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氣長存:巴黎公社的英烈們145年後平反昭雪-沈大力

位於巴黎拉雪茲神甫公墓內的公社戰士牆

英國工人階級歡呼巴黎公社成立(版畫)

阿·維萊特為歌曲《櫻桃時節》配的畫

歌頌巴黎公社的歌曲《櫻桃時節》作者、法國詩人克萊芒石墓

築於巴黎街頭的街壘
2016年是巴黎公社145週年紀念年。11月29日,法國國民議會依據《憲法》34-1條款通過第907決議,由議長克洛德·巴赫託洛納簽署“為所有遭鎮壓的1871年巴黎公社社員平反”。支持此項提案的社會黨與環保改革派領袖布魯諾·勒魯及巴黎議員聲稱,“這一莊嚴行動”是在“盡歷史責任”,特別希冀:“此舉旨在給那些為自由不惜被立即處死和受到不公正判決的婦女和男子以榮譽和尊嚴。”
國民議會這項決議用的是“平反”一辭,明確它不是一次新的“赦免”,亦非出於對“犧牲者”的憐憫,而是直面事實,還歷史的真相。
壓制為巴黎公社平反,本是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恥辱。故而,為19世紀最後一場人民革命運動公開平反絕非易事,在議會里經過了一場整整兩個小時的激烈爭辯。今年正值巴黎民眾紀念《國際歌》作者歐仁·鮑狄埃誕生二百週年。在議會辯論時,埃爾韋·費隆議員即席朗誦鮑狄埃1885年發表的詩歌《公社沒有覆亡》:
凡爾賽分子鎮壓公社,
用霰彈炮和沙斯波槍,
又把紅旗卷在她身上,
往深坑裏埋葬,
那夥肥豬般的屠伯,
自恃豪強……
他們至少把十萬羣眾
殘殺在屠場。可你瞧!屠戮了十萬人,
也沒能得逞……公社並沒有覆亡!
朗誦者話音一落,國民議會大廳裏響起一片掌聲。右翼陣營裏,一些現代“岱納迪埃”,諸如親國民陣線的吉爾貝·科拉爾之輩急急乎破門而出。他將鎮壓巴黎公社的劊子手,已故梟雄梯也爾與公社戰士相提並論,叫嚷:“讓死人去埋葬死人吧!”他攻擊支持平反的左派議員是為挽回在國內政壇的頹勢,尋機“壯烈輸血”。但是,他們施展的伎倆沒能阻止時代車輪滾滾向前,1871年春天的“沖天”英烈們終於在今朝得到了平反。
法國國民議會的決議一經傳出,各大媒體紛紛報道。《人道報》發表奧利維·莫蘭的署名文章,援引左翼陣線議員讓·雅克·岡德里耶在議會辯論的發言,肯定巴黎公社的業績,説:“巴黎勞動者奮力結束了剝削與壓迫,在全新的基礎上重組社會。”尤為突出的是,讓-雅克·岡德里耶稱巴黎公社為“法國工人運動史上最偉大的事件”,“法國歷史上悲壯的一頁”,提議將巴黎公社史列入學校課程,並確定一個全國性的“巴黎公社紀念日”。

法國《人道報》的報道
須知,巴黎公社被血腥鎮壓後,梯也爾任命的凡爾賽軍總司令麥克馬洪親自為醜陋的聖心大教堂揭幕,感謝上帝保佑他們鎮壓了公社。爾後,法國曆史書都是從第二帝國直接跳到第三共和國,嚴令禁止提及巴黎公社,不得進入教科書。
平反提案人、社會黨議會文化與教育委員會主任帕特里克·布洛什引用雨果的詩句:“從我們身上的黑夜裏,會閃爍出明亮的星辰”。他以此意象描繪給巴黎公社平反會產生的效應,進而追憶起1871年5月21日至28日“流血周”,凡爾賽分子進入巴黎對公社的血腥鎮壓。他提到《櫻桃時節》作者、詩人讓-巴蒂斯特·克萊芒守衞封丹奧魯瓦街壘的最後激戰和公社“紅色聖女”路易絲·米歇爾列舉“無數無名公社犧牲者”,要求為他們昭雪。實際上,凡爾賽匪幫不經法庭審判程序,就地處決的公社社員超過三萬,監禁四萬多,包括婦女、兒童一千四百餘人,流放新喀里多尼亞和北非阿爾及利亞又近萬人。
國民議會通過“平反”決議翌日,《世界報》撰文,確認巴黎公社是“為自由而戰”的革命。文章援引了現政府負責處理與議會關係的國務秘書讓·瑪麗·勒甘的論斷,強調為巴黎公社平反能夠“促進對愛國者、起義者的記憶傳承,光揚他們給共和國以啓迪的價值觀”。

