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搞農業供給側改革，就得拋棄“小農經濟”嗎

【3月5日，李克強總理在工作報告中部署2017年重點任務時，提出“要促進農業穩定發展和農民持續增收，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完善強農惠農政策，拓展農民就業增收渠道……”。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指出“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政策方向是對的，但不少經濟學家認為“出路在於農業規模化、農民組織化，小農經濟已然過時”的觀點值得商榷。

姚院長進一步談到中國“人多地少”的國情，跟歐美動輒幾百英畝的大農場有天壤之別。而且，中國的小農經濟不僅催生了大量有經濟頭腦、有管理才能、有企業家精神的人才；而且降低了工業化的成本，歷史和現實意義重大。】

大規模的農業經營或者農業商業化，我們都做不到，因為中國的國情是人多地少，跟歐美動輒幾百英畝的大農場相比有天壤之別。我們應該有一個心理準備，農業在中國是極其昂貴的行業。

新發布的中央一號文件鎖定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政策的核心之一是在降低農業的生產強度。這一政策方向是對的，降低農業耕作強度，有利於農村生態環境實現自我修復，尤其是中國北方水源缺乏，對土地的污染非常嚴重。為實現這一目標，不少經濟學家認為，出路在於農業規模化、農民組織化，小農經濟已然過時。然而事實並非如此，當前中國仍有超過2億户“人均一畝三分、户均不過十畝”的小農，我們有必要重新審視小農經濟對中國發展的歷史作用。

小農經濟過時了嗎？

小農經濟在中國始於南宋，這跟北宋滅亡、人口大量南遷有直接關係。北宋時期中國的農村經濟帶有明顯的農奴制特徵。從《水滸傳》玉麒麟盧俊義的家世就可看出，他家資豐厚，是名副其實的大地主，他的私人軍隊實際上都是他的莊户。這些莊户本質上屬農奴，只不過相對歐洲農奴人身更為自由。北宋滅亡之後，人口南遷，人多地少，土地壓力越來越大，逐漸形成中國最早的小農經濟。可見，小農經濟有其自身的發展邏輯。

中國經濟史著名學者李伯重認為，直到清代，以小農經濟為代表的中國農業仍然是世界上最發達的，清代代表了全世界農業文明的頂峯。在這個時期，小農經濟在中國已發揮到極致。

全世界範圍內小農的單位面積產出是高於大農場的，比如日本糧食的單位面積產量就高於美國，這跟日本小農經濟有直接關係。小農經濟在以日本與中國為代表的東亞長盛不衰，是歷史理性的選擇：人口密度大土地少的時候，就會出現這種經濟形式。

在現代社會，小農經濟常常背有“惡名”，一般觀點認為它阻礙了工業化進程，但是一直沒有人在理論上把背後的原因説清楚。新中國建立後，中國不少人也認為小農經濟落後，主張以社會化大生產的學派否定小農經濟，其理論基礎仍然缺乏現實依據。

小農經濟有什麼優點？

在筆者看來，小農經濟有自身非常明顯的特點：一個小農家庭就是一個完整的生產單位，它要預測未來的市場，制定生產計劃，這個過程要考慮所有影響生產的外在因素——特別是氣候，然後規劃勞動力投入，審時度勢把握良好的市場出售時機。而在小農家庭消費上，它還要靈活把握豐收、欠豐等不同情況下的不同消費支出。這種經濟學上的多任務問題，需要極豐富的人力資本積累。

中國的小農經濟催生了大量掌握着各種經驗的小農，雖然他們受教育水平不高，但卻擁有各種社會技能和經驗。小農較高的人力資本不能被簡單理解為“受了多少年教育”“讀了多少年書”，而是跟經驗相關。中國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所以湧現出大量農民企業家，正是和傳統的小農經濟有直接關係——小農經濟培養了眾多有經濟頭腦、有管理才能、有企業家精神的人才。這在其他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更是不可複製的。

小農經濟另一個優勢就是“無剝奪的積累”，這是南非學者吉莉安·哈特在《去全球化》一書的觀點。吉莉安·哈特發現，在中國，由於農民擁有土地，他們對工資的要求往往較低，導致中國工業化的成本比較低。工業化沒有讓農民流離失所，變成城市貧民，因此中國城市沒有大規模的貧民窟。這當然和政府的整治有關，但小農經濟對農民的保護也可能是個重要原因。不僅如此，以小農經濟為主導的東亞各國實際上都沒有太多的貧民窟。

為什麼不能拋棄小農經濟？

目前中國不能拋棄小農經濟也有現實原因。大規模的農業經營或者農業商業化，我們都做不到，因為中國的國情是人多地少，跟歐美動輒幾百英畝的大農場相比有天壤之別。我們應該有一個心理準備，農業在中國是極其昂貴的行業，包括在日本、韓國、中國台灣乃至整個東亞地區都是如此。説它昂貴，是因為農業——主要是糧食種植，是不可能有豐厚的商業利潤的。在全球範圍內，這種情況有一定普遍性，西方很多大農場也主要依賴財政補貼。

需要指出的是，指望通過農業發家致富很難，世界上還沒有先例，而在中國更不可能。把農業看得過於特殊，違背現代經濟規律。

（文章原載於微信公眾號“人文經濟學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