揚之： 從特朗普默克爾首會，看北大西洋關係的牢固性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揚之】

本週五的“川默會”被歐美媒體視為美國新總統就職以來最重要的外事活動之一。川普雖然對歐洲（特別是德國）微詞頗多，但目前尚無法繞過歐洲這個最重要的夥伴，因而也就不能迴避歐洲的領袖國——德國。“自由世界”兩位最重要領導人之間的這次會晤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戰後國際政治格局的聯盟是否能熬過今後四年。

迄今為止，川默之間的對沖多於默契。特別值得關注的是，他們的分歧多涉及歐美關係中的要害部位（歐盟、北約、移民、貿易、俄羅斯、與伊朗的核交易和氣候變化），矛盾之根源由來已久。川普的新政“旋風”對現存架構具有不小的破壞力，而默克爾要做的恰恰是穩定原有的秩序；兩人的行事作風也涇渭分明：川普衝動而高調，默克爾穩健而低調。

儘管如此，雙方必須找到一個共處的基礎。川普自稱是談判高手，這次會晤可以成為他展示“交易藝術”（the art of the deal ）的機會；默克爾九月若要連任，必須向國內和歐洲的公眾證明自己能“馴服”川普這匹狂野的黑馬，保住奧巴馬執政期間建立起來的歐美密切關係。

可以預見，雙方都會吞下若干蟾蜍，做出必要的讓步，不至於讓會晤不歡而散，但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北大西洋的聯盟關係其實早已出現裂縫。

北約究竟怎麼了？

川普看衰歐盟，支持脱歐，認為北約已經“過時”（obsoleted），毫不掩飾對普京的好感，大有天下不亂死不休的架勢。川普的對歐新政令美國傳統盟友忐忑不安，讓遠近對手暗自竊喜，使國際安全秩序陷入前所未有的不確定中。人們不禁要問：美國最終真的會拋棄歐洲嗎？北約還有多長壽命？未來西方的凝聚力在哪裏？

今年二月中旬舉行的慕尼黑安全會議凸顯了歐美在安全領域的分歧。與會的美國副總統麥克·彭斯（Mike Pence）和國防部長詹姆斯·馬蒂斯（James N. Mattis）一方面努力淡化白宮新主人之前關於歐洲及北約的悲觀和刻薄言論，強調美國願意一如既往地充當歐洲的夥伴，另一方面則用明確無誤的語言敦促北約歐洲盟國增加軍費，否則美國無法兑現保護歐洲的承諾。

慕尼黑安全會議上，彭斯與默克爾見面

其實，美國希望歐洲盟國“分攤費用”（Burden Sharing）由來已久。冷戰期間自不必説，即便在此後，華盛頓也反覆提出過這一要求。2014年北約威爾士峯會上，與會者一致同意在十年之內將軍費開支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例增至2%。可是，2015年僅有英國、波蘭、愛沙尼亞和希臘四國達標，去年卻只剩下塔林和雅典兩個國家沒有違約。

有專家認為，歐洲對美國的依賴是“習得性失助”（Learned helplessness）的表現。這個實驗心理學概念解釋的是一種被動的動物消極行為，也被稱為“經過某事後學習得來的無助感”。造成這種現象最主要的原因是大環境的改變，譬如戰爭、饑荒、災難等。心理學家曾研究過二戰期間集中營裏的猶太人倖存者，發現他們習慣性地拒絕關心和鼓勵自己。遇到問題時，他們傾向於自我消化（內化自己）或認為所發生的都是不可避免（不可改變）的。

面對川普的咄咄逼人，歐洲人的表現似乎挺符合這個行為模式：一方面趕緊檢討自己的缺失，誓言趕緊修正，增加軍費，這也將是默克爾這次帶給川普的“投名狀”（“內化自我”反應），另一方面認定自己的安全已經離不開美國的護佑，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對雙方都不可或缺（“不可改變”反應）。

