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楠：忘掉孫中山吧，台灣早就有“新三民主義”了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林楠】

最近，國民黨主席選舉如火如荼的進行着，而現任黨主席洪秀柱則強調要“找回黨魂”，其中則包括“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她認為，國民黨這些年衰敗的主要原因就是大家都忘了這些，而且“考試也不考了”。

今年是我在台灣生活的第五年，就我的觀察和生活經驗看，台灣這些年一直在踐行着“新三民主義”：民調治國、民粹修法、民意判案。如果這“新三民主義”不改變，即使誠如柱柱姐的期待，台灣民眾重新喚起了踐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也沒有多大意義。

細細説來，民調治國指的是執政者對於公共政策的制訂、執行或修正主要是以民調為參考，並常常用民調結果來藉口自己要推動的政策代表了“主流民意”。從專業角度看，一個好的民意調查在題目設計、樣本選區、調查過程等都需要很嚴謹，而這樣的民調結果經過中立的解讀，也確實能夠反映民眾的期待。但在現實中，執政者及其外圍組織也常常用“扭曲的”民調結果來為自己或自己支持的黨派護航。一般來説，扭曲的方式體現在兩個方面：1. 通過設計誘導式、有傾向性的題目以期獲得有利於己方的結果；2. 通過偷換概念的方式，來曲解民調結果。

下面我就以民進黨當局正在推動的年金改革為例，具體分析一下綠色陣營如何操弄民調的。立場偏綠的台灣智庫發佈民調結果，67.0%的受訪者表達支持年金改革，20.0%不支持。而其題目為“如果現在不進行年金改革就會破產，請問您支不支持年金改革？”這個題目有明顯的誘導性，在這樣的題設下，當然大部分民眾都會支持年金改革了。

這次年金改革很確定的就是要砍軍公教的年金，就這個方面，民調又是如何操弄的呢？再看看以下兩個題目：“支不支持拉近軍公教和勞工領取的退休金差距？”“軍公教和一般勞工在退休後領取不同的退休金，公不公平？”不用説，大部分民眾（77.1%）支持要拉近軍公教和勞工的退休金，同樣的，大部分民眾（66.3%）認為軍公教和一般勞工退休金不同不公平。這兩道題都是在説明大部分民眾都支持砍軍公教的退休待遇，可是兩者要拉近不必然等同於非要把高的一方砍到與低的一方接近，為何不是低的一方往上調呢？

我們再來看今年1月26日民進黨公佈的有關年金改革的民調，其中85.1%的民眾贊成“政府付得起、退休領得到。現在領得到、未來也領得到的永續制度，延長基金壽命，確保退休基金餘額至少一個世代不會用盡”的年金改革目標，不贊成為11%。而民進黨發言人在政論節目上就稱八成五的民眾支持年金改革。拜託，他們支持的是“年金改革目標”，而非“年金改革”。退一萬步説，即使真有八成五的民眾支持“年金改革”，也絕對不會有這麼多民眾支持民進黨現有的版本，即他們也不是“無條件支持”。

由於軍公教傳統上被認為政治立場上偏藍，因此這對現在執政的民進黨及其所代表的泛綠陣營來説，通過砍軍公教福利來達成年金改革的目標是“敵我矛盾”，而非“人民內部矛盾”。正因為此，民進黨一再透過偷換概念的方式來曲解民調結果，以達成他們想要的政治目的。民進黨當局執政這大半年來，一再通過民調來訴諸他們任意改革是符合民眾期待的，同時把所有反對他們改革方案的人都扣上“反改革”的帽子，想盡辦法潑髒水、鬥臭他們。民進黨將在野時用來奪權的方式繼續用來執政時，真可謂“一路走來，始終如一”，只是這樣的執政方式，只會讓台灣民眾更看不到希望。

再舉個我自己身上發生的例子，一位陸委會工作人員在年初問我“當初不是你們陸生希望納入健保的嗎？怎麼現在又反對呢”？我説，“你問我們是不是支持陸生納保？我們當然支持。但我們不是無條件的支持。我們大多數反對現在民進黨黨團的版本”。仔細想想，其實跟“年金改革”是一回事，先説“是陸生自己要求納入健保的”，然後説“我都讓你們納入健保了，你們怎麼可以有意見”？

