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思傑：到西方國家不再能靠技術吃飯的移民，你們現在過的還好嗎？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鄧思傑】
上世紀90年代以降，近20年間，國內的技術移民，如過江之鯽來到新大陸。泊岸之後，大多數技術移民，用生活經歷領教了一句良言，“理想是豐滿的，現實是骨感的”。
移民路上，我看到了另一個西方社會
時光流逝，移民生活如潮起汐落，那些能重回本專業領域，一展平生所學，或徐圖稻粱之謀的，已是幸運一族。
對於許多不太走運的移民來説，不再能夠吃上技術飯，或者，不再能夠坐進明亮的辦公室，如何生存和養家，立即成為嚴峻的問題。
於是，我們看到了另一組移民風景：深入工廠到機器流水線上弄餅乾壓模具的，到賭場發牌到農場擇菜的，半夜潛到各家餐館殺蟑螂抓耗子的，或者，自闖天地開雜貨店電腦店理髮店的，又有中年返校當讀書兒郎企圖重新調整再出發……許多移民，不得不為基本的生活而轉戰。
移友們，喜歡回首移民路。
一個技術移民朋友，談及移民得失時説，在他看來，到加拿大最大的好處，就是他的兒子不用“拼爹”了：“兒子可以在一個相對公平和有序的環境裏，尋找自己的出路”。當然，這是相對的，他強調。
而他自己，也可以“藉此逃掉負疚感”。兒子將來，“不必埋怨父親沒用，埋怨父親手裏沒有一份權勢或者成為一方土豪。”“這樣，也讓一份可貴的親情，保持了它的純潔性，避免被社會環境污染。”
但一番移民生活，弱化了他過去的慷慨激揚。
作為男人，他有養家餬口的使命感。在多倫多找不到工，他曾經西去阿爾伯特省尋工。為節省一點旅館費，坐在埃德蒙頓的街頭，在滿天星斗下，思緒雜亂，吸了一晚上的煙。
上面這個移友年輕些，還有心勁，去闖出一條未來之路來。而年齡相對較大的老高，卻只想防守在已有的生活線上。
老高，總是給人感覺他在努力挺直腰板，讓人覺得他還手腳伶俐。但腳下，屢屢穿着沉重的勞保鞋（勞保鞋有鐵片鑲嵌，那是在工廠做工必須自備的），還是讓他顯得有些拖沓，畢竟已過六十歲的年紀。
他曾是國內一家大型建築設計院的建築設計師，這説起來令他自豪。我們都替他可惜，説他錯失了國內房地產經濟的Gold Rush——淘金潮。黃金年代啊，那是最好的時代，實在可遇不可求。
老高卻灑脱地説，設計院的事，是十多年前的陳事了。“不提當年。我要面對的是當下。在加拿大工作才十多年，過去退休金積累的不多，政府給的退休金補助就會相應減少，這是關鍵。”
只好在工廠“活到老，幹到老了”！ 他攤開粗糙的手，無奈地説着。聽着這種耳熟能祥的舊話，我們都笑起來，一邊想着如何説一點祝福他的話，讓他感覺熱乎些。
我在一家眼鏡廠的流水線上幹過labor 。那個工廠，有七八個中國工友，包括清華畢業的，大家做着性質類似的工作。
在機器流水線上，我使盡全力提取和放置製作眼鏡的鐵胚，還被印巴工頭叫嚷“快點，快點”。而那時那刻，我覺得自己已經力氣殆盡。（這麼説，並非矯情）
按照加拿大法律規定，每兩小時，有15分鐘休息時間。喝口水，填點肚子什麼的，但我們又不能在車間幹這些。所以，大家非常“警惕”，一到休息時間，馬上放下手中的活，快速趕到吃東西喝水的地方，路上需要三分鐘；熱一下東西，需要一點時間；找位置坐下立即吃東西喝水，還沒有等到消化的感覺上來，又得連忙趕回流水線。
在那樣的環境裏，我的中國工友們，大家習慣了倒計時。還有三小時下班了，還有兩小時，還有一小時……
什麼叫度日如年，就是這種現場的倒計時。
為了一份温飽，我們成了工作機器，精疲力盡還不敢放棄。在加拿大的許多工廠，實際上許多移民成了現代工作制的奴隸，被現代化流水線綁架着。
那時，我經常想到上海楊浦區紗廠的“包身工”， 夏衍描述的三十年代工場。
我至今記得，一年夏天，在一家紙盒廠，一個南開大學高分子化學的研究生——她是努力奮鬥的中國布依族女孩——對我説準備參加一個護士學校的入學考試，卻因為在流水線送料時，中指沒有及時收回，而被機器無情地碾斷……
我經常想，在工廠裏，我看到了加拿大掙扎在生存線上的社會階層，不幸他們大都是移民。
他們拿最低的工資，工時保障、工作環境和福利待遇也不容樂觀；繁忙的流水線，容不得人身和心靈的自由；文化背景觀念身份異樣紛呈，人際關係也缺乏西方文明所謂的尊重和尊嚴……過着最低微的人生，一不小心，還會失去安全和健康……
