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陶陶：告別奧巴馬——技藝精湛的政治演員
不久前，美國第44任總統奧巴馬在自己的家鄉芝加哥發表告別演講。演講中奧巴馬幾度落淚，他將自己8年前的競選口號“Yes, We Can.”改為“Yes, We Did.”，以顯示自己政績斐然。與以往的演説一樣，他的告別演説收穫了巨大的成功。
與希拉里相比，奧巴馬更善於通過讓人感動的小場景，招攬民心
根據美聯社和NORC公共事務研究中心共同做的民調，57%美國人稱他們喜歡奧巴馬，並希望他再幹四年；與此同時，美國各界名人諸如萊昂納多、湯姆·漢克斯、科比與比爾蓋茨夫婦等重量級人物特意製作了視頻，回憶八年來與奧巴馬共事的點點滴滴，以示對奧巴馬的懷念。在即將卸任的時刻，奧巴馬似乎成為了公眾眼裏無可挑剔的偉人。
然而，輿論只能感受政治家的表面形象，卻無力審視政治家的歷史功過。要想真正檢驗奧巴馬的“偉人”成色，就必須對其政績的長遠影響做出全面的審視。
首先，財政是一個國家力量的根基，審視奧巴馬政策對美國財政的影響，乃是理解奧巴馬政績的基礎。
自奧巴馬上台以來，在他的推動下，美國政府建立了規模龐大的醫療保障體系；領食品券的人數增加到4000多萬，幾乎擴充了一倍；而且還實施了專門針對窮人的各種新便利。這些福利改革，既為奧巴馬贏得了底層大眾的選票，也為他贏得了輿論上的名聲。
奧巴馬在2012年競選之前推出的Obama Phone計劃，為美國窮人提供免費的手機服務，這一政策被認為在政治上取得了成功，但由於審批程序的漏洞，也淪為美國財政的無底洞之一
上圖顯示了從1972年至今，美國聯邦政府財政支出佔GDP比重的歷年數據。從中可以看出，至2008年奧巴馬上台以後，美國財政開支佔GDP比例急劇攀升——事實上，在一個稍微理解經濟學的人看來，奧巴馬政府十萬億美元（相當於整個GDP的50%）的新增聯邦負債，締造了不足1.6%的年均增長，無疑是一個令人相當尷尬的經濟成績
上圖顯示了從1972年至今，美國聯邦財政國防支出（Defense）、福利支出（Entitlements）和其他支出（Other）佔GDP比重的歷年數據。從中可以看出，奧巴馬上台之後，在國防開支和其他支出停滯或遞減的情況下，福利開支迅速增加——這也意味着福利政策乃是奧巴馬執政期間美國財政透支的主要原因
不過，美國福利體系急劇擴大的背後，是其財政走向全面失衡甚至衰敗的開端。儘管奧巴馬政府不斷縮減軍事開支等其他政府支出，但是，由於福利體系的不斷深入和擴大，美國的財政支出有增無減，財政赤字更是急劇惡化。2009年1月，奧巴馬宣誓就職之時，美國的債務規模為10.6萬億美元，到了2016年底，這一數字超過了20萬億。這也意味着奧巴馬為美國貢獻的負債超過了以往數任總統之和。
到了2015年，聯邦利息支出已經達到4943億美元，與之相應的是美國該年國防支出僅為5960億美元，考慮到美國該年的綜合利率維持在2%的實質零利率水平，如此驚人的利息支出實際上顯示出美國的財政狀況在奧巴馬執政期間迅速惡化。
面對這種糟糕的情況，美國經濟學家托馬斯·薩金特不得不無奈地哀嘆，“當前，美國正面臨着一個嚴峻到極點的考驗：我們的税收已經不能夠應付日漸增長的開支。”他的這一評價，恰恰是奧巴馬執政八年後美國財政現狀的真實寫照。
據美國傳統基金會（Heritage Foundation）2014年的保守估計，奧巴馬推行的醫保法案將為聯邦政府帶來至少1.8萬億美元的額外支出。上圖為2016年奧巴馬醫保的價格漲幅，在某些州該醫保漲幅超過100％，這充分顯示了在奧巴馬執政時期，美國財政跌入了福利政治的巨坑
其次，人口結構乃是一個國家維繫的基礎，審視奧巴馬政策對美國人口結構的影響，乃是理解奧巴馬政績的關鍵。
在奧巴馬執政之前，種族和解乃是美國社會各階層無可置疑的共識，族羣矛盾比較緩和，族羣結構也相當穩定，在2006年，美國白人人口的比例超過86%。和諧的族羣氛圍和穩定的族羣結構，使得美國社會具有牢固的文化共識和國家認同，這也成為美國社會穩定和團結的基礎。
