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當選 是美國社會三重矛盾無法調和的產物-修木
【文/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修木】
按照西方“主流”社會原本的預期，2016年美國大選之後特朗普本該只是歷史書上的一個註腳，沒想到他卻新開一章成為敍述的主角。
雖然特朗普已經當政多日，但這一章之後將如何展開與終結現在還難以預料，他不但沒有從政經驗與成熟的政治主張，説起話來不大顧忌邏輯一致，做起事來也不大遵守規矩。直到今日，不論是主流媒體還是民主與共和兩黨的建制派，都被他弄得暈頭轉向。也因此，理解特朗普的崛起需要超越民主與共和兩黨之間通常的分歧與爭執，從美國社會的矛盾及其歷史的演變之中尋找脈絡。
美國社會有三重矛盾。第一層在貧富之間，這在任何國家與地區都有。第二層在種族之間，特別是白人與黑人之間，是美國較為特別的地方。第三層表現在文化之上，普通民眾對文化人懷有敵視。三重矛盾縱橫交錯，隨着社會環境的演變影響美國的政治格局。
第一重：貧富差異
美國人的自我認同有相當大一部分建立在與歐洲人的對比之上。傳統的歐洲是典型的階級社會，血統優良的貴族高人一等，天生就擁有財富，壟斷政治，走在大街上的平民遇到貴族時要低頭表示尊重。在美國卻是人人平等，不論出身都有靠個人努力出人頭地的機會，超越歐洲的階級對立。所以在美國人通常的認知之中，階級不是問題。1959年，時任副總統尼克松出訪莫斯科，在電視鏡頭前與赫魯曉夫辯論時，就聲稱美國是一個“沒有階級的社會”[1]。
沒有血統高低的美國，還是有貧富的差別。傳統上説早期殖民者前往新大陸為的是追求宗教自由，實際上卻多半是風險資本贊助之下的商業開發，前往荒蕪的北美尋找皮草，種植煙葉，捕魚，或是伐木，即使登陸麻省的清教徒也是遵循這一模式[2]。以當時北美生活環境的艱苦，對舊世界民眾的吸引力有限。前往北美的人有冒險家，也有逃避迫害的清教徒，大部分卻只是英國社會不想要的人：服刑的罪犯，被捕的妓女，無家可歸的流浪者，或是欠債還不起而只得賣身的奴僕。申請開發北美的倡議書中，時常提到新大陸荒涼無垠，正好當作處置遊手好閒、窮困潦倒、作奸犯科人等的垃圾場。殖民社會從一開始就存在嚴重的貧富分化，上邊是風險資本的代理人，下邊是扔往新大陸的“人渣”。
十九世紀《大英百科全書》上的木刻，講述從英國運來的女囚犯，在北美弗吉尼亞殖民地下船後，賣給當地的煙農作妻子
建國之後的美國向西擴張，理論上説有無窮無盡的土地供應，只要勤勞肯幹就有擁有土地的機會。實際來説土地屬聯邦政府所有，需要出錢購買。論價錢確實遠低於歐洲，但是好地盤還是落在有錢人手裏。沒錢的人多半隻能定居在將東部沿海與中西部平原分隔開來的阿巴拉契亞山區，或是南部的沼澤地帶。這些住在貧困鄉村小木屋之中的白人被視為異類，他們皮膚粗糙，營養不良，身體畸形，舉止粗魯，亂性雜交，人稱“紅脖子”，“山裏的鄉巴佬”，甚至“白種垃圾”。
到十九世紀下半葉工業化開始之後，貧富分化更為嚴重。山區與農村之中的紅脖子依然處於貧困狀態，快速增長的大城市吸引許多來自東歐與南歐的移民，住在骯髒擁擠的貧民窟中。但是工業化也造就一些窮光蛋變成百萬富翁的傳奇，能夠成為百萬富翁的人雖然只是少數，傳奇卻對普通人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起着淡化階級矛盾的功用：在自由的美國，只要勤勞刻苦就有出人頭地的機會。甚至窮人都不支持給富人加税，因為他會想着自己將來有發達的一天。這種基於個人的想法固然鼓舞人心，卻有其殘忍的另一面：貧困不在於政府與社會的責任，而在於窮人好吃懶做，努力不夠，只能怪他們自己。二十世紀初流行社會達爾文主義，有人甚至以進化論來解釋窮人的存在：世代的貧窮會造成基因的缺陷，解決貧窮的辦法在於限制窮人的生育[3]。
要到二戰之後，貧富分化的問題在美國才有顯著的改善。這一方面是因為羅斯福在新政期間推出一系列照顧大眾的政策法規，另一方面是因為戰後美國經濟繁榮，遠遠領先受戰爭摧殘的歐洲與日本。五、六十年代算是美國的黃金時期，與赫魯曉夫辯論的尼克松的確有驕傲的資本：普通美國人高中畢業之後，只要當上藍領工人，就可以買得起房子、汽車、電視機，基本上不存在階級對立的情緒。
