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嘉明：2001之後——全球體系新特徵

【本文原載於即將出版的《文化縱橫》2017年2月號，微信：whzh_21bcr。】

第二個千禧年終結於2000年12月31日午夜。21世紀的開始自2001年1月1日。今天討論的時間範圍，集中在2001年到2016年這16年間。2016年，《牛津英語詞典》宣佈“後真相”（post-truth）成為年度詞彙，其使用率比2015年增長了2000％。但是，面對歷史和未來，需要的不是“後真相”，不是感覺和情緒，而是事實和歷史邏輯。

戰後到2000年：世界經濟和政治格局

20世紀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戰作為分水嶺的。其中1944年夏季的三個重大歷史性事件，不僅決定了戰爭的最終結果，而且對之後半個世紀影響深遠：6月，近三百萬盟軍士兵渡過英吉利海峽，在法國諾曼底登陸；7月，44個國家或政府經濟特使，聚集在美國新罕布希爾州的佈雷頓森林，商討戰後世界貿易格局，通過《國際貨幣基金協定》，決定成立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一個全球性的貿易組織；8月，中蘇美英四國根據《中、蘇、美、英四國關於普遍安全的宣言》，擬定“關於建立普遍性國際組織的建議案”，命名“聯合國”。諾曼底登陸決定了戰後的政治格局；佈雷頓森林會議決定了戰後的經濟秩序；建立聯合國的設想決定了戰後國際組織的核心架構。隨着1945年10月24日聯合國成立；1946年1月6日，聯大第一次會議以及安理會舉行。

但是，人類歷史並未從此走向沒有對抗的合作，而是以1946年3月5日丘吉爾（Sir Winston Leonard Spencer Churchill）關於“鐵幕”的著名演講，揭開了“冷戰”序幕。直到1990年代，“冷戰”成為時代的“主線”：一是世界被劃分為“資本主義陣營”和“社會主義陣營”，以及兩大軍事集團——“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和“華沙條約組織”；二是聯合國以撒哈拉大沙漠為界，世界被分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或者“南北國家”。北方富裕、越往北越富裕，南方貧窮；三是毛澤東提出的“三個世界”理論。兩個超級大國為第一世界，發展中國家構成第三世界，中間是第二世界。中國願意成為第三世界的領袖。毛澤東的“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是典型的地緣政治思維和話語。

“冷戰”期間的重大歷史事件層出不窮：“麥肯錫主義”、“韓戰”、“加勒比海導彈危機”、“越戰”、“柏林牆”的建立和倒塌等。與之並行的，是經濟競爭。從1940年代中期到2000年，在西方國家主導下，世界經濟形態改變的速度超過了工業革命的前二百多年。在發達工業國家實現了：（1）物質財富增長。特別是加工工業高速擴張。以交通和通信為主的基礎設施現代化，形成了以石油為主體和以原子能作為補充的能源體系。1970年的“石油危機”結束了廉價石油時代，並未阻礙世界經濟的走向。（2）佈雷頓森林體系向自由匯率浮動體系成功轉型。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向全世界宣佈關閉美元和黃金之間的視窗，人類進入浮動匯率時代。[1]這不僅意味着黃金最終退出了世界貨幣體系，匯率和利率緊密結合，而且意味着匯率波動成為影響國際貿易的重要成本的因素。（3）金融創新。最有代表性的是“金融衍生產品”（Derivative）的產生，其特點是： 合約交易雙方的零和博弈及高槓杆性。（4）銀行體系自由化，政府減少對銀行的控制。（5）區域經濟發生重大變化。德國和日本戰後重建；歐盟成型；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1990年代陷入危機；亞洲“四小龍”的興起。（6）實現了世界貿易組織（WTO）對關税及貿易總協定(GATT) 的替代。（7）跨國公司全方位擴張。（8）發達市場國家有限克服了一度頑固存在的經濟“滯脹”現象。（9）東西方不約而同地改革。在西方，美國雷根（Ronald Wilson Reagan）和英國撒切爾夫人（Margaret HildaThatcher）主導的重建私有化，恢復大市場、小政府模式，大幅減税；在東方，先是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接着是中國經濟改革，改變計劃經濟體制。（10）勞動力供給增加。蘇聯解體，東西德國統一，東歐國家重回市場經濟，增加在歐洲區域的勞動力供給。基於充裕的勞動力資源，中國成為世界工廠。（11）科學技術發展，R&D對經濟影響顯著增大。計算機、IT革命、生物工程發生系統性創新。“微軟”一度獨領風騷。1990年代“自由軟體運動”興起，如今人們獲取資訊的權利如同獲取空氣和水的權利。（12）環境問題重要性不斷提高。從1972年第一次國際環保大會，通過《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宣言》和《行動計劃》，達成“只有一個地球”，到1992年，聯合國召開地球高峯會（Earth Summit），簽署《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The 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UNFCCC），[2]“永續發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議題廣泛傳播和接受。環境問題成為國際政治和經濟中的重大新課題。

