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華崗：國有企業改革前景及治理模式
講國有資產，首先離不開國有企業，國有企業是國有資產的重要載體。講中國改革發展模式，我們也離不開國企的發展歷史。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全面總結，科學提煉了發展中國特色國有企業改革發展道路。在這條道路上，我們將持續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一以貫之的探索，深刻分析國有企業面臨的形勢和任務，堅定不移地推進國有企業改革目標。
國有企業的改革發展歷程，也是新中國經濟發展的基本縮影，研究國有企業問題，需要對國有企業的發展歷程有所瞭解。
對國有企業形成和早期的發展，改革開放以來國企發展的路徑，在此作一個簡要回顧。
國有企業的形成和早期發展
國有企業的形成主要有四個方面：
第一，新中國成立前，在革命根據地和解放區建立了公營企業。中國共產黨對國有經濟的探索，從土地革命時期就開始了。在井岡山時期興辦了小型軍需和民用工商業。1931年，中央革命根據地建立之後，公營工業得到了較快發展，興辦了一批軍工和軍需民用企業。1934年，在湘鄂贛根據地擁有的兵工廠有33個，職工就有2000多人。
1935年，在川陝根據地公營工業有10個行業，5000多人，已經具有一定的規模。1933年，共產黨中央國民經濟部還設立了國有企業管理局。抗日戰爭時期，共產黨提出發展經濟，保障供給，一邊着手籌建工業體系，一邊大力發展公營商業。解放戰爭時期，積極發展解放區的工商業和金融業，確保各項經濟保障供給，支援解放戰爭全面推進。
第二，沒收和接收了國民黨政府和官僚資本企業。這些企業成為建國初期經營性國有企業最主要的來源。1949年底，全國一共接收官僚資本所屬工業企業2858家，按照固定資產原值估算約合150億元人民幣，當時職工有129萬人。民國政府時的“四行兩局”系統收歸國有，加上國民黨省市地方系統銀行2400家，總價格大概在100-200億美元，這就迅速增加了國有經濟的比重和實力。
第三，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以和平贖買的方式把民族資產階級的企業轉為國有企業。建國初，一些不法分子乘國家經濟困難之際，囤積居奇、哄抬物價，多次掀起漲價風波。為了解決這些問題，更好地實現有計劃的工業化建設，從1953年起，在全國範圍內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了大規模的社會主義改造。到1954年底，主要的大型私營工業企業多數轉變為公私合營企業。
第四，建國初期投資興建形成了一批國有企業。“一五”時期，蘇聯援建156個項目，涉及礦業、冶金、電力、機械、建材、電子、化工、紡織、通訊、兵器、造船、航空等多個行業，形成國有企業的羣體。比如鞍鋼、第一汽車製造廠、瀋陽第一機牀廠、北京電子管廠等都是那時建的。
從建國後到改革開放前，隨着社會主義建設的穩步推進，國有經濟在全國經濟的地位不斷增強，為國民經濟發展貢獻了不可替代的重要力量。
第一，初步建立了較為完整的工業體系。1949年，我們的工業水平是什麼樣的？毛主席曾經講過，新中國剛成立時，一架飛機、一輛坦克、一輛汽車、一輛拖拉機都不能製造，許多機器不能製造。在一窮二白的情況下，我們國家建立了門類比較完整的獨立工業體系。1958-1980年，工業投資累計4000億元，各種工業產品產量迅速增長。
第二，保障了人民生產生活的基本需要。1949-1978年，我國的社會總產值從557億元增加到6846億元，增長11.29倍，年均增長9%。在當時經濟實力不足的情況下，我國也非常注重基礎設施建設，包括一些重大項目如武漢長江大橋、南京長江大橋、三門峽水利樞紐工程、葛洲壩水利工程等。
第三，有力推動了科學技術的突破。比如，除人們熟知的“兩彈一星”外，還有我國第一次地下核試驗成功、第一艘核潛艇、第一台集成電路計算機的研製，第一次人造衞星迴收成功等等。這個期間，我國在相對封閉的情況下，就已經實現了一批重大的科技進步。
第四，探索國營企業的管理經驗。在政府管理中實現企業主管部門利潤全部留成制度，擴大地方的經濟管理權限，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制定“工業七十條”，在工業、交通領域推行托拉斯試點。鞍鋼憲法“兩參一改三結合”等符合國情的工業管理經驗，都是在這個期間形成的。
