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民、拉詹、管濤、魏尚進：美國製造業衰落 中國會重蹈覆轍嗎？-朱民、張春、拉格拉姆·拉詹、魏尚進、管濤
【文字整理/ 觀察者網】
特朗普登台，世界政經格局可能因此鉅變。特朗普會和中國打貿易戰嗎？美國暴露出來的製造業空心化，會不會在中國未來的結構改革過程中，重蹈覆轍？
近日，觀察者網受邀參加上海交通大學高級金融學院主辦的上海金融論壇。在論壇下午的圓桌會議中，印度前央行行長拉格拉姆·拉詹、IMF首位華人前副總裁，現任央行副行長朱民、前亞洲開發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魏尚進、國家外匯管理局國際收支司原司長管濤和主持人上海高金學院執行院長張春，就上述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上海交大高級金融學院院長張春主持提問。
朱民認為，特朗普上台之後中美之間的貿易戰一定會爆發，但是主導權在中國手中。美國不可能對中國徵收45%的附加税，而中國有足夠的手段進行反制。
在圓桌會議中，參會者認為中國的經濟正處於結構性轉型之中。而由此帶來的服務業和製造業的增加值變化，也會改變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對此，中國政府需要做好準備，保持經濟發展平穩，確保社會安定。
管濤討論了中國的匯率問題，根據平價購買力來看，人民幣兑美元長期是要升值的。但是現在去猜人民幣匯率的平衡點沒有意義。央行今年的目標是保穩定，只要匯率政策可信，目標就能達成。
以下是觀察者網根據速記整理的討論實錄。未經嘉賓審核。
GDP增速何時見底？
**張春：**我們討論了中國經濟增速下滑，到底是結構性的還是週期性的，魏尚進認為兩種因素都有。我們的同學可能會問，如果説中國結構性改革今後幾年推動不利，你覺得中國經濟增速會跌到什麼程度？魏尚進在亞洲開發銀行的時候我猜想你也做過這些預測。
**魏尚進：**如果中國沒有出現大的經濟金融危機，由於基本面的變化，即人口因素變化和勞工成本的變化，應該是GDP增長速度在逐漸下降的， 2020年左右大概到5%左右。
實際增長當然會受很多因素的影響，如果結構改革推進順利，更給力，速度可以快一點。如果出現了大的危機，不管是國內造成的還是國際金融危機引起的，經濟增速完全可能跌下來。
所以實際實現的增長率，部分取決於國內抵禦經濟危機的能力，和國內結構性改革的力度。
拉詹：****“製造業就業機會流失 中國會走美國的路”
**張春：**謝謝，下面拉詹教授我要問您一個問題，您在發言中講到了美國製造業工作崗位的減少以及背後的原因，朱民行長在他的發言中講到了中國服務行業的興起，中國其實也面臨着製造業的下調或者説第二產業的下調，那麼兩個問題：
第一，你認為中國會追隨美國的腳步，走美國製造業工作崗位減少的老路嗎？第二，現在中國的服務業增加值的佔比只有52%，那麼中國能不能像美國一樣，服務業增加值佔比達到百分之七八十，成為未來中國經濟的主動驅動因素。
**拉格拉姆•拉詹：**我的兩個答案都是：是，任何的國家都有這樣一個規律。我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隨着中國的富裕水平的提高，製造業相對服務業就會衰退，現在中國服務業已經超過了GDP的50%，不過這又為中國提出了一個問題，那就是，製造業的就業機會增長消失，甚至是出現了工作崗位的流失，有些公司決定在中國關廠，把製造業移到別的地方去。
美國面臨的問題中國也會面臨到，就是該怎麼培訓這些工人，也許中國更容易解決一點，因為中國政府更喜歡在這個領域進行干預。
美國碰到的一個問題是，美國政府不太情願來幫助被裁員的製造業工人進行再培訓，以便再就業，雖然政府也投入了一點資源，但是還不夠。
我幾個星期之前去過瑞士，一旦有企業説我們將要裁員，不到兩週，就有就業顧問跟每個員工見面，這個顧問是通過工會跟工人取得聯繫的。他們會幫工人分析，哪些他能做，哪些他不能做，哪些領域可以提供培訓。