然而，在奧巴馬不斷放寬的邊境政策管理之下，隨着非法移民的大量湧入，美國的白人人口比例迅速下降，到2016年，已出現新生人口不足50%的窘境；與至相應的是，奧巴馬強烈的政治平權政策，雖然未能改變拉丁、黑人的經濟窘境，卻極大地增強了這些族羣的不滿程度和政治訴求的合法性，打破了族羣和諧的基礎。這些最終嚴重削弱了美國傳統國家認同的凝聚力，種下了族羣政治和族羣分裂的隱憂。
在2016年大選中，無論是特朗普還是希拉里，甚至奧巴馬本人，都試圖通過族羣政治來增強自身的選勢；而激進的族羣政治團體，諸如“alt-right”和“black lives matter”也得以在族羣矛盾中迅速發展。考慮到美國人口結構的變化趨勢，族羣矛盾的激化，無疑將對美國的未來構成難以想象的隱患。
不久前，美國芝加哥市的四名黑人殘忍地毆打一名白人青年，並高呼“殺光白人”。實際上，類似的事件在美國已經越來越多，並在雙向矛盾的激化中呈現出不可遏制的趨勢——族羣政治的出現和族羣矛盾的激化，實際上是奧巴馬執政期間最重要的遺產
美國人口結構在奧巴馬執政期間發生質變，這極大地增強了奧巴馬自身的選勢，卻為美國的未來埋下了族羣政治的種子
2016年9月，奧巴馬號召黑人社區投票希拉里，並宣稱“黑人不投票給希拉里，就是對他本人的侮辱”，這被外界詮釋為愈來愈明顯的“種族選票”動員
**再次，外交影響力乃是一個國家實力的展現，審視奧巴馬的地緣政策，有助於全面理解奧巴馬對美國的影響。**而深入理解奧巴馬的外交政策的地緣後果，需要從以下兩個方面出發。
一方面，奧巴馬奉行的意識形態外交，重創了美國霸權賴以維繫的互信原則。這一點，在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中體現得最為明顯。當時，為了爭取有利於連任的良好輿論氛圍，奧巴馬不顧幕僚的反對，公開鼓動開羅革命，並強迫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下台使之深陷囹圄。考慮到穆巴拉克是美國30年來在中東地區最長久、最重要、最忠誠的盟友（過去對華盛頓順從到了幾乎言聽計從的地步），奧巴馬這一決定，無疑對美國的外交秩序造成了嚴重後果。
因為，任何試圖構建穩定地緣秩序的大國，不僅僅需要強橫的實力，更需要建立賴以信任的政治原則。喪失穩定原則的大國，將無法帶給區域國家足夠的安全感，也就喪失了穩定霸權的基礎——而這也是拿破崙霸權走向毀滅的根源。政治家奧地利首相梅特涅親王，曾就霸權國家對於外交原則的重要性作出過相當深刻的論述，並在拿破崙帝國最為鼎盛之時清醒地預見到拿破崙霸權的最終毀滅。“
“奧斯特里茨戰役，讓世人知道與拿破崙為敵是危險的；耶拿戰役，讓世人知道對拿破崙中立意味着災難；西班牙的毀滅，則讓世人知道與拿破崙友好是致命的……他令人炫目的每一場勝利都在破壞他至高無上權力的基礎……他的作為將迫使其他君主們明白，除非徹底消滅他，否則任何人都將無法倖存。”梅特涅比拿破崙更清醒地認識到，霸權的穩定，不僅僅在於成就霸權的實力，更在於賴以信任的原則。（圖為萊比錫戰前，梅特涅與拿破崙的最後一次見面）
顯然，奧巴馬的作為嚴重損害了美國霸權原則的穩定性和可信度，其對利比亞和埃及的干涉，實際上將產生極其危險的後果。“入侵伊拉克，讓非西方國家意識到與美國為敵是危險的；消滅卡扎菲，讓非西方國家意識到對美國的善意中立無異於災難；推翻穆巴拉克，則讓非西方國家意識到依靠美國甚至結盟都將是致命的。”
這種美國戰後累世奠定之信任原則的崩潰，實際上預示着美國戰後非西方區域地緣秩序的崩解。關於這種後果，當時極力反對推翻穆巴拉克的美國前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曾做出這樣的表示：“30年來穆巴拉克與美國一直是最緊密的盟友，如果你（奧巴馬）現在背信棄義，那會將在整個地區產生巨大的影響。”（更糟糕的是，不久之後，因為民主埃及更難控制，奧巴馬不得不默許埃及軍方推翻了民選總統穆爾西）。