在戰後的半個世紀中，西方發達工業國家，建成了“富裕的社會”，將經濟推進到“大眾消費”階段。美國經濟學家加爾佈雷斯（John Kenneth Galbraith）於1958年出版的 《豐裕的社會》（The affluent Society）和1967年的《新工業國家》（The New Industrial State），羅斯托（Walt WhitmanRostow）出版於1960年的《經濟成長的階段》（The Stages of EconomicGrowth： A non-communist manifesto），都是對這段歷史的總結。不僅如此，人們甚至提出“後工業化社會”理論。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實行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陷入貧困。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János Kornai）於1980年出版《短缺經濟學》（Economics of Shortage），論證社會主義國家的經濟短缺現象是制度性的系統問題。

蘇聯共產黨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上提出：為提高所有國家人民的生活水準而進行“和平競賽”。1959年7月，在莫斯科舉行的美國國家展覽會開幕式上，時任美國副總統尼克松（Richard Milhous Nixon）和蘇聯部長會議主席赫魯曉夫（Nikita Khrushchev），展開了著名的“廚房辯論”，核心問題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和共產主義經濟制度的優劣。[3] 最終，“豐裕經濟”勝出“短缺經濟”。“冷戰”完結於1991年12月25日，那天蘇聯國旗從克里姆林宮上空緩緩降下，宣告世界第二超級大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解體。[4]

美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幾乎同時，陷於債務危機的拉美國家急需進行國內經濟改革，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的約翰·威廉姆森（John Williamson）在新自由主義理論基礎上，提出了市場經濟為導向的十條政策措施，為拉美國家經濟改革提供方案和對策，即“華盛頓共識”（Washington Consensus）。[5]正是在這樣的大歷史背景，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出歷史的終結。

在2000年之前，支撐世界經濟的支柱是：（1）全球化；（2）經濟自由主義，席捲全球的私有化浪潮；（3）IT 革命引領的新經濟。

21世紀：世界經濟呈現哪些新特徵？

人類在興奮、慌亂和幻覺之中進入21世紀。各類思想家、政治家和商業領袖，對於世界所面臨的改變和挑戰幾乎未能顯出任何真知灼見。人類智慧在歷史大轉型方面，是相當蒼白的。

2001年註定是特殊的年份。進入1月，希臘開始使用歐元；代表一種自由和開放原始碼的類UNIX作業系統Linux2.4.0 開始發售；基於Wiki技術的多語言“維基百科”上線；布什（George Bush）就任美國總統。下半年則發生了對歷史影響和改變怎樣估計也不會過高的三大事件：（1）“9·11”。本·拉登（Bin Laden）基地組織襲擊美國本土。它標誌着傳統“地緣政治”概念過時。隨後的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都可視作“9·11”的後果；（2）12月11日，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幾天後，美國宣佈給予中國永久正常貿易關係的地位。中國很快成為全球製造業中心，改變了世界生產要素的分佈和組合，躍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3）10月23日，美國蘋果公司推出數字音樂播放機 iPod，其重要技術基礎是 iTunes，加速了iphone代表的智慧型手機的誕生。人類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

以iphone代表的智慧型手機的誕生，讓人類加速進入移動互聯網時代。

上述三個歷史性事件，提供瞭解讀過去16年曆史新特徵的視角：“恐怖主義”成為超越主權國家的世界性威脅，“地緣政治”開始改變；中國以WTO為契機，迅速成為世界級經濟體，世界經濟格局改觀；喬布斯帶領美國蘋果公司的技術創新，推動IT革命進入新的歷史階段。世界經濟的新特點可以歸納如下：

