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萬程：日本教科書裏有個他們自己編的歷史-胡海陽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胡萬程】

近日，日本文部科學省公佈學習指導要領修訂案，要求將釣魚島（日稱尖閣諸島）及與韓國有領土糾紛的竹島（韓國稱獨島）為日本的固有領土。對此事，中韓兩國紛紛約見日本駐本國外交官，並提出強烈抗議，不少媒體也進行了濃墨重彩的報道。

加上前一陣子，日本APA酒店在客房內擺放右翼色彩嚴重、否認二戰中侵略與屠殺歷史的《本當の日本の歴史・理論近現代史》書籍，同時APA經營者稱“日本人現在所學的歷史教科書為虛假的自虐史，我們需要重新認識我們真正的歷史”等發言所引起的爭端，讓國際上、尤其是東亞地區對於這次日本教科書的修改極為關注。

各種版本的日本歷史教科書

教科書的威力不容小覷

教科書中對於歷史和領土的相關描述之所以受到關注，不僅僅有國際性的背景因素，同時也與本國的政治問題、發展方向緊密相關。再加之各國曆史記憶的選擇性保留與遺忘，近來各國民族主義的抬頭，使得歷史共識、民族情感與國際關係、國內問題錯綜複雜地交織在一起。客觀上來説，與中國存有領土爭端的國家不在少數，比如印度、韓國、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但彼此教科書上寫了些什麼，説實話關注度非常低。唯獨日本教科書卻讓鄰國們不得不小心提防，這是為何呢？

二戰結束後第二年，日本在美國人的強烈干涉下於1946年11月3日頒佈了《日本國憲法》。憲法中第九條明確規定了日本放棄戰爭權利，不擁有宣戰權。雖然憲法在70多年中經過多個版本的更迭，但是第九條直到今天也被基本保留下來，日本維持了70多年無任何戰事的和平。現在生活在日本本土上的大部分人，大都可以拍着胸膛説“日本是愛好和平的國家”。但是相信這種話的人，説實話在日本的鄰國裏，可能寥寥無幾。一方面是因為日本近年來的動作大膽，試圖修憲、修改教科書、右翼言論、參拜戰犯，他們對於歷史問題的消極態度始終激怒戰爭被害國；另一方面也因為日本經濟總量大和科技實力強，始終是鄰國不可忽視的一股威脅性力量。

大多數國家都有着領土糾紛，但一旦把領土爭議從己方視角以教學內容的形式呈現在教科書上的話，這件事就變得意義很重大了。教科書等於什麼，等於國民教育。國民教育直接關聯着下一代國民的知識構成，價值判斷與文化共識。一旦教科書發生重大改變，下一代國民的整體社會文化就會隨之發生重大改變。

舉個例子，假設日本人教科書上寫的是“我們二戰後沒有侵略過任何國家，二戰中我們是遭受原子彈的被害國，和平憲法是那些敵國為了削弱我們，禁錮在我們身上的一把枷鎖”，那麼當原有擁有正常歷史認識的日本人隨着年齡增長慢慢退居二線，新一代擁有“嶄新”歷史記憶的日本國民們，很自然地就會去想修改現行法律，使日本重新獲得開戰權，隨後“報復”那些教科書上記載着曾經迫害過他們的國家。

當然可能有人會説，教科書不會掩蓋歷史真相，因為互聯網時代獲得信息的方式是多渠道的，不可能通過一本“大家只是應付考試，考完試就扔的”教科書而把整體國民的記憶改變了。這種説法有一定道理，不過卻大大高估了每個人對於歷史學習的興趣，要知道並不是所有人都會去研究歷史真相的。青少年時，通過十幾年課堂整片時間的學習，加上統一考試這種極端性半強迫式的方法，會決定大多數人一生的基礎文化構成與記憶共識。《想象的共同體》作者安德森説過：

民族之所以是民族，是因為大家都擁有着共同的共識。因為即使在最小的民族的成員，也從來不認識他們的大多數同胞，並和他們相遇，甚至聽説過他們，然而，他們相互連結的意象卻活在他們的心中。儘管在每個民族內部可能存在普遍的不平等及剝削，民族總是被想像成一個深刻的、平等的同志情誼。最終，正是這種友愛關係在過去兩個世紀中，驅使數以百萬計的人們甘願為民族，去屠殺或從容赴死。

現實層面上，我們轉向台灣地區，看看接受陳水扁時期“去中國化”“同心圓史觀”歷史教育的台灣青少年是如何在“太陽花運動”、課綱之爭中對大陸地區的背離趨向，“天然獨”思想也能對教科書的威力可見一斑。

在日本教科書中，歷史被多次改寫

回溯歷史，中國與日本的教科書修改上升到外交問題的爭論，其實已經有80多年以上的歷史了。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後，中國認為日本教科書包含大量反華內容與污衊中國的內容，向國際調查團提出了抗議。14年艱苦抗戰時期，中方教科書主力批判日本侵略，呼籲民族團結，鼓勵人民反抗為論調。而日方教科書則一分為二，在偽滿洲地區大書特書滿日親善，大東亞共榮；在日本本土宣揚大日本主義，向外侵略思想，不乏反華貶華內容。

