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魯鄭：荷蘭大選對歐洲意味着什麼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宋魯鄭】

3月15日，荷蘭將舉行議會二院（下院）選舉，根據此前民調，極右翼自由黨可能贏得15%以上的選票，成為第二甚至第一大黨。

作為歐盟創始成員國，荷蘭素以文化多樣性和包容精神著稱。然而在這一波歐洲右翼捲土重來的狂潮中，荷蘭似乎並不能獨善其身，也讓這個只有1600萬人口的小國家，日益引發歐盟的焦慮和全球的關注。

荷蘭政治上不成比例的重要性，是和時代背景、它在歐盟的特殊地位、它自身的政治體制特點以及可能的多米諾骨牌效應密切相關。

時代背景就是民粹主義席捲整個西方。英國退歐、美國特朗普成為總統、意大利公投失敗，均顯示了令世人震驚的力量。今天的荷蘭，極右民粹主義政黨——自由黨也已經成為全國主要大黨，目前民調排名全國第一（令人稱奇的是，這是隻有一個黨首和一個黨員的政黨，卻能取得如此政治成果）。全球都在矚目，荷蘭究竟會成為歐洲本土第一個擁有民粹首相的國家，還是成為第一個阻擋民粹主義滾滾洪流的國家。

荷蘭自由黨主席威爾德斯

從根本上講，西方民粹主義強勢崛起和現有體制無法解決面臨的問題有關。比如經濟危機、難民危機、恐怖襲擊、種族危機，可謂人心思變。有西方學者和政客把責任推到中國等新興國家的崛起上，事實上還是歐洲自己固步自封，體制僵化，拒絕變革，無法適應時代的發展所致。

西方冷戰後曾宣揚資本主義加自由民主是“歷史的終結”。但不過二十年，這個甚囂塵上的理論就被終結了。最根本原因還是這套模式已經無法適應人類社會的迅速發展。

資本主義在全球化和互聯網時代導致了西方三個嚴重的後果：貧富差距擴大、中產階級萎縮、種族結構變化。這三個後果令資本主義成為西方民主的掘墓人。貧富差距擴大，打擊了民主的合法性，中產階級萎縮消解了民主制度存在的經濟和階級基礎：沒有中產階級就沒有民主（莫爾《民主與獨裁的社會起源》）。種族結構變化則導致西方文明終將消亡。以荷蘭極右政黨自由黨黨首維爾德斯家鄉為例芬洛小城為例，該城市10萬人口，其中移民上萬人，並仍然在加速上升中。

這一切都是科技進步、社會發展的必然。比如機器人技術的發展，導致許多簡單勞動被取代，全球化和經濟金融化導致西方工業空心化。伴隨現代化的是西方家庭的日益解體（低結婚率、高離婚率）和普遍少子化。面對這樣的時代潮流，西方民主制度在今天束手無策的表面背後，是其已經面臨被時代淘汰的命運。

不過今天歐洲的困境有一點和美國不同，即冷戰後歐盟加速一體化，推出單一貨幣歐元、建立互免簽證的申根區。另外歐盟還積極擴張，過快過多地接納新成員。現在回看這些舉措，確實操之過急了。難民危機、恐怖襲擊和主權債務危機都與之有關。

所以從這個角度講，極右的出現是有其歷史合理性的。在歐洲選民看來，既然傳統政黨無論怎樣更換都無濟於事，為什麼就不能給極右一個機會呢？更何況不管其政策是否可行，但至少都是針對問題而設的。比如荷蘭自由黨等要求脱離歐盟和歐元、關閉邊界、關閉清真寺、驅逐非法移民、停止穆斯林國家移民、停止非歐盟國家的移民、只能使用荷蘭語、憲法保護猶太教-基督教與人文文化在荷蘭的主導地位、對移民強硬同化、限制兒童福利津貼（基本上是外來族裔享受）、將外國罪犯驅逐出境、設立自己的“關塔那摩”。

當然，不管本次荷蘭選舉結果如何，都無法逆轉時代潮流。就如同儘管凱撒被暗殺，但仍然無法阻止羅馬從共和國到帝國的轉變。凱撒代表的並不是他自己，而是整個時代發展的方向。

荷蘭雖然小，但在歐盟卻極為重要。這主要是其特殊的歷史地位造成的。遠在歐盟出現之前，它就是歐洲煤鋼共同體的成員。要知道這個共同體是歐洲漫長歷史上出現的第一個擁有超國家權限的機構，成員國的政府也是第一次放棄了各自的部分主權，並將這些主權的行使交給一個獨立於成員國的高級機構。今天的歐盟就是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荷蘭堪稱元老的元老，其象徵意義巨大。另外荷蘭和英國不同，它是歐元區成員，假如它退歐，其打擊更甚於英國。歷史上就和歐洲本土若即若離的英國脱歐，歐盟未必傷筋動骨，但荷蘭脱歐則直接動搖歐盟的根基。

