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慢熊：對蘇聯“李森科事件”所謂“定論”的幾個辨析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早慢熊】

李森科事件是蘇聯科學史上很難被繞過去的一頁，此事摻雜了不少學術與政治的糾紛，而且直接導致了蘇聯生物學的長期落後狀態。然而也正因為那顯而易見的政治性，李森科事件及其背景往往被有意無意誤讀。

按照最常見的敍述，李森科事件，是一羣不學無術的學術騙子，投蘇聯獨裁者的意識形態喜好，用慘無人道的政治大棒鎮壓了善良而無辜的基因學家。

真的是這樣的麼？

李森科主義迎合斯大林時代的意識形態麼？

或者説，真的是因為斯大林認為李森科的“偽學術”符合他的政治需要所以扶植李森科麼？

對於李森科的飛黃騰達，最流行的一種解釋是李森科關於獲得性遺傳的觀點符合當時蘇聯政權“創造蘇維埃新人”的意願，即認為如果人類可以用遺傳的方式繼承環境導致的變化，那麼社會革命（在蘇聯當然是特指十月革命以及社會主義建設）可以迅速形成人類的進步——這種庸俗化解釋的言外之意是黨和領袖期待可以通過對環境的控制來影響遺傳，實際上對李森科大量的諷刺笑話（即便現在網絡上談及李森科都經常引用這些笑話中的一部分）都是從這個角度展開的。

上世紀三十年代，李森科在做田間調查

但是，實際上沒有人能找到李森科在任何文章或者場合中曾宣稱他的理論可以應用於人類，相反，李森科嚴厲批評“資產階級”改變人類遺傳的企圖的講話倒是很容易找到。

這其實是非常好理解的，如果假設人類可以將社會環境導致的變化遺傳到下一代，那麼延續了幾千年的階級社會無疑已經將階級社會的種種特性成為人類本能的一部分——這簡直是在根本上動搖無產階級革命的合理性。也許諷刺笑話作者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精明的李森科顯然知道這是一個多麼可怕的地雷。

李森科是借大清洗上位的麼？

有一個很通行的誤解，即認為30年代蘇聯大清洗期間，李森科分子們揮舞政治大棒肆無忌憚地打擊那些無辜的科學家（主要是遺傳學家），然後獲得了對蘇聯生物學的統治。但實際上，遺傳學家們自有自己的高層政治庇護：政治局委員、分管農業的中央書記安德列耶夫在生物學的爭論中就是站在遺傳學家這邊的。

在蘇聯大清洗時期，確有不少遺傳學家被鎮壓，但被鎮壓的李森科主義者其實也不在少數——大清洗與李森科主義的上位有時間上的相關性，與其説是李森科主義者借大清洗打擊異己，不如説相比那些專注於擺弄果蠅而且與美國同行們保持聯繫（在秘密警察看來因此分外可疑）的遺傳學家們，李森科主義者們更善於用辯證唯物主義哲學詞彙以及“為蘇維埃農業研究”的名義保護自己，因此劫後餘生的李森科主義者比較多些。

斯大林的親家，安德烈·日丹諾夫，他兒子娶了斯大林的女兒斯維特蘭娜，李森科被動捲入了這場聯姻帶來的學術爭論

確實，李森科在30年代中期就已經在某些場合得到了斯大林的青睞，但這種支持在1948年之前並不明確，更接近於斯大林常有的對科學家的隨口恭維——李森科的頂峯，實際是在1948年李森科遭到斯大林的女婿、蘇共中央科學部部長尤里·日丹諾夫（政治局委員日丹諾夫之子）猛烈抨擊之後，斯大林出來袒護李森科而批評自己的女婿，那才是蘇聯至高無上的仲裁者斯大林首次對“生物學的路線鬥爭”做明確的表態。

儘管如此，1952年底（也就是斯大林仍然在世時），蘇聯科學院植物研究所仍然在他們主辦的《植物學雜誌》上發表了兩篇與李森科唱對台戲的商榷文章。

李森科集團是一羣不學無術的騙子？

在批判李森科主義時，必然會提到李森科在他賴以成名的春化作用（特別是將冬小麥轉化為春小麥）方面的弄虛作假，因此給人的印象是，李森科集團是一羣不學無術、只會玩弄政治手段的騙子和流氓。而蘇聯政權支持這些騙子，反映了專制政權對科學問題的判斷能力低下。

但是，李森科的弄虛作假甚至連與他為敵的遺傳學家們也長期沒有發現：李森科的第一個重要學術兼職烏克蘭科學院院士，就是由後來成為李森科主義最著名的犧牲品之一的蘇聯農業科學院院長瓦維洛夫提名推薦的，既然連瓦維洛夫這種著名的科學家都未能發現，似乎也不應對蘇聯政治領導人苛責過多（李森科的造假是在60年代才大規模暴露的，此前學術界甚至政界對他的抨擊還集中在他對遺傳學的打擊方面）。

蘇聯生物學界的泰斗瓦維洛夫

而且，李森科的支持者中其實不乏一些真正第一流的學者。比如生物化學家亞歷山大·奧巴林，比如土壤學家威廉斯——如果説威廉斯主要還是為李森科搖旗吶喊，奧巴林則堪稱李森科集團的干將：1955年三百多名蘇聯科學家聯名炮轟李森科時，主攻的要求是撤銷李森科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院長職務，第二條就是撤銷奧巴林蘇聯科學院生物學部秘書職務。但是亞歷山大·奧巴林關於生命起源的研究是無可否認的真正第一流的科研成果。

