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竹：特朗普將推動新自由主義回潮——美國政治走向前瞻之三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寒竹】
還在競選期間，中國學界就有人根據特朗普的一些競選言論提出新自由主義可能會到此終結，這個判斷過於武斷和片面。這個誤判如果不得到澄清，將會導致中國對美國未來四年或八年的政治走向做出錯誤判斷。
斷言新自由主義在特朗普上台之後會終結的人不少，西方有，中國也有。但所有預測新自由主義在美國將死亡的論斷，有一個共同的想象前提和推理邏輯。持這種觀點的人把新自由主義看成是美國社會從里根時代一直持續到現在的主要經濟政策。這個推論的邏輯是，既然美國過去三十幾年的國家政策都是被新自由主義所主導，那麼，放言要顛覆美國過去治國方略的特朗普當然要顛覆新自由主義。其實，這個推理是有問題的，是把資本主義這個概念跟新自由主義這個概念混為一談。
對於西方學者來説，持有這種觀點很正常。因為西方左派知識分子並不否定資本主義制度本身，所以，他們只能把西方現有的資本主義弊端全都歸咎於新自由主義，而不會責怪資本主義本身。所以，西方左派對新自由主義的批評暗含一個結論，這就是隻要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拋棄了荒謬的新自由主義，就有可能帶來持久的繁榮。
對於把新自由主義等同於資本主義的中國學者來説，這種概念上的混淆就更有問題，因為這樣一來，其實是用新自由主義掩蓋了資本主義社會的一般問題，而忽略了新自由主義其實只是資本主義經濟理論的一種極端形式。如果我們把西方社會所有的問題都歸咎於新自由主義，那麼在客觀上很容易導致我們忽略其它形式的西方經濟理論給社會帶來的災難。
斷言特朗普上台後會終結新自由主義的説法並非空穴來風。特朗普在競選期間反覆重申進入白宮後就要立即退出TPP，並且揚言要跟中國打貿易戰。在一些人看來，既然特朗普如此激烈地反對全球自由貿易，那麼，特朗普當然是要終結新自由主義了，因為自由貿易是新自由主義的原則之一。
這種看法的片面性在於把新自由主義簡單等同於國家間的自由貿易，把進行貿易戰等同於放棄新自由主義。這樣既跟新自由主義的理論不符，也跟現實情況不符。
從理論上看，國家間的自由貿易並非新自由主義的核心理念。不可否認，新自由主義在理論上一般都主張全球自由貿易，因為全球自由貿易是自由市場理論的邏輯延伸。但是，全球自由貿易並非新自由主義最核心的觀點。
什麼是新自由主義的核心觀點？新自由主義的理論林林種種，涉及的內容也極為廣泛，但這一社會思潮關注的核心問題是經濟發展過程中政府與市場的關係問題，而不是國家間的自由貿易問題。堅持政府儘可能作為“守夜人”而不干預市場的自由運轉是所有新自由主義最核心的觀點。
由於近代以來的世界仍由主權國家組成，而主權國家之間因為利益衝突存在着激烈的戰略博弈，所以，一個國家在內部堅持市場原教旨主義並不等於要跟所有國家進行自由貿易。換言之，判斷一個國家是否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最主要是看其如何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是否讓自由市場來主導社會發展，而不是看這個國家是否在國際貿易中對所有國家進行自由貿易。
放眼世界，一個國家在國內實行新自由主義的經濟政策，同時在國際上打貿易戰的情況在歷史上並不鮮見，里根政府就是這樣的典型。眾所周知，“里根經濟學”是最典型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里根執政八年，對推行新自由主義可謂不遺餘力。但在國際貿易問題上，里根政府卻是違背自由貿易原則，大打貿易戰的典型。
上世紀80年代，時任里根政府的國防部長温伯格建議里根用經濟戰特別是貿易戰搞垮蘇聯，具體做法是限制西方對蘇聯的技術出口，遏制並打擊蘇聯可以換取外匯的經濟領域，當時的巴黎統籌委員會（Coordinating Committee for Export to Communist Countries）就是西方用來對蘇聯進行貿易戰的主要機構。
1981年，美國政府在巴黎統籌委員會上提出了對蘇貿易戰的三項嚴厲主張：第一，更嚴格地執行有關向蘇聯出售關鍵技術的禁令，包括先進計算機及其電子部件、光纖、半導體和各種冶金方法，限制西歐的公司把工廠遷入蘇聯境內；第二，所有與蘇聯簽訂的價值超過一億美元的合同，都要自動交委員會審批，以確保敏感技術不會流到蘇聯；第三，美國要擴大巴黎統籌委員會從成立以來制訂的禁運清單，把它擴大到最新的技術與產品。根據的當時的統計資料，里根執政3年後，美國出售給蘇聯的高技術產品所佔比例從過去的32.7%下降到5.4%，金額從2.2億美元下降到0.4億美元。
里根在執政期間的所作所為表明，實行新自由主義與打貿易戰並非冰炭不能相容。儘管里根在執政期間公開踐踏自由貿易原則，並以貿易戰來攻擊當時的蘇聯，但沒有人能否認里根是美國過去幾十年最堅定的新自由主義政治家，因為里根在美國社會內部一直奉行的是市場原教旨主義。
那麼，特朗普上台後會怎樣對待新自由主義呢？要回答這個問題，需要澄清新自由主義在美國社會興盛的時間點，這一點非常重要。如果新自由主義在過去四年或八年主導美國政府的經濟政策，那麼，隨着這一輪新的政黨更替，特朗普上台確有可能會放棄新自由主義。但是，如果新自由主義在過去四年或八年相對於新凱恩斯主義處於弱勢，那麼，新自由主義就有可能在政治鐘擺的回擺中再度興起。政治鐘擺的來回搖擺是美國兩黨政治的一個普遍現象。
回溯美國過去幾十年的歷史，我們可以清楚看到，儘管新自由主義自里根時代以來在美國風行一時，但在過去的三十多年裏，新自由主義並未在美國一統天下。無論是從經濟學領域本身看，還是從美國政府的經濟政策看，新自由主義在三十多年的時間裏都是時起時伏，確實一度很強大，但從未在現實中完全取代新凱恩斯主義。
先來看看經濟學領域，下面是1980—201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學術立場傾向。
