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晉:反猶的,親以的,特朗普的中東智囊可真分裂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晉】
2月底,伊朗海軍舉行超大規模軍演,範圍覆蓋波斯灣水域、阿拉伯海、阿曼灣和曼德海峽,面積達200萬平方公里,跨度之廣聞所未聞。儘管伊朗海軍司令薩亞迪對媒體宣稱,這次演習旨在檢驗和展示伊朗軍隊的作戰與防禦能力,向地區國家傳遞和平信息。然而,分析家們還是認為,這是伊朗在向特朗普政府示強,探測對方的中東政策底牌。
儘管特朗普的中東政策還未明晰,但從在競選時就頻繁宣稱伊朗是最大威脅,到上台後禁穆令的頒佈,已經能夠看到未來新政府中東政策的端倪。何況,特朗普身邊的“中東問題”智囊人才濟濟,通過這些政治盟友和政策顧問,我們也能夠窺探特朗普未來的中東政策。
金龜婿和媒體好友
如果按照親疏關係,那麼特朗普可能最倚重的就是自己的女婿、美國猶太裔富商傑裏德·庫什諾。年僅37歲的傑裏德不僅長相帥氣,而且是美國國內著名的地產商和財經達人,真可謂是“高富帥”。特朗普的女兒伊萬卡就曾如此評價自己的老公:“能夠遇到這麼好的一個新澤西男孩兒,一個真正善良的人,實在是太難的了。”
傑拉德在2006年(時年26歲)就已經買下了位於紐約第五大道66號的《紐約觀察家報》(New York Observer),可謂年少有成。
傑拉德舉止穩重,性格沉穩,不愛拋頭露面。從特朗普競選開始,傑拉德就沒有接受過媒體採訪,更願意躲在鏡頭的角落觀察和分析一切。當大選結束,特朗普宣佈獲勝並且前往白宮與時任總統的奧巴馬進行權力交接儀式時,傑拉德卻躲在一旁,在白宮的草坪上與時任奧巴馬總統幕僚長的麥克唐納低調地相互攀談。

傑拉德·庫什諾既是特朗普的金龜婿,也是他的左臂右膀
據説傑拉德本人當初學習並不好,但是和幾乎所有的“富二代”“官二代”一樣,傑拉德自己也得到了來自父親的“幫助”。為了能夠讓自己的孩子未來進入到“精英大學”,父親查理斯·庫什諾專門給哈佛大學捐款250萬美元,同時也給康奈爾大學和普林斯頓大學捐款(後來傑拉德還是進入了哈佛大學)。
在大學期間,同很多其他“成功人士”的經歷一樣,傑拉德也顯示出了自己的“商業天賦”,購買了附近的一所公寓,將其裝修後甩手賣出,獲利2000萬美金。畢業之後,傑拉德成為《紐約觀察家報》的老闆,開始逐漸在美國商業圈享有盛名。只不過傑拉德和報社的“老主編”彼得·卡普蘭私交不佳,最後迫使卡普蘭從《紐約觀察家報》辭職走人(之後該報換了多位主編,報紙質量和銷量卻顯著下降)。
在成為白宮特別顧問之前,傑裏德和其岳父特朗普一樣,幾乎沒有任何的參政經驗。但是傑拉德的父親查理斯·庫什諾卻和特朗普關係緊密。查理斯在1981年創辦了庫什諾集團,專攻房地產開發和銷售。而傑裏德的祖父約瑟夫·庫什諾則是二戰猶太倖存者,在1949年由白俄羅斯遷居到美國。
正是這種“猶太倖存者”身份,使得庫什諾家族對於以色列和猶太文化的感情濃厚。比如傑拉德的父親查理斯,就是美國國內多所猶太人文化和教育機構的捐款人和資助人,他還出資在新澤西建立分別以父母命名的“約瑟夫·庫什諾希伯來語學院”和“萊伊·庫什諾猶太教學校”。特朗普競選期間,庫什諾家族更是捐助了大批款項,來給特朗普造勢打氣。
查理斯儘管富可敵國,但是也同樣深陷過逃税和非法為政治競選獻金等醜聞(據説當年為了迫使自己妹夫作偽證,查理斯曾經安排高級妓女色誘妹夫,並且將過程錄像,以此脅迫妹夫在法庭上收口)。
