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娜·哈尼克：中國兵馬俑受古希臘啓發？別逗了
【翻譯/觀察者網 馬力】
中國的考古發現很少引起全球關注，但最近在中國西部省份新疆對一具遠古乾屍DNA進行分析的結果表明：早在公元前3世紀，也就是中國第一位皇帝秦始皇（公元前259年至公元前210年）的時代，就已經有西方人到達了中國，這一發現已經引起了國際媒體的廣泛關注。
在上述發現公佈之後，有人對中國陝西省秦始皇陵墓附近8000個真人大小的兵馬俑來歷做出了新奇而令人驚訝的解釋。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一位名為李秀珍的中國考古學家表示，在秦始皇陵墓附近發現的兵馬俑以及其他樂師、舞者、雜耍藝人等雕塑都是“受到古希臘雕塑藝術啓發才獲得的靈感”。BBC還報道稱，甚至很可能古希臘雕塑家秦朝時曾到中國指導工匠製作兵馬俑。
這種中國兵馬俑具有古希臘特徵的言論像病毒一樣擴散開來，但中國以及世界各地的考古學家都對這一觀點表示質疑，甚至十分不屑。這一言論擴散兩週之後，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張衞星（音譯）在接受法新社採訪時表示，“沒有任何實際證據”能證明古希臘人與製作兵馬俑的工匠之間有任何關係。
但在接受中國最大官方新聞機構新華社採訪時，李秀珍卻表示自己的觀點被BBC斷章取義了。李秀珍表示，她雖然認為秦始皇陵兵馬俑或許受到古希臘雕塑藝術影響，但她更強調兵馬俑具有十分厚重的中國文化底藴，是獨一無二的“中國製造”。而所謂的古希臘雕塑家秦朝時期到中國培訓工匠的情節卻只存在於想象中，“沒有一點證據”。李秀珍對新華社記者表示，自己的話還被和持相反觀點的專家的言論拼接在了一起。“他們把我的觀點放在前面，然後盧卡斯接着補充，明明是兩種不同的學術觀點，在文章中看起來我們兩人卻像一個團隊一樣”。據瞭解，李秀珍所説的這位考古學家盧卡斯·尼克爾（Lukas Nickel）來自英國。盧卡斯認為，古希臘雕塑家秦朝時曾到中國指導工匠製作兵馬俑。
為什麼李秀珍的發言在英國BBC和中國新華社兩家媒體上看起來是前後矛盾的呢？幾個世紀以來，考古學家以及藝術史專家們都非常渴望能在世界各地發現古希臘對當地藝術與建築曾產生影響的痕跡。這是一種歐洲中心主義的思維，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除西方文明以外的其他文明，不可能具備創造出體現高超技術能力與美學價值的藝術品的能力。
西方文明影響是最佳且唯一的解釋嗎？
希臘雅典的帕特農神廟使用了多利亞圓形石柱（資料圖）
在西方，古希臘建築及藝術通常是作為傑出的西方文明成就受到尊崇的，而且古希臘藝術形式與技巧被西方人認為大幅領先於同時代的其他文明。其中一個典型例子是古希臘人在帕特農神廟等建築上使用了多利亞圓形石柱，從上到下刻以凹槽，這堪稱天才設計。這種石柱採用了高超的建築技巧，從下到上逐漸收縮、下粗上細，但收縮不是簡單的直線式，而是在中間略微膨脹，形成一條可以感覺到的曲線，這樣的石柱在視覺上給人一種又高又直的印象。
而事實上，所謂的“多利亞圓形石柱”在更早的時代就已在世界各地得到應用。可即便如此，19世紀早期，一些歐洲人在日本廟宇中發現類似廊柱時，他們便認為這是日本建築受到古希臘影響的證據。
在亞洲，還有其他一些藝術品也被強行打上了古希臘烙印。西方人為了解釋古代犍陀羅（Gandhara）雕像（現存於巴基斯坦——原注）中體現出來的完美人體比例和優雅儀態，便創造出了“希臘式佛教藝術”（Greco-Buddhist Art）這一概念。歐洲人認為，古代犍陀羅雕像是如此精細複雜，是因為公元前4世紀晚期，亞歷山大大帝以及隨行的古希臘工匠曾到達過犍陀羅國（公元前6世紀已經存在的印度半島國家，為當時印度大陸16大國之一。犍陀羅國的核心區域包括今阿富汗東部和巴基斯坦西北部，其地處興都庫什山脈，人口多居於喀布爾河、斯瓦特河、印度河等河流衝擊形成的山谷地區。這裏不僅是印度大陸文明發源地之一，而且由於地處歐亞大陸連接點上，在世界文明發展史上也有着重要影響——觀察者網注），並對當地的藝術形式與技巧產生了影響。歐洲人認為，這是古代犍陀羅雕像何以如此精細複雜的唯一解釋。
古代犍陀羅佛教雕像（資料圖）
藝術史學者邁克爾·法爾瑟（Michael Falser）最近向我們展示了“希臘式佛教藝術”（或者“具有希臘精神的佛教藝術”）這一概念是如何被英國殖民者引入印度的。在西方，此類東方藝術作品（大多為佛像）基本被認定受到了古希臘的影響，並暗示是歐洲人對東方人進行早期教化的例證。
世界各地的文明成就並未獲得應有的認可