由於民調本身的侷限性（題目所問通常籠統，而政策則十分具體，兩者無法完全對等）及可操弄性（題目設計、解讀方式等都可進行），執政黨和在野黨及其外圍組織都可以“各取所需”地利用民調來推動或杯葛相關政策的進行。因此，我們在關心台灣民調結果的同時，也應該去了解其題目設計等是否足夠的中性，否則會誤判台灣民意。

至於民粹修法，則是指當台灣發生一些重大的社會事件時，“立法機構”的各個黨團“摒棄陳見”相互配合，跳過“行政部門”，在缺乏足夠周延的思考和修法衝擊評估下，採用“暴衝式立法”，以迅速平息巨大的民怨。

我在台灣這幾年，對此印象最為深刻的就是2013年7月洪仲丘在軍中暴斃，8月3日25萬人上街抗議，許多民眾抨擊台灣軍方的軍事審判制度，認為其有故意包庇軍人之嫌，故當時“立法機構”在8月6日就火速三讀通過《軍事審判法》，現役軍人在平時犯凌虐部屬、不當處罰、阻撓申訴、外患、瀆職、公共危險、殺人、傷害、性侵、在營區竊盜等罪，全部迴歸《刑事訴訟法》追訴、處罰；完成修法後適用洪仲丘案。而這次修法被普遍認為加劇了台灣軍方的紀律渙散。

洪仲丘案後，台灣民眾舉行集會

2013年10月，桃園縣蘆竹鄉代王貴芬掌摑護理人員，引發社會撻伐，“立法機構”同樣“順應”民意，火速初審通過《醫療法》修正草案，加重對醫事人員施加暴力的刑責。台灣一般的“立法”程序是，“行政部門”首先提修法版本，並附上修法的相關評估報告，而“立法機構”的民意代表們可以提出相應的對案，最後再由各位民意代表進行表決。通常不同政黨為了各自的利益經常延宕議事，每年通過的法案其實並不多，但只要“民眾有期待”時，原本效率極低的“立法機構”就可以展現出極高的效率，速度完成相關修法。問題是，既然這麼有效率，平時到底在幹嘛？

最後來談一下民意判案，這指的是對於一些重大案件，媒體競相追逐以揭露所謂真相，再加上名嘴討論，民眾的八卦心態又在缺乏司法知識的情況下自行“審判”，整個社會氛圍就讓某個人實際上已經被“審判”為罪犯，但民眾也無法或懶得再去探究真相究竟為何，而“此人有罪”的印象卻早已深入人心。

例如2013年2月底到3月初發生的媽媽嘴兇殺案，一開始“檢方”在偵查過程中違背“偵查不公開”的原則，將某些案件細節有傾向性地透露給媒體，而民眾通過媒體所呈現的訊息都認定謝依涵和老闆等人都是嫌疑犯，然而“檢方”聲押後，“法院”卻發現老闆涉案的證據不足，沒押老闆，網民就罵法官“恐龍”。當然最終老闆們恢復了名譽，而更多狀況是許多人即使贏了司法官司，但他們早在最初的“輿論審判”中就被定了罪。

長期以來，台灣民眾對司法人員就具有高度的不信任感，根據2015年台灣中正大學的調查，84.6％的台灣民眾不相信法官處理案件具有公平公正性，76.5％的民眾不相信檢察官辦理案件具有公正性。而民意判案也一定程度上加劇了這樣的不信任。目前台灣正在進行的“司法改革”相關會議，也將討論是否納入“參審制”或“陪審制”，以降低司法判決與民眾期待的落差。只是若輿論判案的風氣不減、檢方甚至持續仍給媒體提供消息，即使台灣的司法審判制度進行了改革，也難以緩解民眾對“台灣司法”的負面觀感。

理解了台灣“新三民主義”（民調治國、民粹修法、民意判案），我們大概也能理解近年來發生在台灣的種種怪相，整個社會的正常運行受到牽制，同時也制約了台灣的發展。因此，台灣的當務之急並不是找回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而是應該好好檢討這“新三民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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