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世界經濟的“七低”特徵和“結構性改革”這味藥

（觀察者網 綜合）2017年的世界經濟無疑將充滿更多不確定性，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前IMF（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朱民近日在上海金融論壇上就用“七低”高度概括了全球經濟前景，即低增長、低利率、低通脹、低投資、低貿易、低FDI和低油價。

在這場由被譽為“金融黃埔”的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SAIF/高金)主辦的聚焦中國的世界級對話中，朱民發表了題為《世界經濟與中國：結構變化和調整》的主旨演講。

在他看來，國際金融危機對經濟的影響遠超我們的想象，總需求政策的空間也基本用盡。全球經濟也出現了一系列結構性變化，應對這些變化，只能依賴結構性改革。

“中國和世界都需要結構性改革，來提升勞動生產率，推動經濟增長。如果沒有結構性改革的跟進，總需求政策只能製造泡沫。貨幣寬鬆不是我們唯一的選項，應該把結構性改革放在優先位置，再輔以總需求政策來為改革創造空間。”朱民在演講中指出。

以下內容為朱民的演講全文，有刪節（感謝上海高金賜稿）：

全球經濟：低位的均衡

低位運行——這是朱民對當下全球經濟的概括。

危機後，全球經濟在2010年曾有一個強勁的反彈，但之後持續下探。朱民介紹説，通常危機後經濟會呈現“反彈—下跌—再反彈”的走勢，但這次不一樣，經濟持續在低位運行。許多經濟學家都曾預測經濟即將反彈，但反彈並未發生。

全球經濟處在一個低位的、均衡的狀態，且後續下行的風險仍然存在。觀察工業產品價格（PPI），下跌更明顯，這表明了全球競爭的激烈程度。全球有40多個國家PPI增速為負，130多個國家的PPI增速低於2%。要知道，2%通常來説是政府制定的通脹目標。換句話説，全球整體上處於通貨緊縮的狀態。

通脹率在低位徘徊，但實際利率的降幅更為顯著，因為貨幣當局制定的名義利率降得更快。競相寬鬆的貨幣政策，導致全球的實際利率為負。

“我把當前的狀況概括為‘七低’：低增長、低利率、低通脹、低投資、低貿易、低FDI和低油價。”朱民總結認為，“全球經濟處在一個低水平的均衡。這是因為，全球金融危機對經濟的衝擊遠超我們的想象。2007年，IMF對全球經濟做過預測，是下圖中的藍線，但後來經濟的實際運行是黃線。可以看到，危機把經濟平行地下壓了一大截，新興市場和發達市場都未能倖免，危機後的經濟再也沒有回到危機前的軌跡。而通常，危機後的反彈會使經濟恢復到危機前的軌跡。全球經濟，在過去8年中損失了15%的GDP。”

無論是從資本還是勞動力的角度看，發達經濟體的潛在經濟增速在危機後都大幅下降了，到了2015年有所反彈，但還在低位——而潛在經濟增速是政府制定政策的基礎。

經濟下行，總需求政策就該派上用場了。但朱民指出，我們面臨的一大問題是：總需求政策已經沒有空間了。以2007年為基期，發達經濟體政府債務與GDP之比普遍上升了50%左右，新興經濟體的這個比例也同樣上升。可另一方面付息成本從2007年至今保持不變甚至還略有下降。

表面上看，這是好事，能以更低的成本借更多的錢。但在朱民看來，這造成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相互卡死”的局面。一旦利率上升，政府的付息成本上升，財政政策的空間驟降。而事實是，貨幣政策幾乎沒有寬鬆的空間了，全球處於負利率的經濟體佔GDP的28%。

全球經濟的結構性變化

緊接着，朱民闡述了他觀察到的一些全球經濟深層次結構性變化。

第一，人口結構的重大變化。老齡化當然是大問題。全球的人口總量在不斷增長，但有意思的是，發達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的勞動年齡人口自2008年就開始逐漸下降，而非洲國家的勞動年齡人口卻在不斷增長，預計要到2060年才到拐點。也就是説，人口正從高GDP國家向低GDP國家轉移，而這對資本配置和總需求會產生深遠的影響。

