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富強：特朗普主義能否力挽美國經濟之頹勢？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朱富強】
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提出了三大蠱惑性口號：“使美國再次偉大”、“重振美國經濟”和“美國優先”。其中，要使得“使美國再次偉大”的根本途徑就是振興美國經濟，而為了“重振美國經濟”而採取“美國優先”策略。
因此，我們可以想見，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重心將會落腳在經濟增長上，不僅會採取各種激勵措施促使美國資本回流，而且通過優惠措施來吸引國際資本流向美國。
問題是，特朗普主義可以達到目的嗎？套句流行語：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要理解這一點，就需要對歐美發達國家為何會逐漸步入“高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作一剖析，需要探析特朗普主義對解決這些根本因素的有效性。
一般地，“高收入陷阱”在過去20多年之所以加速凸顯，主要與兩大因素有關：（1）全球經濟貿易一體化，這使得各國的經濟增長不再取決於本國的勞動生產率而是其他貿易國家的勞動生產率；（2）資本輸出代替資本商品輸出，這產生了就業崗位的全球轉移和生產技術的全球擴散。
正是由於全球貿易一體化下的資本由發達國家大規模地流向發展中國家，這就極大地訓練了發展中國家的產業工人，深化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分工，促進了發展中國家的技術進步，最終都有助於發展中國家的生產力提升；反過來，這又降低發達國家的國際競爭力，使得發達國家產業空心化，從而引發“高收入陷阱”。
也即，全球經濟貿易一體化和資本流動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帶來了根本性不同的效應。
那麼，特朗普政府是否有能力以及意願改變這一基本趨勢？
經濟增長要靠資本
按照古典經濟學的分析邏輯，經濟增長依賴於勞動投入和勞動效率，勞動效率則與勞動分工有關。同時，無論是對生產勞動的需求還是技術的應用都依賴於一定的資本基礎，無論是勞動分工的拓展還是市場規模的拓展也都依賴於不斷積累的資本。
因此，古典經濟學家大多重視資本積累，將資本積累視為一國財富創造和經濟增長的基礎。例如，穆勒就強調，“節省會使社會與個人富裕，而花費則使之變窮；換句話説就是，整個社會會因用於供養和幫助生產性勞動的支出而變富，會因用於享樂的支出而變窮。”[1]
同時，這種認知不僅體現在古典經濟學中，而且也體現在奧地利經濟學中。奧地利學派學者關注生產結構問題，關注生產的中間品投入，進而也關注不同產業之間的分工和協作，關注資本的運用和技術的創造。
米塞斯就寫道：“那些反對所謂‘奧地利’觀點的經濟學家，在處理資本問題時通常假定：用於生產的技術總是一成不變地決定於技術知識的現狀。另一方面‘奧地利’的經濟學家則指出，在許多已知的生產技術當中，決定採用那些技術的，乃每個時期可以利用的資本品供給量。”[2]
其實，社會分工具有兩大層次——勞動分工與產業分工，正是在兩個維度上，古典經濟學與奧地利學派的思想具有很強的相通性：奧地利學派所着重闡發的迂迴生產和生產結構實際上就是產業分工，古典經濟學重視的勞動分工則是企業內部的工序分工。
而且，兩大學派都將資本積累視為分工深化、生產率提高、技術進步、產業結構升級以及經濟增長的基礎，具體分析框架如下圖。
無論商品輸出還是資本輸出 發達國家都無法持久領先
發達國家採取商品輸出還是資本輸出的方式來處理它的過剩生產能力，對其社會經濟的長期發展將會產生迥異的效果。
一方面，就商品輸出而言，它往往有助於輸出國的生產力提高。
其發展邏輯如下：
（1）它通過海外市場的開拓而獲得規模經濟，進而可以開發和使用更高水平的生產技術；
（2）它通過貿易盈餘而擴大了資本積累，從而有助於增加教育和科研的投入；
（3）資本積累的擴大有助於深化勞動分工，從而促進產業鏈的延伸和新產品的創新；
（4）資本積累的擴大會降低資本利息，從而衍生出產業向資本密集型轉化李嘉圖效應；
（5）資本積累的擴大還有助於勞動工資的提高，從而不得不研發先進技術以維繫競爭優勢。
這樣，經濟發展就會進入這樣一個良性發展路徑：商品輸出→資本積累→工資上漲和利息下降→產業升級→技術革新→效率提高→競爭優勢擴大→商品輸出擴大……
另一方面，就資本輸出而言，它對輸出國生產力往往會帶來相反的效應，並使得經濟發展處於低水平的惡性循環。
