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樹清：曲折與希望——東歐蘇聯旅行紀實
【繼2月23日媒體報道郭樹清或將出任銀監會主席的消息後，這位焦點人物便引發刷屏之勢，其以往操刀金融改革的政績也成為人們熱議的話題。
上世紀80年代末正值蘇東劇變的前夜，時任中國社科院馬列所助理研究員的郭樹清，利用從英國訪學回國的機會，對民主德國、匈牙利、南斯拉夫和蘇聯四國進行了實地探訪。他在1987年發表的長達萬字的遊記中，分別描繪了四國的社會情況和經濟改革狀況，讓人深感劇變前“山雨欲來風滿樓”的緊張感。文中提到的一些情況，如“中國經濟改革的最大危險可能是在進入或停留在一種間接的或非中央直接控制的行政協調模式”在今天看來仍頗具現實意義。觀察者網特此刊發遊記全文，以饗讀者。】
郭樹清
從西德進入東歐後高速公路突然變得狹窄起來。但車輛減少，汽車的速度反而加快了，大雨使路面上泛起白煙——1987年8月3日，我終於踏上東歐的土地，實現了多年的夢想。在隨後的四個星期的旅行中，莫名其妙的矛盾和困惑緊緊糾纏着我，一切好像是在預料之中，一切又好像是在預料之外。我慶幸自己是一個普通的遊客，因而能夠走到任何一個對外國人開放的角落。所見所聞自然零散而且片面，但因其是親身體驗，又顯得生動、具體和富有力量。
民主德國：德國沒有“童話”
按照朋友的建議，我們先去西柏林。從英國過來，西柏林顯得沒有什麼新鮮之處，就城市建築而言多少還有點破舊之感。次日，我們從西柏林乘地鐵到東柏林——民主德國的首都。
根據官方估計，民主德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接近發達國家水平，勞動生產率超過英國和意大利。1963年曾提出“計劃和管理國民經濟的新經濟體制”的基本原則和指導方針，是60年代東歐改革中動手最早的國家。分散化導致經濟混亂，加之外來壓力增強，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全面恢復高度集中的計劃管理體制。從那時以來，只談完善，不提改革。西方經濟學家認為，它的現行經濟體制是改進了的傳統模式。經濟近十年來似乎不錯。這個事實提出一個尖鋭的問題：如何解釋傳統體制的合理性和經濟改革的必要性？西方研究東歐經濟改革的專家們一時也無像樣的分析論證。
然而，現實對我的這些知識和了解簡直是一個嘲弄，出國以來我第一次在東柏林感到如此強烈的心靈震撼。即使一年前從中國到英國時也沒有這種感覺，因為差別是意料之中的。之所以震撼，恐怕還和這一事實有很大關係：民主德國、聯邦德國本是同一民族，東柏林、西柏林本是同一座城市。
城市建築，除少數門面之地外，比西柏林破舊得多，環境衞生也很差。馬路街道平淡得出奇。市場、商店的貨物品種、色彩和樣式，都顯得單調平庸，缺少變化，儘管多數商品價格還便宜。如有什麼新鮮物品（特別是進口商品），要麼價格高的無人問津，要麼櫃枱前就排起長龍。奶製品和肉製品都有出售，但是品種質量無法和西歐相比。我們買到了巧克力，但一口下去，竟然撕出一團羊毛。香腸則又鹹又硬。買到一條高級香煙（據説是民主德國最好的），但包裝不如中國的一般香煙。在一家中檔餐館進餐，菜單上看到“牛排”，叫了一個，得到的回答是“牛排無貨，要不要換成豬排？”豬排很不新鮮，但鄰桌一個12歲左右的小朋友卻比我更感興趣。他的目光緊緊地盯着我的盤子，以致於他的母親不得不從包裏拿出一塊巧克力糖果，這也無濟於事。他的母親只好匆匆喝完杯中的飲料，起身帶他離去。
人們都知道民主德國機電工業發達。很遺憾，我沒有機會去工廠參觀。但我們乘坐的火車和汽車都顯得非常原始和落後。馬路上也有不少小汽車，樣式統一，沒有光澤，個個噴吐出團團黑煙。我知道這樣的汽車在西歐是不允許開的。出租汽車能夠看見，但卻是坐不上的。
匯率不是根據購買力平價確定的。但是黑市匯率高過官價七八倍，大概是人民實際生活水平差距的一種標誌。看到印有馬克思、恩格斯頭像的粉紅色民主德國馬克，在西柏林銀行和東柏林的車站、牆角被人廉價拍賣。不能説不是一種強烈的刺激。
更糟糕的是，街上的行人一律面無表情。大家似乎都若有所思，又似乎若無所思。然而沒有人不遵守交通規則，這一點比英國要好一些。我們問路，總是能得到禮貌的回答。德國人不愧是有紀律有教養的民族。
