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華:指責政府管得寬,是你不瞭解人情風下的農民之痛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桂華】
春節臨近,貴州凱里市出台的一項“酒席新規”引發熱議。之前已經有不少地區政府出台類似的移風易俗政策。一些網友和專家認為政府管得太寬,甚至有人還上升到公權力邊界和私生活自由的高度,批評政府的做法。近年來人情風之甚,已成為很多地區農民無法承受之痛。我在全國調查,不止一兩回聽到農民希望政府像管幹部那樣出台針對農民的“八項規定”。
不久前我到湖北秭歸調查貧困問題。秭歸是國家級貧困縣,全縣38萬人口,2015年建檔立卡貧困人口近6萬人,2.2萬户。當地農民家庭收入中約有三分之一用於人情支出,部分家庭達到一半。每年農曆十一月份到次年正月都是農村辦酒席高峯期,我們調查期間,每個村民小組幾乎每天都有家庭辦事。每個村民組約80户左右。當地的風俗是同一個村民組基本都要到場賀喜,目前鄉情的標準是每次兩百元,特別貧困的送一百元人情。再就是親戚,姑舅姨一類至親一千、兩千、五千不等,也有少數送萬元的。最後是朋友關係,三五百元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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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普通家庭維持的三種人情關係加起來兩百户左右。當地人認為,每個家庭大致五六年左右辦事一次比較正常。按照五年的頻度算,若每個家庭每年需送出40次人情禮金,則一年需要支出一兩萬元。當前國家確定的貧困線是人均年收入2736元,秭歸當地正常家庭的人情支出高於貧困線五倍以上。我們在調查時,很多人都反映,“我們這裏絕對貧困的很少,多數是相對貧困”。所謂相對貧困,很大程度上就是人情負擔過重,造成很多農民家庭缺乏發展積累甚至是入不敷出。
國家貧困線是從卡路里攝入量方面計算的,相當於2736元的收入才能夠維持基本生存,而人情支出在當地生活中也是剛性的。民間的口頭禪是,“人情大於債,頭頂鍋兒賣”,就是説,人情有時甚至比吃飯還重要,餓肚子可以忍一忍,人情不走,關係不維持,就意味着社會性死亡,被誰也看不起。
人情自古有之,近年風氣越來越甚。還是以秭歸為例。當地農民都抱怨人情支出越來越不能承受。有農民反映2000年以後人情風俗開始變化,最近五六年尤其明顯。如今秭歸農民辦酒席的名目大致包括:結婚、嫁女兒、老年人去世、蓋房子、賣房喬遷、店鋪開業、考大學、 參軍、生孩子、孩子滿十歲、成年人三十六歲、五十歲以後每十年過生日等,名目繁多。再加上人情標準逐年上漲,造成人情負擔不斷加劇。我們看過幾户人家的人情禮簿,2008年左右,鄉情每次20—50元,2010年以後鄉情漲到50元,現在是100元“送不出手”。親情漲幅更大,現在一般是1000元起。
人情風隨社會情況變化而變。按照農民的説法,2000年以前,人情項目少,並且辦酒席有規矩。最典型的是老年人去世。
與全國所有地方一樣,老年人去世都有一套比較嚴格的風俗習慣,除了一些民間信仰方面的儀式活動之外,老年人去世最重要的是完成喪葬一類公眾合作事務。比如,有些地區禁止本姓氏的人蔘與抬棺,目的大體是建立不同姓氏家族的良好關係。秭歸地區一般是本村民組的所有家庭都有義務參與喪葬幫忙,人民公社時期建立的“隊為基礎”這一農村基本生產生活社區單元,目前在很多地區還有效。
總的來説,傳統的人情儀式活動包含一定實質功能,並建立與當時生產生活需求相匹配的一套規矩。有規矩、有內容、有意義的人情儀式活動就形成一個地區長久延續的風俗。儀式如何辦,誰來參加,主家如何操持,鄉親如何幫忙,客人如何款待,人情送多少等等,都有章可循。
比如,二十多年前,秭歸地區老人過世時,本村民組的人需要幫忙而不需要送人情,少數關係好的可以給主家送一條煙而非現金。再者比如老年人過六十歲生日,一般是兒子女兒侄兒侄女等向老年人表達孝心,親屬之外的人一般不參與。其他的滿週歲、建房子等,也都有一套特定的儀式以及人情規矩。長時間延續的人情風俗產生於實際生活,也與生活條件統一,人情不是憑空發生。