其發展邏輯如下：資本輸出在全球尋找投資機會→全球投資帶來高額交換價值→高額交換價值降低以技術創新提升資本效率的壓力→資本輸出迫使勞動工資處於低水平→社會收入差距持續拉大→更多的資本輸出→更低的國內工資水平……。
當然，這種分析是從社會角度而言的，而對資本家或企業主來説，他往往只關心自身所能獲得的交換價值，從而也就必然會傾向於採用資本輸出的方式。顯然，這實際上反映出自由經濟國家中的囚徒困境。
既然資本流動對輸出國是不利的，發達國家能否通過立法等措施來限制資本輸出，從而持久維持其在國際競爭中的優勢地位呢？特朗普正是試圖這麼做。問題是，這在長期上根本上難以做到。
究其原因，除了資本本身就具有逐利的天性以及資本家首先關注個人利益外，即使一國政府採取措施成功地將資本限制在國內，它也無法維持持續的商品輸出和領先的技術創新。
首先，就商品輸出的可持續性而言。
（1）發達國家不斷擴大的商品輸出將導致發展中國家的貿易赤字持續擴大，這反過來會抑制發達國家的商品輸出；更不要説，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和長期發展，發展中國家也會對國內市場實行某種程度的保護。
（2）即使發達國家僅僅侷限於商品輸出，這根本上也無法完全阻止技術擴散，至多是降低了技術擴散的速度；這意味着，世界各國間在技術水平和生產率水平上的差距必然會逐漸縮小，發達國家的競爭優勢也會逐漸降低。
其次，就技術創新的持續領先而言。
（1）對落後的發展中國家來説，發達國家所生產的產品、開發的產業和使用的技術為自身的技術研發和創新提供了明顯的路徑和方向，從而無論技術創新的速度還是成效上都會更有效率；但對先行的發達國家來説，由於沒有這種路標和方向，技術創新所付出的成本要高得多，所承擔的風險要高得多。
（2）技術發展本身具有高度的不確定，這使得發達國家的企業往往不願意將商品出口所獲得的大量資金用於技術研發和創新上；結果，資本外流的限制反而會造成資金的閒置和無效配置，甚至會引發富裕階層的奢侈之風，從而更不利於社會經濟發展。
有鑑於此，在經濟全球化時代，發達國家必然會分散資本的投資，其中必有相當一部分用於資本輸出以換取現實的更大交換價值；尤其是，隨着經濟全球化導致了貿易競爭日趨激烈，發達國家之間的競爭也加速資本的外流。
顯然，所有這些都必然會導致生產技術和產業在全球的快速擴散和轉移。這也意味着，無論採推行商品輸出還是資本輸出，發達國家都必然無法持久維持其領先地位，因而“高等收入陷阱”也就成為現代社會的必然現象。
資本輸出會帶動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
對發展中國家來説，資本輸入就意味着資本的增加，意味着投資的增加，這不僅為勞動僱用提供基礎，而且也有助於現代技術的應用。
穆勒就強調，“維持和僱用生產性勞動的，是其工作所花費的資本”。[3]關於資本短缺對經濟增長的制約，前面已經着重介紹了古典經濟學的分析，這裏轉向奧地利學派的分析來説明。
米塞斯分析了1860年期間的羅馬尼亞所面臨的情形，並提出了兩個觀點：
現在的羅馬尼亞（資料圖）
（1）當時羅馬尼亞所缺乏的並不是技術知識。其理由是，西方發達國家的技術知識已經沒有什麼秘密可言：不僅大量的羅馬尼亞青年在西方的技術大學裏充分接受這些知識，而且成百上千的外國專家也準備將其知識和技能用於羅馬尼亞。
（2）當時羅馬尼亞所缺乏的正是可以參照西方模式改變當時落後的生產設備和教條通訊設施的資本品。其理由是，只有存在足夠的資本品，羅馬尼亞才能使工人和物質生產要素用於時期較長的生產程序，才可以成功地生產那些建立初級工廠必要的工具，而這些初級工廠則再生產那些用以建立和經營現代工廠、農場、鐵路、電報線和建築物的設備。
由此，米塞斯得出結論説，“一個人如果以前沒有積累資本，他就與他追求的目標距之甚遠。這就是資本不足的含義所在。因為他過去不做這件事，中間產品就不夠，儘管中間產品所產生的自然資源是有的。資本缺乏乃時間不夠。這是由於人們為實現其目標動手太遲。
如果不憑時間因素的‘遲’‘早’，那就無法描述可用資本品提供的好處和缺乏資本品貧乏的不利”；相反，“有資本品可以使用，就等於更接近追求的目標。資本品的增加，使我們無需減縮消費而可以實現較遠期的目標。相反地，資本品的損失使我們不得不放棄原本可以實現的某些目標，或者減縮消費。假定其他事物不變，擁有資本品也即在時間上佔了優勢。”[4]
那麼，一個國家或地區如何取得經濟增長所需要的資本品呢？這有兩個途徑：（1）依靠自身的儲蓄，這是早期封閉社會的根本方式；（2）依靠外來的資本輸入，這是現代開放社會的重要途徑。
事實上，李斯特在分析不同經濟發展階段的政策時就説，在狩獵部落、畜牧業公社和農業共同體這三個時期，由於沒有足夠的剩餘產品，因而就無法快速發展生產；相反，通過交易可以獲得交換價值，通過與先進國家接觸可以吸收先進技術，從而就可以刺激本國工業的發展。
