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佳講解危機時代的問題單：談國際傳播秩序的轉變
一
我至今仍然對三年前曼德拉逝世所引發的全球媒體建制派的極度亢奮記憶猶新。如今看來，那鋪天蓋地的悼念竟像是掙扎着想要抓住一個時代的尾巴，一個屬於這些“世界公民”的光輝時代的尾巴。
從紐倫堡審判到柏林牆倒塌再到“全球化”時代的開啓，道德和解、形式正義、身份政治的理念盛極一時，國際主流媒體以及圍繞在其周圍的文化精英是承載這些政治正確和“同一個夢想”的中堅力量。他們左右開弓，一面拒絕正視自由經濟對社會的撕裂，小心翼翼地維繫中產階級脆弱的安全感；一面又堅持着對保守派的鄙夷和拒斥，以自詡的進步姿態看護多元認同的價值觀。在對曼德拉、哈維爾，甚至戈爾巴喬夫大力追捧的同時，他們也忘不了對查韋斯和卡斯特羅進行一番惡意的數落。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如今佔據世界政治舞台中心的明星突然變成了唐納德·特朗普、奈傑爾·法拉奇、貝佩·格里洛、馬琳·勒龐、歐爾班·維克托、雷傑普·埃爾多安，當然還有弗拉基米爾·普京。這顯然是一個自由派媒體精英十分反感的“黑名單”，卻意外獲得了社會中下層的廣泛支持。一直以為腳踏大地、引領眾生的世界主義者們，驀然發現自己竟已是懸置空中、自説自話，淹沒在羣眾（民粹）的汪洋大海之中了。
查韋斯
世道的變幻讓人唏噓不已。2016年全球政治氛圍的轉變應該成為國際傳播界反思和回應的總問題，它已經被媒體和學者反覆界定為一個歷史階段的終點。從全球主流政治文化的角度來看，這個歷史階段的開端恐怕不是一般認為的1989年的“Falling Wall”，而是1946年落下的“Iron Curtain”。
冷戰的開啓，以及隨後二十世紀六十年代西方文明秩序面臨的危機可以看作是戰後文化建制派形成的歷史條件。此時“天定命運”的擔當者既要對付國際上反殖反霸的民主呼聲，又要對付國內追求多樣平等的人權抗議，必須找到一個政治正當性的突破口。老牌帝國主義的強權彈壓和舊時文明等級的反動觀念都無力應對當時的國際傳播局面，用“現代化歷史觀”和發展話語統合西方陣營的外部世界，同時向少數羣體做出必要妥協，促成一個身份認同上包容和解的局面，這看上去是一個十分完美的戰略選擇，也內化成了眾多媒體知識分子真心秉承的價值觀。
如果要書寫一部戰後的國際傳播歷史，那麼其中最為核心的部分就應該是以上這套全球文化秩序方案如何在世界範圍內加以實施的歷史。建制派媒體是這個國際傳播工程中至關重要的組成部分，除此之外，當然還有文化教育領域所涵蓋的方方面面。
到了二十世紀晚期，對全球市場經濟、世界公民社會和傳播技術進步的倡導可以被看作是冷戰時期以美國為主導的自由秩序順應歷史條件變化的延續和發展。這些在我們時代被廣泛讚譽的“政治公理”不僅穩固了金字塔頂端的權勢集團，創造了經濟上的巨大分化，而且在全世界範圍內以受教育程度的標準分裂了社會的中層和下層，使他們產生了政治話語上的深刻隔膜。終於，在英國脱歐和美國大選這兩個發生在同一年的危機事件中，文化建制派與社會底層的全面脱節戲劇性地展現在我們面前。
社會基層羣體在全球化中所遭遇的困境無法在媒體和知識精英的傳播活動中得到重視，底層不僅自身缺少可以用來發聲的傳播資源，而且也失去了進步力量的代表。經過長時期的積累，分裂終究演變為一場對抗。連弗朗西斯·福山也清醒地看到：“真正的問題不應再是為什麼民粹主義在2016年出現，而是為什麼它過了這麼久才顯現出來”。
弗朗西斯·福山
2016年的美國大選集中體現了這些變化。主流媒體在立場上的一邊倒並最終尷尬地落敗至少向我們證明了兩個問題：
第一，媒體精英本身是西方政治建制的一個構成部分，它並不是超然於黨派性的存在。這正是我提出“建制派媒體”這個稱呼的緣由。他們可以以中立的姿態調節建制內部的爭端，卻不能容忍對基本政治共識的挑戰。
第二，隨着這輪保守主義加民粹主義的威脅，全球建制派媒體與他們篤信的價值觀一起陷入了嚴重的危機。如果再補充一點背景，那麼傳統媒體產業經營模式的衰落和社交媒體平台對內容產品分發渠道的壟斷將使得建制派媒體存在的經濟基礎面臨土崩瓦解。而離開這些社會矛盾調停者和政治正確的把關人，全球政治右轉的局勢很可能進一步加劇。