不應該從這些表面現象引出過多的結論。但是，人民生活水平與統計數字所顯示的經濟發展水平，顯然是極不相稱的。1976-1980年，1981年-1985年，這個國家的淨物質產值年平均增長率分別是4.1%和4.5%，而同期匈牙利的數字分別是2.8%和1.4%。南斯拉夫則處於停滯或下降的狀態。而且，後兩個國家一直在忍受着通貨膨脹的折磨。據此對比，東西方都會有人贊成這樣的話：“經濟改革不是出路。小改小問題，大改大問題，不改反倒沒問題”然而，後來的考察表明，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的經濟社會發展，在許多方面超過了民主德國。特別是人民生活水平恐怕更高一些，至少就市場消費品供應而言是如此。
民主德國當局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浪潮很有點不以為然。據説他們自認為是“最成功的社會主義樣板”。這頗有點我們當年夜郎自大的勁頭。民主德國經濟之所以能夠保持穩定的、相對而言比較高的增長速度，恐怕與以下因素有密切關係：（1）聯邦德國的存在，使得民主德國始終在特殊的壓力之下，這會產生特殊效應，加速經濟增長。（2）民主德國與蘇聯分工合作較好，經濟專業化程度也高。（3）聯邦德國在技術和貿易上大力扶持民主德國。（4）國內經濟政策特別重視“加速技術進步”戰略。（5）集中計劃體制得到最大限度的完善和強化，因而也最大限度地利用了其長處。民主德國之所以不接受改革，可能也與這些因素有關。面對日益激烈的內外局面，民主德國能否繼續沿着以往的道路走下去，恐怖也是值得懷疑的。
誠然，並非宣佈改革或者着手改革就能很快解決全部問題。恰恰相反，改革中還有一系列麻煩和困難，處理不當，還會出大的亂子。有些國家的改革政策協調注意得不夠，沒改革的國家可能還做得好一點，例如民主德國在結構和技術進步方面頗有一些成就。然而，民主德國並沒有創造出不改革而獲得經濟快速增長的奇蹟。
匈牙利：改革需要改革嗎？
我們從民主德國乘火車穿過捷克斯洛伐克，直抵布達佩斯。
布達佩斯確實名不虛傳，美的讓人驚奇。多瑙河上的橋使布達和佩斯兩座古城連在一起。上個世紀這裏顯然有過一段繁榮的歷史。城市中最古老的一條地鐵，據説也是歐洲大陸最早的地鐵。站立在布達一座小山上的解放女神塑像是這個城市的標誌。
從市面上看，很難把這個國家的經濟與危機聯繫在一起。但是官方的統計數字卻提供了非常令人不安的信息：通貨膨脹率正在持續上升，積累率已下降到9%左右，平均名義工資增長持續多年大大超過勞動生產率，居民實際工資呈現下降趨勢，外債高達200億，等等。
我的匈牙利朋友帶我們在城裏轉了幾圈，介紹了各種情況。對於自己的國家和首都，他無疑有驕傲感，然而他的批評似乎更多一些。在我看來，市場很豐富，東西也很便宜（西歐相比），他卻説物價一直在上漲，他的妻子每天都要去採購，聽説物價還要大漲。正當我對漂亮的旅館、酒吧讚不絕口的時候，他卻説，匈牙利人享受的不多，多半是為了外國人開的。我很欣賞前幾年建起的高層住宅區，然而他告訴我布達佩斯的建設資金現在還不夠維修老房屋。我們和他的家庭住在一起，因而也看到了他們及其鄰居的實際生活水平，我告訴他這是很不錯的，他卻説，匈牙利人十年來沒有提高。有一點他是同意的，布達佩斯的交通大概是歐洲最好的，至少也是最好的之一。其實，他或許知道，匈牙利的官方匯率也是社會主義國家中最接近市場匯率的。
我和幾個青年人（大學教師和學生）談天，他們都十分坦率而真誠。我問到改革，他們説“改革”這個詞在匈牙利己經用濫了。政府總是在説“改革”，可是多年來沒有任何實質性的進展。後來見到的知名經濟學家托馬斯·鮑威爾也告訴我，他認為匈牙利只有過一次真正的改革，那就是在1968年。我提起生活水平，他們承認，在東歐匈牙利恐怕是最好的。但與西歐相比，差距仍在擴大。關於前景，大家都表示不容樂觀。首先是世界市場保護主義抬頭，其次是國內成本上升，再次是爭取不到外資和先進技術。政府已經告知百姓，準備好應付更嚴峻的困難，經濟好轉最快也要七八年時間。黨的第一書記這次也公開發表講話，要人民採取理解和合作的態度。明年起，要實行更緊的貨幣財政政策。
早在英國，就聽説匈牙利正在開展一場“對於改革進行改革”的全民大討論。爭論之激烈，意見分歧之大是多年末有的。黨內思想不統一，愛國民主陣線與黨中央看法也不一致。其中在全國引起廣泛注意的是財政部所屬研究所幾名青年經濟學家有關改革和轉折的報告。此報告遲至今年6月才公開發表，同時也傳出研究所行將解散的消息。按照報告作者的意見，匈牙利以往的改革是不徹底不完全的改革。現在，進行全面徹底民主放權和市場性質改革的條件已經成熟，只有將經濟改革與社會、政治、組織、機構的改革結合起來，才能扭轉局面，走出困境。他們認為，坦率現實的改革政策在短期內不可能帶來經濟的迅速增長和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甚至不可避免地會暫時倒退，但卻是有前途的，要通過加強公開性，增加勞動者發表意見的機會，以及實行利益代表的多元化和民主，使社會成員能對市場經濟和國家的活動進行監督。