第五，促進全國社會經濟的平衡發展。新中國剛成立時，我們國家工業主要集中在沿海幾個城市，面積佔56%的西部地區，產值不到全國1/10。在新中國成立後，重點依靠國有經濟，集中力量支持中西部地區建設。國有企業在支持落後地區發展，縮小地區差異，促進全國平衡發展方面發揮了巨大作用。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國有企業的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國有企業的改革不斷深入推進，走過了艱難的歷程。我們把改革開放以來國有企業改革劃分為四個階段，從黨的十八大開始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第一階段，擴大企業經營自主權（1978年~1992年）。過去計劃經濟時期，國有企業實際上是政府管轄的生產單位，包括企業用人、工資、生產，任何投資都要上級逐級審批。國有企業改革的第一步是擴大經營管理自主權。1979年，國務院發佈了《關於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管理自主權的若干規定》，標誌着以放權讓利為重點的國有企業改革在全國正式開始。
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指出，要使國有企業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的社會主義商品生產者和經營者。1992年7月，國務院通過《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1992年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第二階段，制度創新和結構調整創新（1992年~2003年）。在這10年中，國有企業全面改革措施逐步貫徹實行。1993年中央十四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着力進行制度創新，建立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
1997年中央十五屆四中全會通過《關於國有企業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對國有企業改革發展中的一些重要的方針、原則、思路、舉措做了全面系統的部署。1999年黨的十五大提出，要調整國有經濟佈局結構，有所為有所不為；提出股份制是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十五屆四中全會提出及進一步明確了國有經濟佈局的戰略性調整方向。2003年，中央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
這是我們國有企業制度創新、結構調整的重要階段。正是因為這個階段的一系列改革，才有了此後國有企業的高速發展。1998年，朱鎔基總理提出國有企業改革三年脱困的目標，那時國有企業非常困難，當年全國國企實現利潤才252億元，而現在很多大型國企，一家企業的利潤就超過這個數，如神華公司今年利潤就是500多億。這個階段的突出特點是，進一步推進了政企分開，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國有企業的結構性調整和重組。
第三階段，以國有資產體制改革推動國企改革（2002~2013年）。從2003年開始，中央、省、市（地）三級國有資產監管機構相繼組建，《企業國有資產監管條例》等一系列國資監管的法規規章相繼出台，此階段明確了出資人職責，推進了董事會試點，完善公司治理，企業重組合並及佈局的結構調整等一系列重大的國企國資改革措施。
第四階段，全面深化國有企業改革階段（2013年至今），十八屆三中全會是一個重要標誌。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國有企業改革，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提出一系列重大任務。國務院成立了國有企業改革領導小組，小組成員包括國資委、財政部、發改委、人社部、工信部、人民銀行、證監會、銀監會、法制辦、中組部、統計局。
小組研究了“1+N”文件體系，主文件是《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另有相關方面的22個文件，目前已基本完成所有發佈，個別的正在履行中央的審批程序。這些文件都是經過中央領導反覆討論的。與此配套，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去年國企改革領導小組在若干企業進行了改革試點，現在全面改革正在積極推進。
