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陳明忠：二二八不是省籍衝突，也並非皇民造反

【採訪/觀察者網專欄作者陳福裕，錄音整理/史學敏】

作為“二二八事件”的親歷者之一，陳明忠同時也是白色恐怖的受難者，是台灣最後一位死刑犯。21年的牢獄生活，並沒有磨滅他對社會主義、祖國統一的嚮往，反而是在艱苦的鬥爭中，堅定了他的信仰和追求。正如陳明忠自己所言：“亂世的人本來就不如太平時代的狗，我不過生錯了時代，並沒有走錯路。”大概這也是他對自己一生堅持最好的註解。

今天是“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七十年曆史鉅變，“二二八事件”也被用作各種解釋，歷史沒有在爭辯中走向和解，反而愈發對立，也讓後來人無從判斷七十年前在台灣街頭到底發生了什麼。在“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紀念日前夕，觀察者網特別委託前夏潮聯合會會長陳福裕，對話陳明忠先生，從省籍衝突、反國民黨統治、“台獨建國”、“皇民造反論”等各個角度，還原“二二八事件”的本來面目，在理清歷史的同時，也幫助我們對台灣現狀有更深入的理解。

陳明忠先生

前夏潮聯合會會長陳福裕受觀察者網委託，對話陳明忠先生

陳福裕：“二二八事件”發生迄今整整七十年，歷史的真相併未隨着時間的推移和檔案的解密而水落石出，反倒因為藍綠鬥爭的尖鋭化，特別是兩次政黨輪替而出現了各種版本的解讀，糾纏不休。歷史是事實的反思，所有對事件的詮釋都免不了的要參揉着人的價值判斷，受到個人的視野、立場和黨派性的侷限。

解嚴30年來，有關“二二八”的資料和討論雖然不再有禁忌，但卻存在着許多“政治誤區”，亟待澄清。一般來説，綠營的支持者都傾向認為“二二八”是“省籍矛盾”，是“官逼民反”，是國民黨這個“外來政權對本省精英的蓄意屠殺”，因此將“二二八”定性為“台獨建國運動”的開始；藍營的羣眾卻擺向另一個極端，越來越多人主張“皇民造反論”，認為二二八事件是日本殖民統治下喪失祖國意識的皇民化階層和地痞流氓，勾結美日，藉由查緝私煙的偶發衝突趁機造反，想要達成“台灣獨立”或“託管”的目的。所以，他們認為二二八是“民逼官反”，而不是“官逼民反”。

您作為“二二八”人民起義的歷史見證者，特別是謝雪紅二七部隊武裝鬥爭少數目前還在世的親身參與者，我們想聽聽您對上述兩種説法的評價。

**陳明忠：**一般的説法，“二二八”事件的起因是“官逼民反”，我不太贊成這個説法。我們是因為不滿當時負責接收的國民黨官員貪污、無能和普遍存在的族羣優越感，他們認為是打了八年抗戰才能夠解放台灣，所以有一種優越感，覺得我們應該要感謝他們。但他並沒有逼你！主要是我們對腐敗和無能的不滿。我們是反對腐敗，反對貪污，反對專制政府，覺得那不是兵，是土匪，我們討厭的是國民黨竟然比日本還不如。

當時台灣人經過五十年日本的殖民統治，對祖國大陸的政治制度和社會現狀不是很瞭解，由於期待過高，所以產生極大的落差。行政長官制度確實有很多疏失，加上接收官員腐敗，軍紀欠佳，對本省人的參政待遇也不公平，同時為了維持國共內戰的龐大軍需的管制政策，造成百業蕭條、物價飛漲和失業嚴重的問題，導致台灣人對祖國的態度，從期待、失望到憤怒，認為祖國是如此不堪，甚至比日本人還不如。

其實，當時台灣人的遭遇，跟抗戰後國民黨在全國各地的接管工作大同小異，只是台灣人受到異族統治50年，不瞭解當時的祖國是什麼一個樣子。更由於受到日本的壓迫，對祖國的期待就特別大，反差就越大。

當時，我們透過大陸來的雜誌如《觀察》等刊物知道︰國民黨的接收人員不僅對台灣如此，對其他包括東北在內的淪陷區的人民也都是如此的，他們把曾經生活在日本統治下的人民都當成漢奸，不分官方的或民方的財產，拼命接收，因此人民把這些貪婪、腐敗的國民黨接收人員的行為謔稱為“五子登科”。這不是台灣個別的現象，我們認為“二二八”是統治階級欺壓被統治階級，而不是外省人欺壓本省人，只不過因為當官的大多是外省人，所以才被扭曲為省籍矛盾。