然而，黨和政府經過長時間的思考，終於制定出一份《經濟一社會振興計劃》。儘管仍有不少批評，但是向縱深推進改革卻是這個計劃的基調。9月，政府將向國會提交明年的具體改革方案。
我第二次到布達佩斯多住了幾天，這使我有機會去拜訪了專門研究和實施匈牙利改革的專家們。
這些知情者們對於過去的看法是非常一致的。1968年的改革沒有能依照預想進行下去。改革事實上多年來處於停頓和倒退的狀態。經濟困難的主要原因即在於此，國際市場的波動是次要因素。1980年的價格改革，預期很高，但現在證明是失敗了。主要問題是：所謂“競爭價格”，雖然與國際市場掛鈎，但並不反映國內的供求和競爭，更重要的是它一開始就設立在人為的繁瑣的税收和補貼制度之上，對買得起的企業徵税，對買不起的企業補貼，即使價格水平再接近國際市場，制度也不會有任何實質性變化。1983年對建築業實行招標的合同制度，然而卻沒有出現競爭。據説投標單位常常會聯合起來對付招標單位，因而工程造價依然持續上升。其它改革措施和政策調整似乎都不太有效。
站立在布達一座小山上的解放女神塑像是這個城市的標誌。
現行經濟體制並沒有擺脱傳統模式的巢臼。雖然市場機制引入經濟，但是行政協調頑強地保存着主導地位。用科爾內教授的術語，改革前是直接行政協調，改革後是間接行政協調。企業的經營決策權近年來不是擴大了，而是縮小了。企業領導人的努力方向不是提高效率，而是去與上級機關談判、爭吵，討價還價。行政協調阻礙了市場關係的發展，另一方面市場自身發育的條件也沒有創造出來。
中國人常説的“一統就死、一放就亂、一亂就統”的規律，看來在匈牙利也存在着。現行體制不斷地再生產出收入膨脹和物價上漲的結果來。與此不無關係的是企業之間的不平等和個人收入差別的不合理擴大。制度和政策優惠使得私營工商業者的收入比國營工業部門的職工高出許多倍（最高達20倍）。職工第二職業常常比第一職業賺錢更容易，私人出租房屋、別墅所得租金很可能高過工資。
近些年來，政府面對消費膨脹的現實，不得不靠降低投資積累的辦法來儘可能地維持總供求平衡，這似乎是一個明智的選擇。然而經濟發展為此付出的代價是沉重的，長期下去後果不堪設想。但是，如果不緊縮投資，那勢必出現與南斯拉夫別無二致的局面。這是一個真正的兩難境地。
出路只能是繼續推進改革。以新的方式推行新的政策。然而理論家們對於目標模式的設想卻是不盡相同的。如果簡單歸納可以説有兩大派別。一派強調勞動者集體自治，一派強調市場競爭關係。社會、政治方面改革的必要性是無人懷疑的，公開性、民主化等一般口號也是易於被大家所接受的。至於具體的構想，則存在許多爭論，而且爭論還將持續下去。
1986年11月，匈黨召開全會，做出了深化改革的決定。具體內容有價格、税收政策、銀行金融改革、工資補貼改革、鼓勵競爭、實行破產法，完善企業委員會制度，黨政分開，發揚民主，實行廣泛的“社會參政”等等。按照規定，1987年推出銀行信貸改革，實行企業破產製度。評價這些改革的成效，半年多的時間恐怕不夠長。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許多預想的效果現在是沒有可能出現的。國家銀行和科學院的經濟學家們對我解釋了原因。
概括起來，主要是經濟體制其他方面沒有相應變化，這兩項改革是無法展開的。企業虧損，責任不一定在企業，價格、税收、補貼等多重經濟關係沒有理順，盈不盈利又能説明什麼問題。破產是市場競爭的結果，在不存在市場競爭的情況下，只能有行政性的“關閉”。迄今為止，只有一家國營企業被關閉了，或者也可以説是“破產”了。銀行體制方面，將原有的國家銀行分成兩級銀行（即中央銀行和數家商業銀行），這在機構上無疑是早該做的事情。但要中央銀行統一管理調節貨幣供應，遇到了根本性的障礙—財政部自然有權決定貸款和透支（彌補赤字）。
另一方面，商業銀行雖然不再接受部門、地區干預，但是都直接受財政部控制。幾家大的商業銀行，董事會里都有財政部的一名代表，發放貸款或為企業代發債券、股票都要財政部點頭，因為信貸原則是，企業告貸必須有財政部作保。糟糕的是，這種約束，在現在還很難説沒有道理。對於銀行信貸政策，科學院的托馬斯？鮑維爾教授説，或許過些時候還能看出一點成效，但是國家銀行的經濟顧問克拉羅·喬爾女士則完全不抱希望。