李斯特寫道：“一個國家，其農業愈不發達，愈沒有機會把自己的剩餘農產品通過國外貿易換取外國工業品，在未開化程度上陷得愈深……這時如果實行自由貿易（及輸出農產品，輸入工業品），也就格外能起到促進繁榮欲文化的作用。”[5]
顯然，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現代社會，一個國家不僅可以通過對外貿易來積累內源資本，更可以通過直接投資方式來引入外源資本。米塞斯就寫道：“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可以把一些資本品借給落後國家，這些資本品乃改變後者之生產方法所必須。這一來節省了他們的時間，使他們可以很快地增加其勞動生產力。其結果，對羅馬尼亞而言，他們可以很快地享受到現代技術帶來的利益。”[6]
正因如此，全球經濟一體化所促進的資本流動，將會拉近世界各國在技術進步、勞動生產率以及工資水平之間的距離。一個積極有為的發展中國家政府，也會積極引入外源資本來促進本國產業的發展和技術的提升，這也是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所重點關注的。
特朗普主義何以不可行
資本流動和商品流動所衍生出的發展效應是不同的：資本從發達國家流動到發展中國家將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起到積極作用，相反，商品從發達國家流動到發展中國家則主要是掠奪發展中國家的資源、能源等原材料。
所以，米塞斯認為，“外國資本的流入，並不傷害接受國的利益。美國和英國的一些自治領地的經濟之所以突飛猛進，乃得力於歐洲的資本。拉丁美洲和亞洲的一些國家，如果沒有接受外國資本的幫助，就不得不在很長時間內無法享受今天如此之多的生產和運輸設備，而其實質工資率和農業方面的收穫也不會像今天這樣高。”[7]
事實上，過去近半個世紀的經濟全球化發展的結果也證實了上述經濟效應，一些國家充分利用資本的國際流行以及相應的崗位和技術轉移而獲得了經濟快速增長，而那些資本大規模流出的國家則陷入持久的衰退。
正是由於資本對一國就業供給、技術創新以及產業發展的重要性，發展中國家就應該重視資本輸入而要提防過多的商品輸入。
米塞斯繼續寫道，“如果不瞭解這種大規模的資本輸出的重要性，就不可能懂得最近幾百年世界局勢和東西方關係的發展。西方給予東方的不僅是技術和醫學的知識，也給予了許多可以直接應用這些知識的資本品。東歐、亞洲和非洲的這些國家，由於外國資本的輸入，也就能夠提早收穫現代工業的成果。為了積累足夠的資本品，他們已不必那麼縮減他們的消費了。”[8]
很大程度上，正是清楚地認識到這一點，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1月17日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的開幕儀式所發表的主旨演講中強調：要堅定不移發展全球自由貿易和投資，在開放中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旗幟鮮明反對保護主義；相反，搞保護主義如同把自己關進黑屋子，看似躲過了風吹雨打，但也隔絕了陽光和空氣。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美國。儘管美國並非是資本淨流出大國，但其經濟霸主地位依然承受到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強大沖擊和挑戰。在這種情勢下，美國當選總統特朗普因勢利導地提出了再造美國製造業的口號，為此猛推各種保護主義思維和政策。
問題是，特朗普主義可行嗎？在這裏，就需要明白長期以來資本從發達國家快速流向發展中國家的原因：它主要不是發達國家政策推動的結果，更不是源自提高發展中國家經濟水平和生產能力的高尚道義；相反，根本上是資本家追逐更高利潤所衍生的無意識結果，體現了發展中國家更大的市場贏利機會。
對此，米塞斯也有深刻的認識：“是消費者的需求迫使西方資本家不得不向外投資。消費者要求那些在國內根本不能生產的商品，他們也要求那些在國內只能以高成本生產而在國外生產則較便宜的商品。如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人們不這樣做，或者那些阻止資本輸出的法制障礙最終不可克服，則資本輸出的事情就不會發生。那就只有國內生產的更多的縱向發展，不會有跨國的橫向擴張。”[9]
