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思義：特朗普外交手腕背後 原來就是為了別國的錢袋子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羅思義】
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以來的初期表現證明，他將繼續奉行奧巴馬/希拉里的反華政策，只不過他所採用的手段將有所不同而已。同時，特朗普挑起與德國的嚴重衝突，支持其他國家追隨英國步伐脱離歐盟。美國副總統彭斯在近日舉行的慕尼黑安全會議上要求歐洲快速增加防務開支，德國總理默克爾拒絕了他的這一提議。
要弄清其中的內在邏輯，就需要結合特朗普上台以來的種種表現分析：
• 特朗普正陸續把強硬的反華勢力引入他的政府班底；
• 美新任防長馬蒂斯（Mattis）首次國外出訪選擇了日韓，此君在韓國訪問時強調支持薩德反導系統(THAAD)，在日本訪問時則稱美國將軍事支持日本；
• 美國新政策試圖削弱或分裂而非支持歐盟；
• 特朗普猛烈抨擊德國；
• 特朗普怒懟墨西哥和澳大利亞；
• 特朗普公佈經濟戰略。
有必要先梳理一下特朗普的對華動作：與中國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通電話，支持在韓國部署薩德反導系統，在接受美國媒體採訪時質疑一箇中國政策，前幾日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電話時改口稱“堅持奉行一箇中國政策”。
特朗普近來炮轟美國最重要的盟友之——德國，電話裏怒懟美國的另一個親密盟友——澳大利亞總理特恩布爾等，如果認為這些舉動看似與中國無關 ，那就錯了。
一旦瞭解特朗普所面臨的美國經濟現狀，就會明白他之所以這樣做自有其道理。如下文分析所示，美國經濟的真實情況，與中國的新自由主義者所傳播的“美國經濟正強勁增長”的神話截然不同，事實上特朗普對德、澳、日等國的舉動與其對華政策不無關係。
要把脈和應對特朗普的對華政策，就有必要清楚地瞭解其目的、內在邏輯及其手段，與奧巴馬、希拉里有何不同。
因此，本文將聚焦分析特朗普的經濟政策所面臨的約束因素，以及這種約束將如何影響特朗普政府的外交和軍事戰略。
下面將首先論述美國經濟的真實狀況，然後分析特朗普改善這種狀況的可能性有多大。希望這些分析有助於大家瞭解特朗普的對華外交政策。
特朗普面臨的美國經濟形勢
不言而喻，特朗普的目標是加強美國相對所有其他國家的地位，即所謂的美國優先。他明白，提高美國經濟地位，是包括維持他所承諾的大幅增加美國軍事支出等所有問題的重中之重。
但要了解特朗普實現這一目標的可能性，就有必要正確分析美國經濟形勢。
中國一些論者要麼罔顧事實，僅僅簡單照搬西方報道，要麼有意試圖破壞中國的社會主義，比如“美國經濟強勁增長是拜創新拉動”的錯誤説法頻頻出現在中國媒體即是明證。而這種論調的傳播會導致人們對特朗普的行為邏輯產生誤判。
實際情況恰恰相反——正是美國經濟面臨困境，才支撐特朗普主義的內在邏輯。
半個世紀以來美國經濟一直呈放緩趨勢
特朗普當選正得益於美國經濟出現的困局。美國家庭收入中位數低於其1999年水平，與此同時不平等急劇上升，美國最頂層20%人羣的收入，超過80%的美國中下層家庭總收入。
這種形勢引發民眾對經濟不滿，導致傳統的共和黨精英候選人在共和黨初選階段就被掃地出門，特朗普得以異軍突起，甚至以前原本為民主黨票倉的一些州的工薪階層，也改而在總統選舉中投票支持特朗普。
美國經濟長期增長趨勢正如圖1所示，為讓大家對美國GDP年均增長率有一個直觀的認識，按照以能消除短期經濟週期波動影響的20年移動平均線計算。
數據清楚地顯示，半個世紀以來美國經濟一直呈放緩趨勢：美國GDP增速達到峯值是在1969年，為4.9%，此後逐步下降， 1978年降至4.1%，2003年降至3.5%，2016年第四季度降至2.3%。
圖1
2016年美國經濟急劇放緩
圖2所示的美國近期經濟形勢清楚地證明，2016年美國經濟急劇放緩。
• 美國GDP增長率從2015年的2.6%降至2016年的1.6%，即2016年美國GDP增速同比放緩近40%；
• 美國人均GDP增長率從2015年的1.9%降至2016年的0.9%，即美國2016年人均GDP增速同比下降一半多，接近於停滯。
數據清楚地表明，稱“美國2016年經濟強勁復甦”的説法純屬無稽之談。事實上，美國經濟相較前幾年急劇放緩。
圖2
與世界其他兩大經濟中心——中國和歐盟相比，美國經濟放緩顯得更為突出。數據顯示，美國經濟並沒有強勁復甦，相反美國是2016年世界主要經濟體中增速最慢的。
