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睿：周總理的日語翻譯曾這樣評説二二八
【林書揚（1926-2012）為1950年5月31日“台灣省工委會台南縣麻豆支部案”受刑人，坐牢34年7個月後，即1984年12月假釋出獄後，從事翻譯、寫作不輟，復活日據以來的台灣左翼思想傳統。林書揚並投入社會改造實踐，組織台灣地區政治受難人互助會，參與勞工運動及中國和平統一運動。除此以外，林先生積極投入東亞人民團結連帶事業。本文為觀察者網專欄作者王睿參加“林書揚的文論與實踐紀念研討會”，與談林書楊先生關於“二二八”省思的內容，以及相關的補充。在台灣二二八事件70週年之際讀來，值得兩岸同胞再省思。】
2016年12月10日，夏潮聯合會在台北主辦“林書揚的文論與實踐紀念研討會”，共發表十多篇論文。其中有《如何讓過去成為真正的過去──林書揚先生“二二八省思”的啓發》（以下簡稱《如何》）一文，值得讀者再省思。
擔任周恩來日語口譯的台灣姑娘怎麼看二二八
台灣有人喜歡將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導向“省籍壓迫”或“族羣衝突”的歷史解釋，並因而主張“二二八事件是‘台獨’運動的起點”。不過日本作家本田善彥認為，二二八事件所引起台人對國民黨的憎惡，並非直線地導向台獨。他説：“當時其實有許多海外和台灣島內的台灣人，希望和中共聯手，打倒國民黨。”【1】
曾擔任蔣介石政府駐日外交官、陳水扁政府顧問的林金莖，1923年生於台南佳里，二二八事件時以公費生身分就讀上海復旦大學。據林金莖回憶，二二八事件後，有些在大陸的台籍學生轉向認同中共。解放軍逼近長江北岸時，他的很多同學更決定“留在大陸，加入中共繼續學業”。【2】從二二八事件到1949年，林金莖回憶在那段時間沒聽過要台獨的話，反而盛傳中共“解放台灣”、“做掉國民黨”的傳聞與期待。【3】
林麗韞在給周恩來總理做翻譯
台聯會首任會長、曾擔任周恩來日語口譯的林麗韞，1933年生於台中清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她就讀於日本神户中華同文學校。1952年高中畢業後，林麗韞決定從日本轉赴中國大陸，原因是日本社會對華僑的歧視待遇，以及建設新中國的夢想。她説：“我們這些華僑學生，對毛主席在建國宣言中所説的‘中國人民站起來’這句話，打從心底受到感動。我想要參與新中國建設的夢想是不會被澆熄的。”【4】林麗韞回憶二二八事件對神户華僑的影響，是轉向認同中共的台灣人變多了。【5】
從戰後兩名分別選擇國、共的台灣指標性人物的一致説法，可知二二八事件的意義絕非僅止於島內的偶發衝突而已，它是在“帝國主義世紀”裏，中華民族面臨全球性殖民壓迫，而反映民族獨立與階級解放的雙重願望的縮影。
只有在這樣的視野中，才能理解戰後台灣知識人的政治認同與選擇，才能恢復二二八事件在兩岸共同脈絡中的記憶，從而認識“兩岸分斷體制”對二二八歷史詮釋產生殊異和變形的影響，認識《無悔》的主人陳明忠為何經過二二八武裝鬥爭的洗禮後會加入建立新中國的地下組織，【6】也認識二二八事件70年來兩岸共同脈絡中挫的源頭。
二二八悲劇的三個源頭
《如何》的作者説，林書揚對於二二八事件的解釋，使她“在主流的‘省籍壓迫’理解中無法忽略‘階級’的歷史解釋”。對於台灣讀者來説，二二八事件當中互為表裏的“階級”和“省籍”矛盾，究竟何者才是主體性質，確實是無法忽略的疑問。而“省籍壓迫”成為台灣社會長期的二二八主流解釋的問題，則是閲讀《如何》時無法迴避的歷史和現實思考。
林書揚從歷史宏觀的角度説，二二八悲劇的源頭有三個方面：落後型態的特異的權力運作體系；帝國主義世紀中的一種國家異化現象；戰爭文化範疇中的矛盾典型。【7】其中，林書揚着重指出在上世紀中葉，半封建半殖民地體質的中國大陸在帝國主義世紀所承受的摧殘情況，比如1946年餓死者數目近千萬，以及1947年台灣二二八事件後兩個月，大陸有38座城市連鎖發生貧民搶糧騷動等。【8】