第二，貿易增速下降。1986年到2007年，全球的貿易增速大約是GDP增速的1.6—1.8倍，但危機後全球的貿易增速低於GDP增速，這是過去50年來的首次。

一個值得注意但尚未能得到很好解釋的現象是，收入對於進口產品的需求彈性在下降。也就是説，每增加一塊錢的收入，對進口產品的需求在逐漸降低。

“我們還找不到很好的理論來解釋這一現象。”朱民直言，“但直觀地説，我們這一代嬰兒潮出生的人，退休後不再買房買車了，而千禧一代的年輕人天生就不買房不買車，他們更愛旅遊，更願意下館子吃飯，更願意在服務業上消費。經濟學中，需求偏好的變化是極其重要的。”

第三，全球性的產能過剩。時長一到兩年的產能過剩可能是週期性問題，但持續的產能過剩就一定是結構性問題了。危機前（1985-2007）美國產能利用率均值80.8%，2016年二季度為75.3%；歐元區在危機前產能利用率均值為82%，目前81.5%；日本危機前均值112.1（指數），當前水平僅有95.4。

美國工業產能利用率在2014年後出現快速下降。2016年8月產能利用率為75.5%，較2014年下降2.7個百分點，比歷史平均低了4.5個百分點。從更長時間來看，美國工業產能利用率呈現趨勢性下降。

第四，發達經濟體變得越來越輕。2014年，美國服務業佔GDP比重為78%，與2008年的水平相當，而奧巴馬8年前就曾喊出了讓製造業迴歸美國的口號。日本為72%，歐洲介於兩者之間74%。

第五，全球投資急劇下降。如果製造業產品的需求下降，對貿易品的需求彈性下降，投資當然會下降。以2007年為基準，2008年到2014年美國的投資的降幅相當於GDP的25%，每年下降約3%。弱投資，是無法帶來增長的。

此外，全球收入分配惡化，突出表現為中產階級被壓縮。美國的勞動生產率在危機後持續下降，或許第三次產業革命的創新已經用盡，而第四次產業革命的創新尚未產業化。民粹主義興起，全球“和諧度”總體上惡化，而國內的不和諧勢必會加劇傳統的地緣政治衝突。挪威和丹麥邊境的一座橋被封鎖，致使去丹麥工作的挪威人上班時間延長2小時。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全球金融市場和經濟的動盪。

中國和世界都需要結構性改革

世界經濟出現了諸多結構性的變化，中國也在改革中調整和發展。2016年中國的GDP增速約為6.7%，這是促改革調結構後的結果，假如沒有改革，經濟的下行壓力會更大。IMF預測，按照目前的改革進度，中國未來5年內能維持6%左右的增速，如果進一步發揮市場作用，增速還能更高一些。

數據表明，中國經濟的再平衡是有成效的。中國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上升，居民儲蓄下降的同時消費卻在上升，消費對GDP的貢獻度在進一步增強。

“無疑，這些都是好事。但我想説的是，成效有，還遠遠不夠。下圖把中國的再平衡與世界上所有與中國的人均GDP水平相當的國家做了比較。橫軸是消費的比例，縱軸是投資的比例，可以看出2011年到2015年，中國的投資佔GDP比重在下降，消費比重在上升，紅色的點在往好的方向移動，但移動的幅度有限，與其他國家相比差距還不小。”朱民指出。

在結構調整的過程中，也有隱患，朱民認為最大的“迷思”在於金融風險在集聚，突出表現在公司債務在上升。照理説，調結構的成效應該是降槓桿，但國際清算銀行（BIS）的數據卻顯示危機後中國企業的槓桿率一直在上升。

中國和世界都需要一味藥，那就是結構性改革。危機後，貨幣政策一度作為主導政策，在應對危機、激發總需求方面起到的很大的作用。

但是，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因為總需求政策解決不了結構性問題，只會惡化宏觀環境，製造資產泡沫。結構性的問題，只能依賴結構性改革。

朱民認為，關於結構性改革，有幾個需要釐清的問題。首先要加大產品市場的改革，要增加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尤其是要提高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世界在變輕，製造業佔比在下降，服務業佔比在上升，如果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不提高，工資當然漲不上去。而隨着人口老齡化的問題越來越突出，退休金和社保的改革也迫在眉睫。

我們需要更有效的投資，這包括基礎設施的投資，增加知識投資，特別是有創新的中小企業。各國政府很久以前就提倡支持中小企業，但事實上資源應該向有創新、有研發能力的中小企業傾斜。同時，通過教育、醫療和健康，投資長期人力資本的形成。在結構改革的基礎上，才能動用空間有限的宏觀調控政策來為改革創造良好環境，而不是本末倒置。我們不能再依賴貨幣政策了，結構性改革才是我們唯一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