中美2016年最終經濟數據已出爐，歐盟的則還沒有公佈，但其發佈的2016年第三季度數據顯示，其第三季度GDP同比增長1.9%。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2016年10月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基於最新統計數據曾預測，這一增長率（1.9%）將會持續到2016年底。所以暫時將此數據作為歐盟的最終數據。
如圖3所示，世界主要經濟中心——中國、歐盟、美國2016年GDP增長數據如下：
• 中國——6.7%；
• 歐盟——1.9%；
• 美國——1.6%。
可以看出，2016年美國增速不僅急劇放緩，而且還是世界主要經濟體中最慢的。
圖3
特朗普扭轉美國緩慢增長的可能性多大
因為一般經濟運行具有週期性，要做出最準確的分析，關鍵是要用經濟週期中的同等位置進行比較。如果用一個經濟週期的最高峯值與一個經濟週期谷底比較，得到的經濟增長數據要麼過於誇大，要麼會低估。
美國上一輪經濟增長週期的峯值出現在2007年第四季度，距2016年第四季度恰好九年。因此，圖4對2016年第四季度與2007年第四季度這9年間的增長率，以及1973年、1980年、 1990年和2000年前四輪經濟增長週期的峯值進行了比較。
數據清楚地顯示，美國經濟2007四季度至2016年四季度，僅增長12.1%，2000至2009年僅增長14.7%，1973年-1982年增長18.9%，1990年-1999年增長33.2%，1980年-1989年增長33.3%。
總之，實際的情形是，美國經濟並沒有由於創新強勁增長，而是比以前的經濟表現虛弱。因此，有必要評估特朗普扭轉美國緩慢增長的可能性有多大。
圖4
美國中長期增速約為2%
面對美國經濟緩慢增長的事實，特朗普宣稱，他的經濟政策將提升美國GDP年增長率——他就職首日公佈的美經濟政策目標之一，就包括“推動經濟實現4%的年增長”。
鑑於美國經濟運行具有週期性，為準確評估特朗普經濟政策成敗的機率，就有必要把短期趨勢與中長期趨勢區別開來。
計算包括金融危機大衰退在內的美國中長期增長趨勢時，美國增長數據會受到嚴重影響。計算包括大衰退在內的任何短期趨勢將必然顯示，美國經濟增速非常低迷——長期趨勢則將平均這種影響。
為分析美國增長趨勢，表1為大家呈現分別按照5、7、10、20年移動平均線計算的美國GDP年均增長率對比。按照10年移動平均線計算，從2006年起美國GDP年均增長率與其他三種算法計算的相差甚遠，美國GDP年均增速非常低迷——正如剛才所説的，這是由於受到大衰退的巨大影響。
按照20年移動平均線計算，由於時間足夠長，因此足以平均掉大衰退的影響；按照5-7年移動平均線計算，美國GDP增長率則相對接近，約在 2.0%-2.3%之間。由此可以算出，美國中長期增速約在2%或略高，這一分析有助於評估特朗普政策的影響。
表1
統計效應：特朗普上任 美國經濟短期會有所好轉
正如上文分析的短期趨勢時指出，美國2016年全年GDP同比僅增長1.6%。這明顯低於美國長期平均增長率。分季度來計算 ，美國2016年第四季度GDP同比僅增長1.9%——較2016年上半年的緩慢增長有所加速，但仍低於美國長期平均增長率。
也即是説，不管以何種方式計算，美國2016年經濟增長率都低於其長期平均增長率。
因此，圖5為大家呈現美國2016年第四季度GDP同比增長率，以及按照20年移動平均線計算的年均增長率的對比，其他的比較可參見表1。
可以看出，不管以何種方式計算，除上文所指出的按照10年移動平均線計算的增速嚴重低迷的原因外，美國2016年GDP增長率低於其長期平均增長率。
由此可以得出結論：特朗普上任初期，美國短期經濟增長有望加速，因為最新統計數據顯示，美國2016年經濟增速明顯低於其長期平均水平。如果真如此，將會造成一種假象：特朗普一上台，美國經濟就開始改善了。
事實上，這只不過是一種可預見的統計效應而已。
由於時值特朗普上任，這一統計效應，會產生“特朗普正在改善美國經濟”的説法。但其實這是假象。根據統計學原理，這種加速是完全可以預見的。
關鍵的問題是，特朗普能否提高美國長期經濟增長率？
圖5
影響美國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
從短期趨勢到中長期前景來看，美國經濟長期放緩的原因顯而易見。美國經濟的最主要特徵是，它是一個資本主義國家。
這意味着，當美國經濟快速增長時，其資本形成率佔經濟比重就處於較高的水平；當美國經濟緩慢增長時，其資本形成率佔經濟比重就處於較低的水平——下附的數據將充分印證這一理論分析。
拙文《誤讀創新會危害中國經濟戰略》運用現代增長核算方法得出結論，資本投資/積累是拉動美國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因素。分析經濟增長最精準的核算方法，讀者可自行前往查閲。但同樣的結果運用分類最簡單和最為人熟知的“國民帳户核算”數據無疑更直觀，因此下文的分析將採用該數據。