瑞士政府之所以能夠這樣做，這是因為他們的國家比較小，船小好調頭，但是大國掉頭沒那麼快。我覺得美國在這方面有所改善，要向工人提供更多的培訓支持，但是我認為在這個方面中國能做好。
**朱民：**儘量增加值不如中國，但美國製造業並未衰落。
**張春：**我有兩個問題問朱民朱行長，第一個是，中國下一步增長，第三產業是不是非常重要？第二個問題，剛剛拉詹回答，中國政府要做勞動力培訓，那麼，中國政府促進第三產業的增長需要做什麼改革？因為你説改革很重要。
**朱民：**在中國和美國，我們應該更多的關注製造業價值鏈的變化，我覺得這是增長模式的一個正常變化。
我舉個例子： 2013年中國製造業總的增加值要比美國多，第一次超過了美國，當然中國的製造業非常強。但是我們仔細來看，其中有兩點很有意思：一是美國的製造業，雖然規模上沒有中國規模那麼大，但是美國的製造業更多注的是技術密集型，像飛機制造和高科技領域，而中國的製造業還更多關注低端。
更有意思一個現象，從公司的盈利角度來看，美國製造業它的盈利能力要比中國的公司高很多。
所以不能説美國的製造業衰退，它只是朝着價值鏈更高的方向去發展。
德國關注知識經濟，這也是高端製造業的一個領域，然後所有其他的產品都交到其他國家去做。
對我來説，中國製造業還有更多升級空間，朝着技術密集型的方向，附加值更高的方向去努力。
當然這個做起來並不是很容易，剛才魏教授也提到了中國的勞動力成本也非常高，但是，因為中國人口眾多，中國也要把勞動力密集型企業保留在國內。
朱民行長進行演説
爭辯製造業、服務業孰輕孰重
**張春：**你的意思是説我們先要走高端製造業，製造業升級，然後再做服務業嗎？
**朱民：**不是，我們其實是兩個方向一起走，對中國來講，製造業還有很大的升級空間、提升空間，我們在談服務業第三產業的貢獻的時候，我們也要依賴一些技術。我還是想強調製造業的升級在中國還有很大的空間，這是我想強調的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第二個是，我們不能把兩個概念混淆，一個是結構再平衡，還有一個是結構改革。
結構再平衡，因為我們有行業方面的一些問題，比如説製造業比例高，服務行業比例太低，結構再平衡更多的是希望能夠降低交易成本，來解決資源分配的一些障礙，能夠提升資源配置的效率。
而結構化改革關注的是全生產要素增長。
但是這兩個政策都是應該以市場為導向的，我覺得這兩個概念我們應該分開來看。
再回到你的問題，一方面中國製造業升級空間很大，要更多的依靠規模效益，要朝向以知識為導向的方向去邁進，把我們過去積累的經驗和能力結合新科技的發展，推動製造業的升級。
另外一方面，服務行業也會是增長的一個新的驅動力，因為從行業角度來看，我們製造業還是驅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嘛。
比如説鋼鐵行業，鋼鐵的增長放緩，我們要有大量的服務業發展來消化鋼鐵行業造成的就業崗位的丟失，所以服務行業要加快發展，來推進全要素生產率的發展。
所以，我們需要有政策來支持製造業的升級，另外一方面我們也需要有政策能夠推動服務行業的生產效率提升。
這兩個方面應該是兩手都要硬，此外，我們也講到了以市場為導向，這個是必不可少的。
**拉姆拉格•拉詹：**第一點，我有一些看法，就是關於製造業和服務業，其實有的時候不能把製造業和服務業區分的太過嚴格。你説車，它是製造業還是服務業？今天，我們看到的更多是製造和服務的整合，比如汽車產業裏面除了車輛的硬件之外，還有相關的服務，比如通訊服務和維護服務。
拉詹教授
所以製造業和服務業明顯的區別已經不存在了，界限已經變的更加模糊，我覺得在這方面我們要有一個認識。
另外，你説到產品的升級，那這些鋼鐵工人他們能轉行到高科技行業嗎？好像不太現實，如果鋼鐵生產產能過剩，這些鋼鐵工人怎麼辦，怎麼安置他們。美國過去一直面臨這個難題，很少有國家能夠很好的解決這個問題。
北歐的國家有很好的員工安置政策，但成本太高了，我們怎麼很好的解決這個問題，又不至於產生社會動盪，確實值得研究，而且也要很好的管理轉型，這也是我説的結構性改革，包括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改革。