法國《世界報》的報道
《費加羅報》則在評論文章前刊載了拉雪茲神甫公墓裏巴黎公社戰士牆的大幅照片,上邊銘刻:“獻給巴黎公社(1871年5月21-28日)的烈士”。

法國《費加羅報》的報道
正是在這座夏洛納磚牆前,巴黎公社最後147名戰士高呼“公社萬歲!”口號,英勇就義。當年11月1日萬聖節,一些掃墓者衝破籠罩劫後巴黎的白色恐怖,往牆腳擺花,使之成為一座天然的公社革命紀念碑。1936年5月28日“人民陣線”普選獲勝時,來此獻花者多達60萬人。民眾詩人茹爾·朱依揮筆賦詩,曰:
綠茵茵的嫩草下,被槍殺者已經安息。擺滿的花環和紅旗遮蔽着受難者的牆,公社戰士的宿地。
法國多家媒體都提到國民議會1879年3月3日曾對巴黎公社社員實施部分赦免,還應雨果等人呼籲,於1880年7月11日頒佈“全面大赦”。需要指出的是,這兩項舉措的出發基點,都是公社社員“犯有罪行”,實為黑白顛倒。
在本屆議會的辯論中,前海外省女部長波-朗日萬揭示1880年的大赦如同“澆鑄一個鉛蓋”,用以遮蔽巴黎公社社員慘遭血洗的現實。巴黎公社協會更不認同此類虛偽的“法律從寬”,譴責它旨在維持原判的前提下,讓人們從此沉默,意識歿入忘川。
早在2011年,巴黎公社協會就要求政府當局為巴黎公社正式公開平反。到2013年,一些社會黨和共產黨議員幾度聯合推出為巴黎公社平反的備忘錄提案。眼下,法國國民議會通過的決議,雖由一批左翼議員出面,據我所知,實際上乃是巴黎公社協會累年努力推動的結果。
**為巴黎公社社員平反,遠非單純撤銷凡爾賽軍事法庭和第三共和國的不公正判決,而是要承認公社社員思想的高標,追念那些在1871年初春奮起沖天,建立“社會民主共和國”,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實踐“人民主權”理想,併為之流血犧牲的先烈。**歐仁·鮑狄埃有詩云:
《費加羅報》的文化警察是一夥販賣無恥讕言的奸商。他們將滿嘴誹謗和毒汁,噴在公社英烈的墳地上。
吐着硝鏹水的是那些小仲馬和杜崗……這一切都是枉費心機,公社並沒有覆亡!
在綜述巴黎公社及其經驗、論及為這場偉大革命運動正名時,作家埃裏克·弗尼耶讚美“三月十八日運動”是“未來革命的晨曦”,巴黎公社將“人民主權”提升到了最高度,堅持這一主權不容被權力委託人篡奪,今朝仍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
君不見,當今之天下仍任寡頭權威氾濫,少數人享受特權,即使在歐美所謂的“民主國家”裏,也根本沒有實現真正的人民主權。從這一層意義思量,1871年春天的巴黎公社,恰是一泓在社會革命上滋養思維的精神源泉。
1871年的巴黎公社運動,曾震撼舊世界的座座巴士底獄。公社雖亡猶生。2000年4月19日,巴黎市首次以“巴黎公社”命名了第13區一座廣場。翌年3月25日,巴黎公社協會舉行數百人蔘與的“兄弟宴會”,在《國際歌》聲中紀念公社誕辰。現在,法國國民議會又通過決議,為昔日遭受血腥鎮壓,被打入煉獄的巴黎公社平反。作為一名中國的“公社之友”,我不禁為之感動。
遙想1871年,在春天大地萌動之時,巴黎人民自發奮起,反抗拿破崙三世遜位後,梯也爾“國防政府”在普法戰爭中的賣國行徑,於3月28日莊嚴宣告成立巴黎公社,繼而發佈“人民主權”的施政綱領。法蘭西公眾熱烈歡呼:
是誰在流血時含笑?
—是巴黎!是誰要人民當家做主?
—是巴黎!是誰孕育了一個新世紀?
—是巴黎!是巴黎!是巴黎!
當是時,畫家庫爾貝給母親寫信:“此刻,我沉浸於狂喜之中。巴黎成了一座真正的天堂!”他宣佈自己參加公社運動,並在一份給巴黎藝術家的《號召書》中説:“呵!巴黎,巴黎,偉大的城邦剛剛抖掉了一切封建制度的灰塵。她這場革命發自民眾,因而更顯得公正。我們的紀元就要開始了。奇妙的巧合,下星期日恰恰是復活節。我們的復興不是就要在那天出現嗎?讓我們一起向舊世界告別吧!”