不過，對窮人的文化歧視依然存在，尼克松自己就是一例。他父親在農場倒閉之後，靠開雜貨店與加油站養家。作為窮人家孩子的尼克松，從小要幫忙家計，高中畢業時拿到哈佛的獎學金，卻因為家中艱困又付不起路費而放棄，只能就近讀一間普通的學院。這樣的孩子以後可以當上議員，副總統，總統，要是放在中國那是勵志的典範。但是在美國記者筆下，寫下的時常是另一面[4]：兒時家境艱難被人瞧不起，使他沒有安全感，生性多疑，待人處事偏執，性格陰暗。與此形成對比的是同時期的肯尼迪與洛克菲勒，兩位富家公子，家境優越，自信開朗，人見人愛。也難怪以後尼克松儘管選上總統，最後還是因為水門醜聞而黯然下台。
進入七十年代，美國貧富差別又開始加大。歐洲、日本經濟復甦，美國不再享有工業優勢。中國、印度加入世界經濟體系帶來大量廉價勞力。工業自動化程度升高，藍領崗位大量流失。美國政治向右轉，以市場為主導，一邊給富人減税，另一邊削弱社會保障體系，忽視勞工所面臨的困境。四十年下來，中下層白人已經感覺不到美國夢的存在，同時也累積對權貴與現狀的強烈不滿。要到2016年，才終於出現一位理解並把握這些不滿情緒的候選人，特朗普。他的當選，預示貧富矛盾又將成為影響美國政治的一大因素。
第二重：種族分界
就貧富差別來説，美國的程度不低於歐洲。但是就貧富矛盾或者階級對立來説，美國的確比歐洲來得和緩。這其中還有另一個原因，美國社會有種族分界，鈍化人們對階級對立的感覺。最為嚴重的種族矛盾發生在白人與黑人之間，或者更直白地説是黑人在美國遭受白人的壓迫。
十九世紀之前的美洲並不是歐洲人嚮往的移民天堂，而是艱苦的荒野。美洲土著對歐洲人帶來的細菌與病毒缺乏免疫，幾乎被滅絕。無法找到勞力的白人殖民者，這才大量從非洲引入奴隸。因此在殖民地種植園之中辛勞的基本上是兩類人，一類是強行從非洲綁來的黑人奴隸，另一類是不得已離開歐洲的白人僕役。
兩類人都沒有人身自由，但是在地位上有所差別。白人僕役上船之前與莊園主訂有契約，做幾年苦工之後可以還得自由身，得到一些金錢報償，在莊園旁邊領一塊荒地，外加一把防身用的毛瑟槍。黑人奴隸卻是綁來的，莊園主根本就不把他們當人看待。比如説，為了增加奴隸數目，主人可以指定身強體壯的男黑奴與多產的女黑奴交配產子[5]。多餘的黑奴還可以帶去市場販賣，將父母子女拆散毫無顧忌。因此，白僕的社會地位要明顯高於黑奴，黑奴的存在模糊底層白人的階級意識，種族矛盾時常被用來轉移白人之間貧富對立的焦點[6]。
奴隸制度的存廢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引發南方與北方的嚴重爭端，以致南方各州宣佈獨立，脱離合眾國，開啓南北內戰。按照林肯的話來説[7]，為了捍衞美國的國家統一，對黑奴不管是全部解放，一半解放，或是一個都不解放，他都願意。戰爭打響時，卻是南方自己主動宣佈解放全部黑奴，怕的是黑人趁勢造反。等到戰爭結束，北方與南方達成和解是白人之間的事情，黑人的基本權利無人在意。脱下奴隸枷鎖之後的黑人依然是下等人，只能當佃農幹粗活，不可進入白人的學校，餐館，戲院。選舉的時候，走近投票站的黑人會捱打，甚至遭私刑處決。法律也站在歧視一邊，最高法院數次做出裁決，認定種族隔離不違反美國憲法之中人人平等的原則。
1908年，美國肯塔基州黑人遭白人私刑
南北戰爭之後美國黑人仍然沒有基本的人權，不聽話的黑人可能遭受私刑的懲罰。圖中所示的私刑發生在1908年的肯塔基州，起因是一名黑人佃農在爭鬥中自衞，失手打死白人僱主。這四位黑人只因為表示對黑人佃農的同情，被白人處決。掛在其中一位死者胸前的白紙上寫着：“警告黑鬼不要騷擾白人，否則一樣的下場。”
在西部，華人也曾是私刑的對象。
相關的種族隔離法規要到1960年代民權運動之後才完全解除。而即使到當下，美國社會最底層的多數依然是黑人，住在紐約、芝加哥、底特律等等大城市的貧民窟之內，外人多半不敢涉足這些地區。也正因為有這些黑人貧民墊在最下邊，白人的下層還多半可以將自己納入中產階級的範疇，總有那麼幾分優越的感覺。
在白人與黑人的衝突之外，作為移民社會的美國還有舊移民對新移民的各種敵視，也是在下層民眾之中最為明顯，而富貴階層反倒對移民有更為開放的態度。下層民眾怨恨新移民搶走工作機會，壓低工資，當老闆的人卻喜歡有更多的新移民加入勞工大軍，降低經營成本。比如説十九世紀中期，愛爾蘭人在大饑荒之後大批遷往美國，雖説他們會講英語，卻被人譏笑為貧窮無知，沒有文化，而且信的還是與新教格格不入的天主教。