根據經濟統計學，美國可以利用兩種方式增加補充資本：
• 首先是提高美國淨儲蓄——美國自身增加的新資本；
• 其次是提高淨投資——美國儲蓄+美國利用國外儲蓄融資的投資。
我將在下文對這兩種方式進行分析，它們呈現出同樣的趨勢。正如可以預期的事實是，雖然美國投資的最大融資來源是美國內儲蓄，但由於美國可利用外國儲蓄維持投資，這兩種方式存在一定的差異。如下文分析所示，這些差異將對特朗普的外交和經濟政策產生重大影響。
長期趨勢
拙著《一盤大棋? ——中國新命運解析》對美國長期經濟發展趨勢進行了全面的研究，希望瞭解進一步分析的讀者，可自行前往查閲。但有必要在此簡短總結美國經濟的主要趨勢。
用經濟學統計術語來講，美國資本形成淨額等於美國儲蓄淨額。因此，圖6特為大家呈現1929年以來美國儲蓄淨額/資本形成淨額長期趨勢。美國長期經濟發展曲線一目瞭然：
• 1929-1933年大蕭條初期，美國資本形成淨額為負，即美國經濟失去了資本供給。這必然導致美國發生嚴重的經濟危機。在此之後，美國儲蓄/資本形成增長率有所上升，二戰後則強勁加速，其佔經濟比重在1965年更是達到一個峯值；
• 1965年後，美國儲蓄淨額/資本形成淨額佔國民總收入（GNI）比重呈穩步下降趨勢，並於2008-2009年金融危機期間再次變為負數。圖1所示的美國長期增長呈放緩趨勢，則源於美國資本形成淨額呈下降趨勢。
圖6
美國可利用外國資本
美國的淨投資，即美國的投資融資不僅包括美國內儲蓄，而且也包括外國資本/儲蓄。正如圖7所示，美國自身的淨儲蓄呈現相同的曲線——從 1929-1933年的低點上升，在二戰後的1966年達到峯值，臨近大衰退前再次下降。
但美國淨儲蓄和美國淨投資（包括利用外國儲蓄/資本融資的固定投資）之間，並無顯著差異。大衰退期間美國淨投資沒有變為負數，是因為美國能利用國外儲蓄，為美國淨投資提供資金。這意味着美國淨投資仍然高於美國淨儲蓄。
簡言之，大衰退期間，美國能利用外國儲蓄/資本，來緩衝或減輕美國自身儲蓄下降所帶來的影響。正如下文分析所示，利用外國儲蓄/資本，將有助於特朗普做出外交政策決擇。
圖7
美國短期增長影響因素
顯然，上文分析的趨勢，將約束特朗普的經濟施政。正如通過供給側結構特徵分析中國經濟一樣，掌握了分析美國經濟最基本的方法，就會讓我們在面對特朗普時候清楚地做出選擇，並瞭解他的政治外交策略和經濟政策息息相關。
正如大多數經濟體一樣，影響美國經濟增長的諸多短期因素包括總需求、貿易、投資、消費等。為便於大家對此有直觀的認識，表2為大家呈現美國實際GDP年增長率與各GDP構成要素佔美國GDP比重之間的相關性。這顯示：
• 美國GDP各構成要素中，唯一與實際GDP年增長率存在極強的相關性(0.60)的，是庫存增加和減少——這是合乎邏輯的，因為庫存對經濟加速與減速是高度敏感的。
• 美國各GDP構成要素與其實際GDP年均長率也存在相關性，但沒有哪一種要素的相關性如此之高——比如，淨固定投資佔GDP比重與GDP增長之間的正相關性為0.25，總消費佔GDP比重與GDP增長之間的相關性為-0.19。
也即是説，就短期（一年以內）而言，除庫存增加/減少外，再沒有哪種GDP構成要素佔美國經濟比重的變化，與美國GDP增長率之間存在如此高的相關性。
其他GDP構成要素與美國GDP增長率之間的低相關性説明，美國短期經濟增長是無法從除庫存外的任何單一變量佔美國GDP比重的變化預測得到的。
影響美國長期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
雖然美國經濟結構中各GDP構成要素與GDP增長率之間的短期相關性較弱，但它們間的中長期相關性非常高。如表3所示，按照 1-10 年移動平均線計算，各GDP構成要素佔美國GDP比重與實際GDP增長率之間存在正相關性。如下清楚地顯示：
• 美國政府消費佔GDP比重與其GDP增長之間基本沒有相關性，其最高相關性也僅為0.07。這個數據非常重要的原因是，這説明，“美國政府消費佔GDP比重越低，美國GDP增速就越快”、“美國政府消費佔GDP比重越高，美國GDP增速就越慢”的説法是錯誤的——這種説法缺乏證據。
• 美國總固定投資（未扣除資本折舊的固定投資）與GDP增長之間呈正相關性，但不高，最高為0.36。
• 美國GDP增長與總儲蓄、總淨儲蓄、淨固定投資存在極強的正相關性，相關性分別為0.61、0.62、0.72。有必要指出的是，總儲蓄不僅包括居民儲蓄，還包括企業儲蓄+政府儲蓄；淨儲蓄=總儲蓄-資本折舊；淨投資=總投資-資本折舊。
很顯然，美國短期和長期經濟增長與各GDP要素之間的相關性無疑存在差異。這説明，美國GDP構成中有一些要素對中長期增長具有極大的影響力，但在短期增長方面的作用則被掩蓋了。
