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宇：習近平講出了超越西方資本主義全球化的中國方案

當地時間17日上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瑞士達沃斯出席世界經濟論壇2017年年會開幕式並發表主旨演講。這是中國國家主席首次出席世界經濟論壇年會。

在主旨演講中，習近平説：

“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英國文學家狄更斯這樣描述工業革命發生後的時代。今天，我們也生活在一個矛盾的世界之中。一方面，物質財富不斷地積累，科技進步日新月異，人類文明發展到歷史最高水平；另一方面，地區衝突頻繁發生，恐怖主義、難民潮等全球性挑戰此起彼伏，貧困、失業、收入差距拉大……世界面臨的不確定性上升。對此，許多人感到困惑——這個世界到底怎麼了？要解決這個困惑，首先要找準問題的根源。今天我想從經濟全球化問題切入，談談我對世界經濟的看法。

習近平主席的講話，一個重要觀點就是：**全球化是需要的，但是這種全球化，不應該是少數國家主導的全球化，而應該是大多數國家主導、讓大多數國家分享改革成果的全球化。**這一思想的提出，實際上同習主席2013年提出周邊外交的“正確義利觀”是一脈相承的。這次演講，是習近平主席進一步闡述“人類從哪裏來、向哪裏去”這一問題的看法，提出了中國主張的建設公平正義新世界的思路。

正確義利觀：習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

發展中國家如何對待全球秩序、如何處理和世界強國的關係，是現代化道路上又一個難題。

2013年，習近平主席就提出在外交工作中要堅持正確義利觀。他指出：

義，反映的是我們的一個理念，共產黨人、社會主義國家的理念。這個世界上一部分人過得很好，一部分人過得很不好，不是個好現象。真正的快樂幸福是大家共同快樂、共同幸福。我們希望全世界共同發展，特別是希望廣大發展中國家加快發展。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贏原則，不搞我贏你輸，要實現雙贏。我們有義務對貧窮的國家給予力所能及的幫助，有時甚至要重義輕利、舍利取義，絕不能惟利是圖、斤斤計較”。

最能夠體現“正確義利觀”的，首先就是新中國成立初期和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

中國成立以來，中國沒有像一般的發展中國家那樣，簡單地加入全球體系，成為世界體系的一環，而是獨立自主地參與全球治理，通過改善全球公平，爭得自己的發展空間。

對新中國前三十年，一個最為流行的批評就是“閉關鎖國”。我們並不同意這個批評。新中國在一定程度上的封閉，首先是被列強封鎖，而不是主動封閉。中國希望在平等的基礎上發展國際關係，但是超級大國不肯給中國公平的待遇，不尊重中國的主權和安全，中國就只能被迫封閉。

在反對美蘇兩大國的霸權主義的同時，中國外交並不是無所作為，而是恰恰相反，正像當年走出“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一樣，中國共產黨面對美國和蘇聯的壓力，提出國際形勢“大動盪大分化大改組”的判斷，把目光投向了美蘇之外的廣大中間地帶。

“兩個中間地帶”，體現的是建立反對霸權主義、反對殖民主義國際統一戰線的大思路。在這一大思路下，20世紀60年代外交工作的重點就是“兩個中間地帶”。其中，對“第一個中間地帶”即亞非拉國家的支援，包括在政治上支持亞非拉的民族解放運動，毛澤東先後會見數百位來自亞、非、拉的各階層人士，多次發表談話和聲明，公開支持亞非拉民族國家獨立解放、反帝反殖反霸、維護主權的鬥爭。

中國的對外經濟援助，既是基於共同的歷史命運，也是基於共同的國際利益。中國成為發展中國家反帝反殖的旗幟，是經濟利益和道義責任的統一，成為全世界遭受不公正待遇的國家的一面旗幟。

中國援助第三世界的啓示就是，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化當中，既能夠利用全球化發展自己，但是也可能陷入全球化陷阱，擴大同發達國家的差距，應該盡力爭取第一種前途，避免第二種前途。從世界歷史來看，這個時期正是全球反對霸權主義和殖民主義的高峯期，而且取得了顯著進展，中國的做法推動了國際關係的民主化和公平化。

正如習近平所説，

“新中國成立後，我們繼承以義為先的優良傳統，充分發揚國際主義精神，在自身經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仍然堅持向亞非拉廣大第三世界國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支持其反抗壓迫、爭取獨立與解放的民族大義，維護其經濟發展、改善民生的整體利益。中國外交的這些無私理念與付出，贏得了廣大發展中國家對我們的尊重、信任和支持。”

西方道路實現不了人類命運共同體

從1825年英國確立資本主義制度到1914年“一戰”爆發，資本主義經歷了“百年和平”，誕生了第一批資本主義強國，這些國家也是今天發達國家的主體。但是，這些國家的人口只佔全球不到1/6，而當剩下5/6的廣大國家和人口追求現代化時，他們發現，發展的難度要遠遠大於先行的那些國家。一方面，落後國家不再有遍佈世界的殖民地，可以利用全球資源緩解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矛盾。另一方面，現有的強國總要用各種辦法，維護不公平的政治經濟秩序，從而維持自己在全球格局中的金字塔地位。

在這種背景下，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必須回答這樣的問題：如何在一個被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統治的全球體系中，突破中心國家對邊緣國家的抑制，走出一條和西方不同的現代化道路。這就是“中國道路”的世界意義。

