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鵬：炮打媒體司令部，特朗普底氣從何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鵬】

早在上任前，美國總統特朗普與美國主流媒體就撕得不可開交；走馬上任後，特朗普不僅沒有與這些媒體和解、將其收編，反而屢屢抨擊CNN、《紐約時報》等一些媒體不利於他的報道是“假新聞”“不誠實”，甚至稱它們是“美國人民的公敵”。而最近兩天更是爆料跌出。

特朗普2月17日推文

先是白宮24日舉行非正式吹風會，白宮發言人肖恩·斯派塞將地點從慣例的白宮新聞發佈室臨時更改到自己辦公室，並明文禁止《紐約時報》、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洛杉磯時報》、Buzzfeed新聞網站、英國廣播公司、《衞報》等主流媒體參加當天的吹風會，卻允許保守派媒體如福克斯電視台、《華盛頓時報》、布賴特巴特新聞網、同一個美國新聞網進入會場。美聯社和《時代》週刊雖沒被封殺，但走出會場以示抗議。

24日舉行非正式吹風會，多家主流媒體被拒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25日特朗普在“推特”留言，今年4月29日他將不會出席一年一度的美國白宮記者協會招待晚宴。理由呢？莫須有。在美國政治傳統裏，自20世紀30年代後，時任總統參加年度晚宴已經成為慣例。在這場名流雲集、精英畢至的晚宴上，記者們常常以開玩笑的形式“捉弄”總統，而總統也會藉此機會抖包袱、講段子，挖苦政敵，吐槽媒體，大展美式幽默，成為“美式民主”的一道景觀、櫥窗。

其實，特朗普仇視、打壓這些主流媒體的動機很好理解，因為它們從來也沒有消停過，處處給新總統找茬兒。但讓人費解的是，對於這些素來有“無冕之王”、“第四種權力”之稱的美國主流媒體，特朗普哪兒來的底氣和實力去持續叫板？

當年越戰的結束，就曾被學者歸結為幾個記者、幾張照片所致；尼克松也在媒體發酵水門事件後失去了繼續遮掩、辯駁的勇氣，黯然下台。而今這位非傳統、非典型美國總統，就真的不怕被“黑”嗎？為什麼他可以做到持續對抗、打壓美英主流媒體？下面，我們層層剝筍，來辨析這個反常且有趣的現象。

首先，從個人層面分析，我們必須承認，特朗普確實比他的同行們更耐“黑”。特朗普的商人出身和生平經歷，讓他在媒體攻擊面前比其他政客多一些免疫力、抵抗力。早年涉足地產、娛樂等行業，早已緋聞滿天飛。而民眾對商人的道德要求終歸比政治家要低。得過一次天花的人，不會得第二次。

同理，早就是花花公子、聲名狼藉、習慣於傲慢無禮、逢人便説“I am rich”的特朗普，也不在乎多一條緋聞、多一場罵戰——他甚至已經習慣於通過公開對罵提高曝光度，達到個人商業和政治目的。大無賴精神的精髓就是：“我本來就是流氓，我怕誰？”從這個角度講，也只有類似“弗林勾結俄羅斯”這樣涉及國家安全的“硬醜聞”才能迫使這位無賴總統就範。

其次，美國主流媒體自身並不乾淨，在大眾層面也並不是很得人心。在人民心中，美國主流媒體早已不是當年“進步時代”對抗資本家、為民請命、對財閥“扒糞”的英雄鬥士，而是作為建制派的核心骨幹，一併壓迫、剝削、欺騙民眾的幫兇。這並非聳人聽聞，希拉里、建制派與華爾街、硅谷精英的公開聯盟已經為此做了註腳。

