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一唯：中國人當研修生，首先是被日本政府出賣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尤一唯】
高壓、受虐待、性騷擾。——這是近日東京電視台披露的中國研修生在日本遭受的處境。另外，根據日本《產經新聞》的報道，2011年至2016年的五年間，“失蹤”研修生人數不斷增加，“失蹤”的中國研修生已累計超過一萬人。
而與這些悲慘遭遇並行不悖的，是兩個讓日本社會頗為擔憂的數據：
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發佈的數據，2016年日本新生兒人數為98萬1千人，相比2015年減少了2萬人以上，這也是日本政府自1899年首次進行全國人口統計以來，該數字首次跌破年度100萬人次。考慮到20世紀前期日本的人口基數遠小於當下，便可知該數字的震撼性了（1900年日本人口約為4300萬）。
另一方面，由於苦於勞動力短缺，即使是在反移民情緒席捲全球的形勢之下，在日本的外國勞動者數量仍突破了100萬人大關。2016年10月底的外國人勞動者數量達到108萬3769人（日本厚生勞動省），增幅達到19.4%、連續四年刷新了記錄。
而在日外勞這個羣體也漸漸被日本媒體和社會所關心，那麼實習生的不幸遭遇以及失蹤，和日本的外勞政策之間又存在什麼聯繫呢？
中國研修生被曝在日遭壓榨 幹髒活還被性騷擾
在日外勞的“金字塔結構”
由於日本禁止以單純勞動為目的的簽證，政府擔心民眾對於移民的反彈，也不敢公開承認對外國勞動力的需求，因此外國人在日本國內工作必須獲得工作許可的資格，而工作資格的種類便界定了外勞的地位所在。我們也可以從日本政府對該制度的設計，推斷出日本對於外勞問題的真正看法。
2015年起，日本政府創設了參考學歷、年收入等項目進行評分的“高度專門職”資格，若被外勞認定為“高度專門職”，便可以攜帶家屬永久居住於日本，等同於持有永住權。原本外國人在日本取得永住權原則上需要十年以上的工作時間，2012年起縮短為5年，而此項制度更是將時間縮短到1年。
到2016年10月，持有該資格者已經達到了6298人（其中65%為中國人），日本政府的計劃是在2020年之前將這個羣體擴大到1萬人以上。由於這個羣體可以在政治以外享受一切與日本人同等的待遇，數量也是鳳毛麟角，因此被看作是外勞羣體金字塔的塔尖。
而塔尖之下便是所謂的“專業·技術領域在留資格”，該類資格持有者佔外勞的比例約為18%，達到15萬餘人。日本大學畢業的外國留學生每年在日本國內就業的人數約為1萬7千多人（2016年的統計數據），也是第二等級的生力軍和第一等級的預備軍。雖然這其中規定資格限於藝術、宗教、報道、醫療、研究等表面上看起來近似於白領的工作，但也不乏部分實質上從事着低階體力勞動的人羣。
鑑於該羣體中在未來能晉升為高度人才的羣體極少（若考慮日本政府計劃的2020年以前1萬多人的計劃，其中除去現有的高度資格持有者，能晉升至塔尖的不超過該羣體人數的5%），因此也難以被認為是外勞中的白領。
而上述之外資格持有的勞動者，無不例外地隸屬於低階勞動力市場。
過去日本政府為了避開社會對於移民的反感，開闢了所謂的“基於身份的在留資格”。也就是針對巴西、秘魯等國日本移民的後裔，他們可以基於自己的身份（國際）在日本工作。由於日本移民的後裔被日本視為“自己人”，因此在日本社會受到的反對聲音也相對較小。日本移民的後裔曾經是日本製造業的生力軍，在2012年一度達到外勞總數的45%；但由於雖然同為“日本人”，因後天生長環境不同導致文化差異，以及子女的語言、教育問題而無法融入當地社區。日裔勞動者正在紛紛離去，近年來這個數字下降到38%，並有可能持續下降。
而增幅最大的工作資格是所謂的“資格外活動”。在2016年同比2012年數量翻倍，接近24萬人，在全體的比例也由15.9%上升到22.1%。（近年來仍保持快速上升，2015、2016年的增速分別為31.1%和24.6%）該資格的持有者大部分是留學生，其中不僅包括正規大學的在籍學生，也包括專門學校和語言學校的學生。由於留學生表面上持有的是留學簽證，因此在日本工作被稱為“資格外”的活動。雖然法律規定留學生每週只能工作28小時以內，但該規定形同虛設，實質上每週工作時間超過以上規定的學生也為數不少。
根據筆者經驗，日本政府對該法宣傳的不足以及出於對人手的需要，導致多數經營者對遵守該法的意識淡薄；此外即使工作現場老闆嚴格遵守該規定，但若學生打多份工的話便可以巧妙地迴避以上規定；另外許多小型服務業經營者通過現金髮放以及不走正規的報税程序，也可以逃離到政府的監管範圍之外。
在日外勞之中，越南人、尼泊爾人持“資格外活動”工作的比率最高（分別為43.3%和61.2%）。因此日本居酒屋、便利店中曾經中國留學生的面孔也正在為越南、尼泊爾人所取代。可以推測其中應該有不少假借“留學”名義來日本工作的案例。
鑑於每年能從該留學生資格中脱身進入在日工作“白領”階層的人數不過1萬多人（比例在10%以下，而由留學資格轉為白領的60%以上是中國人），對於其餘大多數人而言，回母國工作或繼續充當低階勞動力是他們的唯一選擇。