在中國，我們看到70%的就業還是來自於建築行業，但是由於信息和技術的障礙，很難讓這些人轉行，所以在這方面政府有責任推動改革，來幫助他們在新的勞動力市場找到工作。
我們不可能讓所有的工人都像瑞士一樣有個顧問，來幫助他們解決再就業的問題，中國是沒有那麼多的資金來這樣做的，我們還要看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改革也要提升效率，這也是結構改革當中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這不是一個行業的問題，是結構的問題，是服務行業和製造行業兩方面的問題。其中服務業中很重要的一個行業就是交通運輸，很多新興市場的勞動力教育程度不高，只能做出租車司機或者是卡車司機。今後5年到10年，我們看到世界各國無人駕駛技術將會得到大規模的應用。
這將會對就業市場產生很大的影響，傳統行業將會受到很大沖擊，新興市場國家也是一樣。用不了幾年我們就會看到無人駕駛汽車的上路。
保險行業也會受到衝擊，他們的業務模式是瞭解人們的駕駛習慣，從而決定保費和賠款，然後通過這樣的方式來獲得利潤。一旦無人駕駛成為主流，你就很難定責任是誰的。如果這個軟件出了問題造成交通事故，責任歸誰？新情況會造成一些新的問題。
另外一個被衝擊的是修車的小企業。以後汽車朝電動車的方向發展，汽車零部件從成千上萬降到了只有幾百個零件。你不需要那麼多的維修廠，因為這些零部件也不會經常換，而且壞了也是要更換而不是去維修，所以對於這個汽車維護市場也會造成很大的衝擊。
一些技術的變化對發達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影響幾乎是同步的，因此我們真的要去好好的研究一下怎麼來解決這個就業問題和人們再就業的問題。
**朱民：**在美國大家可能還沒有意識到，司機是美國就業人數最多的一個行業。如果再過5年無人駕駛實現的話，那這些人就會受到很大的影響，不得不轉行或者是失業。
我們講到結構化改革，供給側改革。一直是從製造業行業層面來討論結構化改革。同時也要逐漸的滲透到服務業市場的供給側和結構化改革。
今天製造業和服務業的區別越來越模糊。比如GE，GE賣一台醫療設備給中國的醫院，更多的利潤可能不是來自硬件的一次性銷售，而是後期提供服務和解決方案。所以GE從原來的製造業變成了今天的一個軟件解決方案提供商，我覺得確實是如此，服務和製造業的界限越來越模糊，所以我們真的要重新定義兩者了。
**張春：**非常有意思的討論。
**魏尚進：**我們需要區別，所有的國家經濟發展當然都會造成服務業佔GDP的比重上升，那麼服務業佔就業的比重也會上升。
這沒有問題，你可以有市場的變化所導致的自然上升，除此之外，還會有一些由於政策不當造成的上升。比如説匯率高估，同樣匯率高估的話對製造業的影響會大於對服務業的影響，也會人為提高一點服務業的比重。
比如就業市場缺乏靈活度，前兩個僱傭合同完成以後，第三個合同一定要求是無固定期合同，這個對製造業的影響大於其他行業，也會人為的壓低製造業的比例。
製造業的比例被人為壓低為什麼很重要呢？因為跨國的研究表明，平均來説，製造業生產率提高的速度要大於服務業，所以這兩者並不是完全等同的。雖然早晚服務業會上去，但是你人為提高的話會有問題。這是第一個原因。
第二個，製造業自己也有一個結構調整的空間。今天中國是全世界最大的紡織品出口國，我去過很多中國周邊的國家，他們都希望要提高自己的紡織品在世界市場的佔有率。比如説孟加拉，孟加拉是世界上第二大紡織品出口國，他們的成本只有中國的四分之一。只要中國推出一種產品，他們很快就能模仿，我們拼不過他。
所以中國如何轉型呢？不是簡單的退出來。如果看工業發展歷史，日本早期曾經是紡織品出口大國，當日本紡織品出口增加的話，對紡織機器需求也增加了。
孟加拉也是一樣，孟加拉不會造機器，而日本、德國的紡織機器很貴。中國則有很多做紡織品機器的工廠，價格公道。機器有一定的技術含量，在中期之內孟加拉做不出來，需要進口。