也許有一個趨向值得觀察，股份化已經開始悄然起步。金融改革的設想提出了資金市場建設的任務，允許企業之間互相購買對方的股票。銀行改革也與此結合起來，新成立的幾家國家商業銀行就是以股份公司名義註冊的，而且有進一步擴大非國家持股比例的可能。
對於此次新的改革，有人明確表示沒有信心。無論如何，晚後兩年才是關鍵時期。作為一個外來的觀察者，我傾向於不早作結論。
南斯拉夫：貝爾格萊德的十字路口
從貝爾格萊德火車站走出來，第一印象很難説是良好的。車站內外極其骯髒，廁所更是令人難以忍受。但是旁邊的旅行社卻很有點現代派頭，工作人員免費提供各種服務（包括代我們打電話與人聯繫）。一個出租汽車司機走過來兜攬生意，我告訴他我們想步行去找一個地方，他沒有絲毫失望，反倒詳細告訴我怎麼走。然而，幾小時後我碰到的另一個出租司機，則公然敲詐，兩公里的路程要10美元。商店裏的服裝等等物品，價格比倫敦也不低，但是漢堡包等食品卻又比較便宜。城市裏有的地方雜亂無章，有的去處卻秩序井然。公共汽車上的乘客對我們非常友好，雖然語言不通，給我們看了地址，一位婦女下車後還把我們送了一程。然而在現代化的斯洛文尼亞飯店的地下酒吧，我們親眼目睹一位衣着筆挺西裝的中年男子，忽然大罵侍者並掏出一把雪亮的匕首……貝爾格萊德，你實在讓人摸不着頭腦。
在我們去貝爾格萊德之前和之後都有人告訴過我，南斯拉夫有一些城市比首都要好一些，特別是海濱。我相信他們是對的。只可惜我沒能去其他地方看看。然而，全國宏觀經濟形勢之嚴峻是毋庸置疑的。1980年危機以來，經濟增長無從談起，通貨膨脹率卻如脱繮野馬不斷升騰。1981年是39.3%，1985年是79.5%，1986年是91%，而1987年肯定會破三位數大關。外匯收入的一半要用來償還到期債務本息，借新債來還老債也成了辦法。官方匯率從70年代後期的十幾個第納爾兑一美元，增加到目前的七百多個第納爾，而在西方銀行已經達一千第納爾，居民生活水平還不如70年代中期。如此等等，大概就是南斯拉夫出現“社會主義經濟滯漲”的表現和特徵。
問題還不只限於經濟。據報道，近年來，每年都有上百起工人罷工，規模正在擴大。1986年還成立了一個具有“反對黨”色彩的政治組織——“團結基金會”，成員數百人。民族矛盾也有激化的趨勢。但是，這一切，在1987年8月的貝爾格萊德似乎看不出什麼明顯的跡象來。
南斯拉夫人生性熱情、開朗，然而，對於發展的前景卻少有人樂觀。我的一位朋友曾在這裏留學，前些時候故地重遊，昔日的同窗好友們談到自己的生活，禁不住潸然淚下。我不懂當地語言，更無這樣的知己，因而只能在馬路上、公園裏或快餐店和飯桌上，找會講英文的人聊聊天。他們問我對南斯拉夫的印象，我回答説人們很友好，生活也不錯，他們聽後高興得開懷大笑。過後，他們多半會補一句：過去比現在好。
經濟學家不是一般民眾。他們多數並不留戀過去。理論界對70年代的方針、政策和指導思想一片譴責之聲。人們批評卡德爾的理想主義誤國誤民，批評黨用發達的共產主義模式來套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經濟，批評政府奉行“通貨膨脹有利論”，不顧一切地舉債外借，等等。
南斯拉夫是最早開始經濟改革的。50年代推行自治和市場化遇到困難，後來又加強了集中控制。1965年再次放鬆控制，擴展市場機制作用的範圍，結果仍然不甚理想。70年代的改革強調“聯合勞動”、“全面自治”，形成一個非常特殊的“契約經濟”，其中既無統一強有力的行政協調，也無統一的強有力的市場協調，一切都要經過複雜的協議和商討來解決。
然而，“契約”本身並不真正有效，互相獨立的地方行政協調及其官僚主義式的控制事實上是影響經濟活力的重要因素。用南斯拉夫朋友的話説，六個共和國和兩個自治省，不僅在一個國家裏構成了八個獨立的經濟，而且在一個黨內形成了八個黨。毫無疑問，在“經濟滯漲”被後的投資膨脹，消費超前，外債失控，重複建設，互相封鎖，是與改革所選擇的過度分權自治，不重視統一市場，削弱宏觀控制的模式和道路有着直接的關係。新的改革措施看來主要集中在建立破產和存量資金流動制度。已經有一家食品廠和一家銀行倒閉，另有四家銀行也陷入困境。股票市場即將開設。
以一個局外人的角度來看，南斯拉夫面臨選擇，但並不是在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之間的選擇。這個經濟似乎既需要統一的強有力的政府幹預，也需要統一的強有力的市場制約。我們衷心地助望南斯拉夫人民和政府擺脱困境，找到出路。
波蘭：三十年邁出第一步