美國昆尼皮亞克大學（Quinnipiac University）的一份最新民調研究表明，美國民眾對政府和媒體都不信任。面對“特朗普和媒體，你到底相信誰？”這樣的問題，有50%的美國選民不贊同媒體對特朗普的報道，但61%的人也不認同特朗普對媒體的評價。在被問及相信誰會“告訴你關於重要問題的真相”時，52%的受訪者選擇媒體，只有37%的人更信任特朗普。而且，這一結果還有着明顯黨派色彩，譬如86%的民主黨人相信媒體，78%的共和黨人則選擇相信特朗普。這意味着特朗普和主流媒體叫板，在受眾層面上半斤對八兩，誰也佔不了明顯的優勢。而從黨派政治角度來講，共和黨選民的支持率是特朗普政權的基本面，所以他自然更會做出某些強硬的姿態，來迎合這約佔八成的共和黨民眾。

第三，歷史地觀察，從美國大選與媒介生態演化互動的角度看，我們不得不得出一個悲觀的看法：劣幣驅逐良幣，在“娛樂至死”的大趨勢下，越是淺層的介質，越容易抓住底層民眾。縱觀美國總統競選史，在影響基層民眾的能力上，著作學説不如報刊雜誌，報刊雜誌不如廣播電影，廣播電影不如電視廣告，電視廣告不如短視頻、段子手、臉書推特等社交媒體。隨着通訊、媒介技術的演變，越新的媒體越能滿足大眾的娛樂需求，但同時它們所提供的信息愈加碎片化、淺層化。這不是“寓教於樂”，而是把嚴肅的重大政治、經濟、社會問題娛樂化。

而在這一進程中，套用流行的話説叫“得屌絲者得天下”：擅長運用、操作他那個時代更新、更low的媒體的人，將在傳播理念、贏取選票上獲得相對其競爭對手的一定優勢。特朗普被人戲稱為“推特總統”，正是抓住了當下這個從報紙、電視等傳統媒體向社交新媒體代際轉換的時機，通過巧妙設置議題、炒作，成功地通過推特等社交媒體實現了和民眾的直接溝通。質言之，發推特就相當於簡單粗暴的“大字報”；而缺席記者協會，就是炮打美國媒體帝國建制派大本營的司令部。

最後，最根本的原因恐怕還是根植於美式民主的本質屬性。為加深理解，我們不妨做一箇中美對比。試想一下，在中國特色的“協商民主”的思維模式下，如果將中國領導人置於特朗普當下的處境，在召開媒體座談會時，一定會把支持的、反對的媒體記者都召集一堂，開誠心、布公道，充分交換意見，甚至不排除建立個人友誼，通過多種渠道、方法，逐步地減少分歧、提升共識，最後達到一定程度的團結一致。

而作為對比，美式民主是標準的投票—簡單多數式民主。英國公投也是如此。只要超過半數，就意味着“多數人”的意見將成為國策而被國家機器合法、合理地推進。這種模式看似公平合理、公正無欺，但是在一個撕裂的社會中，面對極富爭議的議題時，不僅無效，而且是有害的。張維為教授曾經評價英國公投：“像英國是否脱歐這樣的事，如果借鑑中國的協商民主模式，效果會好得多。

採用公投的方法，坦率地説，是愚蠢的。只會導致英國社會的撕裂乃至國家的解體。”可謂一語道破。正如前文所引用的數據，美國社會正在加劇極化、撕裂。這種趨勢在特朗普身上就明顯體現為，支持者無比愛戴，反對者無比憎惡。但鑑於美式投票—簡單多數民主的遊戲規則，特朗普缺乏中國領導人那種必要的胸襟、能力、意識和相應的制度與技術手段，去身體力行地彌合衝突、減少社會族羣分裂，營造共識，團結全民。

事實上，特朗普只需要保住自己的基本盤，同時爭取部分搖擺州、中間選民，只要票數過半，就可以民正言順、合理合法地維繫其統治。所以對於特朗普這樣一個人品可疑、以“為達目的不擇手段”而著稱的商人政客而言，以損害美國國家利益為代價，惡意利用社會撕裂、族羣矛盾來實現個人的權力訴求，也並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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