2000年之後,人情脱離其背後的生活之實,在發生變化。最明顯如喪葬,過去喪葬是有宗教禁忌和充滿悲傷的事情,現在卻辦得與婚嫁喜事一樣熱鬧。將過世的老年人埋葬不是根本性的,白事最重要的部分剩下為辦酒席和收人請。無論紅白事,現在很多事情都可以獲得市場服務,比如哭喪變成請樂隊,酒席可以去酒店或者專業廚師服務提供,過去辦酒席一般是本村民組的婦女幫忙和半業餘的廚師完成。脱離儀式和功能目的之後,人情就空剩下金錢上的往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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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人情之名實分離帶來的根本影響是,人情變得越來越沒有規矩和約束。什麼事情可以辦,怎麼辦,誰參加,如何參加等,過去受到一套約定的社會習俗規矩規範着,人情儀式與日常生活深嵌一體,日積月累為社會良俗,生活其中的人才能從心而不逾矩。
現在人情喪失規矩約束,越來越亂。比如,過去的很少有人辦十週歲生日,現在有一户人家辦了,大家都要跟着辦。因為長期的人情交往一般要維持禮金着平衡,辦事的人收禮,送情的人找機會要將人情收回。傳統生活中,通常是婚喪嫁娶等幾項每個家庭都經歷的大事才會操辦酒席,併發生人情往來。為了維持人情平衡,在嚴格的規矩下也預留一些變通,比如一個家庭因為特殊情況可能一二十年沒有機會辦人情,所以就通過過五十歲生日辦酒席,相當於在人情往來中通過“找補”達到平衡。一般家庭不會利這些名目辦酒席。
規矩淡化之後,這些儀式上的變通成為人情異化的突破口。該辦酒席的辦,不該辦酒席的也辦,有機會辦酒席的抓緊辦,沒有機會的找機會辦。所以就出現正常的婚事嫁娶之外,其他名目繁多的酒席活動,以及白事與紅事一樣辦,小事與大事一樣辦的現象。人情是個網絡,來而不往非禮也,收別人一次情,別人次次辦事都得回禮。其結果是,辦事越多收情也多,辦事越少收情越少,收情多也要送,收情少也要送,最終就出現人人爭着辦酒席。
實際上,辦酒席是要付出成本的。秭歸現在辦一桌酒席加上煙酒支出大概三四百元。維持兩百户人情關係的家庭,辦一場酒席可以收取五六萬元,酒席成本兩萬元。辦一次酒席可以賺取三四萬元。問題是,這賺取的三四萬元最終是要是要還回去的。按照五年辦一次酒席的頻度計算,相當於每五年請親朋好友聚餐一次。每個農民都知道辦酒席最終是要虧的,但是越是不辦虧的越多,因為辦酒席或者不辦都是要送禮金出去的。最終陷入人人辦酒席人人虧,明知道虧也得辦的怪圈。

另外一個不好的風氣是最近五六年興起的。秭歸地區,酒席規模大小反映人際關係範圍大小,秭歸農民認為辦酒席來的人越多,面子越大。隨着農村打工經濟興起,家庭之間收入差距擴大。經濟收入好的農民,為了獲得面子,將人情圈子範圍擴大。我們調查的村裏的一個包工頭去年辦事一次性收禮金六十多萬元,聽説其他鄉鎮還有收禮九十多萬元的。上層收入者是突破打破傳統人情風俗的主力,他們的面子競爭行為加劇人情儀式的名實分離。人情名目增加、禮金標準提高、人情範圍擴大,被網羅其中的普通家庭的大部分收入消耗其中。
最近一二十年的農村變化翻天覆地,傳統風俗日漸崩潰,人情風興盛是一例。離了規矩、喪失功能、淡化意義的人情儀式,在部分地區從良俗走向惡俗。惡俗不能持久。可以預見的是,當人情從傳統的感情表達、人際維繫和社會互助等逐漸走向斂財和競爭消費之後,最終是不能維繫的。脱離生活實際和功能需求的人情風,最終要消耗掉人際交往和社會秩序基礎。很多時候,社會秩序不能朝着良好方向自發演化。不要等到人情崩潰、留下一地雞毛和人心散了之後再來收拾。既然農民都呼籲要管一管,政府的確有責任在這方面所有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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