李森科事件只是謊言與科學真理之爭？

現在看來，李森科蔑稱的“反動的”、“資產階級的”、“唯心主義的”、“形而上學的”的摩爾根-孟德爾遺傳學已成為不言而喻的真理，而李森科所謂“進步的”、“唯物主義的”“米丘林生物學”則是一堆胡説八道。因此，從這個角度，蘇聯政權支持李森科反對遺傳學，顯得既專橫又愚蠢，而李森科事件經常得到科學史之外的引用，其實也往往因為這個原因。

但是，遺傳學的正確性，在30、40年代並不像現在那樣一目瞭然：在1959年發現水平基因轉移之前，遺傳學始終未能對解釋植物嫁接做出合理解釋。

換句話説，蘇聯領導層對李森科的支持，並不是閉着眼睛不看現實並妄圖用政治強暴科學，而是有着（在當時背景下）一個相當合理性的選擇邏輯：

一、摩爾根遺傳學和李森科理論學各自得到一大批科學家的支持；

二、資本主義的摩爾根遺傳學理論無法解釋植物嫁接與雜交這一無可爭議的現實現象——這同時也是蘇聯園藝學最引以為豪的成就；

三、蘇聯的李森科理論可以解釋植物嫁接與雜交——李森科甚至稱自己的理論為“米丘林生物學”（儘管實際上他的理論體系與米丘林的園藝育種研究並沒有太大關係）。

如果理解這個背景，就會發現，斯大林對李森科的支持，其實並不存在很多人想象的什麼險惡用意，而只是一個權力無限的統治者做的一個看似合理的選擇：為正確的同時也符合蘇聯/俄羅斯榮譽的科學理論張目，打擊國外對蘇聯/俄羅斯科學成就的無理質疑，似乎只是這樣而已。

李森科事件的另一面

如果掀開籠罩在李森科事件上的種種正向與反向的政治煙幕，我們可以看到，李森科事件其實帶有濃厚的科學界資源爭奪的色彩。

20、30年代，遺傳學研究得到了瓦維洛夫的大力扶持，蘇聯遺傳學研究也曾取得世界領先地位，實際上，我們現在習慣的“基因庫（genepool）”概念就是由蘇聯科學家提出並向世界學術界提出的，而瓦維洛夫更在這一學術概念基礎上率先提出了實際建立基因庫的計劃。

很明顯，瓦維洛夫對遺傳學的偏愛顯然觸犯了蘇聯在生物學、農學其他領域研究者的利益，尤其是在1933年，瓦維洛夫甚至成功的吸引了赫爾曼·約瑟夫·穆勒這樣世界知名的遺傳學家到蘇聯工作之後（穆勒是誘發突變的發現者，後來於1946年獲得諾貝爾生理學和醫學獎，也是摩爾根之後第二位獲得諾貝爾獎的第二位遺傳學家）。

如果蘇聯的科研經費，可以被用在來蘇聯工作的美國科學家身上，那麼蘇聯科學家該怎麼辦呢？於是李森科主義，成為了將花費巨大的基因研究排斥出局，從而為其他領域獲得更多資源的藉口。

同時，一些人之所以成為李森科主義者，就是為了借這個名義進行資源爭奪：當土壤學家威廉斯與普里亞尼什科夫就如何提高土壤肥力發生爭論的時候，既然鼓吹草田輪作制的威廉斯院士是李森科的堅定盟友，普里亞尼什科夫院士關於政府應大量建設化肥廠的建議立刻就成了摩爾根-孟德爾主義者（雖然誰也沒法説清楚，化肥和基因學之間有什麼聯繫）浪費蘇維埃資金的陰謀。

1951年，我國商務印書館出版了《李森科春化法的應用》

而威廉斯之所以未能在土壤學領域獨大，主要是威廉斯踢到了一塊鐵板：普里亞尼什科夫的一個學生嫁給了斯大林時代最令人畏懼的人：內務人民委員貝利亞，而普里亞尼什科夫通過這個渠道説服了貝利亞，化肥廠可以輕易轉產炸藥，所以投資建化肥廠不存在浪費——因此政府根本不用介意土壤學家們的蝸角蠻觸之爭。

結語

哪怕是有着極高聲望的，真正有學識的科學家們也是有血有肉的凡人，他們在涉及爭奪研究資源時往往也會展現一些人性的陰暗面。

蘇聯政治領導對李森科的支持，實際並不如一般流傳的那樣，是一場政治權力對學術的簡單強姦，在蘇聯領導層表態的時候，李森科的理論似乎是一個非常合理的選擇——有學術界內眾多的專業支持者，能比摩爾根-孟德爾遺傳學更好的解釋嫁接和雜交問題，而且（特別重要的是）還是蘇聯科學家提出的。

至於所謂的符合辯證唯物主義，這僅僅是李森科包裝詞句的結果——實際上蘇聯的遺傳學家比如瓦維洛夫同樣相當善於對摩爾根-孟德爾遺傳學進行意識形態詞彙包裝，他們並非因為在這方面的弱勢而輸給了李森科。

然後，蘇聯政界對李森科的支持，不但讓蘇聯在科學領域付出了巨大代價，蘇聯的生物學研究（一度領先世界）長期處於落後狀態，而且甚至在政治領域本身，對李森科事件的種種推波助瀾的誤讀也極大傷害了蘇聯的政治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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