庫什諾家族對於特朗普影響之大,甚至可以影響特朗普核心團隊的構成。比如當年起訴查理斯·庫什諾家族的新澤西州聯邦檢察官克里斯·克里斯蒂,曾經是特朗普競選團隊的重要人物,但是在特朗普勝選之後,副總統人選卻變成了彭斯,而克里斯蒂則宣佈辭職。此舉據説就與庫什諾家族對特朗普的遊説有關。
而傑拉德本人對於猶太人身份和猶太教的熱情,依舊不減。比如根據猶太教,週五日落到週六日落之間為“安息日”,猶太人不允許工作,不允許生火。於是在每週的這個時候,和千萬猶太人一樣,傑拉德也拋開工作,專心致志地陪伴家人。
這些背景,也讓傑拉德在特朗普的中東政策尤其是美國-以色列關係方面發揮着重要作用。比如2016年3月特朗普在美國-以色列公共關係協會(AIPAC)年會上的演講,就是傑拉德一手撰寫。在這份演講中,特朗普高呼伊朗威脅,認為美國和其他國家同伊朗簽訂核協議是錯誤的決定。
在巴以問題上,傑拉德顯得十分小心和謹慎,並未發出明確的言論,但是據媒體報道,庫什諾家族曾經給約旦河西岸的猶太定居點大量捐款。美國猶太共和黨人聯盟的執行主任馬修·布魯克斯就自信滿滿地認為,傑拉德是除了總統和副總統之外,“特朗普政府最重要的參與者之一”。人們普遍認為,傑拉德本人在巴以問題上的立場,恐怕會更加傾向於以色列一方。

班農對特朗普的影響力巨大,甚至被稱為“影子總統”
特朗普身邊的另一個重要顧問,是美國右翼媒體布萊特巴特新聞主席斯蒂夫·班農。班農本人權勢之大,被媒體譽為在特朗普班底中唯一一個“不穿西裝的人”,甚至特朗普也被視為他的“木偶”。班農本人出身寒微,生在弗吉尼亞州的一個工人家庭,父親是一名電話接線員。班農曾經形容自己的家庭是“藍領、愛爾蘭天主教徒、支持民主黨和工會”。年少的班農申請上了弗吉尼亞理工學院學習城市事務專業,並隨後在哈佛大學獲得了工商管理學碩士。畢業之後,班農進入海軍,隨後進入五角大樓,擔任美國海軍作戰部長的助力。從軍隊退役之後,班農進入了高盛銀行,逐漸涉足媒體投資(著名的《宋飛正傳A Show About Nothing》就有班農的投資)。在2011年,班農買下了美國極具爭議的保守新聞網站布萊巴特新聞網,成為了該傳媒的老闆。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由於其右翼政治立場,班農被美國不少猶太裔和親以色列團體貼上了“反猶”標籤(這主要源於布萊巴特新聞網“種族仇恨”的指控),然而與此同時,也有一些團體認為班農“極端親以”。因為該網站針對伊斯蘭教和穆斯林的批評尤甚。這種矛盾的評價,顯示出班農本人言論的多變與複雜。不過,班農身上確實有着很深的、針對“政治正確”而做出的“反叛情節”,比如班農曾近大聲疾呼要建立基督教的“極端主義”力量,因為“如果不團結起來形成教會激進的一派……那麼到2500年,所傳承的一切都會消失殆盡。”對於美國主流媒體,如《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班農也敢於公開批評,要求這些記者“先聽一會兒”,指責美國主流媒體“不瞭解萬千支持特朗普當選總統的選民”。
班農當前在特朗普團隊中的職務是總統首席戰略官和高級顧問,並參與國家安全委員會的會議和政策決策。班農本人對於來歐洲不斷增長的中東難民憂心忡忡,曾經在2016年1月發表觀點認為:“實話實説,基督教在歐洲正在衰亡,而伊斯蘭教則在歐洲肆意生長。”因此,班農對於特朗普針對七個中東國家難民的“限穆令”十分支持。此外,他還認為美國和伊朗達成核協議是一個錯誤,認為伊朗是海灣和中東地區的一個巨大威脅。
法律人士與財團大佬