筆者認為，歐洲盟國的無助感未必是病態的，希望美國繼續支持北約的確也發自內心。各種跡象表明，面對川普治下的美國，歐洲已決心走自己的路，只是尚未在心理和物質上做好充分的準備，因此需要時間上的緩衝。這點我們從德國防部長烏蘇拉·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不卑不亢”的表述中便能有所感知。她説：“分攤負擔不能只是用歐元或美元來計算。我們願意成長，願意歐洲共同成長。”

美歐代表這次表面上雖然彼此“和顏悦色”“苦口婆心”，對外顯示“西線無戰事”，但雙方的分歧在話裏話外均有顯示，實難掩飾聯盟內部的不安與不滿。

“華約”壽終正寢26年後的今天，它當年的對手“北約”也走到了一個重要的十字路口。與前者“休克式”的解體不同，北大西洋聯盟退出歷史舞台將會是一個緩慢的過程。

歐美嫌隙，是新病還是舊疾？

實際上，西方內部並非今日才出現分化，只不過，川普對歐洲的“惡語相向”一下子把原本私下的不和擺到了桌面上。從這個意義上説，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內部的嫌隙既是新病，也是舊疾。1997年至2001年擔任美國駐德大使的約翰·科恩布魯姆（John Kornblum）最近在德國的一個脱口秀節目中就抱怨：“歐洲人早就不在北約中與我們磋商了，歐盟才是他們的議事廳”。言外之意，歐洲早已與美國同牀異夢了。

根據筆者的觀察，歐美最大的分歧點並非在於對西方利益的不同解釋，而是實現或維護這一利益時所使用的方法有異：歐洲人更看重道義（自由民主）的感召力，而美國人則更相信實力（武力和經濟）。

在彼此關係中，歐洲人認為美國仗着自己在經濟和軍事上的優勢咄咄逼人，頤指氣使，傲慢無禮；在處理具體國際事務中一意孤行，不惜把自己的盟國捲入立意錯誤或指揮失當的戰爭之中（特別在中東和北非地區）。這些戰爭所導致的後果最後基本上都由歐洲人來承擔：恐怖襲擊、難民潮以及由這兩者派生出來的歐洲右翼民粹主義。

美國認為歐洲盟國的批評和抱怨頗為誇張和虛偽。它們（尤其是德國）戰後享受美國提供的經濟援助和金融體系，並一直安於美國提供的核保護。沒有美國，就沒有歐盟，更不會有後來的歐盟東擴。可絕大部分歐洲的北約成員國在軍費開支上遲遲不到位，違背了大家的共同約定。

可這個觀點也未必完全符合事實，歐洲盟國的懈怠當然有自身的問題，但美國的作用也不可小覷。在歐美關係上，華盛頓猶如強勢家長，雖然凡事罩着孩子，但同時也剝奪了孩子的話語權和行動力。歐洲人並非不想提高獨立性，但美國以往一直告誡他們：加強歐洲自身的防務是對北約的一種削弱。

奧巴馬執政之後，美國為了將戰略重點轉向亞太地區，才開始準備從歐洲抽身。可此時的歐洲盟國即便願意加強軍備，也還需要相當的時日才能實現。孩子斷奶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孩子的獨立成長更需要一個漫長的過程。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Sergej Lawrow）稱北約是冷戰的產物，是所謂的“精英國傢俱樂部”，早已過時，應該讓位於一個“後西方國際新秩序”。中國外長王毅也出席了“慕安會”，並在全體會議上發表了題為《堅持合作理念，作出正確抉擇》的主旨演講，再次讓世界聽到 “中國方案”的內容：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享和雙贏。

作為一個急性子的商人，把“美國優先”作為施政宗旨的川普也認為北約已經“過時”，但他更多指的是這個聯盟對美國而言已成為一筆虧本生意，因此，筆者很懷疑這位美國新總統是否有足夠的耐心來等待歐洲盟國“長大成人”。