我認為，“二二八”之所以發生，主要是與當時海峽兩岸在社會發展階段上存在着差距有關。當時台灣已經進入資本主義的初級階段，有了初步的法制建設，相對而言，大陸還停留在半殖民半封建社會，必然會產生衝突。我們想想，國民黨接收官員為什麼貪污？主要是中國太落後，太貧窮，見到什麼都想要。

但是中國為什麼會落後貧窮？是因為百年來的帝國主義外患使然，主要還是日本侵略。現在很多人在説要“轉型正義”，要鬥爭國民黨，應該要考慮當時的中國為什麼會那麼慘，那麼腐化？那些兵看起來像土匪，是因為太窮。為什麼會窮？就是因為內亂外患。所以，如果要算“二二八”的賬，日本也有責任，他們不找日本，只會追究國民黨。

二戰後，因為戰敗而遭到接收的地區與國家不在少數，而在台灣或是大陸其他比較現代化的城市，發生類似國民黨這種“劫收大員”的行徑也絕非特例。像日本戰敗後，美軍派員接收，在政治管制上就作出與國民黨軍隊同樣的行徑，甚至強姦婦女揚長而去，有過之而無不及。但是，為什麼在日本不會爆發類似“二二八事件”，在台灣卻是一發不可收拾？主要是兩地人民的心理落差不一樣：就台灣人而言，以為日本戰敗，就可以揚眉吐氣，不需再做異國奴；反之，日本人則早有做“亡國奴”的心理準備，只能逆來順受。

更重要的是，相較之下，大陸內地的社經、文化水平和台灣還有所差距，但美國則是遠遠高於日本。日本老百姓看到美軍的裝備、武器和服裝等等都優於日本，自然對美軍產生好感，甚至進一步產生自卑感，開始崇拜美國文化。同時，由於美國的經濟發展優於日本，美軍接收日本之後，也沒有什麼強取豪奪的事情發生。再加上朝鮮戰爭爆發，美國的東亞戰略轉移，不但強迫各國放棄對日本的實物補償，還大力援助日本振興計劃，日本人普遍對美國留下好印象，自然就不會發生類似“二二八事件”。

反觀台灣人，由於對國民黨、國軍和外省人的惡劣印象，加上人為的政治打造，進而變成省籍對立的情緒，形成今日難解的仇視中國情結。所以我認為，“二二八事件”的主因是來自於台灣與內地接收官員、軍隊在文化和社經發展階段的落差，如今被解釋為外省人屠殺本省人，是台灣“獨立建國”運動的起始點，其實是經由“有心人”所刻意打造下“被扭曲的歷史記憶”。

舉例來説，單單是“二二八事件”到底死了多少人，到現在還爭論不休。根據二二八補償基金會的統計，“二二八事件”的死難者不到一千人，而且當中還包括五〇年代白色恐怖的犧牲者。另外，用最寬鬆的標準，出面領取補償金的也只有一千六百多人。

然而在民間被打造出來的集體記憶裏，“二二八事件”的死亡人數高達數萬人，甚至是數十萬人。我第二次坐牢保外就醫之後，在九〇年代初到美國演講，報告了上述的數字，就被海外“台獨”人是罵我沒有良心，説光是高雄市就死了30萬人。我就告訴他，光復初期高雄市的人口只有15萬，難道是全殺光了，還到外縣市拉15萬人來殺？歷史真相的被扭曲，可見一斑。

**陳福裕：**有關於“二二八事件”的定性，還有另一個説法，主要是泛藍學者的主張，他們認為“二二八事件”並不是“官逼民反”，其實是“反民逼官”，就是皇民化的台灣人，因為不要大陸來統治，利用二二八來造反，殺外省人，最後才造成國民黨對他的鎮壓。這種“皇民造反論”，近年來隨着民進黨二度執政所產生的焦慮感，表現得非常高亢。

**陳明忠：**首先我必須強調的是，所謂台灣人，並不是同“質”的。台灣人當中，有欺負人的，也有被欺負的人；有富人，也有窮人。日本殖民統治時期，我們大致上可以把台灣人分為“有財有權”、“有財無權”和“無財無權”的三種。這三種人之間，由於利害關係不同，互相之間並不是和諧的，甚至有時候還是相當敵對的。也由於有這種利害關係的不同，同樣是台灣人，對光復的反應就有所不同。