大文豪茹爾·瓦萊斯描寫巴黎市政廳廣場上慶祝公社誕生的壯景:“這場革命宛如碧藍的河水,潺潺靜淌。眼前的震顫,溢目的閃亮,管樂的聲響,青銅的映象,衝動的希望與榮耀的芬芳,一切皆使得共和派的勝利大軍沉入自豪與歡樂的醉鄉。”接着,作家轉向一個在街壘後邊玩彈球的窮孩子,招呼他:“快過來,讓我親親你!孩子,三月十八日救了你。你原也會像我們經歷的那樣,長於瀰漫的霧霾,在泥濘中蹣跚,在血泊裏翻滾,飢腸轆轆,受盡凌辱,飽經卑賤者難言的痛苦。現在,這一切都結束了。吾輩曾為你流血落淚,來繼承我們的事業吧!絕望者的兒子,你將是一個自由的人。”
“三月十八日運動”將革命與個人自由結合在一起,激起了社會各階層廣泛的熱情。出身布列塔尼貴族的象徵派作家維利耶·德·里拉唐伯爵在利沙加勒主編的《人民論壇報》上連載《巴黎聲影》,讚頌公社説:“受奴役的民眾宣告自己有生活和享受陽光的權利。”他認確巴黎公社體現了“民眾皆兄弟”的權利平等和友愛思想。
不幸,5月21日,梯也爾的凡爾賽軍進入巴黎,野蠻屠殺堅持街壘巷戰的公社社員,至28日,全城浸入血泊,史稱“五月流血周”。
巴黎公社僅僅存在了72天。公社詩人克萊芒唱道:
一串串櫻桃藴含着愛情,從葉間脱落,宛如滴滴鮮血。多麼短促呀,櫻桃時節!夢幻裏攀摘珊瑚耳墜的歲月!
爾後的悲劇,眾所周知。1880年,經雨果等人呼籲,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發布所謂“大赦”,“流血周”倖存者們結束國外放逐或流亡回到祖國,重逢後成立了巴黎公社老戰士“兄弟會”。女作家塞沃麗娜記載了他們的劫後餘生:
每到靠3月18日最近的星期天,會員們總要在一個很普通的餐館裏聚會。他們從佈雷瓦納、從市郊,甚至有的從外省蹣跚而來。這樣跋涉長途,湊錢在一起吃頓淡飯,也是相當艱難的。不過,他們共同回憶往事,互相交談,彷彿又回到了青年時代。每年聚會時,都有位置空出來,活着的會員日漸稀少。三十,二十……現在是否只剩下十個人了呢?……最後,等快到慣常的聚會日時,人們登出這樣的告示:“由於物價膨脹,巴黎公社老戰士及友人協會今年不能組織聚餐了……”
這些人曾經掌握首都、國庫、銀行存款、城市基金和私人保險櫃。他們不僅沒敢要求動用任何公款,而且手頭一無所剩……甚至沒有給自己留下暮年抽煙的零錢!
“傻瓜!”具有摩登思想的人興嘆道。
不!這是一些誠實的人。應該向他們過時的精神、迂腐的廉恥心表示敬意……
法國龔古爾文學院院士呂西安·德卡沃在他的長篇小説《弗萊蒙》裏,描述老公社社員葛洛麥斯流亡瑞士的生活,説:“三月十八日,葛洛麥斯從卧室將瓦爾蘭的肖像移至飯廳,懸於餐桌上方,好像讓他也進入席位……瓦爾蘭俯視着他倖存的戰友們,似欲一敍積愫。”
瓦爾蘭是一位裝訂工人。當選公社委員。早在1865年9月,他湊足4000法郎鉅款支持罷工工人,可自己卻忍飢挨餓。在公社最後時日,他出任軍事代表,堅守伯利維爾剩下的幾座街壘,終遭野蠻殺害,臨刑高呼“共和國萬歲!公社萬歲!”,豪邁倒下。
當年,清政府駐法國使團英文翻譯、23歲的張德彝目擊巴黎公社社員的英勇氣概,在日記中稱道那些“叛勇”:“有仰而笑者,雖衣履殘破,面帶灰塵,其雄偉之氣,溢於眉宇。”
公社被鎮壓四十多天後,一家中國清朝報紙開始報導法國“官軍戡亂”,將“亂匪”發往新喀里多尼亞充軍,“以肅典章,而除兇孽”。
在近4000名被流放新喀里多尼亞的公社社員中,有青年詩人古斯塔夫·瑪羅佗。他因在公社期間寫過文章,被凡爾賽軍事法庭判處死刑。雨果在《召喚報》上發表公開信,為他辯護道:“因在報紙上發表一篇文章,就將一個人判處死刑,此類事迄今還未曾見過。”迫於輿論壓力,軍事法庭改判瑪羅佗服終身苦役,實際上讓他病死在遙遠的新喀里多尼亞苦役營中。