所以中國在製造業裏的結構轉型的一個重點就是往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方向移動。除此之外，還有無人機等等，這方面還有很多空間可以做，沒有必要強制把製造業的比例拉下來。
**管濤：**我對前面三位權威專家的討論也有一點補充。首先，對於中國來講，服務業發展有很大的空間，看病難、上學難都反映服務業的供給不足。消費升級很多時候從過去的製成品轉向服務行業，娛樂、旅行這些，這方面還是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的。
所以對中國來講，發展服務業還是一個大的方向，可能是我們經濟增長的一個新動能，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們要不要把服務業發展向發達國家靠攏，發達國家70%、80%的服務業佔比是不是我們發展的方向？我覺得這是值得思考的，在經歷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後，大家也對這種發展模式進行過反思，認為脱離實體經濟脱離製造業的發展，也就是過度消費、過度發展虛擬經濟存在很多問題。
奧巴馬政府在執政期間就提出再工業化，出口倍增計劃，還是想讓美國經濟回到和實體經濟有關的層面來。美國已經在發展過程中遭受到了服務業過度發達帶來的問題，我們是不是要重蹈覆轍？這可能是值得思考的。
第三點，結合中國情況，很多服務業發展在現階段要跟製造業發展結合起來。比如物流業發展降低了物流成本，對於製造業的發展也是有幫助的。影視業的發展，再加上配套的和影視產品有關係的衍生文化的發展，可能也是對製造業有幫助的。我們有空間，但要汲取教訓，如何讓我們的服務業更好的和製造業協調發展，謝謝。
2017：人民幣匯率怎麼走？
**張春：**剛剛討論了很多的經濟增長和結構轉型。下面還有一些問題是關於匯率的，讓我們問一下管濤司長。高金的同學提了一個問題：你覺得目前人民幣匯率是不是已經達到了比較合理的估值水平？今年你覺得人民幣兑美元的貶值幅度大概在什麼範圍？央行會不會讓人民幣持續貶值下去？
管濤
**管濤：**這些問題我儘量回答，首先是人民幣現在是不是接近均衡水平。什麼是均衡水平？這是一個理論概念，看法不一。前些年大家覺得應該用購買力來看人民幣規律。
現在是3.57元（觀察者網注：即1美元的平價購買力相當於3.57元人民幣），所以人民幣長期升值不可避免。
而最近一段時間在大家都看空。認為貨幣超發，發這麼多貨幣，如果人民幣不貶值，這些錢足夠把美國所有資產買下來。
在匯率問題上，不論是市場還是政府可能都不知道匯率的均衡水平是多少，即便知道了也沒有用。大家都認為7塊錢是一個均衡水平，但是市場匯率是不可能自動穩定在均衡水平上的，一定是圍繞均衡水平上下波動。
市場看空的時候大家選擇性的相信壞的消息，這可能和基本面沒有什麼大的關係。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猜測今年的匯率水平，我覺得是有很大的困難的。第一，你不知道均衡水平在哪個地方。
第二，以前人民幣的浮動經驗可能不適合判斷目前的情況。從市場角度來看，過去20多年人民幣匯率都受到了政府監管，你猜市場底在哪裏沒有意義。
從政策層面來講，過去人民幣有貶值壓力的時候，匯率改革就暫停。有升值壓力的時候有進行可控的漸進式升值。那時候的經驗也不適合現在的情況，所以很難猜到底今年會調整多少，即便猜中了肯定也是蒙的。蒙的經驗不可複製。
第三個問題，今年人民幣匯率究竟會怎麼樣？可能大家注意到了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一個表述，強調今年整個經濟工作基調是穩中求進。穩是大局，穩是前提，這個前提下推動相關的改革。
對匯率改革提出的要求是，增加匯率彈性的同時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均衡合理的水平上基本穩定。
也有市場人事分析了央行今年的全國會議公告，發現今年有十項任務，防風險從第五條調到了第三條，金融改革和創新從第三調到了第四，監管層領導要求穩字優先，今年整個工作的方向都是穩定。
