會就邁出了一大步，它由最高權力機關人大產生，以後黨內監督、軍隊監督的位階和獨立性，都可以從中獲得啓示。頂層的權力被關進制度的籠子，大樹底下才不會小樹叢生，團團夥夥才有望從根本上解決。”
（原題為《父親是老革命，兒子是“包工頭”：現役上將王建平落馬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