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逆全球化”有假象，中國引領新全球化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王文】

近年來，輿論普遍認為，“逆全球化”浪潮正在來臨，表現在歐美國家保護主義抬頭、貿易增長率下降以及移民政策的收緊等現象。然而，真實數據與理論推導顯示，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並沒有變，所謂“逆全球化”存在巨大假象。事實是，全球化進程的動能正由發達國家轉向新興經濟體。全球化新舊動能轉化的過程，中國需敢於面對全球治理機制碎片化、全球化速率下降等挑戰，保持戰略定力，堅持開放型對外經濟政策，必將迎來中國不斷走進全球中心的下一次機遇。

不必被“逆全球化”假象所迷惑

從實際情況看，目前“逆全球化”主要表現在以特朗普當選、英國脱歐等重大事件而出現的大國政策變化與國際輿論反應。除了發生歐美國家的少數“黑天鵝事件”外，全球範圍內表現出來的世界經濟復甦乏力、貿易投資低迷、各國移民態度分化、反全球化聲音等現象，其實在國際經濟理論上早有解釋。

早在幾十年前，反全球化運動就此起彼伏，影響世界變遷。被稱為“20世紀最重要經濟史學家”卡爾·波蘭尼就曾將市場能量釋放與國內社會保護視為兩類極化的變量，解釋全球化的“鐘擺效應”；西方馬克思主義者阿瑞吉也曾以生產、貿易、財政和金融政策的階段性擴張為目標，解釋全球化的規律性特徵。由此看，當下所謂“逆全球化”更像是發生在歐美國家、帶有地域性、週期性、階段性特點的現象。儘管歐美國家的影響力足以幅射到全球，但新興經濟體、發展中國家對全球化的看法並非如此，全球化的趨勢也並未被逆轉。

從中長期看全球化的各項數據，歐美對全球狀態的影響是有限的。在國際貿易方面，2011年-2015年間全球貨物貿易佔GDP比重基本保持穩定。儘管以美元計價的全球貨物貿易增速出現小幅下滑，但考慮到美元走強、美國對外能源依賴度下降、大宗商品價格長期保持低位等因素疊加影響，類似降幅中的很大部分可以被證實為“統計假象”。何況，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後的7年時間裏，全球服務貿易增速一直高於GDP增速，服務貿易佔GDP比重從2008年12.5%到2015年的13%，成為拉動全球經濟增長和擴大就業的重要力量。

在資本流動方面，全球外國直接投資（FDI）也在強勁復甦。儘管在2014年曾降至1.2萬億美元的低點，但很快在2015年回升至1.76萬億美元，為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最高水平。

在跨國併購方面，企業尋求整合的願望強烈。2015年全球併購交易規模總計4.9萬億美元，超過了2007年金融危機爆發前的4.6萬億美元，構成了全球化背景下跨國企業擴張的有力證據。

在人口流動方面，全球移民總數仍保持上升態勢。2000年全球移民總數為1.75億人，到2015年已升至2.32億。在全球化背景下人員要素的並沒有受到各國收緊移民政策的影響，人員的自由流動也帶動了其他要素的全球化流動。

可見，國際上出現了質疑甚至反對全球化的聲音和行為，雖然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世界經濟的困難和風險，以及難民潮、地區衝突等國際安全問題與收入差距擴大、失業等社會問題，但全球化並非被逆轉，而只是在全球化的結構性輿論博弈中，“全球化輸家”的看法在互聯網時代被放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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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全球化輸家”，是指在21世紀初歐美國家不能適應競爭日益激烈的全球化進程，使收入低、受教育程度低的羣體地位受到嚴重衝擊，甚至被社會所排斥。這個羣體通過互聯網、選票表現出強烈反全球化和反精英的態度，其中尤以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及其“美國優先”的孤立主義政策口號為典型。歐美主要國家“逆全球化”異動，是在國際競爭中日益勢微的背景下，表現出來的尋求自我保護的政策安排。其深層次原因主要有三點：