其實，在整個19世紀和20世紀，西方探險家和人類學家們都是通過古希臘文明的有色眼鏡來看待和解釋其他異質文明的。他們發現，與古希臘的風俗類似，中國人也將死者親友奉獻的祭品在死者葬禮上燒掉，便將這一習俗解釋為受到古希臘人的影響。同樣的，他們看到在黑海東北海岸聚居的切爾克斯高加索人（Circassians）的家庭組織形式與古希臘人相似，也將此解釋為受到古希臘文明的影響。
此外，旅行者和考古學家們也落入了“直接外部影響”（direct outside influence）理論的窠臼，並以此來解釋所看到的東方文化現象。他們認為，除此以外便無法解釋那些“原始低等的社會”（primitive societies）是如何掌握如此複雜高超的藝術技巧的。
1871年，德國探險家卡爾·毛奇（Karl Mauch）深入非洲內陸，希望能找到《聖經》中記載的盛產黃金與寶石之地——俄斐（Ophir），他們發現了津巴布韋王國首都大津巴布韋（Great Zimbabwe）的廢墟，這個王國從11世紀到15世紀曾經興盛達幾百年之久。毛奇當時非常確定，非洲當地人不可能建造出如此宏大的建築物，於是便自信地宣稱津巴布韋王國的都城大津巴布韋是由示巴女王（Queen of Sheba，示巴古國在阿拉伯西南，即今天的也門——觀察者網注）建立的。他宣稱，大津巴布韋就是聖經中記載的俄斐，示巴女王不但建造了這座都城，而且還將這裏的黃金獻給了所羅門王，用於建造耶路撒冷聖殿。
一個世紀之後，一些學者又出來質疑奧梅克人（Olmecs，生活在墨西哥和中美洲的古印第安人，其文明誕生於3000年前——原注）可能並非靠自己的能力製作了墨西哥中部那些巨大的石質頭部雕像。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為了解釋那些石質頭部雕像的來源，這些學者們又假設哥倫布到達美洲前，當地人曾與努比亞人（Nubians，非洲東北部蘇丹的民族，另有部分分佈在埃及南部——觀察者網注）或其他非洲人有過接觸，卻並沒有提到古希臘人或其他《聖經》中的民族。
非洲津巴布韋王國都城的廢墟（資料圖）
虛幻的“西方影響論”代價高昂
無論我們何時談起其他社會的文化成就，我們總認為那是受到距離當地遙遠而發達的西方文明的影響，但這樣的錯誤觀念是有代價的。
在上面談到的中國秦始皇陵兵馬俑以及津巴布韋都城的例子裏，歐洲學者們如果不將其與古希臘影響聯繫起來，似乎就很難理解為何一個歐洲文明以外的地區可以孕育出如此發達的建築和藝術成就。這一思維定勢也使歐洲人在欣賞中國及非洲古蹟文物時戴上了有色眼鏡。古希臘的雕塑當今是博物館和私人藏家追求的熱門藏品，而歐洲人卻認為，中國的第一位皇帝也許也很渴望能將有古希臘特徵的東西放進自己的陵墓吧。
這種對古希臘文明對全球造成巨大影響的幻覺是有代價的。它會使我們忘記世界各地文化的多樣性，以及這種多樣性可以為我們提供無盡的靈感和啓發。在古代世界，中國人已經通過絲綢之路進行跨越亞歐大陸的旅行，他們曾到達古羅馬的帕爾米拉（即今天敍利亞境內的帕爾米拉古城——觀察者網注）。但你能説這座古城是受到中國文化影響建立起來的嗎？
我們可以做個思想實驗，將這種常見的文明偏見顛倒一下。1668年夏天，一位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歷史學家到達了雅典。就像德國探險家卡爾·毛奇在大津巴布韋那樣，這位歷史學家認為當地居民都是異教徒，大搞偶像崇拜。這位奧斯曼土耳其歷史學家認為，希臘人不可能建成如此宏偉的城市。他在《旅行日記》中會這樣寫道：雅典這座城市的建立都應歸功於先知所羅門和示巴女王。
在這篇文章的結尾有兩位讀者留言如下：
如果原始種族不能靠自己創造或發明任何東西，只能被動依賴更先進文明的教化，那麼沒人能從遠古人變為一個文明人，因為幾乎所有人都是從類似大猩猩一樣的動物進化而來的。也許“早期人類進步來自於外星文明”這一猜測可以為種族主義提供一些支持，同時還不至於過度種族主義。當然，這只是解釋了當時的先進文明何以先進，卻並沒有解釋該文明的起源，所以問題依然沒有獲得解答。這個問題唯一的答案是，世界各地的民族都有能力改善自己的生活。
兩個同樣的想法有可能同時存在，誰也沒受到對方的啓發。是不是很像無限猴子理論（即“如果許多猴子任意敲打打字機鍵，最終可能會寫出大英博物館所有的書”——觀察者網注）的有限版本？如果一種文明有粘土、大理石這樣的材料，以及同樣的創作主題（例如人或天空等），在各種使用材料的方式中，他們難道不會採用與擁有同樣材料的另一文明同樣的創作技法嗎？在我看來，下面的情況是很可能出現的：兩種文明互相獨立於對方，其中之一在藝術和藝術技巧上並不會產生相對於另一方的壟斷。這就是我們這個世界如此美好的原因。
（觀察者網馬力譯自2016年11月18日美國THE CONVERSATION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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