就匯率本身的問題來講，如果政府對外説要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能不能達成這個目標，關鍵就取決於政府能不能實行可信的匯率政策。
我覺得這個是非常關鍵的，如果你的匯率政策可信，價格也是能發揮作用的。不一定靠外匯儲備干預，靠資本流動去控制，如果價格信號能發揮作用，也能夠起到穩定預期的效果。
2015年8月份，811匯改當月人民幣從6.2貶到6.45，市場恐慌，企業增加了外匯存款。隨後9到12月減少了外匯存款，這並不是企業改變了人民幣的匯率預期，很重要的原因是人民幣匯率在9到12月份從6.4回到了6.3。這種情況下企業拿美元存款是有利差損失的，如果再有匯率上的損失，企業就會被迫調整財務操作了。
市場是沒有信仰的，不會跟錢過不去。非常典型的就是美國大選，大選結果出來之前大家都不看好特朗普當選對美國經濟的正面影響，結果美股大跌。
塵埃落定以後7個小時就反轉了，整個市場情緒變了，既然特朗普當選成了事實，那就看他當選以後有沒有什麼機會。這就是所謂的特朗普效應，為什麼有這麼多聰明的投資人改變了想法，為什麼之前認為是一個壞事。這和基本面沒有關係，在於市場情緒變了，市場會根據給定的條件去做一些選擇。
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交易的策略調整也並不是説本身改變了預期，而是價格推着他。比如市場反轉了，踏空了必須要去補償。我們在匯率問題上，關鍵是怎樣通過可信的政策來取得一個更好的效果。
人民幣加入SDR到底有多重要？
**張春：**我問朱民行長一個問題，你在IMF工作時有一項很重要的改革，人民幣加入了SDR，很多人覺得這是一個象徵性的東西。我知道你的觀點不同，你簡要可以説一下，到底有哪些好處，是不是也有壞處？
**朱民：**第一個，它是一個國際金融歷史上的大事。我們一定要有歷史性的宏觀眼光來看這件事，這是第一次有新興經濟體的貨幣加入了“國際貨幣俱樂部”。這是一件很了不得事情，對改進國際金融的治理機制，未來對推動金融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一步。這個意義是不可低估的，而且會產生越來越大的作用。
因為人民幣加入了SDR，所以SDR的作用也開始加大。比如説我們現在開始發行SDR的債券，綠色金融債券。因為人民幣加入SDR，國際很多支付開始用人民幣了，有些國家借了IMF的錢，還債的時候可以用人民幣，這件事對國際金融制度體系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SDR對中國也很重要，在人民幣國際化的過程中，中國做的最多的是對我們的貨幣政策框架的改革。我們以前講金融改革，主要偏重於銀行改革、市場改革，很少講貨幣政策框架改革。
我們這次打通了國內外資本流通的通道，設立了三個月的利率機制。SDR是一個交易貨幣，要對沖，要交易，要有市場的估值。人民幣同時滿足了這一系列的要求，官方開放了央行、社保等等，開放了中國的債券市場。
與此同時我們對匯率進行了安排，這些都是中國國內改革，而且奠定了未來改革發展非常重要的基礎。我們現在一提到人民幣就講人民幣是升是貶，人民幣引進多少外幣。人民幣作為國際貨幣是一個漸進的過程，更加主要的是為未來的金融改革奠定了基礎。
加入SDR對推進國際治理機制的改革和對中國本身的金融改革，都是很重要的。當然最直接來説是擴大人民幣在國際中的使用。
**拉詹：**印度落後中國10-15年
**張春：**拉詹教授，我有一個問題是有關印度經濟的。過去幾年，您當印度行長的時候印度經濟增長非常搶眼，應該比中國的經濟增長速度還要快，我想問一下未來印度經濟增長的前景如何？面臨什麼樣的一些挑戰？另外印度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和中國有什麼啓示和意義？
**拉姆拉格•拉詹：**很多人都説印度和中國的增長速度是一樣的，印度的人口和中國也差不多。但從經濟上來説印度的經濟體規模還是比中國小很多。
剛才朱行長也説了，我們看到印度過去幾年增長非常的快，而且是一種趕超的增長。同時印度開工了很多基礎設施項目，包括房地產新房的建設，包括製造業方面。