一是國家內部矛盾激化與全球化的負面影響相互疊加。全球化本身是一把“雙刃劍”，在強調相對收益的競爭邏輯之下，勢必產生贏家與輸家。隨着全球產業鏈分工佈局和生產外包體系的建立，以製造業為核心的實體經濟不斷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發達製造業空心化日益嚴重，加上技術進步進一步導致中低產階層失業率上升、收入下降，最終淪為“全球化輸家”。與此同時，互聯網的傳導作用成倍放大了全球化的負面影響，人們的焦慮和憤怒情緒如傳染病般蔓延全球，加上歐洲日益嚴峻的難民危機和恐怖主義威脅，使得西方主張社會保護、關閉邊境等迎合底層民意的民粹主義思想在政治選舉中得到充分體現。

二是中國等新興大國羣體性崛起引發美國的憂慮。2001年中國加入WTO後迅速融入美國主導的國際體系，並在短短十年內崛起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包括中國在內的新興經濟體參與和影響全球治理進程的意願與能力不斷增強，而美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霸權逐漸衰落。在此背景下，美國認為，傳統全球化已終結，而中國是全球化的最大贏家。美國不願中國繼續“搭便車”，轉而尋求建立對其自身更加有利的區域貿易體系，希冀另闢奚徑，防範最終被新興大國超越。

三是一些歐美國家表現出來的所謂“逆全球化”，實質上是試圖重塑更加符合其國家利益的全球化。正如美國著名智庫學者理查德·哈斯在新著《失序的世界：美國外交與舊秩序危機》中所説，未來的新國際秩序需要國際責任與主權義務的融合。在他們看來，在後金融危機時代，無論是發達國家內部治理的自我修復，還是廣大發展中國家實現彎道超車，全球化怎麼走，採取怎樣的方式加以執行，必須“採取國家自願的方式”。哈斯的潛台詞無疑是，需要讓美國同意才行。

對此，中國不能被“逆全球化”輿論所迷惑，而是要“逆”風而行，抓住全球化“鐘擺”中的難得機遇，塑造新型全球化，設立新背景下的新規則，並讓新一輪全球化的成果既助力中國可持續發展，又惠及全球。

打造“新型全球化”迫在眉睫

社會生產力與科技的進步決定了全球化趨勢的不可逆性。然而，由於各國國家資源稟賦和政策導向的差異，諸多負面影響伴隨全球化的發展而來，全球化的舊有制度性安排，即過去由西方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治理體系，已不能適應全球化發展的新形勢。因此，推動全球治理和全球化轉型升級，打造“新型全球化”迫在眉睫。

可喜的是，隨着全球經濟重心逐漸從發達經濟體向新興經濟體轉移，全球化已進入全球治理進程的新階段，東方和西方將在人類歷史上首次平等參與全球治理的進程，共享全球治理的成果。中國是第一個最有可能成功實現引領全球化進程的東方國家、發展中國家。

習近平主席在2017年達沃斯論壇上的演講，引起了全球的關注。其中的核心意思就體現了中國版“新型全球化”的發展思路：

一、以創新驅動的增長模式，解決目前全球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的問題。這就需要把握好智能化的產業革命、數字經濟等機遇，創造更多的就業，讓各國人民重拾對全球化的信心；

二、以協同聯動的合作模式，打破目前全球各國發展失衡的難題。這需要通過更頻繁的多邊溝通，並在基礎設施（包括公路、鐵路、網路）互聯互通，防止各國政策的孤立性、封閉化的趨勢，進而讓各國在全球命運共同體的高度考慮自身利益；

三，以公正合理的治理模式，搭建和鞏固共商、共建的平台和機制。這就需要超越過往國強必霸的歷史定律，擺脱大國欺欠小國的宿命，讓各個國家不分大小平等參與全球規則的決策；

四，以平衡普惠的發展模式，彌補目前發展成果不能普及全民的困境。這就需要在國與國之間、人與社會之間、人與自然之間尋求平衡，並積極落實聯合國2030可持續發展議程，推動全球化的成果更加普惠、可及。