也即是説，從中長期趨勢看，GDP構成中有一些要素具有決定性的作用。就五年時間（中期趨勢）而言，淨儲蓄和淨固定投資佔美國GDP比重與美國GDP增長之間的相關性超過0.50。就更長的8年而言，美國淨固定投資和美國GDP增長之間的相關性非常高，為0.72 。
鑑於淨固定投資（即年度淨增加的資本存量）與美國GDP增長之間的相關性最高，下面將對此進行詳細分析。
美國淨固定投資與GDP增長之間的相關性
眾所周知，相關性和因果關係是有所不同的。淨固定投資佔美國GDP比重與美國中長期GDP增長率之間存在高相關性，本身並不能證明，淨固定投資佔GDP比重高就會導致GDP高，GDP高會導致淨固定投資或者其他要素佔GDP比重高。馬克思主義經濟理論認為，淨固定投資佔GDP比重高，會導致經濟增長率越高，但這不是本文要討論的重點，因此這裏暫不對此展開分析。
但正如圖8所示，美國淨固定投資佔GDP比重與其GDP增長率之間存在極高的相關性（0.72）。這意味着，只要淨固定投資無法達到較高的水平，特朗普就無法實現更高的GDP增長率。
圖8
影響美國增長的決定性因素
就影響美國長期經濟增長的決定性因素而言，這些事實必然將決定性地影響特朗普提高美國長期增速的能力。它們説明，“提高美國長期增速可僅僅通過創新、減税等實現”的説法是錯誤的。美國淨固定投資與美國GDP增長之間存在的密切相關性説明，特朗普唯有提高美國淨固定投資，才能成功實現提升美國中長期經濟增速。換言之，如果美國資本積累水平可以得到提高，那麼特朗普就能提升美國中長期增速——鑑於美國經濟的資本主義的本質，這是完全符合邏輯的。
但固定投資必然需要等額的儲蓄融資。因此，特朗普能否提升美國長期增速，反過來取決於他的政府能否找到提高美國淨投資的資金來源（儲蓄）。
維持美國淨固定投資增加，有兩個潛在來源——美國內儲蓄和外國儲蓄/資本。因此，特朗普提高美國淨固定投資的政策，必須要滿足下列兩個條件中的任一個或者兩個：
• 提高美國儲蓄水平；
• 提高外國儲蓄利用水平。
這兩項政策必然將在美國內和國際上產生不同的政治影響。尤其是，它們將決定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基本特徵。
特朗普提高美國儲蓄水平的可能性極低
首先分析這樣的政策對美國內經濟的影響。由於可支配收入被劃分為消費和儲蓄，提高儲蓄佔美國經濟比重，必然意味着削減消費佔美國GDP比重。理論上，特朗普可以在不壓縮美國工薪階層（在總統選舉中投票支持特朗普的主要人羣）消費佔GDP比重的情況下，實現這一點。比如：
• 從經濟角度來看，軍費支出屬於消費。因此，削減軍事支出佔美國GDP比重，可以在不降低美國大多數民眾生活水準的情況下，提高美國儲蓄水平；
• 並非所有的消費都來源於平民。削減奢侈品消費會減少富人消費，但會提高美國的儲蓄水平，而不會降低絕大多數美國民眾消費佔美國經濟比重。
但是這樣的經濟政策違背特朗普的政治方針。他已宣佈，提高軍事支出，以及削減富人税率是他主要的優先任務。增加軍費開支，削減高收入人羣税率，以及潛在的政府基礎設施支出計劃，將提高美國財政赤字——削減政府儲蓄，其他東西持平，將會降低美國儲蓄水平。
鑑於這樣的承諾，特朗普能實現提高美國儲蓄水平的唯一可行性辦法，是降低大多數美國民眾的消費佔GDP比重。也即是説，考慮到他的其他政策，特朗普提高美國儲蓄水平的唯一方式，是降低曾投票支持他的那些人的消費佔美國GDP比重——這樣的結果必然不得人心。
特朗普勝選是受益於美國政治制度非民主的特點，因為希拉里所獲得的普選得票數多於特朗普近300萬張。美國建制派精英中有很大一部分反對他，他的民調滿意度下降的幅度快於以往任何美國總統。推行有悖於其選舉基本盤經濟利益的政策，對特朗普來説是一項危險的政策。
因此，一旦考慮到特朗普的政治目標，美國儲蓄水平上升的可能性極低，相反很可能會下降。這當然是出於市場判斷——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從特朗普當選前一天的1.83%升至2月9日的2.35%。
利用外國儲蓄
如果美國無法提高自身儲蓄水平，那麼只剩下利用外國儲蓄為投資供給資金的選擇。事實上，這種更依賴外資的轉向始於里根，這導致美國國際地位發生歷史性的變化。特朗普的政策與奧巴馬/希拉里有很大的不同。
奧巴馬/希拉里認為，為建立廣泛的反華聯盟，有必要對其盟友作出讓步，比如奧巴馬在任期間嘗試推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以及與德國總理默克爾保持親密的政治友誼等。