美國的算法靠譜嗎？

美國人抱怨自己承擔了北約72%的費用，去年一年的軍費高達6640億美元，佔BIP的3.6%，而歐洲人只承擔了26%，共2390億美元。但是，華盛頓的這個算法靠譜嗎？

英國著名智庫“國際戰略研究所”提供的數據表明，美國軍事開支的大部分其實並非用於北約，而是自身需求：6640億美元中最多隻有4.2%至4.5%用於歐洲，而美軍卻可以使用歐洲的基地、裝備區、通訊中心、醫院等設施。沒有這些基礎條件，美國根本很難在中東地區展開軍事行動。

事實上，北約歐洲成員國2016年的軍費開支已經增加了百分之十左右，德國也增加了百分之八，並將繼續保持這個勢頭。但國防是個大功率的燒錢機器，沒有相當的經濟基礎是難以為續的。德國外長西格瑪爾·加布裏埃爾（Sigmar Gabriel）在“慕安會”上已經在質問每年從何處拆資240億歐元來完成2%的指標。總理默克爾也反對進行“小格局討論”（Kleinliche Diskussion），她指出，提高軍費開支並不自動意味着安全係數的提高。歐洲的安全取決於許多因素，最關鍵的是思維方式要正確。那麼，筆者要問：什麼是正確的思維方式？是繼續將自己綁在美國這輛陳舊的戰車上？還是致力於建立新的國際和平秩序？

回顧歷史，不難看出，美國的所有投入幾乎都與自身的全球利益有關。譬如，“馬歇爾計劃”當然幫助歐洲國家擺脱了戰後的困苦以及民族主義的魔圈，但也為美國成就了一個巨大的美元和美貨市場；1948年成立的北約當然是針對蘇聯的，法國人、荷蘭人、比利時人也希望通過北約來制衡德國，防止其再次強大，但北約同時也保證了美國對歐洲的影響和控制；美國主導的包括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在內的“佈雷頓森林”體系的確有助於促進貿易，避免重蹈上世紀二十年代的經濟危機，但它也把美元確立為世界主導貨幣，從而夯實了美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

正如英國歷史學家託尼·朱特（Tony Judt）在《戰後歐洲歷史》一書中指出的那樣：所有這些政治和安全機制建立的背後都包含着美國把自己的利益與脆弱的歐洲大陸緊密聯繫在一起的考量。

二戰以來，這一美國至上的“大西洋主義”決定了西方的外交政策，現在來了一位美國新總統，突然説不打算再為美國霸權買單了。難怪朋友和敵人對此很難理解，不知美國到底要幹什麼。

根據筆者的分析，川普攻擊北約、歐盟和自由貿易的背後或許含有兩個難以明説的隱情：第一，美國認為歐洲國家佔了很大的便宜，美國吃了很大的虧，因此必須儘快糾正。第二，美國自知國力不濟，難以再繼續在全球承擔那麼多的責任，因此為自己的退縮尋找台階。

歐洲應明確自己的態度

這真是歷史的諷刺：在過去幾十年裏，一直是美國在告誡自己的歐洲盟國雙邊夥伴關係如何重要，如今則變成歐洲盟國不厭其煩地告訴川普政府聯盟對美國的利益何在。換而言之，原先是大哥磨破嘴皮讓小弟明白被罩着的必要，現在是小弟苦口婆心非要大哥知道繼續罩着小弟的好處。這一角色互換本身就是北大西洋關係發生危機的一種表現。

這個危機的出現歸根結底恐怕還在於美國長期把控着對西方利益的詮釋權。久而久之，華盛頓想當然地認為，自己的利益就是西方的共同利益。這在東西方衝突的歲月裏或許是如此，因為當時的國際陣營經緯分明：一方是代表資本的西方諸國，一方是代表反資本的社會主義國家。如今，國際格局已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世界上所剩的反資本國家屈指可數，大國清一色地都成了資本的朋友，只是稱呼有所不同而已。既然如此，西方陣營內部各方必然會對利益重新作出詮釋，於是，危機就出現了。