（1）全球化：從鼎盛到衰落。全球化的衰落來自其邏輯悖論：體現在國家邊界的政府和無國家邊界的市場力量之間。自由貿易的本能是超越主權國家的，而主權國家的存在決定只能是有限的自由貿易。[6]推動全球化的動機和結果是背離的。如今，建立在自由主義基礎上的發達市場經濟國家，通過經濟全球化獲取超額資本收益的全球跨國資本及其精英階層，成為對全球化擔憂的主體，傾向保護主義；而新興市場國家反而成為支持者。

（2）區域經濟合作：從非主流到主流。在GATT存在的40年間，世界上產生了100多個區域經濟組織。WTO成立至今，已產生400多個區域經濟組織。在全球化的同時，世界經濟被分解為不同的區域組合方式。現在中美之間的利益差異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區域經濟組合模式的選擇，例如，美國傾向的“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是不包含中國的；而中國推動的“區域全面合作伙伴關係協定”（RCEP），是不包括美國的。被各方面接受而沒有爭議的世界組織是有限的。

（3）世界貨幣體系：從單一到多元。2002年1月1日作為歐洲單一貨幣的歐元正式進入流通，成為世界第二大貨幣體系。2008年之後，人民幣國際化程度持續提高，最終引發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儲備貨幣結構和比例調整。還有，比特幣代表的，以“區塊鏈”為技術基礎的數字貨幣的興起。以及遍佈世界的“地區貨幣”或者“社區貨幣”。

（4）實體經濟和非實體經濟：從依存到分離。一方面，在世界範圍內，實體經濟，糧食、能源、特別是石油，還有鋼鐵、工業原料，普遍過剩。傳統物質生產能力超出人類整體需求。各國輸出過剩產能的空間極小。與實體經濟不可分割的工作機會萎縮，加劇結構性失業。另一方面，建立在“平台經濟”和“跨界經濟”基礎上的非實體經濟，金融、文化、資訊等產業強勢增長，從有限規模到全面擴張。非實體經濟對世界經濟的貢獻開始超過實體經濟。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差距，從實體經濟轉移到非實體經濟。

（5）勞動力資源：從低廉到昂貴。在1990年代，因為“人口紅利”，新興市場國家勞動力供給充裕和廉價。但是，在過去十年，工資提高和福利主義刺激，導致勞動力價格普遍上升。勞動力資源閒置和勞動力短缺並存。德國政府允許難民進入，原本想解決勞動力短缺問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民粹主義興起。機器人加快進入勞動力市場勢必改變勞動力市場生態。

（6）空間經濟地理分佈：從城市化、大都會到特大城市。城市化形態體現在大都市的擴張和特大城市的形成。聯合國將特大城市定義為人口超過1000萬的城市。2015年，世界特大城市35個。東京和上海是代表，居住人口分別是3800萬和3500萬以上。2030年，世界特大城市將達到42個。

（7）科技革命：從孤立創新到羣體性創新。互聯網與“大數據”、“雲計算”和“區塊鏈”的結合，引導了第二次資訊革命，即DT 時代來臨，形成新基礎設施。資訊處理及時，不受空間限制。

（8）貧富差距：從趨於縮小到重新擴大。新富人形成，依附於傳統經濟體系的中產階級分裂和整體性萎縮，加劇了世界範圍內的分配不公正。在2011年佔領華爾街運動中，最重要的口號就是針對1%富人的“我們是99%”。

（9）世界各國經濟政策：從效益遞增到效益衰減。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各國採用了貨幣寬鬆和低利率（甚至負利率）政策，刺激信用膨脹。但是，刺激經濟的政策效應有限，產生長期負面後果。進一步看，財政政策、產業政策、就業政策等，都存在着效益遞減的情況。不論自由主義還是凱恩斯主義，都無法主導世界。

（10）世界利益結構：從趨於依存到再次分化。2006年，體現中國和美國間互利互依關係“中美國”（Chimerica）概念出現。[7]不足10年，中美關係顯現出日益增多的全方位利益衝突，集中反映為“華盛頓共識”和“北京共識”的差異。[8]新興市場國家內部的利益差異全面顯現。至於俄羅斯與歐盟、與北約、與美國的關係，與互利合作漸行漸遠。中東地區衝突的外溢效應，比人們的想象更復雜、更深刻、更持久。