印度現在的利率也是比較低的。
我們還需要進一步加強生產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增長。這些都是經濟日程重要的議題，但是還是要看印度的具體是否能落實。
我們有很多好的項目要做，但要看具體的實施。目前這些大的項目包括大規模基礎設施建設，目前項目正在全面鋪開，也在改變整個印度的面貌。可以期望的是，來幾年印度也能按照這樣的一個增長軌跡進行發展。
以前可以看到，印度增長落後中國10年到15年，明年中國經濟也會增速。印度不是説要趕超中國，但是未來的增長還是會保持一個很好的狀態。
**朱民：**十幾年前印度的經濟結構和中國不太一樣，因為印度的服務業佔比很大。所以印度目前可能更多要關注製造業，包括解決勞動力就業問題。
如果印度想要迎接新一輪的工業革命，包括IT產業的發展，有什麼計劃嗎？
**拉姆拉格•拉詹：**這個問題非常好，我們不能太多關注到底是製造業還是服務業，這兩個界限已經不明顯了。主要是打造一個很好的經濟環境，我們印度應該學習中國，不過是否像中國一樣關注製造業的發展，目前來看還是要謹慎。
世界發展非常快，中國在過去也經歷了一系列的增長問題，印度不一定要增加更多的製造業，也可以加大服務業的發展。
當然我們需要建設基礎設施，要建立更好的學校、更好的大學來提升人力資本質量。有很多的方法來推動印度經濟的發展，不光是製造業，還有服務業和其他的一些領域，結構改革是其中的解決之道。
以下是提問環節：
美聯儲政策會對中國造成壓力
**主持人楊燕青：**我有一個問題是問拉格拉姆•拉詹行長的，美聯儲推出非常規的貨幣政策操作，美聯儲的主席也講到，要想縮減資產負債表來避免經濟過熱。我的問題是美聯儲在2017年是更多的關注資產負債表還是利率？而且資產負債表的問題和利率水平有什麼關係？還有如何評價美聯儲的貨幣政策？
另外一個問題問朱行長，美聯儲在2017年的政策對中國經濟有什麼樣的影響？您怎麼看中國和美國未來的總體關係？謝謝。
**拉格拉姆•拉詹：**在經濟疲軟的情況下，如果利率上升對經濟造成影響，肯定會調整利率的，當然不會很快調整，這是一個重要的工具。
但是考慮到資產購買、資產回購問題。如果開始賣資產的話，情況就複雜了。這和基礎經濟學有關，也與美聯儲的邏輯有關。
美聯儲會不會再次開始出售資產？我們知道資產出售對利率有影響，這要看它的長期作用，是不是長期要進行資產出售？
另外，是使用一些利率的工具還是資產的工具來進行調節？有的人可能認為這兩個工具都要使用，更多的人期望美聯儲還是關注利率方面，而不是資產方面。
**朱民：**利率和資產出售是兩個很重要的工具，利率可能是美聯儲考慮最多的，而且還會繼續在這方面進行一些操作，特別是在特朗普經濟政策清晰之後，有可能會引起美國通貨膨脹，所以美聯儲在今後12個月還是有升息的壓力。
目前走向還不是很清楚，而資產的出售是和利率是完全不同的兩個工具。另外一方面，美聯儲的升息對全球毫無疑問是有影響的，比如日本，日本的利率還是處在負利率階段。而且其他很多央行的政策出現了不同的方向，這會造成資產的流動以及全球金融市場的一些不確定性，總的來説，2017年我們還是會看到一些波動。
另外，美聯儲持續升息，市場關注的國債收益率還是較低的，即使特朗普上台，美聯儲對利息的調整也會影響到整個國債收益率。
在2013年的時候，美國退出QE就對市場就產生了影響。現在如果再次出現問題，風險將會進行重新定義，全球的資產也會進行重新的配置，這會造成資本市場大幅的波動。
特朗普上台之後是利率上升的，所以2013年5月出現的影響也可能會再次出現。
第三點，因為利率的上升，美元也會走強。過去六週美元已經增長了5%，這是歷史上增長最快的一段時期，而且還有繼續走強的趨勢。美元走強會造成幾個問題，如果你的債務是以美元計價的，壓力會比較大。如果當地市場更多是依靠美國的資金進入的話，也會出問題。我們看到美元指數走強是在1997年、1998年，引發了金融海嘯。我們現在預測美元還會走強，還會上漲，所以金融風險發生的可能性增大。