歷史的回顧告訴我們，馬克思一點都不孤獨。馬克思發現的規律仍然頑強地起着作用，而且越是遇到危機、越是接近歷史的重大轉折點，馬克思主義的解釋力就越強。

二戰之後，資本主義的剝削改變了形式，從直接的軍事佔領變成了依靠金融、跨國公司、意識形態輸出以及仍然為數不少的軍事侵略。這種發展方式，固然在一段時間內使南北兩大陣營各取所需，但是時至今日，其負面弊端已經充分顯現出來，那就是歐美經濟的金融化、債務化，而主要依靠資源輸出和勞動密集型產品輸出的那些第三世界國家，要麼喪失經濟收益和經濟主權，民族產業被摧毀，要麼因為過度依賴勞動密集型產業，揹負上了沉重的社會負擔、透支了資源和環境。説白了，這就是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形成全球分工的結果。

上世紀80年代，當中國決定打開國門、融入世界經濟時，鄧小平同志及時提醒，不要盲目樂觀，他説：

“現在世界上真正大的問題，帶全球性的戰略問題，一個是和平問題，一個是經濟問題。和平問題是東西問題，經濟問題是南北問題。概括起來，就是東西南北四個字。南北問題是核心問題。”“總之，南方得不到適當的發展，北方的資本和商品出路就有限得很，如果南方繼續貧困下去，北方可能就沒有出路。”

前安哥拉總統多斯桑托斯表達過同樣的意思，他説：

“要建立一種能夠達到今天已是發達國家所達到的那種發展階段的社會，這在現在的歷史條件下是絕不可能的”。因為，“造成不發達狀態的正是造成經濟發達（資本主義本身的發展）的同一個歷史進程”。這其中的邏輯，正是馬克思早已揭示過的資本追逐利潤的本性而導致的資本主義歷史週期律，這才是大多數發展中大國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真正謎底。

在資本主義強國主導的世界體系下，“邊緣國家”走資本主義道路，可能對於少數小國來説是有效果的（這就是實現了“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13個小經濟體），但是對於大部分國家來説，並沒有這種特殊的資源和地緣條件，改變不了對大國的依附地位，也無法從根本上扭轉本國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結構，成為現代化的障礙。

近年來，“中等收入陷阱”成為我國各界關注的問題。“中等收入陷阱”的實質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在中等收入國家的表現，特別是在那些全球體系中的邊緣國家中的表現。之所以形成這個陷阱，根本原因就在於這些國家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無法避免經濟的依附性和國內的兩極分化，對外沒有解決獨立自主發展的問題，對內沒有解決公平分享發展成果的問題。一些發展中大國的現代化道路曾經取得過輝煌的成績，但正是沒有解決好上述兩個問題，現代化道路遭遇挫折。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拉美國家。

建設公平正義新世界

隨着國際經濟進入衰退週期和中國進入“新常態”，如何處理中國和世界的關係，也到了一個歷史的節點。中國歷史上就有兼濟天下的文化傳統，形成了海納百川、兼容幷蓄的文化，在人類早期的各大文明中，中華文明是包容性最強的，中華文明之所以能夠延續至今，就是同具有很強的吸收和包容能力有很大關係。

當前國際經濟失衡，仍然是資本主義全球化造成的失衡，具體表現是：西方發達國家佔有主要的超額利潤和經濟技術的制高點，通過擴張型財政貨幣政策刺激過度消費，廣大發展中國家作為勞動和資源的輸出地，在國際競爭中處於不利地位。而發達國家利用技術壟斷、貿易保護、軍事和文化輸出等方式，強化自己的優勢地位。

這就導致了：發達國家積累了大量資本，但是缺乏足夠的投資需求和消費需求，只能靠炒作房地車和金融形成泡沫，而廣大尚未進入現代化的發展中國家，有巨大發展需要，有潛在的巨大市場、資源和人口，但就是由於缺乏啓動現代化所必須的穩定的政治環境、基礎設施、人力資源等啓動現代化的必要條件，陷入貧困陷阱或者中等收入陷阱。

因此，要建立一個更美好的世界，關鍵是要縮小這種不平等，建立一個更加公平、正義、包容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要恢復全球經濟再平衡，就是要改變這種不公平的狀況，讓發展中國家具備發展的能力，改變不公平的國際經濟秩序。

十八大以來，中國政府提出以“一帶一路”倡議、金磚國家銀行等為代表的區域經濟合作倡議，提出和美國等世界強國構建新型大國關係，就是中國貢獻於世界經濟再平衡的具體步驟。

在處理同發展中國家的關係方面，中國的主要方針是同發展中國家一起，互相幫助、聯合自強，幫助發展中國家提升發展能力，努力創造一個對發展中國家更加公平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這是因為，中國明確地認識到，中國的發展利益是同世界上最廣大的發展中國家一致的，只有維護發展中國家共同的發展權益和利益，中國的發展權才能獲得保障。

天下大同，是一切善良人們的共同願望。自從人類誕生以來，世界各民族從未像今天一樣，產生如此緊密的聯繫。但是，今天的世界，又是一個很不公平、很不和平的世界。實踐證明，資本主義主導的歷史，並沒有實現人類的共同命運，反而製造和擴大了不公平。中國在歷史上也曾是這種世界秩序的受害者。這種不公平的社會秩序，不僅使發展中國家成為受害者，而且發達國家也最終受害於這種國際秩序。如果能夠實現世界經濟的再平衡，那麼就説明人類找到了一條新型的、超越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道路。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實質，就是超越資本主義全球化，找到一條實現人類各民族共同發展的道路。也只有找到這條道路，才能實現中國自身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