特朗普則相反，他認為，其他國家必須直接服務於美國利益，以便美國增強實力對抗中國。美國依賴外國借款為投資資金融資，必然意味着美國經濟政策將與其外交政策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1980年前的歷史趨勢分析顯示，那時美國通常是海外資本的淨貸方，即其他國家的資本淨供應國（見圖9）。這意味着，美國當時具有穩定世界經濟的作用——如果其他國家要緩和他們的經濟和政治形勢，美國一般會貸款/撥款給他們。這是20世紀50-70年代美國外交政策的一大特色。彼時美國可以駕輕就熟地運用胡蘿蔔（大規模經濟援助）加大棒（軍事威脅）這套組合拳。
但20世紀80年代後，美國成為國際資本市場的淨借方——利用其他國家資本來維持其投資水平。國際金融危機前的2006年，外債佔美國GDP比重達到峯值，高達近6%。這意味着，美國正利用其他國家資本，而非自身儲蓄，助力自身發展。
在外交政策方面，美國應對世界其他地方的策略總體上不再使用“胡蘿蔔”（大規模援助），而是隻運用“大棒”（軍事力量）。美國的經濟政策成為國際上的不穩定因素——這自然包括美國支持某些享受美國特殊待遇的國家（如以色列、埃及、烏克蘭等）。
開創外國資本為美國投資提供資金的先河的里根，並沒有阻止美國經濟放緩（詳見圖1）。但他在確保其他國家資本為美國融資服務方面卓有成效。特別是日本，其是里根執政時期美國融資資金的主要國際來源（詳見下文分析）。美國從日本提取龐大的融資資金，是20世紀80年代後日本經濟陷入長達20年的停滯的主要原因之一。
圖9
美國淨固定投資融資多半源於外國
為讓大家更詳細地瞭解美國為何轉向主要依賴外國資本融資，請見圖10，這張圖反映1965-2015年淨固定投資融資來源，佔美國GDP比重對比變化。
數據顯示，從里根時期起，美國越來越依賴於外國資本/儲蓄維持淨投資。事實上，令人驚訝的是，從 2002-2012年，美國的淨投資融資多半是源於國外，而非美國自身儲蓄。2012年後，美國淨儲蓄恢復到一個積極的水平，但是：
• 根據最新數據，與歷史標準相比，2015年美國淨儲蓄水平仍處於低位，佔國民總收入的比重為3.3%。2016年前三季度的數據顯示，這一比重跌至平均水平（2.8%）。
• 美國淨儲蓄改善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奧巴馬削減了軍事支出——美國軍事支出佔GDP比重從2007年的4.7%降至2016年的3.9%。
總的來説，美國淨儲蓄仍然很低，同時特朗普提出的經濟政策可能會降低美國儲蓄。因此，特朗普提升美國GDP增速能否成功，取決於他能否提高固定投資，而這需要更多地利用外國儲蓄。這反過來會影響特朗普的外交政策選擇。
圖10
哪些國家可以資助美國投資？
鑑於美國經濟的真實狀況，那麼問題來了，哪些國家可能會為特朗普提升美國增速提供融資？鑑於美國外債規模巨大，有能力滿足美國融資需求的國家非常少。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在其2016年10月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估計，2016年美國國際收支逆差將達到4690億美元——從統計學上看，任何國家的國際收支經常項目出現逆差則等於外資流入逆轉的信號。
為反映有哪些潛在的國家可以如此大規模地借貸給美國融資資金，圖11為大家呈現美國國際收支逆差，以及5個最大的國際收支順差國家/地區——他們依次為德國、中國、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中東石油出口國也作為一個整體出現，是因為他們為美國融資發揮了重要作用。
由於美國外債規模巨大，順差太小的其他國家不能為美國融資發揮決定性作用，因此本分析將聚焦這些主要的順差國。一旦看完這些分析，就會明白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內在邏輯。
圖11
特朗普面臨的國際經濟形勢
由於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給世界經濟帶來的累積變化，推行依賴於外債的政策時，特朗普所面臨的形勢比從里根到奧巴馬的幾位美國總統都複雜得多。
首先，為反映從里根到小布什等美國總統所面臨的外債形勢，以及可為美國投資提供融資資金的主要順差國家/地區，特為大家呈現圖12。表4所示的則是主要順差國家/地區的國際收支順差/逆差佔美國國際收支逆差比重，以及歷任美國總統任期時的總國際收支順差/逆差對比。
比如，在里根執政時期，美國和其他所有國家的總國際收支逆差為6810億美元，日本與其他所有國家的國際收支順差為3660億美元，日本國際收支順差相當於美國國際收支逆差的54%。
