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滿不確定性的2017 中國經濟該如何邁過？
（觀察者網 綜合）中國GDP增長放緩——結構性還是週期性？美聯儲政策和特朗普上台將給中國和全球經濟帶來哪些影響？人民幣匯率下一步走向如何？
多位中外著名經濟學家認為：匯率問題只是中國經濟一個方面,人民幣國際化是一個貨幣政策的框架性改革；經濟結構調整會帶來第二產業比例上升及第三產業比例下降,兩者在不斷融合中，失業問題需要重視；2017年中國經濟將面臨較多不確定性，國內經濟政策將以“穩”為主，應密切關注特朗普上台後美國系列政策的影響。
這是在近期召開的上海金融論壇相關圓桌會議上傳出的信息。本次圓桌論壇，由上海交通大學上海高級金融學院金融學教授、執行院長張春主持，芝加哥大學傑出金融學教授、前印度央行行長、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首席經濟學家拉格拉姆.拉詹，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副總裁朱民，美國哥倫比亞商學院金融學及經濟學教授、前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魏尚進，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高級研究員、原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司長管濤擔任討論嘉賓，與會嘉賓就人民幣匯率、產業結構調整和中美關係等議題展開精彩討論。
張春：最近國內匯率政策有一些調整，我們該怎樣解讀？
管濤：關於認識匯率政策首先要有一個非常核心概念，經濟穩、金融穩是貨幣穩的前提。最近有人建議中國應採取浮動匯率安排，不是不可以作為一個選項，但浮動匯率安排能否解決中國的問題是存疑的，匯率只是中國經濟的一部分，不是全部，僅讓匯率浮動是不能解決所有問題的。
從國際經驗來看，匯率浮動不會立刻取得經濟穩、貨幣穩的結果，比如2014年俄羅斯貨幣盧布出現自由落體和大幅波動，原因是經濟衰退、西方制裁等等，一直到2016年隨着經濟反彈，然後盧布出現回穩跡象，因此關於穩匯率還是穩經濟的問題，我認為穩經濟是穩匯率的前提。
其次，要從貨幣政策獨立性來理解，當貨幣政策面臨穩經濟和穩匯率衝突的時候哪個優先考慮?中國是一個大國，大國經濟應基於內部經濟優先考慮，實際上我們再往前看，在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那個時候中國也面臨保增長的挑戰，為了保增長，1998年到2000年期間，中國連續5次降息，當時利率處於比較低水平。因此對於一個大國來講，當內部平衡、外部平衡發生衝突的時候內部平衡優先。
第三，去年下半年特別是年底以後，貨幣政策利率有所走高，我們看到有一些市場人士分析認為是年底中國外匯市場出現一定壓力，為維持匯率穩定，央行可能有意引導，我認為不能這樣狹隘理解。隨着中國經濟增長達到預期增長目標後，宏觀調控重點從穩增長走向防風險，所以央行年底採取鎖短放長政策，可以看到央行曾連續四次提到防範系統性風險，重點也從穩增長轉向防金融風險，只有防止出現金融風險，才能為匯率穩定作好鋪墊。
張春：如果中國經濟結構性改革推動乏力，中國經濟增速會跌到什麼程度？
魏尚進：如果中國沒有出現大規模經濟金融危機，由於基本面變化包括人口因素變化在內，根據以往國際經驗中國GDP增長速度應該逐漸下降，到2020年大概會到5%左右，當然實際增長中會受很多因素影響；如果出現大的經濟金融危機，無論國內還是國際金融危機，增速可能會更低，主要取決於國內抵禦經濟危機的統籌能力和國內結構性改革的推進力度。
張春：中國也面臨着製造業佔比下調，未來中國服務業會不會像美國一樣，成為經濟驅動的主要因素？將帶來哪些影響？
拉格拉姆•拉詹：隨着中國富裕水平提高，製造業相對服務業就會衰退，現在美國服務業已經超過GDP的50%，在中國也一定會發生，隨着製造業增長出現工作崗位流失，有些公司決定在中國關廠，把製造業移到別的地區去，美國面臨的問題中國也會面臨到，核心問題是，如何提高這些工人的勞動率？