例如，日據時代屬於“有財有權”的人，如鹿港的辜振甫或被封為貴族院“議員”的許丙、簡朗山等人自然反對光復，因此他們和日本軍官勾結，搞台灣“獨立”。

又如林獻堂、蔡培火等地主士紳，本來是屬於“有財無權”的人。他們為了爭取分享政“權”而抗日，組織文化協會。但後來受到“無財無權”的中下層台灣人要求經濟民主、社會民主壓力之後，逐漸走向妥協之路，在“地方自治聯盟”時期已顯然變質，最後在日據時代後期則積極參與“皇民化運動”。所以這些人對光復是心存觀望的，看看是否能夠在光復後得到利益。

至於“無財無權”的大多數台灣人民，則因在政治上、經濟上以及社會上都遭日本人的欺壓，因此這些人是絕對歡迎光復的。所以，整體看來，台灣人民因各屬於不同的階級，對光復的態度也有所不同。

台灣光復初期，確實有一批“有財無權”的地主士紳對陳儀非常不滿，但是並沒有參加活動。日本宣佈投降之後，陳炘與林獻堂、羅萬俥、林呈祿、蔡培火及蘇維梁赴南京參加受降典禮，在大陸地區見識到江浙財團及國民黨官僚對當地的橫徵暴斂，回台之後決定要接收日產（主要是糖業公司），向全台有10甲以上的地主仕紳募資5000萬元成立“大公企業公司”，規定1人10股。台糖是賺錢的公司，每個人都想投資，以我們岡山來説，很多人賣掉二層樓房參加集資。

問題是，陳儀怎麼會賣呢？陳儀的思想不是社會主義，也不是資本主義，他有點北歐式的社會民主主義，所以他一定要收歸國有。錢是收了，兩三年後錢也有還你，但還你多少？一棟樓房還你一條毛巾。“二二八事件”爆發後，陳炘雖曾短暫的參與“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因為身患瘧疾而無法參加開會，但在3月11日晚上，陳儀以約見陳炘為由將他逮捕，從此以後便下落不明。

1960年7月，陳明忠第一次被捕出獄後，攝於家中頂樓

一九九五年四月二日，陳明忠（中）參加五十年代政治案件殉難者春季追悼大會

總的來説，“二二八事件”不是什麼台灣人的悲情，而是台灣人民繼承日據時期“抗暴、迴歸祖國”愛國主義傳統的表現，許多在事件中起重大作用的人，都是在日據時期參加台灣共產黨、農民組合、文化協會和30年代以後的赤色救援會的積極分子。皇民化分子基本上沒有參加，甚至還在旁邊看好戲，嘲笑統左派説“你看，這就是你們熱烈迎接的祖國！”

舉例來説，日本戰敗投降，我從高雄回到台中農學院（今中興大學）讀書。當時看到很多年青人在十字路口，用風琴在教民眾唱國歌（“中華民國”）、教國語。當時我很感動，覺得他們很進步。二二八的時候，我到埔里參加武裝起義，看到這些人竟然都圍在謝雪紅身邊，聽謝雪紅指揮。再經過兩三年，五〇年代我被捕入獄，在保安司令部軍事看守所我又見到他們，看到他們被槍決的最後一幕。

現在“台獨”勢力起來，和二二八沒有直接關係，參加二二八的那些人都是日本時代反日的那些人，日本時代反日的都對祖國嚮往的，看到這種腐敗轉成絕望，才會想要把這種腐敗的政府推翻，才會參加共產黨。後來這些人都死了，但日本時代的三腳仔（皇民化分子），反而都沒事，因為他們都沒參加。他們還冷笑着，覺得你們希望的祖國就是這樣。

另外，“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時候，確實也有些地痞流氓和從南洋復員回來的高砂義勇隊日本軍夫藉機鬧事，但到底有多少人？贏的時候就説有很多人，輸的時候就跑光了。例如，打台中教化會館的時候，據説有兩三千人，但是我到埔里打烏牛欄橋戰役的時候，就剩下一兩百人而已。

剩下的都是什麼人？當時留在謝雪紅身邊的都是共產黨員，像後來跑到大陸去的、台中商業學校的何其懷，他是陳文茜的七舅公。還有武裝基地第三隊隊長，台中師範學校的呂煥章。還有就是嘉義自治聯軍的那些人，張志忠是省工委會武工部部長，簡吉是政委。

“二二八事件”後，很多共產黨的基地都是左派那些人。光復前很多鄉長鎮長都是反日的，都是農民組合或是文化協會的成員，像率領民眾進攻埔心機場奪取槍械彈藥的蘆竹鄉（今路竹鄉）鄉長林元枝。還有後來和黃順興一起去大陸的陳逸松（當過第一屆台北市議員）和王世堅的外公，嘉義朴子的張榮宗等等，都是日據時代赤色救援會成員。