根據多名經濟評論家指出，戰後中國大陸繼日帝剝削退場後，剛剛在形式上恢復所有權與經營權的民族資本企業，又在美國將戰後剩餘物資傾銷中國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條約》的擠壓下，相繼破產關閉。而面對失業貧民的動盪，順從美國經濟榨取的國府只有拿出“社會秩序維護辦法”一途，從而進一步惡化官民矛盾。林書揚指出，戰後美軍佔領下的日本，同時也發生糧荒、反共、鎮壓罷工等事件，台灣二二八在戰後東亞並非孤立的事件，而是在美國霸權伸張的戰略意圖影響下，具有世界史座標上的位置。【9】
換句話説，在上世紀帝國主義摧殘中國這個工業及資本主義落後地區的背景下，國府的體質陷入殘暴與脆弱的惡性循環中，階級矛盾惡化的悲劇遂難以避免。【10】
“轉型正義”與二二八悲劇
那麼，從林書揚論台灣二二八悲劇源頭的三個方面來看當今台北的“轉型正義”，至少在理論上應該往健全政治、去殖民化和反戰這三個方向發展才是。然而2016下半年以來，台北年金改革的片面性、清算對手黨產的私鬥本質、開放核災食品與美豬入台的粗暴蠻橫、處理勞工七天假的欺罔虛偽、操弄同性婚姻議題的政治考量、沾沾自喜於美日台熱線和“正名”等作為，讓人看到的是政治失能而對立、扈從美日新殖民主義、高調宣揚美日台軍武合作等相反方向的勢頭，明顯走向二二八悲劇之源的延伸與強化。
也就是説，“轉型正義”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制度上，讓人看不出是對二二八悲劇之源的揚棄，反而是階級矛盾惡化的再製。這不得不使人思考，自上世紀末以來挾着二二八歷史建構效益而掌權的新興勢力，究竟是“轉型正義”的天使？還是體質殘暴與脆弱的第二個魔鬼？更重要的是，二二八這個長年隱伏於台灣社會的動盪因子，是否會接受魔鬼的召喚而再度成為摧殘台灣社會的異形？
畢竟，歷史建構與社會現實，以及其中的社會權力是緊密相關的，掌權者需要有利於己的社會詮釋和歷史建構。【11】換句話説，過去“官逼民反”不符合二二八主流歷史解釋的原因，是它冒犯或牴觸了掌權者建構有利於己的社會情境和現實需要。也就是説，用族羣、省籍，以及相應的統/獨、中/台等對立概念來解釋二二八，比較有利於選舉動員、資源分配和人羣的位階認同。因而可以説，這些相互對立的歷史和社會話語，是為權力支配階級而服務的政治性概念。
用林書揚的話來説，則是一樁本屬於民族與國家的悲劇，由於“省籍”與“階級”的混淆，而造成悲劇的深化。在這方面來看，“二二八事件以後的台灣社會，是揹負着二二八的陰影，一直往民族的不幸內部對抗的深刻化方向走去的。”【12】
2016年12月10日，台北“林書揚的文論與實踐紀念研討會”
歷史記憶“場”錯位與“奴化説”的人為異變
《如何》一文提出兩個“場”──“（陸對台日）奴化-加害記憶之場”與“（台陸雙方）犧牲-受害記憶之場”的錯位，才是二二八事件前後，省內外人士關於“奴化説”認知矛盾和糾結的由來。【13】
《如何》認為戰後國共或左右雙方簡單地突出民族主義話語，使得日殖時期所遺留的文化，以及“世界化”、“中國化”與“皇民化”的思辨銷聲匿跡。省內外人士通過思辨以建立“脈絡的共通”的可能性，因二二八事件後民族主義話語的突出而中挫，從而導致前述的“場”錯位未能被有效克服。因此，《如何》提出克服這種“場”錯位而來的記憶分歧，重建因二二八事件而中挫的“脈絡的共同”，作為改善的方向。【14】
那麼，關鍵就是如何在不同歷史記憶的人羣當中，建立共同的對話空間。而其問題是，這空間是建置在什麼樣的社會情境？以及什麼樣的權力結構當中？當台灣社會還沒有像林書揚這樣宏觀審視二二八事件的集體理性，當二二八的歷史建構仍然是為“兩岸分斷”體制服務時，這樣的對話空間是不是“場”錯位的延伸而已？畢竟，“奴化説”的背景，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殘餘＋對日抗戰後高揚民族主義的政權”，對上一個“分斷50年的前殖民地”的時代架構。