這些數據清楚地表明，從里根到克林頓時期，日本是美國最大的外債持有國。日本的國際收支順差相當於里根時期的美國國際收支逆差的54% ，老布什時期的127% ，克林頓時期的60%。也即是説，小布什執政之前，日本是美國最重要的國際融資來源——只要日本奉行令美國滿意的經濟政策，那麼再增加幾個有能力為美國提供融資的小國，就可以滿足美國餘下的外債融資缺口。
圖12
表4
日本經濟表現低迷
從里根到克林頓時期，美國外債融資的形勢對美國來説是令人滿意的，但這對日本來説是災難性的。特別是1987年華爾街股市崩盤後，美國要求日本推行超低利率政策，以便資金從日本流入美國，從而使得美國避免了股市崩盤所產生的負面影響。
結果，由於這樣的超低利率，20世紀80年代末日本經歷“泡沫經濟”，緊接着20世紀90年代初發生災難性的金融危機。四分之一世紀後，日本還沒有從金融災難中恢復過來，反而陷入長達20多年的經濟停滯。
在里根/ 老布什/克林頓執政時期，從日本轉移的龐大資源進入美國，幫助美國經濟造血，但卻摧毀了日本經濟。由於日本是美國的半殖民地，所以日本只能被迫推行摧毀自身經濟、助力美國經濟發展的政策。
但對日本造成巨大經濟打擊的累積效應是，到21世紀初時，日本自身變得虛弱，也無力再彌補美國很大一部分財政赤字缺口。2001-2008年小布什執政期間，日本國際收支順差佔美國國際收支逆差比重降至僅24%，不足以滿足美國融資需求。
但對美國來説幸運的是，國際金融危機前日本無力滿足美國融資需求，並沒有導致美國發生嚴重的問題，因為小布什找到了兩個另外的國際融資來源，他們是：
• 中東石油出口國——受益於高油價，中東石油出口國的國際收支順差相當於美國國際收支逆差的27% ；
• 中國——中國的國際收支順差相當於美國國際收支逆差的24% 。
美國挖掘這兩個新的融資來源，必然需要其做出外交政策選擇。對美國來説，兩者中比較容易對付的是中東石油出口國，他們中的一些國家（沙特、科威特、阿聯酋等）和日本一樣，本質上是美國的附庸國。因此，如果有必要，美國可指示/施壓他們為美國融資。
但中國則不同，中國不是美國的半殖民地，也不會聽命於後者。而且縱觀小布什任期，他與中國一直保持着還算好的外交關係，並未炮製大的緊張局勢。這營造了一個互惠互利的局面，中國也樂於購買美國債券，以求不與美國爆發重大的貿易摩擦或政治緊張局勢。
小布什擔任總統期間，通過平衡日本、中東石油出口國、中國等美國三個重要的外國融資來源國，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前滿足了美國的外債融資需求，從而沒有發生嚴重問題。
國際金融危機後的趨勢
但就美國外債的潛在來源而言，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所帶來的後果，從根本上改變了此前相對輕鬆的形勢 。圖13為大家呈現的是各國/地區的國際收支順差/逆差佔2016年美國國際收支逆差的比重對比，數據源自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6年10月發佈的《世界經濟展望》。
圖13
可以看出，日本國際收支順差仍然太少，無法再如里根/小布什/克林頓時期，對美國融資缺口發揮同樣的決定性作用，因為日本國際收支順差僅相當於美國國際收支逆差的38% 。但特朗普面臨的關鍵新因素是，由於油價下跌，中東石油出口國的國際收支順差出現崩潰。
在最近的2013年，中東石油出口國的國際收支順差相當於美國國際收支逆差的94%。因此，中東石油出口國本身足以滿足美國的外債融資需求。兩個聽命於美國的融資來源——日本和中東，完全可以滿足美國所有的外債融資需求。
但國際金融危機後全球經濟總體放緩所導致的油價下跌，摧毀了中東石油出口國的國際地位。2016年，中東石油出口國從國際收支順差國變為國際收支逆差國，國際收支逆差更是高達1420億美元。唯有世界經濟強勁復甦或者增加化石燃料利用導致油價大幅上漲，才可以恢復中東石油出口國的國際收支順差，他們也才有能力為美國融資提供資金。當然，油價上漲會幫助美國的頁岩氣行業，這也是特朗普不顧全球氣候變化影響，擬出台提高化石燃料利用政策的原因。但石油價格大幅上漲的情況並沒有發生。因此，中東石油出口國目前沒有能力為美國外債融資需求提供資金。
德國和中國
所有這些國際變化的結果是，只有德國和中國這兩個國家現擁有規模龐大的國際收支順差。國際貨幣基金組織2016年的最新數據顯示:
• 德國國際收支順差為3010億美元，相當於美國國際收支逆差（4690億美元）的64%；
• 中國國際收支順差為2710億美元，相當於美國國際收支逆差的58%。
但與日本和中東石油出口國不同，中國和德國不是美國一施壓就會屈服的對象。
• 德國是軍事依賴於美國，也尋求與美國保持良好的關係，這從奧巴馬-默克爾的良好關係有所體現。但德國是歐盟的中心，歐盟的整體經濟規模也大於美國。因此，相比日本或中東的石油出口國，德國在與美國的談判中擁有更大的餘地。