未來五年、十年的世界經濟和政治體系趨勢

儘管人們預測的手段和工具不斷進步，但是，面向科學技術、經濟和社會結構演變的疊加效果和速度，人們的預測能力依然在減弱。所以，人們常常以“黑天鵝”的説法掩蓋智慧的貧乏。但是，歸納在5~10年間的一些顯而易見的趨勢，以及這些趨勢組合所形成的影響，還是可能的。

（1）世界在“趨同”和“多元”兩極中間繼續擺動。在文明和經濟層面觀察人類歷史，始終存在一個“趨同”力量。資本主義、工業化、自由市場經濟和全球化，都屬於一種“趨同化”運動。但是，人類文明中的“多元化”並不會喪失。如果“趨同化”過分，勢必導致來自“多元化”抵制的所謂的“文明衝突”。最近幾年的“全球化”危機，説到底是因為強勢的“趨同化”損傷了世界的“多元”結構及其背後的“多元”利益。顯而易見，我們未來的5~10年時間，是在全球化繼續存在不可逆轉的情況下，區域化會全面抬頭顯示更大的力量。不要以為“多元化”和“區域化”就是“保護主義”。不能逆轉的全球化需要多元的區域化加以平衡，這樣的趨勢，突破了傳統的國際關係理論架構。

（2）“中心”“邊緣”的相互轉換加速。因為互聯網所推動的思想、知識、資本和人才的日益加速流動，原來以經濟、科技和文化，甚至政治命名的“中心”，以及先對於“中心”的“邊緣”地理邊界模糊化。華爾街的世界“金融中心”地位，已經進入僅僅具有象徵意義的歷史時期。在世界範圍內，很難再以哪些國家，而是以部門、以產業作為“中心”或者“邊緣”的基礎。一個國家的競爭力是看你擁有多少中心，如何避免被邊緣化。人類進入一個多維空間下的“中心”和“邊緣”疊加與組合的時代。

（3）經濟結構和經濟增長模式改觀。原有支撐經濟增長的三次產業結構的解構，非實體經濟，或者非物質經濟部門的擴張，新的產業體系的形成。網路已經成為一個在世界經濟中不可缺少的基礎設施。國際貿易中的所謂“服務貿易”部分進一步增長。以“自我就業”和“多重就業”的就業模式正在替代傳統的被動就業和單一就業。所以，統治世界經濟多年的傳統經濟指標體系不得不改變，原來以“GDP”為主要指標的“經濟增長”會在全球放慢，且不再可能成為衡量經濟活動的核心指標。

（4）新興市場國家黃金時代提前結束。2015年前後，是新興市場國家的黃金時代轉折點，伴隨高速增長階段的完結，其被掩蓋的制度性問題恰恰顯現。例如，“金磚四國”的巴西和俄羅斯，還有南美的委內瑞拉。世界的發展不均衡加劇。

（5）貨幣形態急劇複雜化。貨幣體系會極度的多元化和持續的革新，以國家名義發行的法定紙幣，將會在未來的十年快速消失。瑞典是沒有紙幣的先行者。取代法定紙幣的將是主權數字貨幣。於是，人們財富的存在方式、經濟交易方式、税收方式，以及政治制度和官僚制度運行方式，都會改變。值得注意的是，在數位化貨幣中，除了主權數字貨幣之外，還有非主權數字貨幣的發展，比如現在比特幣（們），以及已經數千種之多的區域貨幣。“區塊鏈”不僅支持主權貨幣改革，也會支持非主權貨幣的發展。當經濟活動最基本的手段全面變革，很快改造整個經濟運行內在機制和外在方式。20世紀“金本位”消亡的歷史，提供了參照系和想象空間。