到十九世紀末愛爾蘭移民安頓下來，又有新一波移民來自東歐與南歐，不但在宗教上不合美國的主流，還操着各式不同的語言，成為下一輪被歧視的對象。這些新移民之間也把他們在歐洲的矛盾帶來美洲，塞爾維亞人與克羅蒂亞人不和，基督徒看着猶太人不順眼。壓在最底層的是為數不多，來自亞洲的移民。北美大城市之中唐人街的起源，大多是因為一般的街區不允許華人遷入。特別在經濟不景氣的時候，下層民眾的怨氣往往是出在新移民的身上。
這種歧視在今天依然可以見得到，只是常見的歧視的對象之中多了墨西哥移民。他們當中的確有不少人非法入境，沒有身份，自然更是沒有經濟或社會地位，擔起的是最苦最累報酬最低，根本就沒有美國人願意做的工作。開車走在南加州的公路上，如果你看到在田間烈日下耕作的農民，十有八九是來自墨西哥的非法移民。當局明明知道他們的存在，卻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因為沒有他們的辛勞，當地的農場根本就無法運作。只是轉眼到總統選期間，他們卻成特朗普猛烈攻擊的對象。
第三重：文化衝突
美國社會的第三重矛盾源自對知識與讀書人的反感，又稱為“反智主義”。這種態度在現代的中國也曾有過，文革時期讀書人曾被稱為“臭老九”，淪為批判嘲諷的對象。只不過我們有“學而優則仕”的歷史傳統，讀書人負有先天下憂的使命感，反智只是在二十世紀社會動盪之中一段歷時十年的異常。西方卻沒有這種歷史傳統，歐洲封建社會的上層是由血統定高低的王公貴族，讀書人原本只是讀經書的教士（相當於出家和尚），到近代啓蒙前後才開始有獨立於教會的文人出現，而且要得到王公貴族的眷顧才能站穩腳跟。
早期的美國沒有王公貴族，主導經濟文化的富商，大家普遍看不起讀書人。畢竟以新大陸的艱苦，不論開荒種地還是抵禦印地安人，書生派不上用場。這裏就以教師的地位作為一個簡單的例子。在進入現代之前的美國鄉村，人們印象之中的教書先生是做不動體力活的無用之人，不是瘸腿，就是胖子，病夫、或是懶漢[8]。現代美國的教師形象，或許可以參考電視劇《絕命毒師》之中的那位中學化學老師，他工作辛苦，得不到學生尊重，領着可憐巴巴的薪水，工餘時間還得洗車賺外快，身患癌症卻付不起治療的費用，只得鋌而走險去製造毒品。
書生在美國政治中起到顯著作用開始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羅斯福在大蕭條之後實行新政的時期。為了刺激經濟，緩解大蕭條所帶來的衝擊，聯邦政府加大公共支出，需要大量書生加入政府機構，出謀劃策，草擬法規，管理日常運作。政府高層出現許多專家學者，成為總統的顧問與助手。其後經過二戰、冷戰，政府的機能與規模進一步擴張，後工業化社會也需要更多受過教育的白領職業人士。他們在思想上傾向於世俗與自由化，與保守的藍領勞工之間隔着一道文化分界[9]。
這二者之間的矛盾，也因此表現為保守派與自由派在文化上的衝突：是否相信進化論，是否允許人流，是否支持女權，等等。保守派強調傳統家庭，愛國情操；自由派卻強調多元，寬容。保守派崇拜上帝，讀聖經，進教堂；自由派卻看重教育，倡導理性思維。藍領勞工喝啤酒，喜歡玩槍；白領書生卻是喝拉鐵（咖啡），讀紐約時報。書生看不上勞工的粗魯，無知，偏執；勞工看不起書生的娘娘腔，矯揉造作，自以為是的精英派頭。
在這一場衝突之中佔着上風的是書生，因為新聞、影視、醫療、教育等等文化機構都控制在他們手中，讓保守派很有一種受壓迫傷害的感覺。新聞節目明顯偏向自由派，最熱衷搞政治正確。影視的內容則是不斷挑戰道德底線，靠情色與暴力吸引觀眾。醫生做人流手術結束胎兒的生命，竟敢以專業的名義篡奪屬於上帝的生死大權。
支持與反對人工流產的羣眾在最高法院門外爭吵。
學校是普通人家最常與政府打交道的場所。辦教育的經費來自大家都要上繳的税款，可是教學內容卻是控制在自由派文人手上，老師上課教孩子如何使用避孕套，講美國歷史上有奴隸制的原罪，還聲稱同性戀是正常的。高中課程裏不許講摩西十誡，卻讓學生學進化論，搞得好好的孩子讀過幾年書下來開始懷疑上帝的存在。
進化論的教學最讓保守派生氣。每一次家長抗議，學校都是從外邊的大學裏請來科學家，也就是大家根本不認識的生物學教授。這幫學者沒有經過投票選舉，竟敢擺權威的譜，講起科學問題，不論傳統不論感情，連少數服從多數都拋在一邊。教師在課堂上可以質疑上帝，質疑聖經，而普通百姓卻無法挑戰生物教授的權威。