二
如果説以上危機局面是發達市場經濟體內部縱向割裂的社會問題，那麼在國際間的橫向傳播中，割裂的趨勢也同樣存在。讓我們先從導致這個結果的經濟基礎説起。
根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統計，2008年至今世界貿易與產值的比例幾乎沒有發生變化，這是二戰以來此類停滯時間最長的一次。全球貿易預警組織的分析結果更顯嚴重：全球貿易的總規模在2015年1月至2016年3月期間也出現了停滯，外商直接投資流入與全球產值比例也在金融危機之後一蹶不振，維持在一個極低的水平。種種現象顯示，全球經濟一體化已經處於停滯狀態，甚至正在發生逆轉。有了這個認識基礎，我們便不會對孤立主義的突然興起表現出多少驚訝。很多學者甚至放言：我們的世界正在慢慢告別多樣一體、互為補充的全球化融合，重新進入一個區分敵友的時代。
以上趨勢在中美關係中已經顯示出了蛛絲馬跡。隨着雙邊貿易增長的停滯、中國美債減持和美國製造業回遷等方向性變化，這兩個世界最大經濟體之間相互依存的程度正在逐漸降低。隨之而來的是美國主導的國際輿論中“中國威脅論”的全面復甦。沈大偉繪聲繪色描述的中國“軟實力攻勢”，白邦瑞煞有介事揭秘的“百年戰略忽悠局”等言論在事實材料的意義上自然顯得捕風捉影、莫名其妙，但這些一直以“知華派”、“親華派”面目出現的美國國際問題專家突然間轉變了立場恰也説明一場精英決策圈內部的傳播動員似乎已經悄然拉開序幕。
在輿論上把試圖遏制的對象從弱小而無害的形象扭轉為強大而危險的形象，這是起碼的戰略傳播準備。正如霍布斯所言：“恐懼是敵對狀態的根源”。在這個意義上，對中國南海問題投以持續、緊張的關注，客觀上就是不斷催促外交決策者重新定位中美關係的性質。同樣道理，所謂俄羅斯組織黑客操縱美國大選的論斷從沒有一個可以拿出來示眾的證據，但是當這個故事被美國政界高層和主流媒體嚴肅認真地重複了一千遍以後，那些想要達成的宣傳目標就已經悄然實現了。
就在2016年年底，美國總統奧巴馬簽署了《波特曼-墨菲反宣傳法案》。根據該法，美國國防部將在2017年獲得額外預算，專門建立一個反宣傳中心，對抗外國對美國的宣傳。除了國防部，諸多非政府組織、智庫和學術機構也將得到聯邦政府提供的資金和培訓開展反宣傳相關工作。不管這項法案面對的是真威脅還是“假想敵”，事實是它將以防備的正當理由進行公開資助，把各種戰略傳播資源成功地調動和組織起來。這預示着國際傳播領域的對抗性關係已經走向前台。
無獨有偶，在美國《反宣傳法》簽署前的一個月，歐洲議會也剛剛通過了《歐盟反擊第三方宣傳的戰略傳播》決議案，直接針對俄羅斯衞星通訊社和今日俄羅斯電視台（RT）。決議指出，莫斯科在針對歐盟進行敵對宣傳。俄羅斯的諸多媒體、基金會和外事機構已經構成對歐盟及其東歐夥伴的主要信息威脅。在此之前，RT電視台在英國的銀行賬户突然遭遇凍結，已經引發了這家在西方世界影響力日盛的新聞媒體和俄羅斯政府的抗議。這一次，被指責侵害言論自由的對象變成了歐盟和英國，他們曾經正是信息自由流通的堅定支持者。
將當下世界政治與傳播的發展方向説成是對冷戰時期的迴歸，這樣的言論已經屢見不鮮了。然而與上個世紀不同，在“第三世界”作為一個形象模糊的存在難以發聲的年代，21世紀的冷戰不用對進步意識形態做出太多妥協，它有可能發展成更徹底的孤立主義和極端危險的對抗關係。冷戰過後，美國的對外宣傳體系已經逐漸衰弱，缺少統合，難覓心理戰時期朝氣蓬勃的局面，如何通過製造各種版本的威脅論，重新構造這套體系並強化其傳播動員能力將是一個值得國際傳播研究持續關注的問題。
談到國際傳播中的橫向分裂，另一個有趣的問題就是RT這類新興媒體的崛起。在國際傳播中，對媒體話語的壟斷能力是權力實施靈活性的保證。在這個意義上，當最具影響力的媒體平台掌握在一個政治聯盟體系中時，國家機器就可能扮演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可以在危急時刻超越"政治正確"的限制，確保國際輿論的穩定。
