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錦清：以歷史視角全面理解中國平穩轉型

把“人口”變“人手”是當年最緊迫問題

建國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逐步推進工業化轉型與發展。但在工業化、市場化取得矚目成就的同時，環境污染等負面問題開始顯現。正因這些問題的遮蔽，一些人無法形成對我國工業化發展和市場化轉型的全面認知，尤其未能意識到在大規模勞動力流動背景下維持社會穩定的難度和意義。

工業化始自西方，但整個西方世界在工業化過程中的人口總量不過十多億，持續時間長達幾百年。在此期間，西方國家通過殖民擴張等手段為自身創造有利條件，即便如此，很多國家仍然動亂不斷。美國算是比較平穩，但前提條件是它通過蠶食土著印第安人領地和“西進運動”等方式，獲得幾乎無限供給的土地；法國則是整個19世紀都處在政治動盪中，歷經君主立憲、帝制以及共和等多個政體後才穩定下來；德國統一較晚，發展速度後來居上，但最終倒向了二戰。

較之西方，中國這一輪轉型的規模和幅度空前，不僅單個國家人口規模更大，持續時間也只有短短30多年。更重要的是，我們在如此快的速度下仍保持了相對平穩。這樣的背景比較，有利於我們更清楚全面地認識自身工業化和市場化轉型。

轉型之前，中國最讓人擔心的問題，就是沉澱在農村的大量剩餘勞動力如何安置。不要忘記，改革開放初期我們就把計劃生育定為基本國策，就是為了應對人口問題。

改革開放和市場化轉型實現的一個巨大變遷，就是把“人口”變成了“人手”。3億多剩餘勞動力只要沉澱在農村，基本就成了人口問題。糧票等票證在1992年被廢除，使農村勞動力向商業發達的沿海地區流動成為可能。伴隨這種勞動力的大規模持續流動，我國農業產出仍持續增長，這説明流動出去的勞動力在農村屬於絕對剩餘。這部分勞動力以農民工的形式進入市場，正好同國際上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向中國轉移的趨勢結合起來，這就解釋了我國過去30多年的增長。

資料圖

現在，我們不能因為遇到了環境污染等負面問題，就對工業化和市場化轉型持懷疑態度，因為轉型解決了過去國家發展最緊迫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問題。

平穩推進工業化轉型的原因

為何能在保持社會相對穩定的情況下實現勞動力大規模轉移？這當然要得益於國際形勢，即全球化帶來的好處。我們的勞動力密集型產品除了滿足國內需求還能供給國際市場，兩個市場都充分大，才使兩億多農民工進入工商業、一億多進入製造業成為可能。但除了國際因素，還有諸多內部原因。

首先，中國農村文化中包含適應工業化轉型的因素。在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過程中，很多國家都出現了問題。因為從農耕時代的時間觀念和生活習慣，轉向以工業為主的時間觀念和勞動紀律，容易產生心理不適。另外農村的人倫關係也被城市的貨幣關係和法律秩序取代，容易引發道德解體和震盪。

這些問題雖然中國也有，但痛苦相對更少。中國農村文化中一直都有通過個人努力改變經濟和社會地位的認知，因此中國農民對貨幣和勞動報酬的反應更靈敏，願意投入更多勞動以換取財富。賺錢之後，他們要麼回家蓋房光耀門庭，要麼把錢用在供孩子上大學上，這些動機又構成了轉型背後的工作倫理。

還有世俗理性問題。伊斯蘭國家大都把原有生活信念宗教化了，這削弱了其轉型適應能力。但中國農民能適時改變傳統以適應新的生活，這得益於中國自孔孟以來的世俗實用理性。

其次，新中國成立後，我們的教育系統在全國範圍內鋪開。除了普及科學常識和國家共同體認知，統一教育系統還要求採用普通話，進而使來自不同地域、使用不同方言的人獲得統一語言，這些都為工業化和城市化奠定了基礎。相反，西方國家尤其歐洲國家間的勞動力流動經常出現問題，因其沒能融入統一語言體系並形成統一社會認同，這影響了社會穩定。

第三，中國社會平穩轉型還與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有關。中國政治體制下的權力比較集中，政府重視加之徵地相對容易，因此基礎設施建設推進速度較快。如果沒有這種快速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作為保障，如此規模的勞動力轉移也會引發各種衝突。比如“春運”過去年年都遭抱怨，但近幾年來逐年緩和，這與我國不斷推進的鐵路建設不無關係。

製造業升級事關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到了21世紀頭幾年，中國開始遭遇“劉易斯拐點”，即勞動力過剩向短缺轉變。過去30多年，中國總的發展方式是引入西方先進技術和設備，使之與國內受過教育的勞動力結合，形成強大生產能力。但隨着勞動力規模縮小，中國不得不主動進行製造業升級，從中低端到中高端邁進。

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中國要在全球生產價值鏈上攀升，當然會觸動西方的奶酪。依靠技術優勢佔據價值鏈頂端以獲取豐厚收益，這是西方國家強大和富裕的核心要素。正因如此，在製造業升級過程中，中國一定會面臨西方以所謂知識產權或其他手段實施的封鎖。

因此，中國必須成為創新型國家，這將考驗我們的教育和創新環境能否跟上。如果我們順利實現製造業升級，有能力分享過去主要被西方發達國家把持的那部分中高端產品收益，屆時中國中產階層將進一步擴大，城市化速度將進一步加快。過去的城市化某種程度上只是“貧民窟的城市化”，勞動力進入城市但還無法承擔教育和醫療等成本。但製造業進入中高端後，隨着工資和税收提高，城市化將變成“體面的城市化”。

實現製造業升級還意味着我國將完成中高端產品的出口替代，這可是西方發達國家奶酪的核心部分。這種被搶走奶酪的焦慮會逼着西方繼續往高端走，只是那條路太難了，即便能走也會很慢。當中國快速趕上而西方速度較慢時，東西方關係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至少會更平等。過去200年來西方對中國居高臨下的姿態不會再有，到那時候我們或許就可以説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了。

（本文首發於《環球時報》，觀察者網已獲作者本人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