此外,紐約著名律師大衞·弗裏德曼也是特朗普中東政策團隊中的核心人物,他在巴以問題上的右翼立場長期為人所熟知,比如他是以色列右翼媒體“第七頻道”的專欄作者,同時在耶路撒冷也有自己的房產,頻繁往來於以色列和美國之間。弗裏德曼在“第七頻道”的文章認為,以色列應當在約旦河西岸(以色列稱為猶地亞與撒瑪利亞)大力推動猶太定居點建設。弗裏德曼不僅在媒體上廣為宣傳約旦河西岸猶太定居點的必要性,還通過與特朗普的關係,幫助修建定居點。比如有媒體就披露,在2003年特朗普曾經給弗裏德曼捐助了一萬美金,來幫助修建約旦河西岸的猶太定居點。

大衞·弗裏德曼被特朗普提名為美國駐以色列大使
此外,弗裏德曼還力主將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由特拉維夫遷往耶路撒冷,比如在2016年12月接受採訪時,他就公開表示了這一立場,並表示“特朗普永遠不會像以色列施壓,要求他們接受‘兩國方案’或者其他違反伊斯蘭人民意願的方案”,而這一表態,與2017年2月中旬,特朗普在會見來訪的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時,發表的那段著名的巴以問題表態“我支持雙方都支持的方案”,幾乎如出一轍。因此,當弗裏德曼被特朗普提名為美國駐以色列大使之後,人們普遍估計,美國在巴以問題上將會偏向以色列。
謝爾頓·阿德爾森是特朗普另一個重要的中東政策決策影響人。謝爾頓出生于波士頓,其家庭是來自於東歐烏克蘭和立陶宛的猶太移民後裔。從12歲開始,謝爾頓就開始了自己的小生意,並且逐漸步入正軌。上世紀70年代,謝爾頓與人一起創立了計算機交展會COMDEX,與包括微軟、蘋果、IBM等公司形成了合作關係。上世紀80年代末,謝爾頓進軍酒店行業,在美國、澳門和歐洲都有自己的酒店和賭博產業。在2016年,謝爾頓擁有資產322億美元。

謝爾頓是特朗普參選的一大金主
謝爾頓在中東問題尤其是美國-以色列關係中,是一個重要人物。一方面,他通過大量捐款,支持美國共和黨政治人物,成為了美國中東政策制定過程中重要的發聲者;另一方面,謝爾頓也是以色列國內主流報紙《今日以色列》的老闆。在特朗普競選期間,謝爾頓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比如在大選投票開始之前,他通過大量資金(有消息説是2500萬美元),支持美國國內的反希拉里陣營,最終幫助特朗普贏得選舉。而在整個競選活動中,謝爾頓和其太太總共向特朗普捐助了約2000萬美元,成為一大功臣。
謝爾頓本人的“金主”身份和巨大的政治能量,使得其對特朗普敢於批評。比如在1月27日特朗普在大屠殺紀念日的講話中,並沒有提及二戰中納粹德國對六百萬猶太人的屠殺,而是通過“無辜的人”來代替被屠殺的猶太人。據傳,這讓謝爾頓大為不滿,甚至直接對特朗普進行批評。此外,謝爾頓與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關係緊密,是內塔尼亞胡重要的資助人。在2月初,謝爾頓旗下的《今日以色列》更是獨家專訪了特朗普,可見二人關係的緊密。
謝爾頓在巴以問題上秉持“一國方案”,反對建立一個獨立的巴勒斯坦國,認為這將損害以色列的國家安全和中東穩定。此外,謝爾頓支持將美國駐以色列使館搬遷到耶路撒冷。在特朗普當選總統之後,謝爾頓還通過多種渠道,敦促特朗普履行將美國使館搬遷到耶路撒冷的諾言。
政治助手與中東專家