正像2003年的伊戰時期，原本美國主流媒體中為數不少的反戰聲音都因為潛在的“宣傳紀律”而噤若寒蟬。此時恰恰是這一體制之外新興的半島電視台異軍突起，扮演了普世價值的守護神。半島台作為“體制外的明星”並不是西方文化建制派價值觀的挑戰者，他們只是這種價值觀更徹底的貫徹者，徹底到可以不受現實政治策略的干擾。
如果卡塔爾投資的半島是國際傳播領域的“體制外媒體”，那麼俄羅斯投資的RT就可稱得上“反對派媒體”了，他們在精英氣質和價值話語體系上與建制派媒體並無二致，也正因為如此，這些媒體上提供的反面事實材料和另類分析角度能夠對西方公眾產生更大沖擊。這種趨勢自然會引發西方權力精英的高度警惕。
對另類媒體的排斥和驅逐很典型地説明，全球化進程不過是二戰結束以來美國治下和平（Pax Americana）在後冷戰時期的延續而已。在重大國際問題上，媒體口徑的相對一律是這一全球治理體系的內在要求。半島和RT的湧現證明，這一全球治理體系的宣傳中樞或許正在逐漸喪失對主流輿論的全面掌控。
三
相比俄羅斯充滿積極行動意識的對外傳播體系，在全球地緣政治中佔有同樣重要地位的中國卻有些困擾於“國際傳播能力”上的弱勢。作為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熱心支持者，中國媒體精英一直以來的堅定立場是積極融入西方文化建制派構造的“同一個世界”。因此，將20世紀革命建國的歷史經驗，以及在這些歷史經驗中得以延續的一些中國特色發展模式擱置在主流傳播話語體系之外看來就成了一個必然選擇。
近幾十年來，習慣於按照全球文化建制派的價值理念來發聲，已經讓中國的主流媒體失去了自主性的歷史座標，很難再想象和講述另類的世界秩序圖景。而在傳媒產業的寒冬中，國家的各種媒體融合和保護政策還在不斷給這些體制內機構輸血。如今，當中國社會內部與其他市場經濟體一樣面臨各種矛盾問題時，過時的全球化語彙和發展觀念恐怕難以有效安撫社會大眾，而作為寶貴政治認同資源的近現代歷史敍述又面臨着虛無主義的挑戰。與很多西方國家一樣，中國在社會整合中的傳播危機同樣存在。
在世界舞台上，隨着貿易保護主義的升温，2016年的中國已經成了全球經濟開放的領頭羊。這一年中，G20杭州峯會和APEC秘魯峯會上，中國領導人都懇切地呼籲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繼續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與此同時，意義非凡的“一帶一路”倡議已經取得了引人矚目的成果，實現了與“光明之路”、“兩廊一圈”、“中蒙俄經濟走廊”、“中巴經濟走廊”和海灣地區等多個區域經濟的成功對接，預示着一個新型地緣政治格局的成型。
由中國所帶動的這些全球化中的積極因素更凸顯了傳播領域工作的滯後。面對西方建制派媒體如19世紀“黃禍論”一般的攻擊，我們很難找到有理有力的健康回應，更不用説在孤立主義氾濫的局面下如何在整體上闡述一個國際新秩序的遠景目標了。
在這一年中，中國傳播領域真正讓人意外的事件不在廟堂之高，而在江湖之遠。
年初“帝吧出征”的威武壯觀和年末中國網絡文學引發的海外翻譯熱潮，都讓我們見識了90後羣體不可小看的跨國傳播能力。這些社羣所展現出的動員力、組織力和傳播影響力可能已經遠遠超過了投資甚巨的國家傳播工程。不僅如此，中國數量相當龐大的青年知識羣體在網絡圍觀英國脱歐和美國大選等國際事件的過程中表達了諸多與文化建制派不同的價值觀念和政治語彙。這提示我們，主流媒體的聚光燈之外不再是一片鴉雀無聲，而聚光燈內的聲音也已經顯得越來越孤立。
適逢2016年末，當我打開電視和門户網站，映入眼簾的盡是聖誕節的歡樂促銷，而在微信、微博等社交媒體上，我卻不斷看到全國各地紀念革命偉人誕辰的各種規模龐大的羣眾活動。政治生態和傳播生態的變化顯然是舊體制的危機，而新的政治可能性似乎也正在向我們招手。
（本文發表於《對外傳播》雜誌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