日據時期反日的人，因為受到大家尊敬，在光復後很多都當鄉長。這些人在二二八的時候參加起義，二二八之後都變成共產黨的基地，在五〇年代白色恐怖時期都被消滅了。

所以，所謂的“皇民造反論”是毫無根據的。日本總督後藤新平説：“台灣人貪財、怕死、愛面子”，也確實是這樣的。他們不敢反抗，反而都是左派的這些人才敢反抗，只不過因為抗日的左派幾乎在白色恐怖時期都被肅清，現在就輪到他們發言。很多人在參加二二八之後變成共產黨，共產黨被消滅之後，換三腳仔起來，當日本的代理商，成為日後黨外民主運動的主流。所以整個歷史的解釋是錯的，因為參加的這些人都已經死了，反而是和日本勾結的這些人起來，話語權被他們拿走，所以他們會説日本有多好。

**陳福裕：**你的意思是説，“二二八事件”所造成的歷史後果是日據時代抗日、迎接祖國光復台灣的知識精英，在經過二二八對國民黨的失望後，轉向對紅色祖國的認同而參加地下黨，因此在五〇年代時被全面肅清。在台灣的愛國主義傳統遭受重大挫折的情況之下，皇民化階層通過與日本之間的經濟往來，做他們的代理商，日後成為佔台灣出口總額90%台灣的中小企業主。由於他們對國民黨的接收政策和土地改革不滿，變成七〇年代台灣黨外民主運動的主體，掌握了“二二八事件”的話語權，藉以打造被扭曲的歷史集體記憶。

**陳明忠：**民進黨一直在強調二二八是“省籍衝突”，其實並不是真正的省籍衝突，是被統治者與統治者之間的矛盾，主要是當時貪污腐化的不滿。謝雪紅也是以打倒貪官污吏為口號，只不過因為當官的都是外省人，因此有一些誤會，連老師都被連累。當時透過台灣人的保護來保全外省人的也有很多，各地方都有，但是保護的都不是當官的，都是老師和其他的外省人。

近年來，台灣有皇民化思想復辟的現象，連國民黨都在紀念八田與一（日據時代台灣水利工程師——觀察者網注），説日本人有多好。最主要就是參加二二八的反日知識分子，後來都加入地下黨，在五〇年代被肅清。反而是和日本勾結的這些人起來，話語權被他們拿走。日據時期皇民化的地主階級，除了像上述所説的“大公企業公司”，因為跟江浙集團的利益衝突而心生不滿之外。土地改革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光復初期，台灣擁有10甲以上土地的大地主，雖然只佔全省家庭户數的2%，但卻佔有全省總耕地面積的三分之一以上。為了剷除共產黨在農村的支持基礎，五〇年代國民政府在美援機構“農復會”的指導下，推出“三七五減租”、“公地放領”和“耕者有其田”等一連串的土改政策。對於被徵收的土地，是以七成的實物土地債卷和三成的四大公司股票（水泥、紙業、農林和工礦等公營事業股票）作為補償。四大公司的股票本來票面價值是十元，實際上只值二元，這就已經被騙了。徵收的地價，還以戰爭時期的兩年半的收成來計價，還不算期間作物。可説是土地用很便宜的價錢跟你買，但四大公司的股票又以高高的價錢賣給你，引起地主階級很大的不滿。

再加上為了安置隨着國民黨撤退來台人員（估計有170萬人），公教人員的工作都被他們拿走，造成地主出身的知識分子找不到工作。那些地主階級的子弟，因為土地沒了、工作也沒了，後來就跑到日本和美國。所以日本的“台灣獨立青年會”是在1960年成立，美國的“台獨聯盟”隨後在1970年成立，一直要到八〇年代末期，台灣解嚴後才遷盟回台和民進黨合流。

留在台灣這邊的，一部分人用土地換了四大公司慢慢經營，經營時會不滿，就是因為國民黨帶了170萬人來台，要安插在公營公司裏，但公司不需這麼多人，這樣公司就會賠錢。賠錢的話，銀行就借錢給他們。銀行的錢只借給公營，不借給私人，民間都借不到。

另外一大部分人，剛好趕上1960年代美國調整東亞分工，日本將淘汰的勞力密集產業轉移到台灣生產，創造了日後為數將近百萬，佔台灣出口產值90％以上的中小企業羣體。他們都做外銷，有信用狀才可以借錢。技術和資金來自於日本，產品的銷路在美國，再加上土地改革的怨恨，自然形塑了“親美、媚日、仇蔣、反共”的意識形態主流，成為七〇年代黨外民主運動的社會基礎。