（6）財富存在擁有形式“蜕變”。數千年來，財富存在表現為貨幣和物質形態，存款、黃金、不動產等等。現在，因為貨幣貶值和泡沫經濟，傳統財富保值形式面臨瓦解。加之，全球性徵税的普遍實行和避税天堂縮小和消失，財富透明壓力加大。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因為“共用經濟”和“隨經濟”（Ubiquinomics）的蓬勃發展，“使用不必擁有，凡事可出租”，導致財富“所有權”意義的急劇下降，與之相關的負擔和壓力和“幸福”感形成反比關係，而增加隨時隨地的“使用權”意義上升。最悲哀的是21世紀形成的富人，他們擁有財富的“幸福”感，不僅與中世紀貴族的享受財富漫長時光不可比較，也遠遠低於工業革命時代形成的富人。

（7）科技革命、教育革命和媒體革命產生“交叉改變”。科技革命的發生是沒有異議的，幾乎每一個領域的科學家都會精確無誤地説出各自領域的近在咫尺的各種突破；教育革命，正在醖釀和積聚，因為學習方式的改變已經開始；至於自媒體革命已經成為潮流。2016年末，埃森哲推出《年度報告：2017年8大趨勢，AI驅動未來》，展現的就是上述三種革命的交叉效益的主要產品，以及對人們的經濟活動和生活方式的影響。[9]

科技革命、教育革命和媒體革命產生“交叉改變”。

（8）全球衝突模式離散化。因為國家地位、政府權威和精英政治的衰落，民主制度的危機，意識形態影響力的縮小，互聯網推動的組合族羣的湧現，個人自我意識的強化，社會階層界限的非穩定性，國際社會利益體系的全面解構，最終導致全球衝突模式離散化和難以控制，傳統的國際“秩序”和“安全”觀念難以適應於今天。地緣政治沒有完結，但是加速弱化。全球大國之間的對抗與競賽，是有規則的，但是，非國家行為的“恐怖主義”，例如ISIS，隨機的“個人犯罪”，幾乎成為對民眾沒有休止的危險。

（9）經濟週期延遲和經濟危機常態。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的主要啓示是：經典的經濟週期或者商業週期的結構不復存在，所謂的“蕭條”、“復甦”和“繁榮”的節奏完全打亂。如果定義“經濟危機”是低投資不足、低就業、需求不足、低增長，那麼，“經濟危機”正在成為常態，繁榮是稀少的和短暫的經濟現象。

影響世界經濟與政治秩序的長程因素

人們在未來面前，顯現更多的急躁和不安，因為他們看到了長期被認可的假設、實踐和規則都面臨着調整，甚至廢棄。但是，如果仔細分析歷史，還是會找到一些持續發揮一下的因素。

（1）“知識社會”和“知識經濟”的交互作用。從1960年代至1970年代，在工業發達國家的“知識社會”特徵開始逐漸顯現。[10]“知識社會”的特徵包括：認知能力的開發，知識傳播和知識共用，知識應用成為社會核心，知識的複雜多變的流體特性導致傳統社會組織及其活動邊界正在“融化”。知識社會與提供資訊技術進步的基礎的“信息社會”結合，推動了“知識經濟”的全面興起。[11]1996年，世界經合組織發表了題為《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的報告。1997年，加拿大多倫多舉行了“97全球知識經濟”大會。從此，知識被列為生產要素之一，突破了傳統的經濟理論生產要素侷限於勞動力、土地、材料、能源和資本的框架。伴隨知識因素融入經濟活動程度的持續提高，知識經濟開始改變原本的投資模式、產業結構、增長方式和消費模式。教育和研究開發是主要的部門，知識和高素質的人力資源是最為重要的資源。“知識的生產率將日益成為一個國家、一個行業、一家公司競爭的決定因素。”[12]人類的發展將更加倚重的知識經濟。