對中國來説，直接的影響或者貿易等其他方面的影響還是有限的。全球市場之間的聯繫非常緊密，毫無疑問會有一定影響。特別是在特朗普經濟政策計劃出台之後，美國的國債利率上升，同時中國的國債利率也很快上升，而且上升的是十年國債收益率，所以這兩個市場是相關度是非常高的。
而且中美兩個市場的調整方向也非常的一致，這會對人民幣會造成壓力，資金會從新興市場迴流到美國。也會對中國市場造成更大的波動性。所以中國公司、中國政策制定者應該要考慮這些問題。
去產能的同時 要對失業勞動力進行政策扶持
**觀察者網提問：**朱行長您好，剛剛您和拉詹教授談論了製造業向消費行業轉移的問題，您也講到了中國投資消費比的變化，再結合上現在國內如火如荼的去產和供給側改革的現狀。因為上述這些資料，我想到了中部的一些省份的情況。
比如説山西，山西是以單純的煤炭行業作為經濟支柱的省份，而現在山西正在進行大規模的去產能，在這種情況下您認為勞動力應該流向服務業，但是服務業足夠支撐這麼多勞動力進行再就業嗎？
觀察者網進行提問
**朱民：**你這個問題提的很好，去產能其實具有週期性的因素，也有結構的因素，如果市場經濟自然倒向週期波動，我們就認為總會有週期性調整。
產能是在不斷調整的，但是如果產能是持續性的過剩，那一定是結構問題。所以在中國煤炭產能過剩到今天這個情況下，那是主要是結構問題，也有周期問題，所以這個雙重調整是特別困難的。
它還涉及到企業利潤和經濟增長，更多要涉及到就業，所以在做結構改革的時候考慮就業是非常重要的因素。與此同時，當我們從以煤炭為主的結構轉向其他的時候，我們也要考慮有沒有新興的工業來彌補，這個矛盾能不能跨過去，能不能轉移到服務業，這個時候政策起特別大的作用。
政策補償是一個非常典型的國際經驗，政策能引導勞動力市場，使勞動力市場靈活性更強。政策支持的服務業還有其他新興行業能夠吸引勞動，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説，我們考慮去產能的時候，其實應該更多的考慮勞動力市場以及新興產業的支持的問題，只有這樣配合起來才能保持經濟增長的穩定性和社會穩定性。
民間投資下降 怎麼辦？
提問：我這個問題要問魏教授，我們今天討論經濟增長的結構和週期，中國經濟增長的三架馬車中投資的結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們非常悲觀的看到民間投資的增速在持續下降，現在民間投資完成率的水平降到了2%以下。同時FDI的投資增長率也在持續下降，從21世紀初的百分之十幾，現在低到我們不太好意思講的水平。
現在投資主要靠國家投資，包括國企央企。魏總所説的這個反映在經濟上的週期是什麼，這個經濟的週期有多長，是不是在3月份這個週期會有所調整，謝謝。
**魏尚進：**這個問題很好，而且她指出了一個重要的維度，當我們談產業結構、經濟結構的時候，不能只談三個部門，每個部門都有的問題。
魏教授發表演講
投資裏面有民企投資，國企投資，需要把他們的資本報酬率結合起來。現在中國的一個情況是民企的資本回報率要高於國企，而且高很多。但是國家的信貸政策，商行的信貸政策往往主要流向國企，所以這裏面也有一個資源錯配的問題，如果這裏面的結構調整提高，本身也可以提高效率和經濟增長率。
民企自己的投資趨勢有一部分實際上是和政策有關。假設實體經濟之外的房地產有泡沫，這導致了一種假象：我不做我這個主業，做房地產也很賺錢。
同時，假設人民幣匯率是有貶值基礎的，結果我錢留在國內投資相比起放到國外來説容易貶值，這也會影響我的抉擇。這些是導致今天民企投資低的一部分原因，其中至少有些問題是可以通過政策調節來轉化的。
**朱民：**中美貿易戰肯定會打 但打仗中國不怕
**提問：**中美關係會變的有多糟？
**朱民：**我和很多人觀點不一樣，我比較早的就認為特朗普會上台，這跟我的工作經驗有關。
第二個，我認為他的口號讓美國再次強大，是點到了美國的要害。美國在經歷深刻的結構性變化，收入分配不平衡是特朗普贏得總統大選非常重要的原因。這個是對的，中產階級收入減少，但在這個現象後面的是一系列深刻的結構性變化。