而近來成為輿論關注焦點的實習生制度，雖然表面上聲稱對發展中國家進行“技術轉移”和“國際貢獻”，但實質上實習生大多從事着俗稱“搬磚”的體力活。出於業者的呼聲以及對勞動力的需求，去年11月日本國會正式決定擴充外國人機能實習制度（簡稱實習制度）。除了在職業種類中加入“護理”之外，還將期限從3年延長為最長5年。但由於該制度存在的諸多問題，21萬人的實習生數目在近年來並未出現明顯增長，佔外國勞動者比例的19.5%。
“不便宜”的實習生及其背後利益
2017年1月18日，日本的NHK在“聚焦現代+”（クローズアップ現代＋）節目播放了題為“潛入報道‘不法拘留網絡’~持續不斷消失的外國人~”（潛入ルポ“不法滯在ネットワーク”~次々に消える外國人~）節目。“聚焦現代+”是NHK的老牌節目之一，此次節目主要採訪對實習生的監管部門，並實況報道了追查一個印度尼西亞實習生失蹤後潛居於日本的事例。
NHK在其官網上對該節目進行了宣傳：“我們對揭發不法居留者的現場進行了緊密的採訪。在此，從居住的斡旋到工作的準備、偽造再留卡的發行等，讓失蹤成為可能的‘不法拘留網絡’正在暗中擴大，並加速實習生失蹤的實情浮出水面。”
“不法拘留網絡”給人一種組織性犯罪的印象，但實際上失蹤的實習生依靠的不過是個人的人際關係網絡。在日本的不法居留者人數在2016年約為6萬人，和1993年峯值時的30萬人左右相比，已經有了極大幅度的下降。
事實上在加速實習生失蹤的責任之中，NHK此次採訪的所謂實習生監管部門也難逃其責。有日本學者便激烈指責了NHK此次節目是故意將責任推諉給外國實習生和外國人，忽視甚至是掩蓋了從實習生制度當中以各類名目的中介費抽頭的監管部門，才是實習生失蹤真正元兇的事實。
充當填補低階勞動力需求的重要生力軍——實習生，實質上對於企業一方而言絕對稱不上是廉價勞動力。
NHK此次採訪的實習生監管部門是日本公益財團法人“國際人才育成機構”（International Manpower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Japan;簡稱アイム・ジャパン，IM Japan）。該機構每年大約參與2500人左右的實習生斡旋工作。由於民間企業無法參與實習生的中介工作，因此該組織在名義上作為公益部門進行活動。
考慮到IM Japan不乾不淨的出身，我們很難不懷疑它是從實習生制度中獲利最大的特權團體之一。IM Japan創立於1991年12月（原名“中小企業國際人才育成事業團”），由原日本勞動省（現厚生勞動省）出身的古關忠男（被稱為實習制度之父）創設。
1996年，古關忠男向多名自由民主黨國會議員提供非法政治獻金獲利的醜聞被揭露，根據事後的調查，發現古關忠男總共向自民黨提供超過20億日元的獻金，並接納許多勞動省的高級官員退休後到他的企業任職領取高額薪水。通過他積極地對當時被稱為“參議院的陛下”——原勞動大臣、參議院議員村上正邦的工作，最終實習制度在1993年得以創設。
古關忠男雖然在2000年被定罪逮捕，但他催生的實習制度和IM Japan卻保存了下來。在古關忠男被逮捕之後，IM Japan被日本法務省和厚生勞動省的退休官僚所佔據。現任理事長坂本貞則出身法務省，專務歷史坪田一雄出身厚生勞動省，而法務省和厚生勞動省正是最積極推動擴大實習生制度的政府部門。
IM Japan的年度事業收入達到23億日元以上，光是銀行存款便達到約8億日元，從業人員為220名。支撐IM Japan事業經營的是從接受實習生的企業方所索取的種種中介費。
希望接受實習生的企業，需要首先向IM Japan繳納10萬日元的入會費，此外每月還需繳納1萬日元的會費，在實習生就業前還需要為每人墊付14萬8300日元的研修費。實習生開始工作之後，需要根據實習生工作年數向IM Japan每年每人義務繳納5萬-6萬不等的“事業獎勵基金”（入會引導全部源於IM Japan的官方網站）。
雖然美其名曰在實習生回國時會進行一部分的返還，但實質上只是為了防止實習生逃跑而支付給中介公司的人身保障押金。這對於接納實習生的主力——中小企業而言，可謂是一筆不菲的開支。或許IM Japan可以對外解釋他們向業者索取的費用中包含交通費等基本花費，但IM Japan利用介紹實習生的機會賺取鉅額中介費的生意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考慮到從IM Japan這樣名曰監管而實質將其作為生意的監管團體到業者的層層剋扣，可想而知最終到實習生手裏的工資不過是些許殘羹罷了。
政府相關利益團體、經營者的層層剋扣，加上無法更換工作地點的限制，以及工作現場的種種不公正待遇，因此才出現了層出不窮的不惜淪為“黑工”的實習生鋌而走險的現象。
雖然日本政府近年來在吸引外國人才上做出了一些努力，但仍沒有將對外國勞動力的政策進行過認真討論。從上述制度設計中我們可知，日本政府實質上只承認自己對於低端、低階勞動力的需求，無論是實習生、留學生和日本移民後裔都難逃“臨時性”救濟的性質。鑑於絕大多數外國勞動力被限於低階、低端的制度設計，以及他們在該制度下難以在日本獲得晉升空間的事實，大多在日外勞難逃被用之即棄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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