通過這幾年的改革，國有企業規模實力發生重大變化。“十二五”期間，國有企業的資產總額增長了370%，年均增長16.7%；所有者權益年均增長14.2%，營業收入年均增長12.3%，利潤總額年均增長9%。在此期間，中央企業資產總額年均增長16.3%，淨資產年均增長13.1%，營業收入年均增長12.9%，利潤總額年均增長6.8%。
2005年，進入世界500強的國有企業是15家（其中央企10家），到2015年是83家（其中央企50家）。在世界500強當中，國家電網排第二，中國石油排第三，中國石化排第四，進入了世界前十名。
改革開放以來，國有企業特別是央企，在科技創新方面取得重大進展。研發經費累計投入22457億元，年均增長43.9%；有797個項目獲得了國家科技進步獎和技術發明獎；累計擁有有效專利40萬項，其中有效發明專利佔9%；擁有各類研發機構2694個，國家級研發平台596個，擁有科技人員157萬人，工程院院士187人，佔全國總數的22.2%。
中國航天工業即將跨越“三步走”戰略的第二級台階，2016年10月17日，神舟飛船在酒泉衞星中心第11次發射，建造了天宮二號實驗室，承擔構建獨立自主空間站的核心任務。我們全新研製的長征七號運載火箭，是為我國空間站工程研製的新一代運載火箭，拉開了新一代中型、大型運載火箭的序幕。中國的航天科技已經名列國際前三位。
我們成功製造了中國第一艘航空母艦——遼寧號。在航空工業方面，成功研製了殲-20、運-20，也是非常不容易的。自主研發設計、國際配套的的C919大型客機正在順利進行中，這是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商用客機。ARJ21新支線噴氣客機即將投入航線運行。
電子方面，55 納米工藝嵌入式閃存智能卡芯片達到國際領先水平。我們在集成電路方面曾被美國人長期壟斷，國家進口芯片花錢最多，一年要花上萬億元，而且整個操作系統都是人家的，信息安全是一個大問題。現在我們自己開發的麒麟操作系統，運行速度可以和美國的系統相比。
另外，國家電網的特高壓交直流電輸送技術已經達到國際領先水平，中核集團已率先突破可控熱核聚變實驗。我們建設的港珠澳大橋無可爭議是世界第一，其中攻克了很多技術難關，精度要求非常高，外國人都不相信中國能做到，但我們確實做到了。這都是國企在自主創新基礎上發展的成果。
港珠澳大橋主體橋樑
國企在“走出去”方面發展很快。2005-2015 年，中央企業境外經營能力不斷增強。每年境外投資額約700 億美元，約佔我國非金融類的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70%。對外承包工程營業額800 多億美元，約佔我國對外承包工程營業總額的60%。中央企業境外營業收入年均增長37%。10 年期間，資產總額年均增長48.9%，利潤總額年均增長10.4%。
這幾年，中央企業在履行社會責任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表率。包括國有企業對税收的貢獻，據統計局測算，2015 年各類企業的百元營業收入上交税金情況，中央企業是8.6 元，規模以上工業企業是4.5 元，民營企業是3.3 元。在這些方面中央企業一直髮揮着模範作用。
另外像定點扶貧，包括重大突發事件的應急處理，中央企業一直在發揮着重要的作用。有一個很好的案例，華潤集團這幾年一直在建希望小鎮，其中一個就在河北老區西柏坡。華潤把老區的兩到三個自然村規劃建設成一個小鎮。它不是行政鎮概念，也不是大拆大建，而是在現有農民房子基礎上重新規劃，修建道路和基礎設施。房子實在不行的，就跟農民商量，或出資幫他們修。
這是一個開始，更重要的是合作生產經營。農民用土地入社，華潤出資和農民一起組成合作社，調整品種，改變種植方式，進行規模化、經濟化的種植。農產品拿到華潤的超市系統賣，或者銷售到香港，價格很高，這就大大提高了農村生產水平。這是從公益事業開始發展的合作生產基地。形成規模後，華潤把初期的投資退回來，完全由當地農民管理。從某種意義上來説，國企履行責任不是圖回報，而是自然地形成一種新的商業模式，造福全社會。
國有企業的未來發展
在新的歷史時期，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精神和習近平總書記系列講話精神，堅定不移地走社會主義國有企業發展道路。必須重點把握好三個問題，也是我們未來國企改革一定要把握好的重點。
第一個問題，堅持基本經濟制度。這是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前提，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制度，要保持公有制為基礎，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這個基本經濟制度是憲法規定的。
