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時報：和亞投行行長金立羣聊英美文學
1月17日，《紐約時報》採訪了亞投行行長金立羣，主題不是經濟，而是英美文學。金立羣的辦公桌擺着不少經典著作，談到美國文學，他表示，“從中看到了人類對大自然的適應，征服這個説法是錯誤的。”
文章説，金立羣一直對西方的事情很感興趣。他的女兒金刻羽目前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學終身助理教授，據她介紹，父親在海外的經歷，讓他做好了把唯一的孩子送出國的準備；父親也做出了榜樣，“下班後總是讀書、寫作、聽古典音樂。我們從來不看電視。”
報道截圖
以下是摘編：
北京——40年前中國對外開放時，金立羣還是一名躊躇滿志的年輕學者，着迷於20世紀的美國文學和其他西方著作。
尤其痴迷於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作品的金立羣，現已是中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簡稱亞投行）行長，該銀行是中國為在全球金融體系中獲得領導地位而展開的行動中的一個大動作。他辦公室的書架上放着一本《押沙龍，押沙龍！》（Absalom，Absalom！），書裏畫了許多重點線；旁邊是莎士比亞的著作和《聖經》。他説自己在福克納筆下複雜的人際關係中找到了靈感。
“我從美國的文學作品中看到了人類對大自然的適應，征服這個説法是錯誤的，”他説。“你不可能征服大自然，你得和大自然達成一致，和大自然共處，得和世界上的其他物種共處。”
該銀行2015年底成立時，成員國數量驚人，包括了歐洲大國和除日本外的主要亞洲國家，但奧巴馬政府拒絕加入。
不過金立羣似乎做好了在北京和華盛頓之間的危險地帶遊走的準備。他説，他的目標是帶領亞投行朝着在亞洲各地用對環境無害、沒有腐敗現象的方式修建基礎設施的方向發展。
最近在亞投行位於北京金融區的臨時總部接受採訪時，金立羣一副輕鬆的神態，現年67歲的他頭髮灰白、稍顯凌亂。
在沒有幾件傢俱的辦公室裏，訪客坐在一張長桌子的一端，主人就坐在他們旁邊。這讓會面看上去更像是地位平等的雙方之間在談事，而不是像一些成員國所擔心的那樣，是一種中國高高在上的等級制度。
金立羣編輯過一部兩卷本的英文詩歌選集，用喬叟（Chaucer）開篇，以謝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收尾，這有益於與外面的人、尤其是歐洲人打交道。被問及最喜歡的詩人時，他選擇了T·S·艾略特（T. S. Eliot）、泰德·休斯（Ted Hughes）和迪倫·托馬斯（Dylan Thomas）。之後，他又加了一個名字。“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也不錯，不過他有點爭議。”
去年，在杭州的二十國集團（Group of 20）峯會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明確表示，誰都不應忘記，亞投行是由中國發起成立的。他挑出金立羣予以表揚。中國領導人公開稱讚一名職位低但責任重的工作人員頗為少見，這標誌着金立羣得到了中國政府的全力支持。
金立羣謹慎地選擇了另一種解讀。“我覺得他是在告誡我：‘你得把你的工作做好，因為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這個銀行。’”
金立羣試圖讓華盛頓持懷疑態度的人相信，亞投行不是中國的一個霸權，至少現在不是。通過同意和已有70年曆史、以美國為主導的佈雷頓森林(Bretton Woods)體系的主要機構世界銀行(World Bank)和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合作，他消除了敵對態度。
他似乎也意識到，特朗普政府上台後，中國牽頭成立的亞投行可能會繁榮發展。特朗普政府幾乎未表現出對世界銀行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感興趣的跡象。
他提到了自己在唐納德·J·特朗普贏得總統選舉之前寫的一篇文章。“美國的風險在於一方面與國際脱節，一方面陷入國內的政治泥沼，”他寫道，並接着表示，“歷史上從來沒有先例，哪一個王朝可以永遠地統治世界。”
1949年，金立羣出生在江蘇省的一個內河港口城市常熟。那時，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黨已逃離中國東部沿海地區，共產黨已取得控制權。
“我生在紅旗下，”他大笑着説。
他的父親是一名會計，母親是一名紡織工人，和他們同住的爺爺因為一起工傷事故而致殘。他在五個孩子中排行老大，還在上小學時就要料理家務。
“我努力當弟弟妹妹的小領袖，”他説。“我從沒打過弟弟妹妹。我9歲就開始學做飯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混亂開始出現時，他還在上高中。和當時的所有學生一樣，他被裹挾着成了一名紅衞兵。不久後，他便下鄉了。十年的下鄉經歷給他留下了難以忘懷的印象。
白天，他和農民一起下地幹活。晚上，他在用一塊廢棄的黑板和四根竹杆做的臨時書桌旁學習。他給自己設計了一個嚴格的課程表，並通過BBC的廣播努力掌握英語寫作和口語。
文革結束後，他於1978年考上了北京外國語大學的研究生，學習英語文學。
在那裏，他師從王佐良教授。王佐良是一名兢兢業業的老師，教授英語文學。1980年去澳大利亞參加阿德萊德藝術節（Adelaide Festival）回國後，王佐良便鼓勵金立羣翻譯澳大利亞諾貝爾獎獲得者帕特里克·懷特（Patrick White）的小説《人之樹》（The Tree of Man）。該書講述的是人類與大自然的鬥爭。
那時，中國剛剛加入世界銀行。因為金立羣英語流利，財政部把他從學術界挖走，派他去華盛頓的世界銀行中國執行董事辦公室工作。當時，懷特那本書他已經翻譯了五章。但為了服務國家，他放下了一切。
在華盛頓工作的那段經歷為他開啓了在中國金融系統高層的職業生涯：他曾擔任財政部副部長，後來又出任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監事長。
他一直對西方的事情很感興趣。1998年，14歲的女兒金刻羽想要離開家，搬到紐約的一個美國家庭去住，並在當地上學——當時對於中國家庭來説，這是一個革命性的想法。金刻羽説，父親自己在海外的經歷，讓他做好了把唯一的孩子送出國的準備。
金刻羽（資料圖）
“父親能讓我走，”金刻羽説。她現年33歲，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經濟學終身助理教授，也是中國社交媒體上的紅人。她説父親做出了榜樣，“下班後總是讀書、寫作、聽古典音樂。我們從來不看電視。”
在金立羣外交精神的背後，是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根據該銀行的規則，接替他的未必會是中國人。
但他的期望很明顯。
“我希望會有一箇中國人接替我，我希望我們有能幹的中國人，在未來接替我的工作。”説完，他離開去和一個代表團見面，代表團人數太多，他辦公室的桌子旁邊坐不下。（記者JANE PERLEZ 翻譯：陳亦亭、土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