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拉格·康納：人們越來越不在乎民主，民主國家往何處去？

**【為了衡量國家發展成功與否，人類發明了許多指標，其中之一便是民主程度。不幸的是許多國家因此掉入了意識形態陷阱，把民主的某些表象當做實質，並由此對其他國家加以評判。實際上，隨着時代的發展，人們越來越不傾向於用“是否民主”來衡量國家治理水平。**新加坡國立大學亞洲與全球化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帕拉格·康納在新著《美國的專主制：信息國家的崛起》中，以瑞士和新加坡為原型，提出一種無關民主、重視治理質量、由專家集體領導的治理範式——“專主制”。

經作者授權，觀察者網翻譯全書並將在近期陸續以連載的形式刊登中文版，本文節選自原書第一章“治理模式演變”的第二節“適應新時代的新型國家”。觀察者網楊晗軼譯。】****

《美國的專主制：信息國家的崛起》

為國家政府尋找最適應時代的理想形式，絕非清談式的哲學思辨鍛鍊，而是一種長期的必需性。今天，大多數政府只能雜亂無章地針對事件進行反應。美國的金融巫術既釀成了金融危機，也是其脱離險境的抓手，然而在賬目數字以外，美國因社會脱位、延遲退休和信心缺失付出的人力代價，是毀滅性的。希臘和西班牙等歐洲福利國家被危機波及，經歷了大規模失業和危害深重的緊縮政策，人們被迫在街上乞討，在垃圾堆裏翻撿食物。此外，其他風險也與日俱增，包括地緣政治對抗、網絡戰爭、跨國恐怖主義和犯罪集團、經濟競爭和保護主義、氣候變化和自然災害，以及技術對日常生活方式的干擾。在這樣的情況下，所有社會都不敢鬆懈哪怕一秒鐘。

在過去的七十年裏，學者們一直在努力尋找最適合時代的政權類型。1940年代初期，耶魯政治學者哈羅德·拉斯韋爾歡呼美國、日本等“兵營國家”（garrison states）的崛起——在“兵營國家”中，精英們控制着二戰和冷戰所必須仰賴的軍工複合體。然而，武力本身不足以提供安全和繁榮。今天還被稱為“兵營國家”的，只剩朝鮮這樣擁核的失敗國家。

隨着冷戰壁壘的崩解，地緣政治的重要性讓位於地緣經濟，人們把注意力轉向如何利用真正的全球市場。哈佛商學院教授邁克爾·波特認為，建立戰略產業集羣來吸引投資，才能建立競爭優勢。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和哈佛大學經濟史學家理查德·羅斯克蘭斯於1996年提出，“虛擬國家”或“貿易國家”正在崛起，此類國家專注於生產，致力於建立相互依存，大力投資人力資本，對拓展疆域並不感興趣。2003年，菲利普·波比特在《阿基里斯盾：戰爭和平與歷史進程》一書中，跟蹤了“市場國家”時代的興起，在這個時代，權力與成功取決於個人商業機會的最大化。2005年，企業策略家大前研一在其著作《全球舞台大未來》中提出，類似於中世紀漢薩同盟的城市國家羣體將成為世界的權力中心。

對國家政府最優形式的探索，一直延續到信息時代，按照邏輯，這種新形式國家應被稱為“信息國家”，它在上述早期模型的基礎上有所演進和改善。大前研一的模式是圍繞着日本企業及時供應週期設定的，羅斯克蘭斯的分解模式類似筆記本電腦製造供應鏈，21世紀的信息國家不完全相信自由市場那隻“看不見的手”，相反，公共部門和私人部門會聯合制定戰略經濟總體規劃，以保持國家優勢。從地理上看，瑞士和新加坡都很小，它們的超羣能力在於聚集與利用金錢、貨物、資源、技術、信息和人才等方面，這使它們擁有巨大的引力。對於此類國家來説，定義地理的是連通性而非領土面積；地圖上供應鏈與地理位置一樣重要，也就是説經濟地理與政治地理享有同等地位。這些模式雖是開放經濟體的原型，但在某些方面它們也像一座要塞，時刻戒備着移民、金融、網絡黑客和恐怖分子可能造成的危害。

在瑞士和新加坡這樣的信息國家，我們可以看到建設直接專主制（direct technocracy）的努力。這些國家的治理並不完全依賴交錯選舉進行授權，還通過公民投票、請願、調查和公共研討會等形式與公民進行實時協商。因此，信息國家是一種結合了人民意願和技術專家管理的後現代民主（或“後民主”）國家。世界上許多國家，如愛沙尼亞、以色列、阿聯酋、盧旺達、印度和中國等——其中既有“民主國家”也有“非民主國家”——已經開始試驗直接專主制。 正因如此，信息國家政府不會一味遵循某個議程；按照政治授權的要求，它們必須在所有領域不斷改進。在這些國家裏，務實主義是唯一的意識形態。

與自然選擇一樣，治理模式也會隨着時間發生演化，不斷適應、修改和模仿。隨着世界變得越來越聯通、複雜，權力越來越下放，數據越來越飽和，信息國家模式的地位就越高。全球政治話語正在朝後意識形態範疇轉向，判斷成功的標準應是基於公民滿意度和國際基準的績效。所有社會都希望在繁榮和宜居度、開放和保護、有效治理和公民發聲、個人主義和社會凝聚力、自由選擇和社會福利等各方面取得平衡。平日裏，人們不會用國家“民主”程度來衡量這些指標，他們關注的是城市是否安全，是否買得起房，工作是否穩定，是否能實現老有所養，是否能與親友保持聯繫等等。

如今，單單按人均國內生產總值來進行國際比較，已淪為一種統計學的詭辯術，因為它並未考慮生活質量等更具體的方面。我們開始意識到，國家成功與失敗之間的差距並非在於貧窮或富裕、左派或右派、民主或專制，而在於是否有能力滿足公民基本需求，賦予個人權力，並在必要時採取行動或改變總體方向。此外所有事都不過是裝門面而已。

對美國來説，這意味着深刻自省，放棄自居道德高地去俯視別國。以往美國總以為自己至善至美，但諷刺的是，它在許多方面並不比其他國家更優越。托克維爾曾提出，美國應警惕“永久自我崇拜”傾向。對於美國政治體制優於其他國家的假設，正在讓位於一種新的認識，那就是承認其他體制的優越性，並向它們學習。

（觀察者網楊晗軼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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