我們可以説，所謂“台獨”“二二八起源論”並沒有根據，“台獨”真正的起源是“土改”。一方面，日據時期抗日，希望中國走向統一的統左派大致上都被消滅了，沒有被槍斃的也都在坐牢。一方面，這些以皇民化地主階級為大宗的中小企業都起來了，在八〇年代與海外“台獨”匯合，成為今天民進黨的主要成分。所以，二二八的直接後果並不是台獨，台獨是因為國民黨肅清了統左派的力量，加上土改的因素才慢慢崛起。“二二八事件”發生的時候，沒有聽到誰主張台獨，只有美國駐台副領事喬治·柯爾（葛超智）身邊糾集了一些人，像後來當到省民政廳長的蔣渭川，強力鼓催託管論，但是人數很少，影響也有限。

陳明忠在北京西山無名英雄紀念廣場

無悔——陳明忠回憶錄

**陳福裕：**從您剛剛的談話，我們大概可以總結出幾個觀點：首先，造成二二八官民衝突的主要因素，既不是“省籍衝突”，也不是“皇民造反”，而是台灣人民反對國民黨當局專制、腐敗的鬥爭，但細究其根源，其實是跟光復當時海峽兩岸在社會發展階段的落差有關。其次，“台獨”的起因，跟二二八沒有直接的關聯，主要是地主階級基於對土改政策的不滿，加上日後台灣中小企業在東亞分工中的位置和利益格局，才逐漸形成“台獨”勢力。最後，“二二八事件”之所以被皇民化階層掌握了話語權，型塑台灣社會“被扭曲的歷史集體記憶”，事實上是跟五〇年代白色恐怖對統左派愛國力量的全面肅清有關，才會出現歌頌日本殖民統治的現象。

歷史是事實的反思，我們無法改變過去，但卻可以透過歷史的解釋去形塑未來。因此，最後我想再請教您一個問題：面對當前民進黨全面執政，在拒絕承認“九二共識”一箇中國的原則的情況下，兩岸關係的正常交流和發展面臨了一個新的轉折期。再加上蔡英文當局為了承繼李登輝以來的“去中國化”政策，全面推行所謂的“本土化”，其實是台灣的“再殖民化”。您作為二二八事件的參與者，最為戰後台灣政治變遷的見證者，從一個一個堅定不移地“無悔”的統左派的立場，您對於今後如何化解兩岸當前的僵局？如何避免二二八歷史悲劇的重演，有什麼建言可以提供年青的一代做為參考。

**陳明忠：**我只能説，要了解大陸，沒有了解大陸就沒辦法。如何正確地瞭解大陸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非常重要。譬如説，改革開放以來，大家都説大陸會倒，很快地就會崩潰。實際上他不但是沒有倒，還一直在崛起。為什麼會出現“中國崩潰論”？民進黨是以資本主義的價值觀念來看社會主義，拿西方的尺度來測量中國的體制，覺得沒有走西方的道路中國就會倒。他們不知道中國從五四運動以來，是吃了多少的苦，付出了多少代價，才找到今天能夠與中國具體國情相適應的，能夠救亡圖存，最終實現民族復興的道路。

還有，習總書記説：“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用改革開放前的歷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歷史時期”。現在，台灣有些人認為中國“走資”，背離了社會主義的道路，這也是對中國社會性質和改革開放事業的缺乏理解的緣故。鄧小平説得很清楚，一箇中心兩個基本點。改革開放，説清楚一點，就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充分利用資本主義的積極因素，為建成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化社會主義國家創造積極條件的“特殊過渡階段”。這一點，我認為和列寧在新經濟政策之後，提出蘇聯要在一個很長的時期，為了準備進入社會主義社會所需要的物質和文化基礎，要實行所謂的“作為特殊過渡時期的國家資本主義階段”有互相輝映之處。把共產黨根據中國實際所走的特殊過渡階段，和西方金融寡頭的國家資本主義混為一談，就是對中國的不瞭解。

另外，還有像西方“普世價值”話語權的問題，一定要有所理解和突破。資本主義時常説的是機會平等，真的能平等嗎？出發點都不平等，機會怎可能平等？出發點、立足點都要平等，不然都是騙人的，這只是資本主義的説法。我們不但要政治民主，經濟也要民主，社會也要民主。一定要了解這些東西，兩岸人民的“心靈契合”才會有好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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