（2）科學、技術和創新系統的革命性轉變。1959年，波普爾（KarlRaimund Popper，1902～1994）出版《科學發現的邏輯》（The Logicof Scientific Discovery）。[13]1962年，庫恩（Thomas Samuel Kuhn，1922～1996）出版《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Revolutions），他們二人提出了不同的科學發展模式。波普爾的科學理論發展模式，可以概括為“證偽”模式，即以批評邏輯實證主義為基礎，通過不斷髮現和改正錯誤實現科學的發展，科學增長的過程是一個無窮的循環往復的過程。庫恩的科學理論發展模式，以“範式”概念（Paradigm)為核心，提出科學發展是常規科學和科學革命不斷交替的過程，科學發展是漸進、量變與革命、突變的交叉作用過程。這就是所謂的“庫恩革命”。[14]過去半個多世紀的科學技術歷史證明了“庫恩革命”的真實存在和力量：其一，研究開發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縮寫 R&D)以持續地和不斷增長的規模進入到企業、大學及國家的相關機構。其二，創新（Innovation）成為了從研究開發到經濟行為的核心，貫穿科技、經濟一體化過程。其三，技術革命成為複雜系統中的核心繫統，成為自我發育和蔓延到物種，正在以超越人本身控制的能力自我發育和自我膨脹。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提出的導致市場改變和非技術性變化的組織的“創造性破壞”得以大規模和持續的顯現。“顛覆定律”揭示的技術呈指數變化，社會、經濟和法律制度卻逐漸變化的反差愈來愈嚴重。1950年代開發，至1970年代初所形成的“矽谷”（Silicon Valley）， 作為高科技創新產業中心，吸納全美創業投資總額的三分之一，成為了科學、技術和創新系統的自我發展和擴張的象徵。

（3）廣義資本的成長、發育和擴張。在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中，資本主要是指貨幣資本，構成與土地和勞動力並列的生產要素。相比較土地和勞動力，貨幣資本具有先天的強勢。因為，只要有貨幣資本，就可以獲得土地和勞動力。反之，則不可能。馬克思的《資本論》研究的就是貨幣資本的增值的機制。自20世紀中後期開始，狹義的資本概念正在被廣義資本概念所逐漸替代。廣義的資本至少包括“金融資本”(Financial capital)、“自然資本”(Natural capital)、“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教學資本”(Instructional capital) 、“智慧資本”（Intellectual capital）和“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過去五六十年的歷史表明，雖然“金融資本”的規模和功能不斷擴大，但是，壟斷地位正在改變，其相對地位不斷下降，而“人力資本”，以及與之相關的“教學資本”和“智慧資本”的地位在顯著上升。集中反映在1990年興起的IT和互聯網產業。所謂的“風險投資”和“天使投資”就是要適應這種變化。不僅如此，諸如專利和版權代表的“知識產權”，“商業信譽”和“品牌”的“社會資本”價值迅速提高。特別是；與人類福祉有極大關係的生態體系的“自然資本”，因為其不可再生性的本質，將可能成為最昂貴的“資本”。如果從“資本”所有權劃分，有“私人資本” (Private capital) 、“個人資本”（Individul capital）和“公共資本”（Public capital）。如今，因為更多的“私人資本”是“個人資本”的集合，例如“私募資本”。至於“公共資本”也在演變，“眾籌”是近年來發展的一種新型“公共資本”方式。“公共資本”與“社會資本”和“自然資本”有着更多交集的傾向。資本進入到時間和空間修補能力最強的時代。

（4）公司（Corporation）的全方位膨脹。[15]根據公司法：Corporation的力量來源於其具有“自然人”（Natural person）和“法人”（Legally a person）的雙重地位。當公司無限擴大，科斯（Ronald H. Coase）的“產權理論”就失去了“私有制偏好”基礎，“交易成本”的約束就會喪失。自1960年代至1970年代，Corporation 膨脹已經是世界經濟的重要特徵。伴隨1990年代的全球化，Corporation和跨國公司（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MNC）的一體化，其力量如同宇宙大爆炸那樣不可遏止。“福布斯排名”前500名的Corporation，擠壓個體經濟和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改變着自由市場經濟秩序。麥當勞（McDonald’s）就是一個惡性代表。人類除了面對傳統的國家和國族，還要面對的是Corporation國。在這個世界上，人民沒有辦法通過選舉和選票影響和改變Corporation的組織和運行，相反，任何人都有可能被Corporation擁有和操縱。Corporation 已經是一種具有統治地位的機構，幾乎沒有什麼人，甚至那些被認為的公共領地，也難以擺脱公司的滲透和侵入。所以，美國2009年的“茶黨運動”和2011年的“佔領華爾街運動”之間分歧顯著，但是在抑制Corporation方面卻基本一致。

