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樹軍：特朗普準備好了，美國準備好了嗎

美國需要重組嗎？

1975年，法國學者米歇爾·克羅齊、美國學者塞繆爾·亨廷頓、日本學者綿貫讓治合作給三邊委員會撰寫了一份題為《民主的危機：民主國家的統治能力》的研究報告，指出歐洲、北美、日本的民主統治能力面臨困境：對民主的挑戰日漸增多，對民主政府的要求不斷增加，而民主政府的能力卻止步不前。今天看來，他們所分析的對歐美國家的挑戰非但沒有得到有效回應，反倒可以説在不斷深化。

第一個挑戰來自外部的環境挑戰。二戰後，先是二戰後的第一個二十年中，歐美列強在共產主義挑戰下不得不放棄殖民體系，被迫將工業化與殖民體系脱鈎，因此開始“去工業化”。然後又受到以東亞為代表的非西方世界經濟迅猛發展的嚴重挑戰，國家的物質實力開始下降。20世紀70年代以來，延續了四十年的“高税收、高福利、高開支、低增長”社會治理模式， “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的人口再生產模式，與社會老齡化加劇相結合，催生了近十年來的美國金融危機、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難民危機和社會治安危機，引發了一系列政策問題。

第二個挑戰來自社會趨勢的變化。具體包括，對抗型知識分子長期堅持反壟斷資本主義，挑戰年齡、職位、地位、專長、聲望、才智意義上的權威，削弱了政府正當性。社會價值觀念從物質主義、重視工作、熱心公益轉向重視個人滿足、閒暇和物質的、知識的和審美的自我完善，這些後工業化社會的後物質主義價值觀，很可能在經濟衰退、資源短缺、移民競爭衝擊下瓦解。歐美的核心價值觀也受到挑戰，性別、階級、宗教信仰、年齡或教育因素削弱了血統、人種的傳統影響力，“逆向種族主義”興起，導致無法實現“真正的公民平等”；雙語政策挑戰英語、法語、德語的主體語言地位，導致了事實上的“教育種族隔離”，白人擔心水平低的移民子女擠進主流學校；多元文化對核心文化的挑戰：多元主義實質上反歐洲文明、反西方，造成了歐美的國家認同危機；歐美社會內部逐漸形成對伊斯蘭世界的心理不安全感。

第三個挑戰是內在的政治困境。在歐洲，決策過程與執行過程的分離，導致政治體系走向僵化。在美國，正如美國學者福山所指出的，政治制度的穩定性恰恰成為其政治衰敗的根源。這具體表現為：精英或當權者藉助優勢操縱政治規則，對精英權力的制約卻名不副實。市場經濟導致經濟不平等，贏家希望把財富轉換成不平等的政治影響力。利益集團通過遊説扭曲公共政策獲得特殊豁免和好處，防止不利於自己的政策出台，立法程序支離破碎；還説服國會代理人發佈自相矛盾的複雜任務，讓行政部門在做獨立判斷和常識決策時備受約束。

因此，整個政治體制無法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削弱了人民對政府的信任，並開啓了惡性循環：對行政部門的不信任，導致對政府的更多法律制約，降低了政府質量和效率。同樣的不信任，導致國會經常對行政部門頒發相互矛盾的任務，要麼無法實現，要麼無法執行，這兩個過程導致官僚機構的自主性下降，反過來又造就僵化、受規則約束、毫無創造力和朝三暮四的政府。而法院和立法機構攫取了行政部門的職能，法院不再是政府的制約，反而變成了政府擴張的替代品。作為結果，法院希望極力擴張自己自己的政府職能，制定政策的終身任職的法官往往不是民選的，過程又零零碎碎、高度專業化，所以也是不透明的。所促成的程序不確定、程序複雜、冗餘、缺乏定局、交易成本高。訴訟機會大增，讓公共政策的質量付出巨大代價。總而言之，在利益集團政治推動下，19世紀的家族制在21世紀以政治依附主義的形式復活了。在某些方面，21世紀的美國回到了19世紀的“法院和政黨治國”。

這三大挑戰構成了特朗普當選的大背景，也導致其把重組美國作為政綱的重心。特朗普以“反身份政治”的姿態當選，他領導下的政府能否直面階級政治，能否重建“信念政治”的光榮？要想回答這個問題，需要先討論特朗普當選是否意味着美國的重組，以及如果不是這樣，特朗普政府能否重組美國。

特朗普當選是否意味着美國的重組？

特朗普當選是否意味着美國的重組？這姑且可從政治體系重組、政黨重組和社會重組三個層面討論。首先，特朗普當選是否意味着政治體系重組？這個問題也許不難回答，特朗普當選或許意味着美國政治近百年來的一個新現象：從“商人干政”轉向“商人執政”，從利益集團選派代理人影響政治到利益集團拋棄代理人直接決策，從而有可能將福山所説的“政治依附主義”發揮到了極致，這可以説是美國政治體系的重組。在這個進程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扮演了反民主的能動主義角色。2010年，在公民聯合訴聯邦選舉委員會案（citizens United vs.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中，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賦予公司法人與自然人同等的用金錢影響選舉的權利，這種“公司法人權利的自然人化”成為特朗普當選所代表的美國政治體系重組的一大肇因。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説特朗普當選是“金權政治”在美國全面復辟的產物。

特朗普具有多重政黨身份、多次轉換，他對希拉里的政綱並不陌生。

其次，特朗普當選是否意味着政黨重組？美國政治學者亨廷頓認為，美國重要的政黨重組通常與關鍵選舉有關。大概28至30年發生一次，比如1800，1828，1860，1898，1932，1968。那麼，2016年是否意味着美國再次出現了政黨重組？特朗普本人具有多重政黨身份、多次轉換，從改革黨到民主黨，再從民主黨到共和黨，因此他對希拉里的政綱並不陌生。但特朗普的競選延續了美國民主黨、共和黨的傳統意識形態分歧和政策分歧，政黨重組的跡象並不明顯。