• 有別於日本/中東石油出口國，中國根本不依賴於美國。中國當然希望與美國保持友好/穩定的關係，也準備在此框架下做出適度、明智的經濟妥協。但中國不是美國任何意義上的半殖民地。除中國劃出明確紅線的南海等事關中國領土完整的問題外，中國願意與任何國家坐下來談判，不過中國不會願意被別國指手畫腳。
總之，對美國來説，德國和中國這兩個擁有龐大國際收支順差的國家，在不同程度上比日本或中東石油出口國任一國更難對付。
除此之外，美國還有兩個國際融資來源可挖掘。韓國和中國台灣現在都已積累起中等規模的國際收支順差——2016年韓國國際收支順差為1020億美元，中國台灣則為780億美元。而且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領導層都不敢違背美國的意願,，因此他們會被迫提供更多的融資資源給美國。
事實上，特朗普在競選期間指責美國盟友未支付美國足夠的軍事保護費用的言論，顯然是旨在從日本、韓國和中國台灣地區領導層獲得更多的融資資源。
但即使美國從韓國和中國台灣，甚至加上日本，獲得貸款資源，也不足以滿足美國的融資需求。擁有真正的龐大金融資源的國家是德國和中國。因此，與德國和中國的關係，是特朗普面臨的外交政策選擇的核心。
德國
首先分析德國。德國擁有龐大的國際收支順差起因於其歷史上就是強國，二戰後這種趨勢也得到延續。但1990年後兩個重要且相互關聯的因素讓德國實力得到了加強：
• 1990年，分裂45年的德國重新統一 ，其經濟規模顯著增加；
• 1992年，順應德國統一，推動歐盟誕生的《馬斯特裏赫特條約》正式簽署。
反過來，歐盟幫助德國建立了兩個強大的競爭優勢：
• 歐盟阻止歐元區內國家（法國、意大利、西班牙等），針對德國進行競爭性貨幣貶值；
• 由於其他歐元區國家的國際競爭力不及德國，歐元匯率低於原德國貨幣馬克，從而幫助德國在歐元區以外獲得競爭力。
結果是，雖然德國統一令其短期經濟陷入困境，但總體而言它大大加強了德國的經濟地位，包括與美國相比，正如圖14所呈現的德國的國際收支順差相當於美國國際收支逆差比重所示。上文曾指出，2016年德國國際收支順差高達3010億美元，相當於美國國際收支逆差比重的64%。
圖14
因此，對德關係是特朗普制定國際經濟/外交政策面臨的第一個重要因素。要服務於特朗普的經濟政策，德國必須要做到以下一條或者兩條：
• 要麼自發推行更利於美國的經濟政策；
• 要麼自廢武功讓美國相對德國變得更強，以便美國可從德國或其他歐盟國家獲得更多融資資源。
對美國來説，讓德國實施上述政策最有效的方式無疑是祭出“胡蘿蔔加大棒”，逼迫德國改變經濟路線，從而讓美國處於更有利的位置。但正如上文分析所示，美國現在需要大量的海外融資，其手裏也幾乎沒有有吸引力的經濟胡蘿蔔可以提供給德國。
因此，只有“大棒’”可用——試圖恐嚇德國改變經濟路線，轉而推行削弱德國、讓美國更強的政策。確切地説，“大棒”是通過鼓動其他國家離開歐盟或歐元區，以削弱德國。這是為何特朗普改變美國歷史上支持歐盟的政策，試圖削弱歐盟的原因。特朗普及其重要政府成員近來連番抨擊德國，也是出於此原因。
美國其他一些盟友也和德國屬於同一類別，即美國對這些國家沒有胡蘿蔔可用，所以只能用大棒。比如，沒有德國同等金融資源、最多隻能擠出數十億美元給美國融資的澳大利亞總理被特朗普在電話裏怒斥，以便讓他明白美國是澳大利亞老大，以及澳大利亞應準備更多資源為美國融資。特朗普在電話裏斥責澳大利亞總理並非“不理性”或者“突發奇想”，這只不過是他企圖恐嚇“盟友”，以迫使後者轉移更多融資資源給美國的一種手段而已。
但在美國盟國中最重要的是與日本或中東國家不同、擁有龐大經濟資源，以及經濟沒有受到美國完全控制的德國。因此，特朗普必須設法恐嚇德國。同樣，捍衞歐元區和歐盟以抵禦特朗普的攻擊，將成為德國的外交和經濟政策的重中之重。
美國在這種交鋒中的政治風險是，反對特朗普的歐洲民眾，以及澳大利亞等較小國家的民眾將大幅增加。事實上，這樣的情況顯然已經發生了。
中國
至於對華政策，特朗普在他的政府班底引入最強硬的反華勢力，這其中尤以擔任國家貿易委員會主任的彼得·納瓦羅(Peter Navarro)為甚，他是《致命中國》作者。這無疑凸顯特朗普政府對中國的敵意。這也很容易解釋為何特朗普與中國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通電話，快速承諾部署薩德反導系統，選舉後第一時間威脅要推翻“一箇中國政策”。
特朗普同時面臨兩難抉擇。美國可以侮辱澳大利亞總理，也可以在軍事政策上對韓國指手畫腳，而日本根本就是美國的半殖民地。但德國和中國是兩大經濟強國。雖然德國依靠美國的軍事力量，給了特朗普餘地，但德國在歐盟和歐元區的老大地位意味着德國不會被美國的經濟恐嚇嚇倒，而中國也不會任由美國呼來喝去。