當然，建立在傳統全球化廢墟之上的“新型全球化”，並不容易，至少要解決急迫的兩大難題。首先，要解決全球治理理念落後的問題。新自由主義與“華盛頓共識”的破產呼喚全球治理的新理念，以解決發達國家內部治理困境、全球公共產品匱乏、全球共同利益與國別利益錯配等一系列難題。與此同時，由於全球治理議題泛化，恐怖主義氾濫、能源和糧食安全、傳染性疾病跨境蔓延等非傳統威脅外溢，而現有多邊體系與雙邊、聯盟形式的應對方式並存卻互不兼容，呈“碎片化”態勢，導致各種風險積聚，危機四伏。基於此，這是一個呼喚大思想、大理念的時代。

其次，要解決全球治理機制失靈的問題。舊有的全球安全、貿易、金融機制如聯合國、WTO、IMF等在面臨危機防範、危機管理時明顯變得捉襟見肘，這就需要改革原有的機制，重塑全球治理規則，按照最新的國際權力結構，提升發展中國家在體系中總體話語權、決策權，最終捍衞全球機制的執行力與權威性。

中國如何抓住新機遇

中國的發展得益於全球化的發展，得益於貿易和投資便利化的開放型經濟模式。事實上，當前全球化變局的特殊時期，也是中國引領構建“新型全球化”，全面提升國際制度性話語權的重大機遇期。中國應當拿出逆轉“逆全球化”的勇氣，阻擋“逆全球化鐵幕”的降臨，在打造“新型全球化”的宏大敍事中不斷注入中國理念和中國方案。這不僅是中國自身發展和展現大國擔當的需要，也是國際社會對中國的期待。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們可以看到一幅前所未有的新景象：從G20杭州峯會到APEC利馬峯會，再到即將於今年5月份舉辦的“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峯論壇，中國領導人、政府官員、商界精英、智庫學者不約而同地在不同的場合勸導西方要對全球化的未來充滿信心，中國有能力也有意願引領“新型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發展。

一，推進“平等、開放、合作、共享”為基本價值觀念的中國式全球化和以“共商、共建、共享”為理念的中國式全球治理規則。“新型全球化”強調各國不論大小強弱，均有平等參與全球化這一開放式進程以獲得經濟發展的機會，各國通過貿易往來與投資合作，共享全球化發展的正向成果。全球治理應在規則、理念上合理反映各方訴求，大國提供全球公共產品，各國公平分享成果和收益。可以預見，西方國家對全球化進程的態度將會趨於謹慎，但“新型全球化”的發展不可能拋開西方，也不能讓西方大國偏居一隅。因此，中國要加強與美歐之間的雙邊投資協定談判，逐步化解全球化進程的戰略阻力，推動從全球利益共同體向命運共同體邁進，實現“全球良治”。

二，保持戰略定力，推動共建“一帶一路”。“一帶一路”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既着眼於國內發展，同時兼顧國家對外開放戰略，因此是中國打造“新型全球化”、推進貿易自由化和投資便利化的主要抓手，也充分體現了21世紀中國的國家意志。在基建、電子商務、農業、智能技術等領域拓展中國對全球的實際貢獻與中國可持續發展。在當前全球經濟金融公共產品匱乏的情況下，“一帶一路”成為中國崛起過程中向全球提供的最大公共產品，構成新時期提高中國開放型經濟水平的主要思路和抓手。

三，促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中國經濟發展前景廣闊，在當前困頓的世界經濟中猶如一股清流，這主要得益於中國國內治理模式的成功。近年來，中國堅定不移地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時也逐步放開資本管制、放寬外資機構准入門檻、完善外商投資管理體制，主動推進與歐美髮達經濟體高水平的貿易投資協定談判。從長遠來看，隨着中國經濟發展水平提高，高水平的開放標準將能夠更好地保護中國的海外利益，這就要求中國繼續保持改革的動力和定力，堅定不移奉行對外開放政策，提高開放型經濟水平。

美國學者麥吉利弗雷（MacＧillivray）在《全球化簡史》中曾説過，過去五年前曾有過三段不等的技術引爆點，推進新一輪的全球化。1500年前後，以伊比利亞瓜分世界進而逐漸引過機械化革命的殖民主義；1890年前後，以英國獲得全球權力制高點為標誌的電力化革命；1960年前後，以人造衞星的大國競爭引發的信息化革命；2005年前後，以中國崛起為世界新推動力的智能化革命。坦然面對所謂的“逆全球化”，中國全面引領新全球化的時代正在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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