對於國有企業的改革，長期以來存在很多爭論。爭論的焦點，集中於市場經濟條件下能不能搞國有企業。過去有一種觀點叫國有企業低效論，認為國有企業肯定搞不好。理由是“拿別人的錢幹別人的事肯定低效”。
國有企業就是拿別人的錢幹別人的事，聽起來這個觀點好像有道理，但是在現代經濟和現代企業制度的條件下，有多少人真正拿自己的錢幹自己的事？即便是私人創業者把企業做得很大，一直拿自己的錢幹自己的事，也必須要有職業經理人幫他管理。這種説法隨着現代企業的發展不攻自破。還有一種説法就是國有企業與民爭利等。
十八大以後，中央對這個問題非常重視，態度非常鮮明。習總書記做過多次關於國企的重要講話。國有企業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基礎。國有企業是否搞好，關係到公有制主體地位的鞏固，關係到我們黨的執政地位和執政能力，關係到我國社會主義制度。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拿國有企業説事，惡意攻擊抹殺國有企業，宣揚“國企不破，中國不立”，其醉翁之意不在酒。不能讓這些言論搞亂人心，釜底抽薪。
我們要明確深化國企改革的既定方向：
第一，要堅持基本的經濟制度。隨着國企改革的深入推進，國有企業在體制、機制、結構、方向等方面都將出現顯著變化。
第二，堅持市場化的改革方向。我們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能用行政方式，而要用市場化的思維、方式和手段管理國有企業。我們的改革開放，一方面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另一方面是要面向國際市場。國有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當中，不按經濟規律辦事，就很難做強做優做大。改革就是要提升企業適應國際市場競爭環境和競爭規則的能力，形成參與、引領國際經濟合作競爭的新優勢。使國有企業真正成為市場經濟的微觀主體，與市場經濟更好地融合。
第三，堅持黨對國有企業的領導。辦好中國的事情關鍵在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最本質的特徵、最大的優勢是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黨是最高的政治領導力量，是做好我們各項工作的根本保證。黨的十八大以來，國有企業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凝聚共識，匯聚力量，在“啃硬骨頭”的奮鬥中，為企業注入了創新活力和創造實力。堅持黨的領導，加強黨的建設，是國有企業的根和魂，是國有企業的獨特政治優勢。
我們的國有企業有豐富的經濟資源和政治資源積累。通過經濟資源直接創造價值，通過政治資源解決公平問題、更好地調動積極性。
下一步推進改革有三個重要的原則：
體制方面，要建立符合我國基本經濟制度下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使現代企業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國有企業黨的建設全面加強。黨組織領導核心、政治核心充分發揮。法人治理結構更加完善。
機制方面，國有企業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擔風險、自我約束、自我發展的獨立市場主體。活力、競爭力、抗風險能力進一步增強。造就一大批德才兼備，善於經營，充滿活力的優秀企業家。
在結構方面，要培育一大批具有創新能力和國際競爭力的國有骨幹企業，國有經濟結構性改革順利推進，國有資本佈局結構更趨合理；牢牢把握關係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和國計民生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重要前瞻性戰略性產業中的國企比重進一步提升，國有經濟主要的經濟指標協調平衡，投資效率和運行效率上升。
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的沿革