在今天的語境下，北大西洋聯盟的定義變得狹隘而陳舊：它僅僅侷限在如何制定外交和安全政策以及如何介入和干預等方面（如，民主幹涉主義、以暴易暴等），而人類正面臨着諸如氣候變化、人口增長、難民潮流、國家崩潰、特別是全球化帶來的社會和經濟不平衡等新的安全隱患。對此，北大西洋聯盟卻束手無策，提供不了具有建設性的解決辦法。

北約作為西方統領世界的一個工具的確已經過時，但新的世界秩序目前尚未形成。在這新舊交替之時，歐洲具體應該從何做起呢？筆者認為，歐洲首先要承認以下事實：在世界上發生的許多衝突中，歐美的利益未必總是一致的，但這並不等於世界末日。這時候，歐洲需要冷靜地審時度勢，明確自己的利益何在，並將其表達出來。

譬如：歐洲在非洲和中東地區均沒有能力如川普希望的那樣捲入反恐戰爭。阿拉伯人和非洲人是歐洲人的鄰居，他們的家園如果不太平，就會來歐洲避難，而不會去遙遠的美利堅。德國在自由貿易方面與中國在一個戰壕裏，美國可以挑起與中國的貿易戰，但德國和歐洲沒必要盲目跟進。

歐美之間最大的分歧點還在於川普政府支持英國和勒龐脱歐。如果歐洲內部的離心勢力問鼎政權得逞，德國做好引領歐盟並在必要時抗擊昔日盟主美國的準備了嗎？

筆者相信，北大西洋危機並非自川普開始，也不會以他而告終。把焦距對準川普一人，指望兩岸關係在他學會怎麼當美國總統或哪天被拉下馬後會改變，是一個一廂情願的危險誤區。

默克爾在“慕安會”發言中的最後一句話説的很好：“讓我們共同把這個世界變得更好，那樣我們各自也都會更好”。仔細推敲，這與習近平的“命運共同體”理念有着異曲同工之處。

默克爾能扭轉乾坤嗎？

默克爾此番訪問華盛頓可謂“虎穴之行”，兩國需要面對的問題除了上述北大西洋聯盟之外還包括貿易、貨幣、難民、氣候等領域，而且雙方的立場基本上都是針尖對麥芒。德國有媒體甚至形容兩人的會晤“水火難相容”。

儘管如此，雙方能答應彼此見面，已説明有望達成妥協和交易。譬如，在貿易方面，德國過去過分強調“財政緊縮”的必要性，導致整個歐元區內增長緩慢和失業率上揚。這次她可能會答應川普在安全、基礎設施等領域多投入，以此來刺激內需，擴大進口，減少對美貿易順差。川普則會少念“保護主義”這本經，放棄對德國產品徵收懲罰性關税的打算，或最起碼保證繼續按照世貿組織的遊戲規則行事。

在地緣政治方面，特別在對俄態度上，默克爾將努力説服川普與德國和歐洲站在一條線上，旗幟鮮明地反對外國干涉和干擾西方國家的民主選舉。川普不喜歡與伊朗達成的核交易，也並不認同巴黎氣候條約，默克爾會讓川普明白，如果推翻這些國際協議，歐洲將譁然，屆時默克爾和絕大部分歐洲國家政府將不得不與華盛頓保持距離。

川普和默克爾性格和理念上的兼容性似乎不大，因此，指望他們之間會發展某種密切的關係頗不現實。但是，為了兩國的利益和西方的未來，雙方應該會把握好這次機會，最起碼建立某種務實的的工作關係。筆者根據對默克爾行事作風的觀察和了解，相信德國總理這次最終能以柔克剛，為德國和歐洲掙回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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