試看今天大陸網民普遍説“台灣人都想獨立”，背景是戰後美日對台灣的“新殖民地主義支配”【15】；這和上世紀中葉國府官員説“本省人完全奴化了”，【16】背景是日本帝國主義對台灣的殖民地支配，就像是異曲同工的歷史重複。如果我們認為那是大陸對台灣的集體偏見，那麼這種結構性偏見的共同背景，就是長期的“兩岸分斷”使然。百餘年來在新舊殖民主義介入台海的背景下，中國兩岸記憶場域的“錯位”，因而成為“兩岸分斷”歷史發展的“合理性”，至今支配著台灣內部以及兩岸民眾之間心理上的矛盾。
比如十四年抗戰史觀，往前推進到“九一八事變”，這對於大陸的記憶場域來説是順理成章；而在台灣的記憶場域中，那是日殖時代的“霧社事件”前後。但如果用“帝國主義世紀”的概念來詮釋，就能以中華民族為共同的記憶主體，明白日殖當局自19世紀末以來因應對華侵略的需要，而對佔領區全面實施同化政策（實質是奴化政策）的相同路徑。從而理解“九一八事變”和“霧社事件”、東北抗日聯軍和霧社原住民、日殖滿州和日殖台灣，是榮辱與共、存亡攸關的民族共同體的部分，有着共同的歷史遭遇和命運。只是，這種中華民族反殖歷史的集體共識與反殖意識的全面恢復，有待“兩岸分斷體制”的超克。
客家籍的台灣史學者戴國輝讀初三時，曾親歷二二八事變。他在台北遇到頭綁白布巾的流氓們學着日本人口氣罵“支那人”、“清國奴”，併到處找外省人毆打泄憤，包括小學學童也不能倖免。當時戴國輝被逼唱日本國歌，證明自己是“本省人”才躲過一劫，【17】這無疑是外力影響下的民族悲劇。所以，二二八期間投入武裝鬥爭的陳明忠説：“二二八的元兇是帝國主義！”【18】那麼，延伸甚至加劇這種“錯位”記憶與對話矛盾的人，則是帝國主義的幫兇，無論自覺或不自覺、在朝或在野、大陸或台灣。
然而，恰恰是這種“錯位”，存在某種權力運作所需要的“秩序”空間。也就是説，“中國加害/台灣受害記憶場域”的主流解釋或集體印象，其實是人為建構的結果。
《如何》認為“奴化説”是兩個“傷害場域”的記憶“錯位”使然，但問題出在：記憶“錯位”正是台灣官方建構權力“秩序”的結果。在這種政治秩序和歷史建構之下，無論是“奴化-加害記憶之場”，還是“犧牲-受害記憶之場”，其建構者（元兇）──“日本帝國主義”，被巧妙地置換成“中國（中共）霸權”，以及在島內與“中國印象”相聯繫的所有人物，比如外省人。這也許不是歷史真實，但它是政治需要，從而成為歷史詮釋中的“事實”。【19】2016年端午節曝光的洪素珠辱罵外省老人事件，【20】其實是這種政治秩序和歷史建構下的產物。
重建“脈絡的共同”
至於“脈絡的共同”為何中挫？為何是“二二八事件後民族主義話語的簡單突出”所致？“脈絡的共同”具體指的是什麼共同的空間和歷史觀？國共或左右的“民族主義話語”，為什麼是站在“脈絡的共同”的對立面？而不是在這個“脈絡”或“共同”的裏面？這種對立面而非裏面的結構性因素是什麼？或者説，“脈絡的共同”如果只是超乎兩岸社會性質的一種想像，那麼它會不會只是排斥二二八時國共或左右“民族主義話語”的另一種建構？《如何》一文至少留下這些值得深思的疑惑。
以二二八當時文化界的生態為例，台灣新文學原是日殖體制下台人民族解放運動的一環，它的本質是反帝反封建，因而帶有以反抗為創作動力的傳統和特質。【21】可是，國府對島內共產主義思想和左翼組織的全面肅清，以及美系外力的圍堵格局，讓片面的“民族主義話語”獨大、扭曲、質變，反而造成對民族共同體的危害。二二八事件過去半年後，自1947年11月到1949年3月之間，在台灣《新生報》副刊《橋》上熱烈討論台灣新文學的文章，正體現省內外作家對於“脈絡的共同”的努力。【22】
然而“兩岸分斷”後，那些作家或潛赴大陸、或歸於緘默、或鋃鐺下獄、或轉向台獨，脈絡支離破碎。韓戰爆發以後，片面的“民族主義話語”獨存於台北官方容許的邊界之內，卻異變為後來“台獨”運動的激素。這説明所謂“脈絡的共同”，當不止於簡單的“民族主義話語”，殖民主義遺留的危險因子潛藏在後者內部。
台灣二二八事件