抗日戰爭結束後，中國內戰開始，之後新中國成立。由於冷戰兩大陣營對抗需要，大陸地區毛澤東提出軍民二分法為前提的“中日友好”口號，而敗退到台灣地區的蔣介石提出“以德報怨”的政策，加上日本專念於戰後恢復，總體上這段時間呈現比較和平的態勢，教科書並無出現爭執。日本戰後，出現了由日本知識分子主導的“戰爭責任論”的討論，很多日本普通人通過東京審判，才第一次瞭解到包括南京大屠殺在內的日本軍人在亞洲戰場上的殘忍行為，這時候日本社會主張的是從政治與法律層面徹底追究二戰期間國家與天皇領導者的戰爭責任。

隨後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田中角榮首相訪華後，中國重新在社會強調了軍民二分法，中國放棄了對日本的戰爭賠償要求，日本在聯合聲明中加入了“痛感過去戰爭給中國人民造成的重大損害的責任，表示深刻的反省”語句。恢復邦交後，眾多歷史問題雙方都選擇了暫且擱置，中日關係一度進入蜜月期。之後由於很多揭露日本軍隊在中國殘暴行為的著作的出版，以竹內好為代表的一批知識分子提出了日本人應該自覺認識對中國的戰爭責任，檢討戰時的民族主義與對亞洲的戰爭責任問題。這段時間日本教科書中的二戰歷史是在“反省”“檢討”“謝罪”的觀點下編寫出來的。

但八九十年代冷戰後期，以日本共產黨為代表的左翼知識分子突然失勢，在冷戰體制下受到壓抑的民族主義者的聲音猛然間爆發出來。檢討日本自虐史，恢復民族自信心，拒絕無止境謝罪的聲音逐漸瀰漫於日本社會之中，右翼攻擊思考戰爭責任的日本人是被共產主義“洗腦”。

教科書在這個時候開始有了改變，1982年經日本文部省提出修改審定的一批教科書，其中關於二戰歷史的部分修改巨大，改變了南京大屠殺的敍述方式，成為“佔領南京後的清除間諜行為”，刪去姦淫中國婦女、七三一細菌部隊等戰爭罪行內容，把“侵略”改為“進入”這種措辭上的改動比比皆是。這種右翼思想抬頭的教科書改動，引起了東亞地區的強烈反應，至此開始，日本教科書問題成為了東亞的重要關注對象。

日本教科書中有關南京大屠殺的描述以及教學啓發（由於各方面的數字爭議，沒有涉及確切殺害人數）

1986年，由“保衞日本國民會議”編寫的高中歷史教科書《新編日本史》被日本文部省審定為“合格”，其中內容更加淡化侵略史，甚至沒有明確承認戰爭為侵略戰爭性質。

1999年，中小學教科書再次修改，日軍暴行照片被刪去，慰安婦被描述為海外從軍人員。

2001年，被認為右翼色彩嚴重的“新歷史教科書編撰會”主導了初中歷史教科書的137處修改，編寫內容持續美化侵略歷史，改變歷史事件敍述。雖然此類教科書的實際使用率較低，但是文部省審定通過的結果令東亞各國感到無比憤怒。

同時21世紀之後，小泉純一郎首相反覆多次參拜靖國神社，政治層面上的中日關係惡化明顯，二戰歷史已經成為了中日兩國感情的重大芥蒂。隨着一代又一代擁有“新”歷史認識的日本國民成為社會主流，以教科書為代錶的歷史認識問題呈現出更加難以解決的狀態。雖然日本民間也有部分史學家堅持正視歷史真相的觀點，但是在主流社會里已被視為異類，其觀點幾乎無法被主流認識接受。

因為工作關係，我在日本居住三年了，據自身親身體驗，現在30歲以下的日本人大部分已經對南京大屠殺相關的日軍侵略暴行事件知之甚少，知道的話也就是一個名詞而已，他們不會相信，也不敢相信，更不能理解日本在二戰時候的惡魔行為。反而，他們會對中韓兩國對於日本持續性的要求反省、謝罪的聲音反感，他們想要掙脱桎梏，想要重返日本往日的榮光。可以預見的是，一批又一批日本人在往成為擁有開戰權的“正常國家”的道路上前赴後繼地前行。

教科書是當代人為了國家今後前進的方向，而希望下一代人擁有的思想的前提下編寫出來的，教科書的使用受到了政治和經濟領域中市場、資源、權利、國際關係、地緣政治等因素的制約。歷史作為特殊的文化共識類學科，更不會是單純的，其選取、切入、剖析都有着前人的構思與目的。我們作為中國人，面對這個曾經給我們先祖帶來深重災難的，右翼思想難以根除威脅性國家，從教科書中管窺它的未來前發展方向，對於我們政府對它進行戰略性防控與遏制都是有重大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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