8月19日至23日，我們停留在華沙。歷史對波蘭很不公平。早在1956年社會動亂剛剛平息，波蘭就提出了系統的改革綱領，這是除南斯拉夫之外，社會主義國家中最早與傳統體制決裂的宣言書。然而直到1980年大危機之後，波蘭才真正開始實施當年提出的改革。波蘭先後出現了一大批優秀的經濟學家和改革理論家，他們的思想在東歐其他國家得到驗證，在西方學術界也引人注目，然而在他們的祖國卻屢屢遭到壓制。1986年6月波黨中央全會宣佈，第一階段的改革初戰告捷，三年經濟恢復計劃也超額完成，改革將推向第二階段。正好是三十年，波蘭終於邁出瞭如此艱難的第一步。但是，不能忘記，今天的經濟狀況還沒有恢復到1979年的水平。
經濟不景氣是顯而易見的。被遺棄的工程建築，多年失修的房屋，還有心灰意懶的人，都會使人感到不輕鬆。不過，市場供應，除了肉和肉製品，並不比民主德國差，蔬菜、水果和服裝及其他日用品好象還要好一些。經濟學家告訴我，波蘭這幾年多虧還有一個好的農業基礎，否則經濟會無法支撐。居民住房，人均佔有面積不算少，但是青年工人結婚，按照現在的建房速度，據説要平均等待15-20年，才能分到自己的一套住宅。至少就華沙市內來看，交通和通訊仍然是落後和低效率的。整個經濟在生產設備和技術方面與西方的差距又在擴大。外債的壓力非常沉重。通貨膨脹並未解決，改革受到很大牽制。
如今的波蘭華沙老城區街道
如果與1982年的情況相比，不管怎麼説，情況已經大大好轉了。當時開始的改革是在社會動亂尚未完全平息，西方對波蘭實行制裁，經濟瀕臨崩潰邊緣的形勢下，藉助於軍管而推行的。事情總是有兩個方面，雖然有這些不利條件，但正因為走到死衚衕，政府才下得了這樣的決心。另一方面，軍管雖然出於無奈，客觀上卻又創造了一個平常情況下改革難以如此順利的環境。
1982年以來的改革，確立起來企業自主、自治和自負盈虧的基本原則。在發展過程中，對自治原則做了一些修改和限制，例如，廠長有權中止執行自治機構作出的不合法的規定，國家有權否定大型企業職工委員會作出的投資和個人收入分配方面的決策。價格方面形成了混合價格體系，即官價、合同價、自由價各佔一定比例，不斷擴大後兩種價格形式的比重。
通過大幅度提高能源、原材料價格（例如石油一次提價500%），提高高檔消費品和奢侈品和價格，使得各種比價關係大大接近合理化。調整補貼範圍，改進了補貼方法，並開始減少補貼。公佈了“國營企業改善經營及破產法”，對國營企業的虧損和破產製度規定了較為嚴格的程序。在擴大企業自主權，鼓勵競爭，發展市場機制的同時，又強調要有“強有力的中央管理，建立以中央計劃和企業自主為基礎的體制”。當然，計劃不再是傳統的計劃，而是政府制定的發展戰略和宏觀調控。這種設想，很可能是吸收了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教訓，借鑑了其他非社會主義新興工業化國家的經驗。
波蘭改革的更大特點是把經濟改革與政治改革結合在一起。首先，黨政分開。除黨的第一書記負全部責任外，政府對經濟事務的處理是獨立的。根據著名經濟學家、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所長帕耶斯特卡的介紹，現在中央雖然還有一名分管經濟工作的書記，但他事實上對政府的經濟政策沒有任何影響。改革一開始，政府就專門任命了一位經濟改革的全權代表。此外，黨的各級領導幹部已不再同時兼任同級國家、行政部門的領導職務。其次，強調三黨“聯合執政”。三黨即統一工人黨、統一農民黨和民主黨，後兩個黨在議會和行政機構中的作用得到擴大和加強。第三，改革選舉制度和幹部任免制度，發展民主。此外，在政府決策制定程序和法律制定方面也採取了一系列的改革舉措。這些做法大大密切了黨和政府與人民羣眾的關係，鞏固了國家的社會基礎，為今後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儘管改革在某些方面（例如外貿和外匯留成）幾乎是失敗的，某些方面也不如預期的那樣成功（例如減少補貼），但是，改革採取的方法是值得稱道的，這就是全面、配套的分階段的做法。與此不無關係，改革方案的設計和確定，充分尊重了各方面專家的意見。波蘭能這樣恐怕也是由於有了這麼多年的經驗總結（包括其1973年改革的經驗總結）。
目前開展的第二階段的改革，基本方針是在前幾年創造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展市場機制作用範圍，消除壟斷和行政分割，發展競爭，完善民主制度。具體方案（時間表）正在設計。
蘇聯：陽光和雲霧
