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錦華：從左翼思潮到商業大潮——中國電影文化的演變

“當年我和鍾大豐、李弈明，我們三個人都是二十六七歲的年輕人，就敢建立一個專業，我們三個人創建了中國電影理論專業，建立了一個招收本科生的專業，課程設置、教材等所有的一切自己做，自己執行。那真是那個時代才可能有的事情，在你們今天看起來那就像奇蹟，其實當年完全不算奇蹟，它是一個心想事成。”

——戴錦華

範倍：您從電影學院離開，實際上某種程度上也離開了對電影的全新的關注。我瞭解到一些歷史的知識，我想這個離開是跟當時，比如説對未來、對社會、對當時整個文化或者對國家的某一種思考，甚至包括書裏面有一篇文章“第三世界”，跟西方左派的思考有沒有一種隱秘的關係？我記得書裏面還有一個描述90年代的題目叫“梅雨時節”，是不是跟你在九十年代的狀態有沒有一種隱秘的關聯？

戴錦華：不是隱秘的關聯，是直接的關聯，因為我自己還是挺驕傲的，當年和鍾大豐、李弈明，我們三個人都是二十六七歲的年輕人，就敢建立一個專業，我們三個人創建了中國電影理論專業，建立了一個招收本科生的專業，課程設置、教材等所有的一切自己做，自己執行。那真是那個時代才可能有的事情，在你們今天看起來那就像奇蹟，其實當年完全不算奇蹟，它是一個心想事成。因為一切都沒有，都是空白，都沒有形成。在那個時候進入到這樣一個狀態當中。

2006年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戴錦華的著作《霧中風景》

説起來好像是我們的一己之力，其實不是，這就是當年加州大學電影系，因為所有美國的電影系都是六十年代的文化的和社會的直接產物，**電影系的知名教授全部都是街頭鬥士，被打回來以後重回大學弄了一個電影系，所以電影系非常左，電影系非常激進，電影系非常前沿。**也就是這一批人從六十年代建立這個學科到八十年代的時候，他們曾經全面地造成了電影理論相對於傳統的、文學的、人文的、社會科學領域的全面倒流——電影理論全面影響人文、社會科學的各個領域。

我是1982年到電影學院，1987年建立這個專業，1987年開始招生，**那時候剛好是電影理論的全球的黃金時代，**當時加州大學這麼一批左派的、左翼的，當時有學者很挑戰地説你們是左派嗎？然後翻譯把它翻譯成了“left wing”，然後美國學者就很不以為然地説我沒翅膀，我沒翅膀，所以甭跟我説是左翼的還是右翼的，但是我們知道廣義的它是西方的一個新左派的一個大的脈絡。

因為他們是西方左派所以他們才會喜歡中國，在整個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我們在所有的海外見到的人都會告訴你，如果有一個美國人、一個法國人、一個德國人熱情幫助你，你一問，他肯定是他們那兒的左派。而其他所謂的主流的、自由派、右派的人，對中國人的那種不屑一顧，那種種族、政治上的優越（溢於言表）。**所以這時候他們強大的六十年代遺留的中國想象、中國熱愛，就是他們自己願意跑到中國來，給我們講課。**所以當時就有著名的香山的暑期講期班，他們這些美國的大教授過來，然後我們都去聽課，所以那是一個直接的線路和傳承。

1971年4月14日，華盛頓特區，身份不明的示威者爬上國旗旗杆，並試圖摘下美國國旗，抗議美國在越南繼續保持着軍事存在

當然他們同時帶來了美國電影學的左翼的文化基調，可是很好玩兒的是，當時我們認為我們是絕對的自由主義者，我們認為我們跟他們沒有任何關係，我們以為我們可以把電影學科化而不是政治化。但是當九十年代，中國社會開始遭到衝擊，尤其是1995年中國社會大分化開始的時候，我才突然意識到，**那些理論資源自身攜帶的左翼的思想資源和思想力量。**我自己所謂的向左轉的發生，其實更多的是內部的而不是外部的。所以這是一個直接的傳承關係。

1971年4月23日，華盛頓，越戰退伍軍人在國會大廈台階前進行抗議，丟出獎章和其他東西

另外一個直接的關係，離開電影學院是萬般的無奈**，在別人看來，你從電影學院跑去北大好像是一個上升的過程，但是當時對我來説是一個“逃亡”，是一個被迫的逃亡。**因為電影業最先受到商業化的衝擊，原有格局的喪失，自己找不到自我確認的可能性，這樣才想逃到北大。

所以你看得非常準，“梅雨時節”是我決定逃往北大之前的最後一篇作品、最後一篇文章，當時就感覺到了那種陰雨綿綿，那種潮濕、沼澤的那種吸附和陷溺，就想逃走。我後來在很多地方寫過，當時我決定想去北大的時候，給自己的潛台詞是北大的圍牆足夠厚，大家明白，那時候是我想逃到某個地方藏起來。

我辦好手續還沒有轉往北大的時候，一個社會新聞轟動全中國，北大拆了我們的南校牆，全部用於商用。我記得當時的那種辛酸失措，但是我現在明白，其實北大從來不是一個可以在圍牆裏面藏起來的地方，北大到今天為止仍然是中國社會風雲會際的地方，**某種意義上，它要迎接衝擊而不是逃離衝擊。**電影學院也不是被商業大潮沖垮了，而是此後它經歷了新生和重建。大家大概也可以從這裏面分享年輕時候的脆弱，年輕時候的那種極端和承受力、想象力的不足。

但是無論怎麼樣，既然今天回頭看二十多年前的書的時候，我就再好為人師一次，唯一跟大家分享的是，中國社會變化是最劇烈的區域之一，但同時我們是非常幸運的，這個變化不是以那樣的大災變的方式發生，至少這幾十年來都不是以災變方式的發生。

但是生活在這麼急劇變化、充滿誘惑的時代，我覺得從今天回望《霧中風景》的時候，唯一可以推薦的一件事，真的，在中國生活需要點定力，有時候咬咬牙堅持下去，很短暫的那個轉變就將再度發生，我自己至少獲益於此。

（本文節選自北大博雅講壇第79期對話實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