美國面臨的問題是，政府不願意幫助被裁工人進行再培訓，以促進再就業。在瑞士，一家企業如果準備開展裁員，公司就業指導顧問會通過工會跟工人聯繫，在相應領域展開培訓，瑞士政府之所以這樣做，因為他們的國家比較小，船小好掉頭，美國在這方面應該有所改善，應向工人提供更多的培訓支持，我覺得在這個方面中國能做好。
張春：第三產業是不是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方向？有哪些美國經濟發展的經驗可以借鑑？
朱民：中國和美國應該客觀看待經濟放緩，將製造業的調整當作一個正常變化，2013年中國製造業總增加值第一次超過了美國，但仔細來看，有兩個方面需要關注，一是美國製造業雖然沒有中國規模大，但更多關注技術密集型，像飛機制造和高科技領域；其次，從公司的盈利角度來看，美國製造業盈利能力比中國公司高很多。所以還不能説美國製造業在衰退，目前看只是朝着價值鏈更高方向發展。中國製造業還有很大的升級改善空間，朝着技術密集型方向、高附加值方向去努力提升。
張春：是指我們先要走高端升級，然後再做服務業嗎？
朱民：兩個方向一起走，我想強調的是中國製造業還有很大提升空間，從製造業向服務業轉型時，也要依賴一些創新。不能把兩個概念混淆，一個是結構再平衡，另一個是結構性改革。結構再平衡是因為我們有行業比重失調問題，比如説製造業比例較高，服務行業比例太低，結構再平衡是希望能夠提升資源配置效率；而結構化改革關注的是全生產要素增長，主要依靠技術進步和組織創新，這兩個方向都應是以市場為導向。
張春：如何理解製造業和服務業發展的關係？
拉姆拉格•拉詹：關於製造業和服務業，有時不能區分太嚴格，比如説，很難定義汽車製造業還是服務業，未來會更多看到的是整合，比如汽車裏除車輛硬件之外，還有一些通訊服務以及維護服務，製造業和服務業明顯的區別已經不存在了，界限變的更加模糊。
另外談到產業升級如果鋼鐵生產過剩，這些鋼鐵工人怎麼辦？很少有國家能很好解決這個問題，北歐國家有很好員工安置政策，但成本太高，不具有廣泛的借鑑意義，怎麼能很好解決這個問題，又不會產生社會動盪，也要很好的綜合管理能力。今後5年到10年，無人駕駛將會得到大規模應用，以及電動車普及，也不需要那麼多維修廠，這對傳統行業衝擊都很大，這些技術變化對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影響幾乎是同步的，真的值得好好研究。
朱民：過去我們一直是從行業層面來講結構化改革，未來也要滲透到就業市場的結構化改革，今天製造業和服務業區別越來越模糊，比如GE賣一台醫療設備給醫院，利潤不是來自硬件一次性銷售，而是後期服務和解決方案，GE從原來製造業變成了一個今天的軟件解決方案提供商，所以服務業和製造業界限越來越模糊，真的要重新思考。
魏尚進：製造業本身也有一個結構調整的空間，中國是全世界最大的紡織品出口國，中國周邊的很多國家都希望提高紡織品在世界市場佔有率，比如説孟加拉，是世界上第二大紡織品出口國，生產成本只有中國二分之一，我們從價格上競爭不過，怎麼辦？中國有很多具有技術含量的紡織品機器，短期內孟加拉無法生產，因此孟加拉國早晚要進口，所以中國在製造業結構轉型的方向就是向高附加值發展。
張春：人民幣兑美元貶值幅度大概在什麼範圍？中國央行會不會讓人民幣持續貶值？
管濤：關於人民幣是不是接近均衡水平，這是一個理論概念，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前些年大家認為應該用購買力來評價人民幣，所以人民幣長期升值不可避免，最近一段時間大家看空情況下，改從貨幣超發這一角度來評價，兩者都有一定道理。
假如市場一致認為7塊錢是一個均衡水平，市場匯率不可能自動穩定在均衡水平上，一定是圍繞均衡水平上下波動，市場看空時候就會選擇性相信壞消息，跟基本面並沒有太大關係，在這種情況下，猜測今年匯率水平有很大困難，因為並不知道均衡水平究竟是在什麼地方。
同時過去人民幣走勢的經驗不適合現在來做判斷，過去20多年人民幣匯率都不是主要靠市場來主導的，因此猜市場底在哪裏沒有意義。從政策層面來講，過去中國經驗有貶值壓力時，匯率改革就暫停，有升值壓力時，就會有管控的漸進升值，因此當時的經驗不適合現在的情況。
