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樹軍：“公元人”的分化與“人心秩序”的重建 ——《三體》的政治視野
《三體》三部曲對人類社會可能發生的文明衝突圖景及其悲劇根源的科幻式深描，宛若一幅多維的現實鏡像，深刻無情地折射着現實世界的殘酷，這或許是其宏大敍事的最大魅力之源。
在即將到來的地球文明生死存亡的重大危機面前，在技術與倫理、個體與整體的複雜衝突面前，“公元人”內部發生了巨大的分化與重新整合，看似人道主義的選擇卻導致了文明的覆滅。在終極的文明衝突背景下，這場浩大的“公元人”的大分化，既是對已經發生的、正在經歷和意欲建構的內外政治秩序的現實主義透視，也是對“後公元時代”政治共同體人心秩序重建之道的嚴肅探尋。
一 、現實的鏡像：“公元人”的分化
《三體》為我們描繪了一幅“公元人”分化的全景畫像，精英與大眾、英雄與庸人、和平分子、暴力分子，逃亡主義者、失敗主義者和勝利主義者，在文明衝突的宏大背景下，個體命運前所未有地從屬於人類共同體的整體命運，個體的悲歡離合從屬於人類共同體的生死存亡。在這樣的時刻，個體的選擇愈加重要，尤其是在忠誠與背叛之間的抉擇，不僅關乎個人的品質德性，更關乎共同體的生死存亡。
在文明衝突的終極危機面前，生存與死亡，忠誠與背叛，一切看似奇幻卻又那麼現實，一切都似曾相識恰如身臨其境。地球人和三體人之間即將在四百五十年後，以當下無法預知的方式相遇，按照地球人的科技發展速度，屆時完全沒有能力抵抗武力入侵，面對這一兩大文明之間的終極危機圖景，地球人內部產生了分化，滋生了有組織的反叛力量。
“人類文明自身缺陷產生的異化，對更高等文明的嚮往和崇拜，讓子孫在終極戰爭後倖存的強烈願望”，又導致叛軍內部很快又分化為拯救派、倖存派和降臨派三派，“降臨派要藉助外星力量毀滅人類，拯救派把外星文明當神來崇拜，倖存派的理想是以出賣同胞來苟且偷生。”[1]
降臨派的背叛來自對人性的徹底絕望和仇恨，他們的座右銘是“我們不知道外星文明怎麼樣，但是我們知道人類怎麼樣”。
拯救派是一個主要由高級知識分子、知識階層組成的宗教團體，他們極容易對人類以外的另一個文明產生美好的幻想，但是，“人類文明一直是一個孤獨行走於宇宙荒漠的不諳世事的少年，現在她（他）知道了另一個異性的存在，雖然看不到他（她）的面容和身影，但知道他（她）就在遠方，對他（她）的美好想象便如同野火般蔓延。
漸漸地，隨着對那個遙遠文明的想象越來越豐富，拯救派在精神上對三體文明產生了宗教感情，人馬座三星成了太空中的奧林匹斯山，那是神的住所，三體教由此誕生。”。[2]拯救派的最終理想是拯救即將失去棲息地的三體世界，因此可以犧牲人類世界。
倖存派的存在是因為，“當入侵太陽系的外星艦隊的存在被確切證實後，在那場終極戰爭中倖存下來，是人們最自然的願望。戰爭既然是四百五十年之後的事，那就和自己的此生無關，但很多人希望如果人類戰敗，自己在四個半世紀後的子孫能倖存下來。現在就為三體侵略者服務，顯然有利於這一個目標的實現”。[3]
葉文潔經歷了那個為理想獻身的壯麗而激情的年代，在目睹了父輩的悲劇之後，精神徹底絕望：“還有多少在自己看來是正常甚至正義的人類行為是邪惡的呢 ”，於是她選擇了永不妥協的背叛：“也許，人類和邪惡的關係，就是大洋與漂浮於其上的冰山的關係，它們其實是同一種物質組成的巨大水體，冰山之所以被醒目地認出來，只是由於其形態不同而已，而它實質上只不過是這整個巨大水體中極小的一部分……人類真正的道德自覺是不可能的，就像他們不可能拔着自己的頭髮離開大地。要做到這一點，只有藉助於人類之外的力量。”[4]