果不其然，隨着穆巴拉克的倒台，美國幾乎永久性地喪失了中東地區盟國（以色列除外）的信任，2011年以後，沙特、土耳其等傳統盟國與美國之間的關係開始急劇冷卻，沙特不得不強化海合會，土耳其則被迫與中俄接近，類似的負面效應，近年來甚至蔓延到其他傳統美國盟友諸如菲律賓和泰國等。總之，美國霸權秩序的根基，在奧巴馬外交政策的衝擊下，遭到了重創，而她在東南亞和中東地區的影響力也出現了史無前例的衰退。
另一方面，奧巴馬意識形態衝動下的對俄政策，不但削弱了對於美國地緣影響力至關重要的舊大陸地緣均勢，更迫使俄羅斯與中國靠攏，極大地減少了美國的外交政策迴旋空間。
對於美國來説，一個極其強大的俄羅斯固然是美國的威脅，但一個虛弱的俄羅斯同樣不利於美國。作為歐亞大陸力量平衡的重要部分，一個有力但不強大的俄羅斯之存在，將極大削弱美國潛在對手中國的影響力，並且能夠遏制伊斯蘭極端勢力的擴張。因此，俄羅斯的穩定，將是美國離岸制衡霸權下的重要組成部分，俄羅斯的穩定對於美國的價值，將不遜於19世紀奧斯曼帝國對於英帝國的重要性。對於這一點，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有着相當清醒的認知。
在2016年2月俄羅斯前總理普里馬科夫的紀念會議上，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表示：“在當前發生鉅變的世界裏，俄羅斯應該被看做是（美國）新的全球平衡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不應該看做是對美國的主要威脅。”
然而，奧巴馬的對俄政策和強硬制裁，不但極大地削弱了俄羅斯的實力和地緣均衡，還迫使對方愈來愈依靠中國的幫助維繫國內經濟的運轉，最終形成了對抗美國的暫時性同盟（這是美國著名民主黨外交家布熱津斯基要求美國無論如何都要避免的情況）。
更為關鍵的是，奧巴馬改變了某些對於美國國內政治穩定至關重要的基本政治準則。這位總統曾經三次通過既成事實挾持國會，打破了對於美國財政穩定至關重要的財政負債上限，這實際上為後來者無限推高美國政府負債開創了危險的先例（明帝國、清帝國、奧斯曼、西班牙、英帝國等超級大國都毀滅於財政破產）；更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奧巴馬在2016年的總統大選期間不但為民主黨站台，而且還史無前例地公開抨擊令人生厭的共和黨候選人特朗普，儘管這種行為在道德上似乎無可挑剔，但卻開創了美國總統以直接明確的方式干預美國大選的先例。這些背離政治規則的作為很可能成為威脅美國政治穩定的定時炸彈。
20世紀30年代西班牙民主制度崩潰的重要導火索之一，就在於當時的西班牙民主政府在選舉中嚴重缺乏中立性，這引發了反對派對選舉制度合法性的質疑
毫無疑問，大律師出身的奧巴馬具有精湛的演講水平，非凡的語言表達能力和嫺熟的情緒調動技巧，他總能通過美妙的言辭和清新的互動使受眾置身於莫名其妙的感動之中。這種了不起的表演天賦使他博得了媒體的一致稱讚和公眾的狂熱喜愛。但是，這種克倫斯基式的律師才能，只能使他成為一個精湛的政治演員，卻不能為他掌控的國家帶來好運。
1917年俄國臨時政府的首腦克倫斯基，律師出身，具有優雅的氣質和動人心魄的演講能力，他通過空洞華麗的言辭贏得了政治上的成功。不過，也正是由於他的存在，列寧的革命得以最終成功
作為歷經二戰、冷戰和後冷戰的歷史活化石，基辛格博士曾就奧巴馬做出過睿智、含蓄但明確的評價，他認為，奧巴馬的政策過於看重政治上的短期收益，而難以在長期有所建樹，隨着時間的演進，對奧巴馬的歷史評價很可能持續走低。
最有説服力的終究還是事實：2017年1月20日，在奧巴馬執政8年之後，分裂的美國選擇了狂人革命家特朗普成為新的美國總統。無論這個結局看起來多麼荒謬苦澀，革命政治終有其自洽的邏輯，猶如創造列寧的並非列寧自己，而是無能的克倫斯基，同樣，創造特朗普時代的也絕不可能僅僅是那個意志堅強的革命狂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