再次，是否意味着社會重組？特朗普當選得益於1968年所形成的美國兩黨選民基礎的重組，即共和黨代表中下層白人，民主黨代表各種少數羣體。在這個意義上，特朗普並不是孤立的，他抓住了中下層白人的被剝奪感及其對移民、尤其是伊斯蘭移民的不安全感，抓住了中產白人主體民族意識的覺醒，從而建立了中上層白人與中下層白人的臨時選舉聯合。但他能否啓動、觸發新的社會重組，仍有待觀察。

特朗普政府能否推動美國的重組？

如果不能僅僅從特朗普當選推斷美國的重組，那就需要考慮特朗普政府能否推動美國的重組，這又要先看特朗普有沒有權威、有沒有能力。事實上，特朗普政府具有高度的政治權威。在2016年美國大選中，共和黨大獲全勝。在縣一級，特朗普獲得了絕大多數縣的支持，凸顯了大城市與中小城市、農業內陸地區之間的分歧。在州一級，共和黨獲得了三分之二的州長職位。在聯邦層面，共和黨既掌握了總統職位，在國會參眾兩院都成為多數黨，又手握最高法院空缺填補機會。特朗普肯定會提名一個保守主義者填補空缺，從而讓最高法院的保守派佔據多數，在將來的重要判決中形成有利格局。共和黨的全面勝利，初步實現了美國歷史上多次出現的“事實上的一黨專政狀態”，這也許是特朗普政府剛開始執政就推出引發了巨大爭議的七國移民禁令的原因。

但是，美國並沒有為特朗普這樣一個毫無直接政治經驗的商人當選總統做好準備，包括法律的準備和總統行政機制運行的準備。基辛格曾經指出，特朗普表面看來是一個華盛頓政治圈的局外人，他作為商人的做生意的能力不同於政治家的能力，做生意的交易往往是一次性的博弈，不同於國際政治的多次博弈、反覆博弈。但是，一次性博弈契合美國國內政治的基本特徵。

在國內政治層面，為了阻止美國政治的衰敗，福山近年來建議減少民主化改革，減少參與與透明，在現行分權體系中削減否決點，或者引入等級權威更強的議會機制。這些建議在奧巴馬政府時期當然不可能實現，但能否在特朗普政府手中變成現實，也是個未知數。特朗普希望保持與利益集團的距離，不過，他也許只是離與自己相對的自由派的利益集團稍遠點而已。他本人就是利益集團政治的產物，並且深諳利益集團政治之“道”，無論是他希望、還是別人希望他能徹底改變美國的利益集團政治機制，都可能過於浪漫主義。

在對外政策層面，特朗普又有什麼選擇呢？亨廷頓曾提醒美國人，面對國家實力的下降，面對國家認同的危機，面對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文明、中華文明之間的衝突遠景，美國與世界的關係有三種可能性：“世界的美國”、“美國的世界”或者“美國人的美國”，分別對應於世界主義、帝國主義、民族主義。他還指出，不論是國際主義還是孤立主義、多邊主義還是單邊主義都不能很好地為美國利益服務。他進一步追問，在民族命運的塑造過程中，究竟是經濟壓倒文化還是文化決定經濟？在塑造世界的未來之時，對於西方而言，這些文明將起什麼樣的作用？ 21世紀的全球體制、權力分配以及各國的政治和經濟，將主要反映西方的價值和利益，還是將主要由伊斯蘭國家和中國的價值和利益來決定？這些問題已經在影響特朗普政府的國內外政策走向，也必將影響特朗普政府重組美國的可能性。

如果説，作為黑人的奧巴馬當選總統是美國歷史上多元主義政治進步的頂點，那就也可以説，作為白人的特朗普的當選是美國有待復興的核心文化對多元主義的一次成功的戰略反攻，意味着政治理念、理想主義、道義事業和信念激情在美國政治中的作用也即美國的“信念政治”達到了頂點。六十年前，出於冷戰意識形態競爭的需要，亨廷頓説保守主義沒有自己的理想，冷戰時代的保守主義保守的是自由主義，乃至只有保守自由主義的保守主義才是真正的保守主義。在冷戰結束之後，隨着共同的對手、敵人的消失，保守主義越來越走向“信念政治”，自由主義越來越走向“身份政治”，二者之間的分歧、矛盾和衝突愈演愈烈，二者又共同試圖彌合、掩蓋或消解階級政治。

要言之，“信念政治”、“身份政治”與階級政治三者力量的攻守易位、此消彼長，將決定性地影響特朗普政府的內外政策走向，影響重組美國的可能性。具體來説，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是保守主義對自由主義的勝利，是“信念政治”對“身份政治”的勝利。特朗普政府能否整合共和黨內異己力量，彌合兩黨分歧，駕馭國會政治，進而形成可以執行的內外政策。比如，讓美國經濟“去虛向實”，並限制利益集團政治，調節人口種族結構的演化速度，阻止2050年美國種族結構出現白人與其他人種平分秋色的“亨廷頓拐點”，以及避免美國繼續在全球範圍內虛耗國力等等，將決定其美國能否重組。特朗普及其政府要想實現這個目標，究竟是靠機遇命運，還是靠深思熟慮的選擇，亦或赤裸裸的暴力強制，尚未可知，姑且拭目以待。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本文發表於2017年02月11日《中國經營報》，發表時有所改動。此為完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