因此，她決定脱離文明母體，背叛所有人，背叛人類，為了消滅人性之惡，投身於他者的拯救，走上了徹底的不服從，知識與理性的思想大廈在她這裏鑄成了人類無法理解的瘋狂，那就是一定要將宇宙間更高等的文明引入人類世界，這成了她堅定不移的理想。
張靜初在電影《三體》中扮演葉文潔一角
“到這裏來吧，我將幫助你們獲得這個世界。我的文明已無力解決自己的問題，需要你們的力量來介入。”[5]“我找到了能夠為之獻身的事業，付出的代價，不管是自己的還是別人的，都不在乎。同時我也知道，全人類都將為這個事業付出史無前例的巨大犧牲，這僅僅是一個微不足道的開始。”[6]“地球三體組織的最終理想和目標，就是失去一切，失去包括我們在內的人類現在的一切”。[7]這種經過計算理性的瘋狂，為了拯救人性而犧牲全人類，為了拯救全體而犧牲一人，這讓葉文潔成為基督教式的西方文明皈依者。
史強是經驗豐富的刑警和反恐專家，幾十年“就學會了看人”，他的粗獷令人牴觸，他的敏鋭直達人心，是他發明了古箏行動，終結了地球叛軍的有生力量，也是他給了科學家丁儀和汪淼前進的動力。他多次救了羅輯的命，給他找到了夢中情人，還幫他理清了宇宙社會的政治哲學。他始終堅持一個工作原則：“從不進行道德判斷。我要對付的那些主兒，成色可都是最純的，我要是對他們婆婆媽媽：你看你都幹了些什麼啊？你對得起社會對得起爹媽嗎……還不如給他一巴掌。”[8]看似漫不經心、玩世不恭，卻從不徇私情，從未選擇背叛，他甘願做人民的忠誠衞士。
羅輯最初是個玩世不恭的青年學者，他醉心男女情愛，對諸如逃亡主義、技術公有化、ETO、戰時經濟大轉型、赤道基點、憲章修正、PDC、近地初級警戒防禦圈、獨立整合方式之類的各種時代主題全然不感興趣，他排斥史強所代表的國家力量，對自己肩負的責任渾然不覺，“是不是弄錯了？”“為什麼選擇我？比起他們三個。我沒有任何資格。我沒有才華，沒有經驗，沒見過戰爭，更沒有領導過國家；我也不是有成就的科學家，只是一個憑着幾篇東拼西湊的破論文混飯吃的大學教授；我是個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人，自己都不想要孩子，哪他媽在乎過人類文明的延續……為什麼選中我？”[9]
在無盡的懷疑和拒絕之後，他選擇了逃避，用一場完美的愛情逃避面壁者的命運和責任，“面壁者真有從怪圈中脱身的可能嗎，如何打破這鐵一般的邏輯枷鎖”。這讓政治社會最終不得不動用了控制手段，讓他的妻子和女兒冬眠，他們只能在四百年後解凍相見：“想想四個世紀後，在末日的戰火裏，她們見到你時的目光吧！她們見到的是一個什麼樣的人？一個把全人類和自己最愛的人一起拋棄的人，一個不願救所有的孩子，甚至連自己孩子也不想救的人。作為一個男人，你能承受這樣的目光？”[10]在終極的忠誠與背叛面前，他最終選擇了擔當。
《三體》粉絲cosplay羅輯一角
他開始了孤獨而深刻的思考，從猜疑鏈和技術爆炸開始，在“一瞬間”頓悟了宇宙文明秩序的奧秘。“在墜入冰湖的一瞬間，他感覺自己躍入了黑暗的太空”，“就在這死寂的冷黑之間，他看到了宇宙的真相”，[11]這神奇的一瞬間，這思想家們鍾愛的一瞬間，恰如人類所能想象的最神聖的一瞬間。[12]就在這一瞬間，他完成了從面壁者到執劍人的轉變，他成為宇宙正義的主持者，成為超級文明的代言人。
他也曾被同胞趕下公交車徹底拋棄，在看似頹廢的偽裝下，他精心設計並完成了終極拯救方案。羅輯完全放棄了小我，成了兩個文明命運的終極威懾者，他的目光“帶着地獄的寒氣和巨石的沉重，帶着犧牲一切的決絕，令敵人心悸，使他們打消一切輕率的舉動。”[13]作為地球文明的代言人、執劍人，羅輯以一己之力與三體世界對視了五十四年，從一個玩世不恭的人，變成了“一位面壁五十四年的真正面壁者”，變成了“一位五十四年執劍待發的地球文明的守護人”。
葉文潔、史強、羅輯是“公元人”在終極危機面前的幾個鏡像。