試想，如果美國社會工資水平居高不下，逐利的資本又如何情願迴流美國呢？更不要説，特朗普政府的很多高官都是大企業主、大富豪、跨國公司的高管，他們從經濟全球化中獲取了鉅額個人利益，又如何真心限制資本流動呢？
當然，特朗普政府也可以通過減税來刺激私人投資，通過基礎設施建設來推動公共支出，通過放鬆監管來促進生產要素流動。但是，這些政策都是雙刃劍：
一方面減税將導致財政收入減少，另一方面基礎設施增加導致財政開支加大；顯然，兩者必然會導致財政赤字急速上升，這就如歷史已經展示的一樣。為了應付不斷擴大的財政赤字，特朗普政府將不得不進行借貸（也即發行國債）。
那麼，向誰借貸或由誰來購買債券呢？途徑無非有三：（1）由國內投資者購買，但這會降低私人的投資水平，從而會降低減税刺激私人投資的效果；（3）由國外投資者，但這將會使得美國經濟進一步受制於中國、日本等債權人（國），而且還需要進一步提升國債利率；（3）由中央銀行（即美聯儲）購買，但這將迫使美聯儲增發貨幣而將財政赤字貨幣化，而貨幣的增發又必然會引發通貨膨脹。
顯然，在本國私人投資不足且美國和其他國家的經濟衝突日益加劇的情況下，財政赤字的彌補往往是依賴這三種途徑，從而將會出現明顯的通貨膨脹。
進而，通貨膨脹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也是雙重的：一方面，通貨膨脹會導致本幣貶值，從而有助於促進商品出口，進而有助於生產和投資的擴大；但另一方面，通貨膨脹也會降低本國工資水平，從而加劇本國收入分化，進而引發社會更大的衝突和對抗。
實際上，通貨膨脹的苗頭在美國已經非常明顯，因而美聯儲主席耶倫也已經放話要在今後幾年每年都加息幾次以抑制通貨膨脹。耶倫加息的理由是“美國經濟已經接近最大就業水平”，但顯然，這個理由是牽強的。
試想，如果美國社會已經接近充分就業水平，特朗普還需要如此着急要促進製造業迴流嗎？工薪階層還會對社會如此不滿罵？至於所謂的“失業率已經位於4.7%”，只不過是源於一種錯誤的統計，它沒有考慮大量的已經完全放棄失業登記的民眾，也沒有區分那些處於半工作狀態的隱性失業等。
同時，如果美國根本性的社會結構沒有調整，貨幣不斷增發下的加息政策只會吸引大量熱錢流向美國，而製造業的成本則不斷增加，最終將會重現滯漲局面。
此外，放鬆監管將會導致美國社會的收入分配進一步兩級化，只會使得1%乃至0.1%甚至0.01%的上層人士得利，進一步加大社會矛盾和衝突。
所有這些都是特朗普主義所面臨的考驗，也是特朗普主義必然失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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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在社會哲學上的若干應用》（下卷），趙榮潛等譯，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93頁。
[2] 米塞斯：《人的行動：關於經濟學的論文》，餘暉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3年版，第515頁。
[3]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及其在社會哲學上的若干應用》（下卷），趙榮潛等譯，商務印書館1991年版，第100頁。
[4]米塞斯：《人的行動：關於經濟學的論文》，餘暉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3年版，第517頁。
[5]李斯特：《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陳萬煦譯，商務印書館1961年版，第155頁。
[6]米塞斯：《人的行動：關於經濟學的論文》，餘暉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3年版，第516頁。
[7]米塞斯：《人的行動：關於經濟學的論文》，餘暉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3年版，第522頁。
[8]米塞斯：《人的行動：關於經濟學的論文》，餘暉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3年版，第517頁。
[9]米塞斯：《人的行動：關於經濟學的論文》，餘暉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13年版，第517-51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