美國的產能過剩，投資太弱，產業空心化，勞動人口的參與率下降，以及美國的基礎設施老化。這帶來了一系列的變化，由此形成勞動生產率下降，工資增長放慢，最後才導致了中產階級的收入下降。這是一系列的變化。
所以特朗普在上台面臨的問題是美國的經濟結構的深刻的變化。特朗普不是共和黨選出來，也不是民主黨選出來，他是美國在今天40歲到50歲沒落的中產階級選出來。
因為這些人看到美國經濟的深刻變化，而且美國面對的老齡化非常嚴重，就是剛才魏尚進講的，100個工作年齡人口要承擔的退休人口負擔，在10年中要從現在22個增長到32個。現在勞動生產率下降、產能過剩、投資下降、沒有就業，10年以後哪有錢來支付這10個新的人的退休收入。所以他們在10年後退休會非常非常困難，他們知道美國的政策必須改變，於是把特朗普扛進了白宮。
特朗普的政策有幾條也是針對美國問題的，增加基礎設施投資，這是製造總需求空間。第二個是減税，這是增加就業、增加資本流入美國。貿易戰是增加空間。
在這個情況下，中國的壓力是什麼呢？第一，他會和中國打貿易戰，他會指責中國為匯率操縱國。這在法律上很複雜，會通過WTO走很長的程序。他也可以通過美國進行單邊制裁，不過特朗普要對中國徵税45%，這個不可能。
舉個例子，中國是對美國最大的蘋果手機出口國。如果特朗普對中國出口到美國的蘋果手機徵收45%的税，這會是一個天大的笑話。中美之間的貿易其實有很多的進出口，而且中國是產業鏈重要一環，所以貿易戰是一個很大的事情。
再舉個例子，他可能採取單邊行動徵收一部分中國產品45%的税，這也是很難的。中國產品低價格高質量，這是有需求的。奧巴馬曾對中國的某一高檔輪胎出口收45%的税，結果第二年這個輪胎的進口量從1400萬下降到560萬，下降的非常厲害。這挽救了1200個美國人的就業，但是因為價格提高，美國消費者多付了120億美元的成本，也就是説美國的消費者為每一個輪胎工人就業支付了100萬美元的成本。
把這個事情告訴美國人，你要收45%的税，但你願不願意付高價？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你可以收45%的税，但最後將會是美國的消費者損失。
從這個意義來説，特朗普收45%的税會非常謹慎。貿易戰一定會打，但打的是什麼結果還不可預測，主要是中國對美國。
2200億的貿易盈餘，怎樣貿易可以更加平衡？貿易戰的時候談判主導權在中國不在美國。美國對中國出口的前五大產品，飛機、原材料、農產品食品，都是會受到巨大的政策影響。
中國對美國出口的前五大產品，製造業設備機牀等，還有其他的化工產品幾乎完全是市場行為。
所以中國對美國出口是市場行為，美國對中國的出口是政策行為。談判的話，中國的報復比美國容易。
中美貿易戰一定會打，打的結果會怎樣，説實在還不清楚，而且我覺得雙方都要考量怎樣有利於雙方。中美的貿易合作空間還是很大的。所以這是第一點，因為美國面臨深刻的結構性改變。
第二點，因為美國面臨深刻的結構性改變，特朗普最關注的是什麼？是兩個東西，就業和資本流入。從這個意義上來説，中國去年出口的ODR是1750億美元，超過了FDR。我們跟美國談BIT，談了八年談不下來，我們把BIT談完，中國願意讓資本進入美國，這個是很大的互補過程，所以在投資領域雙方也是有很大的互補空間的。我之所以講美國面臨深刻的結構性變化，因為這個結構性的變化，導致中美的互補性加強，使得中美進行談判協商的程度加大。
特朗普對美國的影響是間接的影響，這是因為美元的不確定性、增長的不確定性、美元的走強和財政的不確定性。他一定會加大財政赤字，一定會上升債務。美國上升債務不容易，要請國會批准，我看了一下美國的下一次債務提升是在3月份。
奧巴馬當年因為低估了國會的影響，沒有跟國會達成協議，2011年10月份整個政府關門，引起了全球的經濟振動，所以政策所導致的宏觀影響非常重要，這和世界經濟聯繫的非常緊密。而打仗的話中國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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