文明衝突的悲觀前景的拯救方案遙遙無期，讓大眾充滿疑惑和恐懼，即使獲得了暫時的救世主般的安慰，仍有可能隨時發生轉向，這樣的大眾看起來就像是一羣烏合之眾。這的確非常現實主義：德性敗壞的葉文潔之母，發戰爭財的史強之子，憂慮血脈傳承的張援朝，只關心當下生活不考慮長遠的楊晉文，商品交換邏輯的狂熱信徒山西煤老闆苗福全，看上去都是現實的反映。而對逃亡主義高度敏感又反覆無常的大眾，對面壁者、執劍人從迷信到憎恨迅速轉換的大眾，很容易簡化、分化與兩極化的“公元人”，成為普羅大眾及其所身處的現實世界的一種真實鏡像。
二、“後公元時代”的人心秩序重建
《三體》以科幻的方式，通過預示未來而回到過去，又通過回到過去而預示未來，宏大深遠的文明視野，透露着濃郁的中華文明底藴。
科學邊界、幽靈倒計時、恆紀元、亂紀元、脱水、浸泡、人片、宇宙閃爍、孔子冰柱、墨子烈焰、秦一號人體計算機、三體網聚、三體叛軍（拯救派、降臨派、倖存派）、古箏行動、太空監聽系統、宇宙監聽員、思想全透明社會、面壁計劃、面壁者、破壁人、技術公有化、思想鋼印、鋼印族、水滴、黑暗森林、咒語、“MD”（military democracy）、“只送大腦”、“我們的星星”、階梯計劃、智子封鎖、智子盲區、執劍人、王國的新畫師、饕餮海、深海王子、長江童話、文化反射、雙層隱喻、二維隱喻、掩體計劃、黑域計劃、慢霧、歌者、質量點、隱藏基因、清理基因、座標廣播、彈星者、時間顆粒、底墒體、二向箔、維度打擊、二維化、地球文明博物館、“把字刻在石頭上”、二維世界的扁片文明、降維、規律武器、歸零者、重啓者、小宇宙、責任的階梯，這些眩目撩人、四兩撥千斤的終局與破局方案，無不散發着強烈的中國氣息。無論地球文明的叛軍領袖，還是人類社會的毀滅者和拯救者，都是中國人，他們的選擇又都和幾十年後國家、世界和人類整體的未來生死攸關。
如果生存與死亡不再是一個問題，不再構成強大的外部壓力，那麼個體的選擇也不再關乎忠誠與背叛。對於現實世界面臨類似情境的政治共同體來説，人民內部也就可能隨時出現裂痕，不再是一個整合團結的共同體。因此，那些真正關心人民生存境遇的政治共同體，總是希望能找到一條恰當的識別外部壓力、重建“人心秩序”之道。
現代國家把再造人民的可能性提升至政治共同體生死存亡的高度，這是現代文明與前現代國家的一大差異。換言之，現代文明國家掌握了重構生死境遇並由此整合人民的能力，這很大程度上得益於信息溝通渠道的革新。現代國家的意識形態權力大大擴張了，這是一種集體性、滲透性和彌散性的權力，同時也高度依賴組織、後勤、控制和溝通這些權力的基礎作用機制，它們讓文化領導權變成了一項基礎權力。
溝通渠道的革新改變了意識形態權力的作用機制。在冷戰格局下，同意被製造出來，共識被生產出來，資本主義社會同樣依賴也最先建構了潤物細無聲的“文化霸權”生產機制，商品交換變成了無處不在的控制法則。[14]價格規律、供求關係、自由買賣、市場經濟、消費社會、資本主義等等，都變成了這一套生產體系的必備構件。這套“文化霸權”機制把市場原則變成了自然法則，用經濟領域的自由選擇交換政治領域的被支配、被統治地位，從政治手中接管了真理，從而極大地削弱了政治的正當性。
在美國，“文化冷戰”和“文化內戰”是兩個不同的階段。“文化冷戰”是內戰的一部分，行為主義、先鋒藝術、好萊塢等等都是這種“文化冷戰”的一部分。[15]
美國原本沒有宣傳部，好萊塢與國防部的密切合作，讓美國擁有了一個更有效更強大的宣傳機器。軍人、警察、司法、戰爭、國家，對於國家力量的宣揚成為好萊塢作品的重要主題。在這個意義上，科幻文學影視作品的繁榮，也可以説是冷戰的產物。美蘇兩大陣營的對峙，變成了科幻作品構想未來的現實參照。文明與野蠻、先進與落後，被反覆宣揚，永恆的敵人在報紙、廣播、電視、電影和文學作品中反覆出現。霸權的生產機器一旦開動，就全力以赴，輕易不會停止，直到這個敵人徹底消失。