我想，那裏存在着另一個加拿大社會，主流社會永遠看不到。
我們的技術移民，因為加國市場的容量有限，或者，因為年齡，因為技術斷層，因為運氣，因為語言……許多人行走在職場和人生的邊緣，生活產生很大變動，人生道路也由此變得非比尋常。
被裹挾着走上移民路上的孩子們
在移民路上，我看到了相濡以沫，一起勇敢面對新大陸的夫妻；也看到了在移民路上很多的勞燕分飛；更看到了那些家庭裏的孩子們，他們被不同的家庭裹挾着，走上不一般的移民路。
我曾經看過一段有關伊朗移民電影的文字和圖片。一個伊朗小女孩被父母帶到加拿大，站在雨天的窗口，想念遠方的外婆，這給我很深刻的印象。
一個小女孩，被父母帶到外國，她跟母系文化斷開以後，實際上跟過去的聯繫已細若遊絲，非常脆弱。
我們這樣的成年人，還有朋友，高中、大學同學和單位同事等舊關係在那裏擱着，可以隨時暢聊，對加拿大喜笑怒罵，發泄感情， 或者，乾脆走進到教堂，在那種屋頂下尋找新慰藉。
可是孩子們，小小的年齡移民，遇上很大的事，實際上可以傾訴的對象很稀缺。而且，她們根本不懂得怎麼尋求幫助。
剛移民到加拿大，我的女兒想念外婆。可她也到了一定年齡，不想讓外婆為我們擔憂。另外，她自己心中也有很多的事。而那時候，我猜想，父母在她的心中，可能也不是什麼好的聆聽對象。
一個傍晚，她站在陽台上問我，“中國在哪一個方向？” 我答：“在西邊，太陽落山的地方。“太陽在加拿大落山了，就去了中國的天空”。
自此黃昏時分，有那麼一段時間，經常看到她站在陽台上，透過樓羣，眺望西下的夕陽。餘暉裏，臉上有淚。
孤獨和寂寞，不是成人世界的專利。
於是，她那時寫日記，半掩着門寫，訴説着小小的心事，寫給遠方的小表姐，一個尚處懵懂年齡，在遙遠中國的小女生聽。過去，她和這位小表姐，經常圍着外婆的爐灶要好吃的。
事實上，她唯一的傾訴對象根本就聽不到。主動寫日記，是為心中不能承受之負荷，尋找出口。那時，可惜沒有微信這麼方便的交流手段。
於是，她想在同學間找朋友。如果有同學疏遠了她，她放學後回家，會站在窗口，不時撩開窗簾，露出一絲縫，她在那一絲窗簾縫裏，觀看放學路過家門口的同學們，心神不寧地。如此敏感，其實反而更容易受到一些內傷，來自同齡人的。
而移民生活的這些痕跡，多少刻在了她以後的性格和成長路上。
又有一些孩子，在移民路上，還要親眼目睹父母變成怨家路人。遭遇一場嚴重的家庭情感撕裂，可能遇到的心理問題和人生問題更多。
我認識的一位熟人，一家三口從中國移民來加後，夫妻都曾在工廠努力做工。但不幸的是，夫妻都在工廠裏先後受傷。因為生活的巨大壓力，也因為他們的同學從勸慰者忽然變成了第三者，夫妻關係已到存亡之秋。
在這麼一個飄零的家庭裏，在滿頭煩惱絲裏，她的兒子還是很爭氣，順利從大學畢業了。奈何加國容量有限，工作不是輾轉難覓，就是三個月四個月的零時工。一切如此不順利，讓她青春正盛的兒子，再起心灰意冷之感。
想到移民後丟失在中國的親情，已經入籍的兒子，暗暗下定決心，他要回去，一個人回去，回到那出生的地方，回到童年温暖的中國，他要在那裏工作和生活。
記憶裏的温馨和呵護，那是中國的長輩親友們過去帶給他的，一直縈繞着他，揮之不去。
而他的母親，卻已覺得，回頭路難走，因為現實明擺着。
她如今，唯一可做的，是禱告。
移民啊，移民
有一年冬天的傍晚，我曾遇到一位鐵路華工的後代。他還記得，當年祖先在加拿大築過鐵路，在落基山裏風餐露宿。但談起他曾經的故鄉故土，他除了西式笑容，一臉惘然。
那時那刻，我忽然也覺得一片迷惘。
為了生活和希望，我們一步跨出，遠渡重洋，移民他鄉。從此，彷彿回頭無路。
而這一步，也把我們的後代，永遠留置在一片不屬於我們的土地上。
那麼，終有一天，我們的後代們，會與我們離開時的母國，在文化上徹底地斷開。
從這種意義上來説，我們移民客的旅程，是讓自己的後代一步步消失母國記憶，文化上漸行漸遠，最後失去歸程的旅途。
念此，不免若得若失，想起李煜的一句“起坐不能平”。茲以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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