誠如《如何》轉述金衝及的研究，“1947年是中國歷史進程的大轉折”──國共戰場攻守勢易，【23】共軍準備與國府軍展開戰略決戰。與此同時，美國在1947年初召回調停國共鬥爭的馬歇爾之後，便已放棄對蔣和國民黨的指望；到了1947下半年，美國已決定“重建日本”以取代“干預中國”，來作為美國在東亞和太平洋地區利益的柱石。【24】
正是在1947這一年，台灣發生“一‧九反美”與“二‧二八反蔣”運動，其中反美學運還高唱《義勇軍進行曲》。【25】台灣作為華夏邊緣的抗爭雙重性，與大陸同時期“反美”、“反蔣”的人民運動匯流起來，這是不是“脈絡的共同”？是不是遠去不再的“新民主主義論”？如果是，這種反美反蔣（即反帝反封建）的共同的對話空間，為何在1950年代以後斷裂或中挫？二二八過去70年之後，如果將來兩岸及台灣內部重建了“脈絡的共同”，它是對那種斷裂或中挫因素的揚棄？還是透過另一種話語形式而延續？
前述問題的答案，似乎都要在“兩岸分斷”裏尋找線索，也要在“兩岸分斷”所存在的“帝國主義世紀”裏摸索頭緒。從1947年往前看：1937年日帝全面入侵大陸，台灣進入戰時體制；1927年國共分裂、開啓十年內戰，台灣文化協會也在這年分裂、左傾；1917年大陸有張勳復辟、對德宣戰，基本是軍閥割據、南北分裂的型態──同時的台灣在日殖語文同化期間，剛經過餘清芳反日後的血腥清洗，武裝抗日歸於沉寂，……。
再從1947年往後看：1957年大陸進行反右鬥爭、第一個5年計畫完成，台灣則發生美軍殺害劉自然事件【26】；1967年文革進入武鬥階段、並且外溢香港，同年大陸試爆第一顆氫彈，同時期的台灣成為越戰美軍的度假村；1977年越戰和文革剛結束、大陸即將展開歡迎西方的改革開放，而台灣則掀起鄉土文學論戰、反對橫向移植現代主義的創作觀，……。
結語：復興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共同脈絡
經由這樣的視野看清楚一件事：1947年是一個民族國家和一段東亞歷史的重大轉折點。新舊殖民主義勢力的進出，殘酷交織著中國兩岸乃至東亞國家的相對落後性，扭曲成一幅蒼白、苦悶、卻又充滿鬥爭的時代畫面。
這期間，曾經短暫橫跨台海兩岸的共同話語，彷彿是歷經百餘年滄桑當中一個民族生命力紐帶的閃示。“兩岸分斷”所斷裂或中挫的，不僅是一個民族共同體框架，還有兩岸生產關係、生活方式、社會制度和價值觀的斷裂與中挫。所以兩岸共同脈絡的復興，應包括民族共同體與生活共同體這兩種層面的論述、實踐、依存與相互成就。其中，生活共同體是動態的、積極的、復活民族再整合意識形態的社會條件；而民族共同體是基於歷史發展的客觀事實，超越少數利益和特定價值判斷，符合全體發展進步所需要的政治結構。這種共同脈絡的復興，關乎的不僅是眼前簡單的統一階段，更關乎統一後共同體長遠的穩定與發展。少了一種或片面突出某一種層面，都可能阻斷或中挫這個共同體的復興。
林書揚曾説，無視於社會主義的民族主義，往往是社會優勢階級的御用物，有可能變成種族沙文主義的招牌，【27】這值得關心兩岸民族社會共同體再造與復興的所有人警惕。換句話説，共同在新時代接續反帝反封建未竟的雙重任務，爭取用最符合兩岸共同體最大利益的方式創造新績，才可能讓1947年“錯位”的政治與歷史不幸，成為真正的過去。
（二○一六年十二月十六日初稿 二○一七年二月十一日修訂）
註釋：
【1】本田善彥《台灣人的牽絆：搖擺在台灣、大陸與日本間的“三顆心”》，譯者：堯嘉寧，台北：聯經，2015年，頁166。
【2】同注1，頁167。
【3】同注1，頁169。
【4】[同注1，頁174-175。
【5】同注1，頁164-165。
【6】李娜整理編輯、呂正惠校訂《無悔：陳明忠回憶錄》，台北：人間，2015年二版一刷，頁73-74。
【7】《林書揚文集（二）史觀與批判/如何讓過去的成為真正的過去》，台北：人間，2010年，頁38。
【8】《林書揚文集（二）史觀與批判/如何讓過去的成為真正的過去》，台北：人間，2010年，頁39。