與西歐的城市相比，莫斯科的雨天不多。但是有陽光的時候也總有云霧，而且陽光和雲霧是混合在一起的，分不清什麼是陽光，什麼是雲霧。雲霧從何而來，是涅瓦河的水蒸汽，還是工業區的廢氣，沒有考證。總之，短暫的逗留使我對為什麼有“混沌世界”這樣的詞彙，體會的深刻多了。
佈列斯特—西部邊境名城，停車5小時。車站內外都是一樣地雜亂和骯髒。人們顯然是來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階層，衣着多樣，但都不整潔。最惹人注目的是各種軍人，士兵們的衣服上油漬斑斑，軍官們的衣服雖然好一些，但也談不上挺闊。很難看到一張笑臉，説話的人也不多。在車站外面的廣場上我們坐了將近兩個小時，對面長椅上並排的八九個農婦，幾乎沒有説過一句話，有的吃麪包，有的喝水，更多地則看着地上活蹦亂跳的麻雀出神。城裏顯得乾淨多了，但是塵土還是不少。商店的貨架比華沙似乎還不如，也許因為這是邊陲小城的緣故。
首都並不更好。克里姆林宮周圍的街道似乎都沒有人打掃，房屋像英國的農村，汽車也不多（據説只有15%的家庭有小汽車）。紅場上買不到罐袋和瓶袋的飲料，自動售水機前泥濘不堪，而且永遠只有一隻杯子。商店裏貨架空空，售貨員都沒有好氣。除集體農莊市場外，看不到水果和蔬菜。肉和肉製品更是奇缺。據説只有莫斯科、列寧格勒、基輔三大城市買肉不限量，但是很難碰上有貨的時候。奶和雞蛋供應較為充足。國家百貨商場（位於紅場），買進口紡織品（襪子或乳罩）的隊伍從一樓排到三樓。
如今的克里姆林宮與聖瓦西里昇天大教堂
一位中國留學生告訴我們，他帶來自用的東西幾乎每一件都引起同學們的興趣，從衣服到鞋子，從暖水瓶到指甲刀，大家都要出大價錢買他的。基本生活用品價格極低。平均工資是190盧布，一盒火柴一個戈比，一大塊麪包也才十幾個戈比。但是稍好一點的衣服，價格就高的不可思議。一件晴綸毛衣三十多盧布，一條牛仔褲要一百盧布。居住面積人均十五平米左右，水電方便，房租很低，然而很多新建的房子質量卻非常之差。
外國遊客所到之處，雖有索要外匯的人不斷打擾，黑市匯率比官價高七八倍，然而，成交的時候並不多，因為在蘇聯很難有東西值得外國人買，而住旅館則要有銀行換匯證明。除了硬通貨，外國人攜帶的任何東西（包括身上的衣服）都有人要買。我在英國花30英鎊買的一架“佳能”照相機，有一個青年説，如果我賣，他願意出二百盧布。一位大學教授前些時候訪問中國，回去後讚歎不已。他作報告説，中國的消費品供應好得難以想象。如果把上海、天津、北京三大城市的所有商店都搬到莫斯科，恐怖用不到一天就會被人們搶購一空。
其他地方我們沒有專門去參觀，但是坐火車回北京的途中，經過了許多城市和農村。城市大致相同，只是市場供應據説更要差一些。在莫斯科遇到的一位蘇籍華人告訴我，他所在的伊爾庫茨克，一個人定量供應的肉（包括肉製品），只有800克，西紅柿則三、四盧布一公斤。農村顯得沒有生氣，除了偶爾能看到破舊的幾輛“拉達”牌小汽車之外，黑朽的木板農舍恐怕與70年前相比沒有多少差別。
當然，蘇聯畢竟是重工業大國，鋼、煤、油產量均居世界之首。雖然機電產品技術落後（中國廠家都不感興趣），基礎設施還是很有成就。從莫斯科到西伯利亞，幾千公里的鐵路電氣化，就會給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莫斯科市內的地鐵交通網也頗引人注目。
總的説來，蘇聯經濟已陷入困境。結構矛盾，速度下降，技術落後，外匯緊缺，都表明了整個經濟的積重難返。當局承認，蘇聯的技術水平大致落後西方15-20年。改革，對於新領導人來説，無論如何是不可避免的了。
今天，在社會主義國家中，蘇聯已成為改革呼聲最高的國家，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蘇共中央連篇累犢的報告，都突破了以往的框架。曾經被視為異端邪説的觀點，現在已被接受為黨的觀點。但是，思想認識上還有一些基本的問題沒有解決。例如，關於改革的文件中對於市場作用的估價還是遠遠不夠的，競爭的必要性也沒有提起來，而且據説戈爾巴喬夫在最近一次內部講話中明確否定市場經濟，把競爭歸結為資本主義。
儘管如此，最高領導中心的思想轉變已經遠遠超過了整個幹部隊伍和人民羣眾的認識水平。以相對來説容易與中央政策號召產生共鳴的知識界、理論界為例，人們發表在報刊上的文章對於改革的理解和解釋，也是千差萬別。相當一部分人心目中的改革並不是改革，至少不是中央説的“根本性改革”。