值得注意的是，在“文化冷戰”的同時，一場聲勢浩大的“文化內戰”也全面展開。[16]這場“文化內戰”從五六十年代的民主化運動開始，對少數羣體的保護，比如女權運動、環保運動、黑人解放運動、正當程序革命、自由支配身體權、同性戀等等，變成了重要的文化權利議題，變成了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主張和政治綱領，而它們對“法律與秩序”的破壞，又給了保守主義主導民主時代政治舞台的充足理由。
保守主義更善於操縱文化權利議題，給民眾設置虛假的選擇，看上去越來越多元、寬容、自由，但需要個體深思熟慮而做出的最終選擇，往往都被政治正確化了。在意識形態極分化面前，選擇越簡單，越容易獲得支持，意識形態化的虛假選擇變成了“文化內戰”的主要遺產。
1989年，美國國務院官員、日裔美國人福山在《國家利益》上發表“歷史終結論”[17]，一時風頭無兩，美國乃至整個西方知識界到處都瀰漫着這種極端樂觀的政治浪漫主義，人類社會的“公元時代”似乎終結了。
弗朗西斯科·福山
然而，福山的老師、向以冷峻坦率著稱的西方至上主義者亨廷頓卻一點也高興不起來，1993年，他給福山當頭猛澆了一盆涼水：蘇聯陣營與美國陣營之間的意識形態對峙雖然結束了，但對於人類社會而言，不同文明之間的殘酷競賽只完成了上半場，天下不會從此太平，這是因為，雖然美國所代表的西方基督教文明本質上非常獨特而非普世，但它卻有着強烈的普世主義擴張傾向，它始終繃着繼續踢下半場並最終贏得比賽的弦，勢必在不久遠的將來，與伊斯蘭文明、中國文明展開一場聲勢浩大的“文明的衝突”[18]。
薩繆爾·亨廷頓
歷史已經證明，薑還是老的辣，福山並未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其師亨廷頓的餘音仍在繞樑之際，美國所代表的西方基督教文明就與以原教旨主義為表象的伊斯蘭文明交上了火，以反恐戰爭為名，“文明的衝突”敲響了新世紀的鐘聲。
“在反恐戰爭面前，所有國家，不是我們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朋友。”美國為新世紀國際秩序的路線鬥爭劃了一條旗幟鮮明的紅線，沿着這條光輝燦爛的大道走了沒多遠，整個西方文明就再次來到了十字路口。僅僅六年後，美國就相繼爆發次貸危機、金融危機，導致失業率高漲、國債上限反覆提高，並很快讓美國普通民眾意識到：美國的分化已經完成了位移，從黑白種族兩分變成了貧富兩極分化，美國現在是1%的寡頭在統治99%的大眾。
看來好日子是過到頭了，憤怒的人們再次走上了街頭，發起了“佔領華爾街運動”。類似的社會自我保護運動也在歐洲各國展開，多元主義宣告終結，“福利國家”遭遇財政困境，人道主義成了作繭自縛，政府陷入主權債務危機，經濟活力迅速下降，和平主義、“高福利”的歐洲夢在財政重壓、整合困境和經濟停滯衝擊下支離破碎。
政治家們再次試圖把國內壓力向外釋放，西方文明對伊斯蘭文明表現得更加同仇敵愾，攻陷阿富汗、伊拉克，攪動非基督教的撒哈拉沙漠以北的北非國家政局，處於中國“古絲綢之路”上的阿拉伯國家相繼遭遇西方文明的飽和炮火，“新絲綢之路”上的東歐國家也陷入外來強力煽動的內亂，難民危機成為文明衝突的新惡果。
於是，世界秩序加速重組，政治經濟、地緣政治、國際格局都出現令人目不暇接的新變化。中國和俄羅斯之間密切合作，聯手向美國這個冷戰後世界秩序的主導者要求更為廣闊的國際活動空間，烏克蘭和敍利亞成了世界秩序重組的新戰場。任何政治體的內部黨爭往往都有外力影響，對於烏克蘭和敍利亞來説，這個外力就是俄羅斯和美國之間的角力。