相應的爭論吵起來，可以説是沒完沒了。進化論在自由派眼裏是多年研究證明的科學理論，在保守派眼裏卻是對上帝權威的挑戰。人流在自由派來説是女性對自己身體的控制，在保守派來説卻是謀殺生命。同性戀依自由派的觀點是應該受到尊重的個人選擇，依保守派觀點卻是聖經之中明明白白定性的邪惡。這些論述涉及的都是信念與價值觀的根本，比階級或種族對立更難找到調和的空間。
美國只有兩大政黨，卻存在階級、種族與文化三大界線。因此兩大黨在吸引選票的時候，總得想出建立跨越界線的結盟辦法。傳統來説，共和黨代表工商階層，民主黨代表普羅百姓。但是普羅百姓之中，有白人與黑人的不和，也有白領與藍領之間的分化，因此共和黨也可以跨過階級分界來吸收下層的選票。實際的運作方式則取決於具體的社會與歷史條件，隨着時代的不同會發生很大的變化。比如説，對黑人敵視的南方白人，原本是民主黨的重要組成部分。但是上世紀六十年代，民主黨卻推動保護黑人等少數族裔的民權立法，南方白人的選票則被共和黨吸收。又比如説克林頓與奧巴馬雖然都屬於民主黨，卻在華爾街富商之中享有很好的人緣。
美國的選舉比試的是面對三大矛盾，兩大政黨如何進行政治精算。2016年大選的奇特在於兩大黨的算盤都沒有打響：共和黨建制派在初選時失控，被特朗普奪走提名權；民主黨卻在大選之中失常，竟然輸給連共和黨都不熱心支持的特朗普。這些出人意料的結果，顯示圍繞三大矛盾的組合已經發生變化，美國的政治版圖也將出現重組。探討其中的因果，還需要理解兩大政黨的歷史演變，將在另文中介紹。
參考資料：
[1] Smith H. “Who Stole the American Dream?”(Random House, 2012) p.40
[2] PBS Newshour, “Were pilgrims America’s original economic migrants?” Nov. 26, 2015 http://www.pbs.org/newshour/bb/were-pilgrims-americas-original-economic-migrants/
[3] Isenberg N. “White Trash: the 400-Year Untold History of Class in America.” (Viking, 2016) Chapter 8.
[4] White T. H. “The making of the President, 1960”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7) Chap. 3 白修德的分析寫於1960年大選結束後不久，當時尼克松還沒有選上總統。到七十年代尼克松下台之後，有更多作者以鄙夷的語氣提及他因為兒時家庭貧窮而造成的人格缺陷。
[5] Smith J. F.“Slavery and Rice Culture in Low Country Georgia, 1750-1860”(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91) p.104
[6] Davis D.B. “The American Dilemma”.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July 16, 1992. http://www.nybooks.com/articles/1992/07/16/the-american-dilemma/
[7] Lincoln A. “Letter to Horace Greeley”https://www.abrahamlincolnonline.org/lincoln/speeches/greeley.htm
[8] Hofstadter R. “Anti-intellectualism in American life.” (Knopf, 1963) p.314
[9] Frank T. “What’s the Matter with Kansas?” (Metropolitan/Owl Book, 2005) p.193-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