荷蘭第三個引起關注的原因則和它自身的政治特色有關。荷蘭確實是一個很獨特的國家。比如憲法上的首都是阿姆斯特丹，但所有權力機構：議會、政府、王室、最高法院以及駐外使館都在海牙。

不過真正令荷蘭大選重要的是如下兩個因素。第一，荷蘭是議會制國家。目前，設計選舉人制度（間接選舉）以防止極端政治人物掌握權力的美國已經選出特朗普總統，英國由於繞過代議制直接舉行公投才導致脱歐，但荷蘭則是純粹的議會選舉。所以它就具有一個非常不同的參照指標：假如議會制國家也敗於民粹主義，這就説明英、美都不是特例和偶然，而是超越一切民主形式的必然。因為議會制國家選的不是一個人，而是各黨推出的議員。選一個人會有偶然性，但如此眾多的議員席位則具有更廣泛的民意代表性。

自由黨在荷蘭受追捧，是極右政黨在歐洲崛起的一個縮影

第二，議會制國家是兩權分立，即哪個政黨擁有議會多數，哪個政黨的領袖就是首相或總理，也就是説這個政黨就同時擁有立法權和行政權。，不存在立法權對行政權的制衡。

當然我們可以説還有司法權呢，但荷蘭奇葩之處就在於，根據憲法，法院為主的司法機關不得宣佈國會通過的法案違憲！

也就是説，只要極右政黨獲勝，立法之後就可以立即執行，沒有任何權力可以制衡。荷蘭絕不會出現特朗普要通過行政命令的方式來兑現自己的選舉承諾。它可以直接立法，然後行政部門立即執行，司法部門即使不贊同也無計可施。

還有一點要説的是，荷蘭城市的市長不是由選民選出，而是由政府指派，市長就任後直接兼任議長。這樣的體制設計，其執行力之高可想而知。

確實，民眾可以上街示威，媒體可以繼續批評，反對黨可以繼續反對，但除了進行下一次的大選，什麼也改變不了。

不過唯一可以令建制派略感放心的是荷蘭制度另一個奇葩之處：即下院選舉的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政黨能夠單獨過半數，得票領先的政黨需要和其他黨派聯合執政。目前民調排名第二的也是右派政黨“自由民主人民黨”，2010年荷蘭大選，該黨拿下下議院150席中的31席，它與右派的基督教民主黨組成執政聯盟，並在自由黨支持下組建少數派聯合政府，雙方曾就是盟友關係。假如自由黨成為第一大黨，雙方組成聯合政府也不是什麼令人意外的事情。現在同屬在野黨的基督教民主黨民意支持率排名第三，三強再度聯合實屬正常，只不過，這一次要以自由黨為主導了。總之，唯一能夠制衡自由黨的是與其聯合執政的其他政黨。

最後一個因素則是今年歐洲是選舉年，除了荷蘭，還有一個月之後的法國、下半年的德國和意大利，這些國家都面臨類似的困境。假如議會制的荷蘭都失守，這將極大的鼓舞極右勢力，也將對中間選民產生強大的影響。當西方越來越多的國家擁抱極右的時候，極右不但去魔化、去敏感化，更會成為新的政治正確，這股多米諾效應將無人可擋。如果隨後法國也淪陷，僅僅一個德國是無法支撐歐盟的。

如果非要再補充一點的是，自由黨承諾獲勝後將取消對俄羅斯的制裁，全面改善雙方關係。自由黨黨首威爾德斯聲稱“恢復俄荷關係是荷蘭這樣的傳統貿易國應優先解決的問題。”“多個世紀以來，俄荷兩國之間儘管存在衝突，但是雙方仍從合作中獲得了利益。目前解除對俄製裁是我們未來順利發展的必要條件。”原因並不難理解，荷蘭是俄羅斯的第一大貿易順差國。但這種做法將極大地改變俄羅斯在歐洲的地緣政治地位，也影響到歐盟的外交政策和對烏克蘭的承諾，直接影響到歐盟的可信賴度。歐盟和俄羅斯都是全球性強權，對世界政治的影響不容小覷。

不管如何，西方的衰落與民粹主義的崛起，必然導致一場改變全球秩序、財富和權力重新分配的歷史大變局迅速上演。只不過在一個巧合的歷史時空節點上，小小的荷蘭將扮演一個遠遠超出其實際體量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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