因此，如果美國同時對兩大經濟強國——中國和德國發動經濟/政治鬥爭，那對美國來説意味着相當大的風險。因為特朗普視中國為比德國更難對付的更強大對手，所以對他來説，風險較小的戰略是推遲全方位對抗中國，直到德國完全臣服於美國。
如果特朗普的如意算盤真的如意，必然意味着其要先逼德國自廢經濟武功，預計這將會遇到不小的阻力。但上世紀90年代日本曾為滿足美國要求，自廢經濟武功。那麼，德國也會因受到恐嚇推行違背自身利益而符合美國利益的政策嗎？
特朗普是否應該立即着手對抗中國，或者應採用更為拖延的戰術來對付中國，直到德國因威脅就範後，對特朗普來説是一個關鍵的戰術問題。這無疑解釋了為何特朗普發出一些自相矛盾的信號。特朗普在與習近平通話後，最終聲明支持“一箇中國政策”的決定，是中國自身實力的體現。這固然與中國拒絕在這個問題上妥協有關，但這也牽涉到特朗普政府的算計——同時對抗中國與德國對美國來説可能太冒險。
國際形勢無疑會影響中國。中國與東南亞關係密切。中國已與非洲建立良好關係。中國正在加強與拉美的關係。一帶一路倡議可以進一步加強中國與中亞、俄羅斯，以及諸如伊朗等國的關係。但特朗普近來攻擊德國，意味着歐洲，特別是德國，現在也成為中國關注的重點區域。
德國將為捍衞自身而非中國經濟利益而戰。但德國捍衞自身，以及歐盟和歐元區利益，對抗特朗普的攻擊，直接符合中國利益。
結論
綜上所述，特朗普近來所採取的行動，均與中國直接相關。雖然他冒犯美國盟友等等的行為被描述為“離譜”，但一旦瞭解特朗普所面臨的美國經濟現狀，就會明白特朗普這些看似矛盾的做法自有其原因。主要特徵為：
• “美國經濟快速增長由創新驅動”是一個虛構的神話。美國經濟已放緩半個多世紀，2016年美國經濟增速甚至慢於其他主要經濟中心。雖然2016年美國經濟增速如此慢，但由於統計原因，美國2017年經濟增速將會有所提升。這純粹是短期因素作用的結果，不代表美國長期增速將會提升。事實上，正是由於美國經濟緩慢增長引發民眾不滿，特朗普才當選。
• 雖然特朗普可以採取各種措施（增加總需求、消費等），讓美國經濟短期增長，但要提高美國中長期增速，他將不得不提高美國淨投資水平。如果沒有資本積累的增長，那麼特朗普所稱的他將提高美國經濟增長率的説法，將不過是空話而已。
• 特朗普的政策，如增加軍事支出、為富人減税，加上冒政治風險試圖降低工薪階層消費佔GDP比重，意味着美國儲蓄率不大可能上升。因此，提高美國投資水平所需的融資來源，將無法依靠美國內，而不得不依靠國外。
• 與融資需求基本上可以依靠完全臣服於美國的國家（日本、中東石油出口國等）的從里根到奧巴馬等美國總統不同，特朗普只能依靠同樣聽命於美國、僅擁有中等資源的國家/地區（日本、韓國、中國台灣）等，而中東石油出口國不再能提供重要資源供美國融資。
一些較小的盟友如澳大利亞等，可能會被嚇倒而不得不提供資源供美國融資 ，但他們的經濟體量太小，不足以滿足美國所需的融資規模。唯一能提供龐大資源且能滿足美國融資需求的是德國和中國。
• 因為美國沒有經濟上的“胡蘿蔔”可提供給德國，因此美國只能使用“大棒”恐嚇德國推行削弱自身經濟為代價、但更利於美國的政策。這根“大棒”便是試圖離間歐元區/歐盟。
• 特朗普政府核心成員中有一些強硬的反華勢力凸顯其反華本質。但特朗普試圖同時激烈對抗德國和中國是一種危險的政策。因此，他不得不在對抗中國之前，在那些支持立即對抗中國的人和那些支持首先應對抗德國的人中間玩平衡術。這導致他的政策出現一些令人困惑、自相矛盾的信號。
從當前的進展來看，後者佔了上風，正如特朗普宣佈支持“一箇中國政策”所示。但這並不意味着特朗普政府的反華意願已經終結，這只不過是其認為在與中國發生全面衝突之前，應首先確保其他目標，比如先逼德國自廢經濟武功，並讓德國成為美國對付中國的幫手。
• 這樣的國際形勢意味着，除與東南亞、非洲、拉美、俄羅斯、中亞、一帶一路沿線的中東國家保持良好的關係， 中國與歐洲的關係，特別是與德國的關係，將對中國非常重要。當德國捍衞自身經濟利益，甚至歐盟和歐元區利益時，這客觀上符合中國利益。
正如筆者一貫所説的，政策的制定必須基於事實而非臆測。特朗普並非”離譜“或者”不理性“——如果真如此，他不可能當選擁有強大權力的美國總統。只有不瞭解美國經濟的真實情況，以及美國經濟形勢會決定美國外交政策的人，才會認為他的行為“非理性”。一旦瞭解美國的實際情況，那麼，特朗普帶着經濟目的的一攬子外交政策就會昭然若揭。
因此，要正確認識特朗普，以及其採取的政策，就應實事求是，而且必須戳穿關於美國的一些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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