雖然沒有一個人公開反對改革，但是所有的人都可能在不同時期、不同問題上不同程度地抵制改革，或“應付”改革。這不是蘇聯所特有的。但是蘇聯無疑是最突出的國家。對此，科學院社會主義體系研究所所長波格莫洛夫是確信不疑的。原因自然有多方面，首先，多年僵化停滯的政治思想環境在領導層造就了一大批官僚主義者。其次，知識分子不如其他國家那樣一致地積極地歡迎改革，因為“技術官僚集團”的勢力極大，社會影響也非常廣泛。第三，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傳統體制模式和與世隔絕的狀態，使得一般羣眾難以適應大的變化。第四，社會精神面貌幾乎是不可遏止地走向頹靡，吸毒、酗酒、賣淫之外，更普遍的是不關心社會、不關心工作，對一切都失去信心的態度。去過蘇聯的人都知道，人們對排隊買伏特加的熱情超過了其他事情。最後，高度軍事化了的國民經濟結構體系是與分散決策、市場導向相對立的。
戈爾巴喬夫要推行改革，面臨着重重困難。為了建立一個自己的權力中心，他上台幾年內撤換了一大批高級領導幹部，政治局大部、部長會議全部已經易人。不這樣做，改革恐怕就無法起步，但是另一方面，這樣做必然要激化黨內矛盾，會使一大批人自動地站在改革的對立面。公開性和民主化是戈爾巴喬夫用以動員羣眾的主要武器，但是在一個長期集權封閉的系統內，走得慢了容易變成空洞的號召，走得快了又會導致紊亂，因為政治公開和民主參預的制度和習慣，並不是短時期內可以培育起來的。蘇聯與其他國家的改革不太相同，首先在政治上採取了較為激烈的措施，這帶來了一些好處，但恐怕也有一些相反的效應。
波戈莫洛夫教授告訴我，蘇聯對於中國改革從農村開始的路子很感興趣，準備效仿。理由是，蘇聯經濟體制的問題已經是多年沉痾，根本性的轉變不會在短期內發生，但是正如戈爾巴喬夫所説，羣眾都是用短期內生活的改善程度作為尺度來衡量改革。農業比較容易在短期內見效，農業改革成功了，其他改革就有了好的基礎。儘管如此，他仍認為蘇聯農業改革比中國還是要困難得多。首先是對現有的集體農莊主席等幹部不知如何處置才好，他們恐怕對家庭承包持抵制態度。其次，農莊莊員們也有問題，因為他們已經完全沒有獨立生產、經營的經驗和記憶。沒有集體農莊主席的指揮，他們不會工作。
蘇聯此次經濟改革因有了60年代的經驗和教訓，沒有草率行事。醖釀和準備用了數年的時間。對於經濟體制根本性轉軌的複雜性和艱鉅性有一定的估計。戈爾巴喬夫一再強調，不應希望立即就從改革中得到想得到的東西，更不能只從純消費的觀點來看待和衡量改革的成功與否。幾個著名經濟學家也認為，新的經濟機制的完全確立不是本世紀內所能達到的目標。但是，他們也清醒地認識到，長期目標和短期中期的效果之間是有矛盾的，改革如果不能較快地見效又會影響人民羣眾對改革的支持和熱心。這個問題是需要反覆考慮的。另一方面對於改革要不要全面推進，能不能設計，蘇聯人的回答是非常肯定的。戈爾巴喬夫及其顧問們一直在致力於從整體上來研究和制定改革的計劃。雖然進行了一些局部的零散的試驗，在全面改革上，戈爾巴喬夫明確告誡同事們，“我們不能用試錯法”。可見他對社會經濟系統的整體性和不可逆性是有所體會的。
在經濟改革的規劃和設計工作中，蘇聯領導人動員了經濟學家和其他有關方面專家，在充分討論和研究的基礎上做出決策。一批優秀的經濟學家被調進莫斯科。《國營企業法》的起草工作吸收了各方面的專家參加。專門探討改革的學術會議接連不斷，最大一次有三千多名經濟學家出席會議。戈爾巴喬夫和20多名高級專家保持經常聯繫，互相可以直接打電話、會面，商討和交流意見。
關於經濟改革的長遠設想似乎是較為合理的。耐人尋味的是，今後五、六年作為第一階段，改革的中心是建立商品市場（儘管沒有公開明確）。計劃、物資供應、價格等等方面將分部門、分產品放鬆直接行政控制，以引進和強化市場協調作用。方案是綜合的、多方面的，例如建立兩級銀行體系，投資制度改革、工資制度改革等等。就企業的經營決策自主化而言，設想要分兩步走，第一步企業要做到以收抵支（簡單再生產），第二步是企業可以獨立籌資進行擴大再生產。波戈莫洛夫教授告訴我，他們研究過中國的“雙軌制”經驗，認為麻煩和衝突太多，蘇聯希望避免這些問題。
但是最初的《國營企業法》草案給西方學者的印象是，蘇聯企圖搬用中國的這一經驗，因為其中規定企業在完成國家訂貨（或計劃任務）之後，剩餘勞動能力能自行組織生產。正式公佈後的法案在這個問題上仍然是模糊不清的。即便沒有這個因素，現在的設想在實際實施中，現在的設想在實際實施中，也會出現許多難以預料的問題。一個按指令性計劃協調運轉達50多年之久的經濟，取消這種協調，產供銷能否銜接得好而不出現大的漏洞，仍然是值得擔憂的。