相對於其他重量級的政商“大佬”,特朗普的“高級政策顧問”史蒂芬·米勒顯得低調許多。事實上,在成為特朗普的“顧問”之前,米勒並不為人所熟知,而其之前則是阿拉巴馬州參議員傑夫·塞森斯的助手(塞森斯則被特朗普提名為美國司法部長)。米勒僅有三十歲,但是由於長期跟隨塞森斯,對於國會事務相對熟悉,其低調與高效給特朗普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得到信任,甚至幫忙撰寫了特朗普在共和黨全國年會的講話稿。米勒在中東問題上的態度,通過此篇講話稿可以窺探:“我們應當摒棄過去希拉里時期在利比亞、埃及和敍利亞推行的錯誤政策,轉而採取措施,同我們的盟國一道,打擊並摧毀‘伊斯蘭國’組織,這就需要我們與我們的地區盟國,如以色列,共同協調和努力。”

年輕有為的史蒂芬·米勒
除了這些政界和商界人物,特朗普身邊還有學者作為中東政策的重要智囊,其中最為引人關注的就是中東政策顧問瓦利德·法里斯。法里斯是美國國內較為知名的反恐問題專家,同時也是一名阿拉伯裔美國人。法里斯本人出生於上世紀50年代的黎巴嫩貝魯特,在黎巴嫩獲得法學學位,隨後在法國里昂大學獲得碩士學位,並最終在美國邁阿密大學獲得國際關係學博士學位。上世紀90年代,法里斯移民到了美國,在美國高校教書的同時撰寫文章和書籍,逐漸成為了美國國內的中東問題和反恐問題專家。

美國中東問題和反恐專家瓦利德·法里斯
儘管是阿拉伯人,但是法里斯來自於黎巴嫩的基督教馬龍派家庭,因此對於黎巴嫩以及中東地區伊斯蘭教有着較深的芥蒂。比如1999年,當時法里斯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訪學期間,曾經撰寫政策文章,鼓勵以色列和黎巴嫩基督派政治力量通力合作,共同抵抗黎巴嫩的穆斯林政治力量。此外,法里斯對敍利亞在黎巴嫩的力量十分反感,認為黎巴嫩真主黨就是敍利亞在黎巴嫩的“第五縱隊”。此外,法里斯還在上世紀80到90年代,大力幫助黎巴嫩馬龍長槍派武裝,鼓勵黎巴嫩基督徒與穆斯林羣體作對。
法里斯在公共媒體的名聲,使得其被共和黨政界所熟知。比如2012年總統候選人羅姆尼就曾經任命法里斯作為自己的外交政策顧問。在出任特朗普競選團隊的中東智囊之後,法里斯受到了來自美國國內伊斯蘭團體“美國阿拉伯人反歧視委員會”(ADC)和“美國伊斯蘭關係協會”(CAIR)的批評,認為法里斯將會帶來“文明衝突”。但是法里斯得到了來自特朗普身邊其他人物如班農的力挺,班農旗下的新聞團體也幫助他發聲表示支持。獨特的身份和履歷,使得法里斯在巴以問題上,傾向於支持以色列;而在敍利亞問題上,法里斯則反對巴沙爾政府,支持敍利亞反對派;在伊拉克問題上,法里斯希望美國更多的介入,幫助伊拉克政府打擊極端組織,並重建政府,擺脱來自於鄰國伊朗的影響。
特朗普身邊的中東政策影響者,有兩方面獨特的共性,一方面是這些影響人所具有的“以色列背景”,無論是特朗普的女婿傑裏德,還是特朗普的政治好友和支持者,甚至來自於學術界的法里斯,都與以色列有着較為密切的關係,因此在未來的巴以和談中,特朗普團隊很可能對以色列有着更多的支持;另一方面,這些影響者,對於伊朗在海灣的影響力,以及遜尼派極端主義有着極深的敏感,因此反對美國與伊朗簽訂核協議,遏制伊朗的擴張,同時主張美國加大打擊伊斯蘭極端主義,來確保以色列的安全。在特朗普時代,美國-以色列關係可能更加親近,而美國-伊朗關係則可能會更加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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