信息技術革命讓美國建立並控制了全球金融市場，進而具備了影響他國實體經濟的能力。國際金融秩序的新變化，讓整個西方世界回到了一百年前，[19]並在全世界範圍內催生了“貧富兩極分化的全球化”。
由此，中國人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再次成為恢復中國文明自覺的自然起點。“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安，忘戰必危。”中國文明能否在與西方文明的兩百年遭遇戰中徹底扭轉頹勢，走向真正的全面復興，不宜以學生福山的“歷史終結論”為藍本，而更應以他的師傅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為鏡鑑。
美國例外論的倡導者、政治學者哈茨把英國模式的成功歸於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雜糅混合，當然，事實上，還應該補充另一種獨特的西方傳統：殖民主義。但是，殖民主義不是也不可能是中國的未來選項，重建人心秩序，需要另闢蹊徑，向傳統要智慧，向先賢要德行，向貿易要空間，向技術要時間。在未來世界秩序中，人民共同體本身可能產生巨大的分化和分裂，面對持續的弱化和分裂，人們將被迫思考如何重建有效的整合機制，把分散的個體整合為在政治、經濟、文化、倫理上更同質化的人民。
對於中國而言，“人心秩序”的重建，所面臨的環境當然還不是“新冷戰”，但越來越具有文明衝突的意味。因此，既有必要避免回到“文化冷戰”的老路，也有必要警惕危險的“文化內戰”。如果人民在社會階層、意識形態和思想情感上高度分化，發現人民進而整合共同體就會變得愈加困難。
換言之，“人心秩序”的重建，不僅需要在意識形態上從融合兩個三十年到貫通三個三十年，還需要在文化政策、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層面，準確界定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共同需要。如果我們把同意的生產體系視為一根封閉的鏈條，當前體制內媒體與市場化媒體、傳統媒體與新媒體之間的對立分歧和不同導向，表明這根封閉鏈條已經出現了不小的裂痕，所帶來的風險也並不是絕對安全可控的。
同意的發現與生產也許有必要藉助市場的機制，需要科學的設計理念，需要官方媒體與依託互聯網而生的市場媒體、舊媒體與新媒體、學校的互相協調，但是，也更需要經濟民主、產業民主，需要具體生產者和消費者的主動參與。如果生產者和消費者消極不合作，整個機制就可能停止運轉。因此，“人心秩序”的重建，需要真正把握多數人的普遍憂慮、情感、意願和選擇機制。但是，政策方向、基本路線不應該是經濟的，而應是政治的、社會的，如果只消費不生產、只購買不出售、只被動回應不主動設置議程，就會加劇分化而不是走向整合。
就此而言，《三體》的啓示在於，“人心秩序”的重建，首先需要回到生存與死亡的抉擇當中，去理解個體在忠誠與背叛之間做出選擇的內在機理、尤其是深層根源。意識形態分歧與選擇的分化，往往只是文明衝突在國內的反射和投射。在人民的故事中，生存與死亡是永恆的主調，忠誠與背叛是永恆的副歌。一旦生存與死亡被遺忘了，忠誠與背叛就失去了意義，瘋狂與偏執也就將在人民內部異化出毫不妥協的反叛，從而將一個文明再次推向毀滅，只有在極其偶然的情況下，才可能免此厄運。