【9】《林書揚文集（二）史觀與批判/如何讓過去的成為真正的過去》，台北：人間，2010年，頁40-41。
【10】《林書揚文集（二）史觀與批判/如何讓過去的成為真正的過去》，台北：人間，2010年，頁28。
【11】王明珂《反思史學與史學反思/文本與表徵分析》，上海：人民，2016年，頁16-17。]
【12】《林書揚文集（二）史觀與批判/如何讓過去的成為真正的過去》，台北：人間，2010年，頁15-17。
【13】黃琪椿《如何讓過去成為真正的過去──林書揚先生“二二八省思”的啓發》，《林書揚的文論與實踐紀念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夏潮聯合會等編印，2016年，頁3。
【14】黃琪椿《如何讓過去成為真正的過去──林書揚先生“二二八省思”的啓發》，《林書揚的文論與實踐紀念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夏潮聯合會等編印，2016年，頁4-6。
【15】“新殖民地主義支配”的概念，出自劉進慶《台灣戰後經濟分析》，譯者：王宏仁、林繼文、李明峻，台北：人間，2001年，頁350-351。
【16】《本省人完全奴化了》，台灣《民報》，1946年5月1日。該文是報導當時教育處長範壽康在台灣省行政幹部訓練團上的講話內容，見黃琪椿《如何讓過去成為真正的過去──林書揚先生“二二八省思”的啓發》，《林書揚的文論與實踐紀念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夏潮聯合會等編印，2016年，頁2。
【17】戴國輝‧葉芸芸《愛憎二‧二八/神話與史實：解開歷史之謎》，台北：遠流，1992年，頁3。
【18】2014年2月28日，《兩岸牛報》與“兩岸和平發展論壇”主辦“紀念二二八事件67週年座談會”，與會的陳明忠證言：“二二八的元兇是帝國主義！”
【19】林書揚指出，台灣二二八“民族矛盾”與“外來侵略”的説法，是出於特定政治立場的人為扭曲，將“事實領域”中的若干例證用來干擾或掩蓋深藏在“真實領域”中的事件本質。這種基於政治對抗所需的策略性運作，使得二二八成為醖釀著衝突因子而具有危機性格的歷史事件。見《林書揚文集（二）史觀與批判/如何讓過去的成為真正的過去》，台北：人間，2010年，頁31-32。
【20】《如此霸凌 政治人物難辭其咎！素珠罵街 踐踏自我人格》，《中國時報》，2016年6月11日，A3版。
【21】葉芸芸《餘生猶懷一寸心》，台北：印刻，2006年，頁53-54。
【22】石家駒《一場被遮斷的文學論爭》，陳映真‧曾健民主編《1947-1949台灣文學問題議論集》，台北：人間，1999年，頁9-27。
【23】黃琪椿《如何讓過去成為真正的過去──林書揚先生“二二八省思”的啓發》，《林書揚的文論與實踐紀念研討會論文集》，台北：夏潮聯合會等編印，2016年，頁4。
【24】徐中約《中國近代史：1600-2000中國的奮鬥（第6版）》，北京：世界圖書，2008年，頁513-514。
【25】“一‧九反美”學運緣於台灣大學生與高中生抗議1946年12月下旬發生的美軍暴行，也就是“沉崇事件”，集合地點在台北今天的“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見藍博洲《沉屍‧流亡‧二二八》，台北：時報文化，1991年，頁80-82，及頁115-117。
【26】朝鮮戰爭爆發後，美軍駐台人員急遽增加，且在台灣享有“外交豁免權”。1957年3月20日美軍上士雷諾殺害台軍少校劉自然，後因美方軍事法庭審判不公而引發5月24日的反美抗爭。
【27】《林書揚文集》第三卷，台北：人間，2012年，頁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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