今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的表述，是強調今年總基調是穩中求進，穩是大局是前提，在這個前提下推動相關改革，對匯率改革提出增加匯率彈性的同時，來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均衡合理水平上基本穩定。如果政府想要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關鍵取決於能不能實行可信的匯率政策，如果價格信號能發揮作用，也能夠起到穩定預期效果。
張春：人民幣加入SDR有哪些影響？
朱民：第一，這是國際金融歷史上的大事，要用宏觀的歷史眼光來看這件事，第一次有一個新經濟體貨幣加入所謂的國際貨幣俱樂部，人民幣加入SDR影響也非常大，如現在開始發行SDR債券、綠色金融債券等等，有些國家借了IMF錢，還債的時候也可以用人民幣。
其次，在人民幣國際化過程中，並不是僅僅只有一個升值貶值的問題，以前講金融改革，主要偏重於銀行改革、市場改革，很少講貨幣政策框架改革。因為加入SDR，作為交易貨幣就要有市場估值，設立三個月利率機制，開始打通國內外資本流通通道，人民幣改革同時滿足了這一系列的要求。
張春：未來印度經濟增長的前景如何？
拉姆拉格•拉詹：印度經濟體規模比中國小，印度經濟過去幾年增長非常快，開工很多基礎設施項目，還需要進一步加強生產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這些都是經濟日程上的重要議題，可以期望在未來幾年按照這樣一個增長軌跡發展。中國經濟也會持續增長，不是説要趕超中國發展，但是未來增長還是會保持一個很好的勢態。
張春：印度服務業佔比目前很高，未來是否會迎接新一輪工業革命？
拉姆拉格•拉詹：我們沒有太多關注到底是製造業還是服務業，這兩者界限已經不明顯，我們主要是要打造一個很好經濟環境，建設更多的大學，提升人力資本的質量。是否像中國一樣關注製造業發展，還是要謹慎，因為世界發展非常快，中國也經歷一系列增長問題，當然我們需要有基礎設施建設，還有發展服務業，還有其他領域，結構性改革或許是解決之道。
張春：2017年美聯儲更多關注資產負債表還是利率？
拉格拉姆•拉詹：利率政策大家瞭解的比較多，是貨幣市場一個重要工具，資產出售對利率有影響，但更多要看它的長期影響，是不是進行長期的資產出售。另外，選擇一些利率工具還是資產工具來調節也需要考慮，有人可能認為這兩個工具都要使用，可能更多人期望美聯儲還是多關注利率方面，而不是進行資產購買。
張春：怎麼看2017年美聯儲政策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朱民：利率和資產出售是兩個很重要的工具，利率工具可能是美聯儲考慮最多的，而且還會繼續在這方面進行操作，特別是在特朗普經濟政策清晰後，可能會引起美國通貨膨脹，所以美聯儲在今後12個月還有升息壓力，總的來説2017年我們還是會看到一些波動。
特朗普當選之後美國市場利率是上升的，特朗普上台可能會帶來風險的重新定義，全球資產也會進行重新配置，這會造成資本市場大幅波動。利率的上升帶來美元也會走強，過去六週美元已經增長了5%，這是歷史上增長最快的一段時期。
現在全球市場之間聯繫這麼緊密，毫無疑問會造成影響，近期美國債券利率上升，中國的債券利率也上升很快，我們可以看到兩個市場相關度非常高，而且兩個市場調整方向也非常一致，這些都反應對中國政策制定者來説應該要慎重考慮。
觀眾：未來中美關係會變的有多糟？
朱民：美國在經歷深刻的結構性變化，產能過剩、投資減少、產業輕化、勞動人口參與率下降以及基礎設施老化，導致美國中產收入減少，這都是特朗普上台要面臨的問題。但特朗普不是共和黨選出來，也不是民主黨選出來，是今天美國40歲到50歲的中產階層選出來的，因為這些人看到美國經濟面臨深刻的變化，特別是美國面臨的老齡化也非常厲害。
可能特朗普上台後，會增加基礎設施投資，推動減税，增加就業和促進資本流入，在這個背景下貿易戰一定會打，是什麼結果還很難預測，可能會指責中國為匯率操縱國，這是一個很複雜的法律問題，要通過WTO走很長的程序。中美雙方貿易合作空間很大，作為經濟體量最大的兩個國家，雙方最終還是要考量怎樣做才是最有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