“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在“後公元時代”的文明終極衝突面前，“竟然有這麼多的人對人類文明徹底絕望，憎恨和背叛自己的物種，甚至將消滅包括自己和子孫在內的人類作為最高理想，這是地球三體運動最令人震驚之處”。[ 劉慈欣：《地球往事：黑暗森林》，第231頁。]這個人心秩序崩塌的圖景，無疑是《三體》鏡像現實的最引人深思之處[ 劉慈欣：《地球往事：三體》，第230頁。]：
“偉大的三體艦隊已經啓航，目標是太陽系，將在四百五十年後到達。
葉文潔臉上仍是一片平靜，現在，沒有什麼能使她震驚了。
伊文斯指着身後密密的人羣説：“你現在看到的，是地球三體組織的首批成員，我們的理想是請三體文明改造人類文明，遏制人類的瘋狂和邪惡，讓地球再次成為一個和諧繁榮、沒有罪惡的世界。”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
參考文獻：
[1]劉慈欣：《地球往事：三體》，重慶：重慶出版社，2012年，第236頁。
[2]劉慈欣：《地球往事：三體》，第232頁。
[3]劉慈欣：《地球往事：三體》，第234頁。
[4]劉慈欣：《地球往事：三體》，第68頁。
[5]劉慈欣：《地球往事：三體》，第199頁。
[6]劉慈欣：《地球往事：三體》，第208-209頁。
[7]劉慈欣：《地球往事：三體》，第181頁。
[8]劉慈欣：《地球往事：黑暗森林》，重慶：重慶出版社，2012年，第97頁。
[9]劉慈欣：《地球往事：黑暗森林》，第97頁。
[10]劉慈欣：《地球往事：黑暗森林》，第182頁。
[11]劉慈欣：《地球往事：黑暗森林》，第194-195頁。
[12]參見盧梭：《社會契約論》，何兆武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21頁。
[13]劉慈欣：《地球往事：黑暗森林》，第132-135頁。
[14]Edward S. Herman and Noam Chomsky, Manufacturing conse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mass media,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8.
[15]Frances Stonor Saunders, 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13.
[16]E. J. Dionne, Why Americans Hate Politics, The Death of the Democratic Proces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4. （中文譯本，小約瑟夫·尤金·迪昂：《為什麼美國人恨政治》，趙曉力等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17]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 pp. 3–18.
[18]Samuel P. Huntington,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1993), pp. 22-49.
[19]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rans.by Arthur Goldhamm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