我們國有資產監管體制是怎麼演變過來的？大體上可以分成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管理（1988年之前）。這一階段的主要特點是，政府各部門直接管理甚至經營國企。當時國企改革的目標是放權讓利、探索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20世紀90年代後，企業改革由承包制走向生產經營責任制，股份制等多種形式的探索階段，客觀上要求解決國家如何管理國有資產的問題。
第二階段，國有資產的管理體制改革初步探索（1988年~1998年）。1998年成立了國有資產管理局，統一負責國有資產管理，主要特點是把國有資產的基礎管理職能，從政府的行政職能和一般經濟管理職能分開。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在進行授權經營的探索基礎上，一些地方嘗試建立新的國有資產管理體系。當時還進行了國家控股公司的試點，但沒有從體制上解決國家如何行使國有資產出資人職權的問題。
第三階段，國有資產管理新體制孕育階段（1998年~2003年）。國資監管體制改革的重要目標是政企分開。當時國企都有政府主管部門，如冶金部、化工部、石油部等等，“分開”非常困難。1998年，國務院撤銷了冶金、機械、化工等9個部委，改成隸屬於國家經貿委的9個工業局，還成立了兩個行業總會，即紡織業總會和輕工業總會。剝離部屬企業，改為行業管理。再後來又撤銷局，改為協會，這就實現了徹底脱鈎。
同時，在國有資產基礎管理、分級管理、授權經營、集中監管、行業體制改革，加強監管等方面都做了重要的有益探索。此後，又出現國務院一些綜合部門對國企管理“九龍治水”的問題，國有資產出資人的職責被肢解，主體責任不明，不落實。
第四，新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確立階段（2003年至今）。為了解決“九龍治水”問題，落實國有資產主體責任，黨的十六大決議明確提出，“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別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享有所有者權益，權利、義務和責任相統一，管理資產和管人、管事相結合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2003年至今，是新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確立的階段。
第一，確立了國有資產監管機構作為出資人代表的體制。第二，建立並形成了一整套國有資產監管體系，包括統計評價、產權管理、業績考核等等。第三，國有資本佈局結構調整取得積極進展，過去的重組只能侷限在原系統中，現在則跨越了這個系統。第四，在中央企業開展國有資產經營公司試點。第五，推進了規範董事會的建設。
在改革中，實行了管資產與管人管事相結合，責任、權利和義務相統一，推進政企分開，政資分開，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開。
各國國有資產監管體制的橫向比較
最近我們與國際經合組織（OECD）合作，研究了各國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世界很多國家也都存在國資體制的問題，然而沒有一個國家像我們擁有那麼龐大的國有資產。在研究中，大家都認為，國有企業屬於全民所有或國家所有，委託代理鏈條比民營企業更長。因此，必須理順政府、出資人機構、董事會、管理層等治理與主體之間的關係。理順關係，才能確保國資監管智能履行，符合全民利益。
當然，各個國家國情和監管模式有所差異。大家認為，第一要清晰劃定權力邊界，減少外部力量對履行出資人職責的干預。第二，嚴格區分政府角色，避免出資人監管機構同時行使社會公共管理職能。第三，務必確保專業高效，要求出資人監管機構具有相應的企業法律、財務知識和管理技能。
我們認為，從任命董事會成員，設置並監督企業業績目標，重大事項投票權這個角度出發，從國資監管的三項核心職責角度出發，可將世界各類企業分成五種模式：集中模式、雙軌模式、雙頭模式、分散模式、協調模式。
從集中模式來看，它的優勢，一是有利於整合企業的運營、財務、法律等資源，形成履行出資人監管職責的專業化知識庫存，有利於在國企治理委託代理鏈條上有效傳遞政府期望，明確各治理主體的角色和職責。有利於建立與市場規則相融合的統一的出資人監管標準，使國企成為真正市場主體。二是有利於實現政企分開，使其他部門制定宏觀調控和行業發展政策時，對各類所有制企業一視同仁，營造更加公平的環境。OECD專家也一致認為，所有權的集中行使是中國經濟在高速增長時能夠保持穩定的一個因素。