“紅色聖女”路易絲·米歇爾在《公社回憶錄》裏記載了瑪羅佗去世時對三月十八日運動至死不渝的感人場面。她寫道:
瑪羅佗在從法國啓程以前就患了肺病,於1875年3月18日死去。據我所知,他死時年僅25歲。
在這之前,瑪羅佗的肺病已經拖了將近六年,最後的時刻到來了。從1875年3月16日起,他生命垂危,奄奄一息。人們料他已沒什麼耐頭了。突然,他挺起身來,問醫生:
“難道科學都沒有力量讓我活到我的生辰3月18日嗎?”
“您會活到那天的。”醫生答道,不禁潸然落淚。
瑪羅佗果真活到了3月18日才死去。逝者雙目久久不瞑,彷彿在黑暗中盼望着人民審判日的到來。
巴黎公社何以如此深入人心,且看她在詩人蘭波身上的影響。公社一成立,在蘭波心裏引起了強烈應和。他為之譜寫了《巴黎戰歌》。公社慘遭鎮壓,蘭波寫信給自己的中學老師伊桑巴爾,説:“我一腔狂憤,心向戰鬥的巴黎,眾多勞動者正在那邊死去……”嗣後,他又寫下《巴黎的酒筵》和《讓娜·瑪麗的雙手》兩首詩,“繼續做那些最傷心的夢”,依舊“呼喚新型勞動的誕生”。
巴黎公社究竟給後人留下什麼啓示呢?卡爾·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一書中指出,巴黎公社是“生產者的自治政府”,“由人民自己當自己的家”,強調這是一場真正的人民主權運動。這一分析完全符合公社的存在,及其所採取的社會措施。為此,讓我們來看看巴黎公社的重要歷史文獻。
公社乍一成立,就發佈《告法蘭西人民書》,提出了自己的執政綱領,強調“公民持續參與公社事務,自由發表他們的意見,維護其自身權益”。為此,“民眾始終有權對公社各級官員進行監督和予以撤換”。本着權力必須受到有效約束的原則,賽拉葉和鮑狄埃等經直接選舉產生的公社委員聯名出示公告,主動請求羣眾監督。他們懇切地説:“公民們,請別忘記,如果官吏脱離人民,自行動議,勢必會陷入專斷的泥潭。沒有你們愛國的協助,我們縱有一片忠心也是徒然。”
路易絲·米歇爾尖鋭地告誡:“一切權力都具有腐蝕性。”故而,必須採取防範措施,避免社會公僕轉化為社會主人。在1871年5月19日的公社委員會會議上,古斯塔夫·勒弗朗賽提出了人民主權可能被篡奪的危險。他説:“主權在巴黎公社全體選民手中,公社只是執行者……照此原則,公社委員沒有從選民那裏獲得這樣一種權力,即他們可以靠之篡奪只屬後者的主權。”
可見,這位公社思想家、《國家與革命》一書的作者,早就預感到了現代民主通過權力委託可能產生的異變,可能形成的特權和腐敗。縱觀當今世界,人們不難領會到,在使勞動的解放遵循民主自治的道路,創造人類自由、平等的新秩序上,需要汲取巴黎公社的寶貴經驗。
卡爾·馬克思指出:巴黎公社的原則是永存的。20世紀60年代建立的法國“巴黎公社協會”以捍衞公社的理想、繼承巴黎公社的精神遺產為宗旨。該協會主席克洛德·維拉爾教授説:“從詞源上講,‘民主’就是人民主權,法國大革命1793年憲法明確了這一點,而真正首次將之付諸實踐的,正是巴黎公社。
可以説,巴黎公社是有史以來最真誠的民主,在其產生的時代已經提出了我們至今仍面臨的問題,因而具有特別重要的現實性。”他繼續説,“我們生活的社會是不平等、非人道的。金錢勢力一統天下,鼓吹個人成功的迷信。從邪惡之獸腹中產生着種族主義、仇外和狂熱……”因此,我們迫切需要高舉巴黎公社的旗幟,向世界表明:在資本網絡遍及全球的時代,上帝已經死了,可烏托邦並沒有終結。
説這番話的維拉爾教授現已年逾九旬,日前我跟他通電話時,老翁仍念念不忘,期待法蘭西共和國為巴黎公社英烈伸冤昭雪。他聽到國民議會的決議,想必會激情盈懷,感慨不已的。
(本文轉載自12月21日的《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