（5）政府和市場的“博弈”。如何看待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是近現代經濟生活中的永恆性課題。1990年代全球化以來，在政府和市場的“博弈”中，市場處於日益嚴重的劣勢。這是因為：一方面，公司控制政府的能力不斷增長；另一方面，政府甘願演變為公司的代理人。即使在美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中，政府的經濟救助花費鉅額資金幫助大銀行和大企業“脱困”，而對中小企業方面的幫助微乎其微。因為政府的財政壓力，政府企業化和企業政府化正在成勢，由此改變市場的自組織的傳統結構和機制。特別是，在新興市場國家的強勢政府和弱勢市場背景下，實現了高速經濟增長，加劇了市場在“博弈”中的困境。人們一度寄以希望的調和市場、企業和政府關係的新型“治理” (Governance)模式，並沒有成功。

（6）國際關係模式的演變。戰後以來，一直在演變。在“冷戰”時期， 經歷了從單純的以美蘇為代表的“兩個陣營”的對抗到“美蘇中”三角關係的不同階段。後“冷戰”以來，因為中國的崛起，先是“中美國”，之後是日益清晰的中美對抗，以及相對模糊的“美中俄”新型三角關係。一個新型世界體系正在形成，世界國家之間的關係會隨之調整。

（7）人口。世界人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1939年，是22億；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1945年，是23億。戰後直至1970年代，由於導致人口增長放緩的因素（如戰爭和饑荒）的減少，世界人口增長速率明顯加快。期間，1963年世界人口增長達到歷史峯值。隨後經濟發展穩定，人們生育觀改變，人口增長率逐漸下降。2000年，世界人口61億。21世紀的第一年62億，2016年達到75億。也就是，21世紀以來，世界總人口增加了14億，超過2016年中國總人口的13.8億。如果，與1945年比較，人口增長近乎三倍，規模為53億。即使依據保守的預測，2030年前，世界人口將達到85億。毋庸置疑，人口總數的增長、人口年齡結構、人口區域分佈和人口增長區域分佈的演變，已經和繼續深刻影響世界的整體面貌。其中，重大的後果：惡化已經存在的人口過剩，勞動力需求和供給的結構性和區域性失衡，不可抑制的世界性合法和非法移民衝擊，各種類型的難民潮，與日俱增。

結語

回到本文開始的1944年，還值得提及兩位思想家，他們幾乎是同時出版了對“自由主義經濟”不同立場的著作。

一是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1944年出版的《通向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16]哈耶克在本書的核心思想是：任何國家，如果實行中央計劃的經濟體制，需要一個小團體（統治階級）決定資源和產品的分配和發放，由於排斥市場機制和自由價格機制，無從得知正確的資源需求情報，無法做出正確的決策來分配資源和產品，將導致計劃者開始運用高壓的強迫力量以維持計劃的實行。社會大眾卻誤解為國家權力不夠而支持中央集權。經過如此的惡性循環，這個國家將會無可避免地轉變為極權主義，所有個人的經濟自由和人身自由都將化為烏有。這個過程就是“到奴役之路”。

二是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1944年出版的《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17]波蘭尼在此書中，通過一個從結構性視角看待資本主義的長程運動，描述了歐洲文明從前工業世界到工業化時代的大轉變的制度基礎，包括確保免於破壞性戰爭的權力平衡體系；象徵世界經濟組織的國際金值標準；創造空前財富的“自我調節市場”；以及自由主義國家。其中，“自我調節市場”在釋放市場力量的同時，演變為一個不被控制或自我控制的系統，最終發生與組織和支撐社會生活的基本要求的衝突，而這種來自西方文明的內部衝突會導以戰爭為結局的災難性後果。72年之後，這個世界已經沒有經典標準的市場經濟和計劃經濟。但是，哈耶克和波蘭尼的思想分歧和價值取向都沒有過時。因為，波蘭尼所洞察的“大轉型”並沒有完結，哈耶克所擔憂的危險並沒有消失。

註釋：

*本文以2016年12月14日《國閤中心》第25期中青年改革開放沙龍的發言記錄為基礎，做了必要的刪節、補充和修訂。

[1] 尼克松任總統期間，三件事有歷史性影響：中美建交，水門事件，以及1971年8月15日宣佈美元和黃金的視窗關閉，佈雷頓森林會議的體制事實上的完結。其中，第三件事情的影響到今天還繼續存在。

[2] 該會議全場是“環境與發展會議”（The 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Environment and Development，簡稱UNCED）。