備註：1.本圖表根據1980—201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學術立場傾向製成，其中凱恩斯主義學術傾向包括了凱恩斯主義學派、新凱恩斯主義學派、新劍橋學派等。新自由主義學術傾向包括了芝加哥經濟學派、供給學派、理性預期學派、新制度經濟學派等。中間學派則是介於兩者之間，或者學術立場不太明顯的學者。
從這個示意圖可以看出，新自由主義最興盛的時期是里根時代和2000年左右時期，而即使在這兩個時間段，新凱恩斯主義在學術界也仍然有相當影響。在2000年之後，特別是最近10年，新自由主義在經濟學界遠未像中國一些學者理解的那樣強勢，相反，新凱恩斯主義與中間學派在人數上大大多於新自由主義。
當然，僅從經濟學的諾獎獲得人數並不能説明整個美國知識界的基本立場。但如果我們超出經濟學領域來看美國的知識界，會發現新自由主義其實一直遭到知識界多數人的批評。在美國的大學校園，包括教授和學生、媒體界、文學藝術界，中間偏左的知識分子一直占主導地位，批評新自由主義的聲音一直都居於主導地位。新自由主義的力量遠沒有一些中國學者想象的那樣大。
下面再來看看過去20年來歷屆美國政府任用的參與制定政策的經濟學家。以下資料説明，即使在新自由主義興盛時期，新凱恩斯主義的經濟學家在美國政府中也一直髮揮着很重要的作用，新自由主義遠未一統天下。
克林頓政府時期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
1.約瑟夫·斯蒂格利茨
1993年至1997年，先後任美國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委員及主席。2001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2.加爾佈雷斯
美國經濟學家，新制度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加爾佈雷斯是民主黨人，曾擔任過羅斯福、肯尼迪、約翰遜和克林頓等總統的經濟顧問。
3.勞倫斯·薩默斯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在克林頓時期擔任財政部部長。因研究宏觀經濟的成就而獲得克拉克獎。2009年，任奧巴馬政府的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負責金融危機後美國經濟的復甦政策。最近，薩默斯對特朗普進行了非常尖鋭的批評。
4.艾倫·布林德
艾倫·布林德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與公共事務教授，克林頓政府時曾任經濟顧問兼美聯儲副主席。
5.珍妮特·耶倫
耶倫曾於1994年至1997年任美聯儲委員會委員，1997年至1999年任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2010年奧巴馬政府時任美聯儲委員會副主席，2013年接替伯南克出任美聯儲主席。
小布什政府時期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
即使是小布什這樣信奉新自由主義的總統，在執政期間仍然任用了不少新凱恩斯主義者。
1.格倫·哈伯德
哈佛大學經濟學博士，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院長。曾於2001-2003年擔任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一般被歸為新凱恩斯主義行列。
2.格里高利·曼昆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與勞倫斯·鮑爾、戴維·羅默共同提出“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曾於2003年-2005擔任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
3.本·伯南克
2002年任美聯儲理事。2005年，伯南克任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2006年接任格林斯潘出任美聯儲主席，2010年獲得連任，任期至2014年。
奧巴馬政府時期的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
1.本·伯南克
見上文。
2.克里斯蒂娜·羅默
於2009年-2010年擔任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主席。她曾説過，“我不是凱恩斯學派，我是經濟學家、經濟史學家。”
但是由於羅默是奧巴馬政府經濟刺激計劃最高調的推銷者之一，以及其老師薩繆爾森是凱恩斯主義學派，所以其學術和政策傾向仍靠近新凱恩主義。
3.勞倫斯·薩默斯
見上文。
4.珍妮特·耶倫
見上文。
揭示出新自由主義並未在過去十幾年間持續佔據主導地位這一客觀事實，對於我們判斷美國政治的未來走向具有重要意義。如果我們錯誤地把新自由主義看成過去十幾年間在美國的學術界和現實中佔據了主導地位，那麼就很容易把特朗普上台後在政策上的改弦易轍理解為對新自由主義的顛覆，這樣會對美國未來的政策走向做出根本性的誤判。
要而言之，新自由主義的核心立場是減少政府幹預、堅持自由市場，全球自由貿易只是自由市場理論的邏輯延伸，而非其核心觀點。在國與國的競爭中，一個實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國家，同時在國際貿易中違背自由貿易原則，對他國進行貿易戰在理論上是可能的，在現實中也是有先例的。考慮到美國的政治鐘擺在經歷了奧巴馬政府八年時間的中間偏左傾向後，未來四年或八年極有可能向新自由主義重新擺回，中國應當對美國的這種政治變化做好充分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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