OECD於2005年發佈、並於2015年重新修訂的《中國有企業公司治理指引》強調，所有權應該由一個集中出資人機構統一行使。如果無法實現，也應該通過協調機制來行使“出資人機構應該具備有效履職資質和能力，統一對國有企業進行標準化管理，實行政府出資人監管職能和社會公共管理職能徹底分開，集中統一行使所有權，可以發揮專業出資人的集聚效應，從而提升管理效力，強化問責，提高企業經營業績”。這些都是我們在完善我國國資監管體制過程當中需要繼續堅持的。
國企改革的中國治理模式
30多年來的國企改革，已經探索出了一套符合基本經濟制度要求，適應市場經濟發展需要的中國特色國資監管體制。有三個重要的方面：
第一，監管體制。我們的監管體制，是由出資人機構集中統一監管，它的重要特徵是以管資本為主。另外我們還要探索國有資本的授權經營，集中統一管理，這就是我們現在講的“兩類公司”。
政府履行出資人職責的機構，是以國資委為主體，根據授權對國有企業出資人履行監管職責。政府管理部門，對包括國企在內的各類企業實施公共管理職能。未來我們國資委管的企業，應該有少量的國有資本投資公司，投資公司通過開展投融資、產業培育、資本整合，推動產業集聚和轉型升級，優化國有資本佈局結構。另外還應該有少量的國資運營公司，通過股權運作、價值管理，促進國有資本合理流動，實現保值增值。這類“金融公司”可設立20-30家。它們下面會有很多實體企業，還會有幾十家產業集團。
現在改革國資體制爭論很多，例如淡馬錫（觀察者網注：Temasek Holdings，淡馬錫控股公司，是一家新加坡的投資公司，新加坡政府財政部對其擁有100%的股權）是否適合中國的問題。淡馬錫是可以學習的，但不能將它簡單照搬到中國。淡馬錫的規模還沒有神華一家企業大，甚至好幾個淡馬錫都趕不上招商集團的規模。很多企業不用改成投資公司，有的產業國家必須要做。國資監管是出資人的監管，政府監管是公共監管。這就是我們國資的一個模式。
我們國資委現在搞試點，建立國有資本投資公司、運營公司。已經設立中糧、國投、神華、寶武、五礦、招商、中交、保利為運營公司試點企業，通過股權運作、價值管理，有序進退，促進國有資本管理流動，實現保值增值。
關於投資公司的改革，主要是六個方面：第一是搞好戰略定位；第二是梳理好產業格局；第三是管控模式，形成小總部、大產業格局；第四是實行市場機制；第五是資源優化，該退則退；第六是黨建保障。
第二，完善公司治理。要建立健全權責對等，協調運轉，有效制衡的決策支持監督機制。在改革中我們強調：董事會中外部董事要佔多數，要落實和維護董事會職權，要加強董事會內部制衡。我們2005 年就開始進行完善公司治理的試點工作，對寶鋼等國企進行試點，取得了突出成績。
落實和維護董事會依法行使的重大決策，選人用人，薪酬分配權利。中央《關於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的指導意見》中有一句話“法無授權任何政府部門和機構不得干預”。我們要通過試點抓落實。國有企業董事會將行使以下權力：中長期發展戰略規劃權；高級管理人員選聘權；高級管理人員業績考核權；高級管理人員薪酬管理權；實行工資總額備案制管理；重大財務事項管理權。
這一項改革力度很大。不少人問，怎麼處理董事會和黨的關係？比如總經理的人事任命問題。我們的意見是，董事會選聘總經理，由黨組織推薦，董事會選擇，市場化選聘，契約化管理。改變過去經理班子成員由國資委任命的辦法。現在正在搞這方面的試點，董事會提出人選，國資委黨委要討論並提出意見，再交由企業董事會的提名委員會和企業黨組織考察，最後向董事會推薦並由董事會選擇。
最後，切實加強黨的領導，這對國有企業非常重要。國企黨組織要在企業中發揮政治領導核心作用的具體體現，就是“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實”。企業所有決策可以分類，不同的問題是在黨委會討論或在董事會討論，黨委會是給出明確意見還是方向性意見，過去黨委討論確定人選，而現在是指出董事會提出的名單中誰不行，方式改變了。這些要非常明確，能夠操作。
國企治理中的一個相當重要的方面是用人。在這個過程中，黨組織應當發揮什麼作用？就是要“確定標準、規範程序、參與考察、推薦人選”。這也是中央文件裏寫得清清楚楚的，這些問題都是從黨內的法規政策和行政上的法規政策實現非常好的銜接。
習近平總書記曾經説過，改革要敢於啃硬骨頭，敢於涉險灘，改革關頭勇者勝；改革要紮紮實實幹，想入非非不行，譁眾取寵不行，蜻蜓點水也不行，開弓沒有回頭箭，要繼續堅定不移實現改革目標，風雨無阻，勇往直前。我們要按照這一精神，把國資和國企改革向前推進。
（文章轉載自微信公眾號“中信基金會”，本文為國資委副秘書長彭華崗2016年12月15日在中信發展改革研究基金會、《經濟導刊》雜誌社、中國政法大學舉辦的中國道路講座上的講演整理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