企業似乎仍然被放在改革的出發點和落腳點的位置上。工人自治和企業所有（具體佔有和支配自己的生產資料）作為兩大支柱，在理論上是很不堅實的，實踐中已經有南斯拉夫的很難説是成功的經驗教訓。實際過程中出現的局面很可能是與目前的預期差距甚大的。
關於蘇聯改革的總的前途，人們説法不一。儘管當局的堅決態度在東歐和西歐都受到了普遍的歡迎和讚賞，然而，相信蘇聯改革能夠成功的人，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例如匈牙利、南斯拉夫），迄今為止還不是很多。一位去過莫斯科的英國人曾經講述起他的蘇聯朋友的悲觀估計，理由是，蘇聯社會長期處於保守的靜止的狀態，蘇聯沒有類似匈牙利事件和中國文化大革命的經歷，對傳統體制的迷信或信心沒有受到根本性的搖動。這種看法我在匈牙利和波蘭也聽人講起。
其他國家：間接傳來的信息
我們此次旅行曾兩次穿過捷克斯洛伐克、一次經過蒙古。在政治地理上屬於東歐的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和阿爾巴尼亞則是沒有涉足的。但是，我曾對我所拜訪的專家學者和火車上的同行乘客打聽過這些國家的情況。其中，在匈牙利世界經濟研究所與科斯·卡洛里教授的談話討論的最多。所獲印象也許可以記錄下來。
捷克斯洛伐克：正在進行新的改革試驗，結果尚未分明。政府已就改革問題做出一系列決議，頒佈了三個法律性文件。強調的中心是轉入集約化發展。當局對戈爾巴喬夫的改革持不冷不熱的態度。估計還會採取一些措施，但在總體上跟上蘇聯的步伐恐怕不太可能。
保加利亞：改革正掀起熱潮，行動上緊跟蘇聯。目前正在推行全面自治，政府的改革方案設計也遵循了全面改革的方針。早在60年代，保加利亞的經濟學界就提出很多激進的思想，理論上的準備應該説是很有基礎的。如果在行動上不太冒失，這個國家的改革似乎很有可能走在前面。
蒙古：改革的調子很高。正在尋求向世界開放的道路。與其他國家相比，蒙古人似乎更能接受新的思想，新的觀念，這幾乎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羅馬尼亞：80年代初以來，推行了一些新的改革措施，其中最突出的是價格調整和國有企業向職工和幹部發行股票（即所謂改國有製為社會所有制）。但是傳統體制的根基沒有受到觸及，目前已大大落後於其他國家的改革。
阿爾巴尼亞：幾乎是與世隔絕的。
回到北京的思考
我們一路上聽到的對中國的讚揚之聲不絕於耳。始終生活在國內的同胞或許對於改革以來的成就是估計不足的。以各方面的條件來比較，除了經濟發展基礎之外，中國似乎是最好的。對此，匈牙利人和波蘭人都不止一次地向我不無羨慕地論證過。
曾經訪問過中國的一些匈牙利學者同時告訴我，他們判斷中國的改革已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在這個階段上，改革的困難增加了，改革的成效也不再那麼容易很快可以顯示出來，而且更重要的是改革也更容易停步不前了。這也許是從匈牙利的經驗中體會出來的。然而，所有的朋友們都期望中國能走出一條新路來，不僅為沒有改革和剛剛開始改革的國家，而且為匈牙利和南斯拉夫提供一個可資借鑑的榜樣。波蘭的一個朋友甚至這樣説：社會主義的希望寄託在中國身上。
通過這一次東歐蘇聯的實地旅行，有幾個問題我想是應當引起注意的。
首先，改革一定要有長遠考慮長遠規劃，使中短期收益和風險的平衡服從長期收益和風險的平衡。
其次，市場調節和政府指導應當並重，以形成一個既有市場制約又有政策引導的充滿活力的經濟。再次，明確產權關係即改革法律所有制關係無疑應當提上日程，但是各種經濟利益關係即經濟所有制關係的調整和理論更具有根本意義。沒有後者，前者不會產生任何實際意義，因為後者的內涵正是經濟體制的全面改革。
再其次，中國經濟改革的最大危險可能是在進入或停留在一種間接的或非中央直接控制的行政協調模式。因此我們應當逐步削減地方政府對經濟的調節控制權力，按行業調整組織中央專業經濟部門，加強綜合部門，努力在收益關係和機構職能等方面劃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範圍。
最後，一定要堅持宏觀平衡的基本政策，堅決把通貨膨脹壓下來，否則南斯拉夫的危機和困境就會在我們這裏重演。
（原文刊登於《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987年0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