[3] 1959年7月，在莫斯科舉行的美國國家展覽會開幕式上，時任美國副總統尼克松和時任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的赫魯曉夫，在一座美式別墅的廚房展台中發生了著名“廚房辯論”，辯論的核心問題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和共產主義經濟制度的優劣。

[4] 在原蘇聯版圖上，出現了四個小的地緣政治板塊：（1）俄羅斯、烏克蘭、白俄羅斯和莫爾達瓦構成的東歐板塊；（2）立陶宛、愛沙尼亞和拉脱維亞構成的波羅的海沿岸板塊；（3）亞塞拜然、亞美尼亞和格魯吉亞構成的外高加索板塊;（4）哈薩克、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土庫曼斯坦構成的中亞板塊。整個原蘇聯東歐地區，短短几年由9個國家裂變為28個國家。

[5]該共識包括十個方面：（1）加強財政紀律，壓縮財政赤字，降低通貨膨脹率，穩定宏觀經濟形勢；（2）把政府開支的重點轉向經濟效益高的領域和有利於改善收入分配的領域（如文教衞生和基礎設施）；（3）開展税制改革，降低邊際税率，擴大税基；（4）實施利率市場化；（5）採用一種具有競爭力的匯率制度；（6）實施貿易自由化，開放市場；（7）放鬆對外資的限制；（8）對國有企業實施私有化；（9）放鬆政府的管制；（10）保護私人財產權。

[6] Dani Rodrik, Globalization Paradox: Democracy and the Future of the World Economy, W. W. Norton & Company, 2011.

[7] 2006年，尼爾·弗格森（Niall Ferguson）和莫里茨·蘇拉裏克（Moritz Schularick）創造的英語新詞“Chimerica”，譯為中美國，或者中美聯合體、中美經濟聯合體、中美共同體、中華美利堅等，與希臘神話中會噴火的怪物喀邁拉（Chimera）的拼寫相近。

[8] 2004年，美國《時代》週刊高級編輯、美國投資顧問約書亞·庫珀（Joshua Cooper Ramo）提出“北京共識”( the Beijing consensus）概念，內涵包括：艱苦努力、主動創新和大膽試驗；堅決捍衞國家主權和利益；循序漸進、積聚能量。中國的變化極為迅速，自改革開放以來，世界銀行估計中國已經使3億人擺脱了貧困。按當前的速度，中國每10年就使產出和收益增加1倍。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也是發展中國家追求經濟增長和改善人民生活的榜樣。

[9] 八大趨勢：（1）短故事：每個人都是故事的講述者；（2）重新連接人，讓人們成為你所做一切的中心；（3）混合的現實：超越AR、VR 和 MR；（4）自動駕駛汽車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4）無邊界的家庭，“互聯的家庭”（connected home）成為現實；（5）品牌內容升級，雙向交流的消費者變得前所未有的多；（7）我，自我和AI，人工智慧呈指數級迅速發展，展現有感情的智慧，像人類一樣理解和回應；（8）意外收穫。

[10] 最早使用“知識社會”概念者是彼得·德魯克（Peter Druker）。

[11] 1970年代以來高科技的發展產生了托夫勒稱的“後工業經濟”。繼而奈斯比特在《大趨勢》中又稱之為“信息經濟”。

[12] 這段論述系管理學大師彼得·德魯克（Peter Druker）於1993年5月提出。

[13] as Logik der Forschung, 1934 (Mohr Siebeck, in German),1959 (in English).

[14] “Paradigms”一詞來自希臘文，原意是指語言學的詞源，詞根，後來引申為範式、規範、模式、模型、範例等含義。庫恩是在引申意義上借用這個概念，表達科學史上某些重大的科學成就所形成的科學內在機制和社會條件，以及由這種機制和條件構成的思想和信念的基本框架，一種先於具體科學研究的思想和組織的背景。1974年，他寫了《再論範式》一文，補充和澄清他在這個問題上的觀點。1980年代後，他很少使用“範式”這個概念，而用“詞典”(lexicon)一詞代之。

[15] 之所以行文使用英文的Corporation，是因為中文所翻譯的“公司”一詞沒有能夠完整反映其全部法律和經濟含義。

[16] 1944年英國Routledge Press和芝加哥大學分別出版。

[17] 1944 by Farrar & Rineh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